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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对现实的简化描述，解释了世界的某些方面是如何运作的。它们由经验性主张、假设和因果逻辑组成。国际关系文献中的经验性主张规定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着的牢固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一个典型的主张认为，自变量A是因变量B的可能成因。例如，威胁均衡理论主张国家定期建设自身能力，以对抗具有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其中威胁主要源自对方能力和意图的结合。 [2] 另一方面，民主和平论则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 [3]
假设和由此产生的因果逻辑为经验性主张提供了解释，也就是说，它们描述了自变量如何影响因变量。假设是对决策者或他们所处环境做出的描述性陈述。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威胁均衡理论和民主和平论，都或隐或显地假设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它们的目标是生存，它们是理性行为者。除此以外，这些国家被假设是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运作的，在这个体系中，没有更高的权威凌驾于它们之上。
因果逻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并详细阐述了连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一条或多条因果机制链。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可能会采用以下形式：A导致B，因为A导致x，x导致y，y导致z，z导致B。支撑威胁均衡理论的主要因果逻辑认为，国家应该采取行动来保护本国免受强大对手的侵害，这些对手国家因为危及本国的生存而被判定为怀揣恶意，而且本国也没有可以求助的守护者。民主和平论背后有一个醒目的因果逻辑，其认为，选举和言论自由使得领导人对国内可能反对战争的选民负有责任，这反过来意味着民主国家之间彼此交战受到了制约。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国际政治是一个信息匮乏的世界。无论政策制定者是在处理危机还是在制定大战略，他们总是必须根据有限且存在缺陷的数据资料来评估形势并做出决策。他们缺乏关于其他国家在利益、意图、决心和能力方面的丰富且可靠的信息，此类匮乏不一而足。他们也不清楚本国与这些国家的互动将如何发展演变。尽管如此，他们却别无选择，只能选定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实现其目标的战略。
哲学家们已经确定了行为者借助自身的批判能力来获取周遭世界知识的两种典型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逻辑演绎。为了处理某种情况，个体做出假设（又被称作前提），然后从这些假设中推断出结论。“这是拥有如此强大力量的工具，”史蒂芬·平克写道，“使我们能够发现关于世界的新的真理……并且解决人们对于许多事物的纷纭争议。” [4] 第二种推理形式是经验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通过客观地检查相关证据来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布赖恩·拉思本的说法，这种归纳方法特别适用于“数据导向型分析”，并会提供“对世界的准确理解”。 [5]
在理解世界政治的运作和为最优地达成特定目标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方面，每一种方法以其纯粹形式而言都仅能发挥有限的效用。纯粹的逻辑只能保证：如果政策制定者对国际关系的假设前提是正确的，那么结论也会是正确的。然而，纯粹的逻辑对这些前提是否正确只字未提，这只能通过评估经验记录来进行确认。纯粹的经验主义同样站不住脚。由于政策制定者能够搜集到的有关国际体系运作的证据通常是复杂交织、模棱两可、自相矛盾、无法利用、一团乱麻的（上述情况甚至有可能全部出现），所以再多的客观性也难以揭示真相。“纯粹的经验主义是不可行的，”罗伯特·杰维斯写道，“事实本身不会给出答案。只是‘像个孩子那样坐下来面对事实’ [6] ，是不明智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 [7]
在应对不确定的国际政治世界时，理论思维是最佳的方法，虽然它绝非完美。简单地说，它结合了纯逻辑方法和纯经验方法的优点，同时规避掉它们的缺点。理论化即发展出逻辑上一致的解释，这些解释是基于经验证实的假设和对事实的检验而做出的。 [8] 普鲁士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敏锐地意识到了国际政治充满不确定性的本质，他说道：“理论无法为头脑提供解决问题的公式，也无法通过把原则作为藩篱树立在狭窄路径两侧的方式来标记唯一解决方案之所在。然而，它可以使头脑洞察大量的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然后使其自由地升华到更高的行动领域。” [9]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理论是一项只应局限于学术界的事业，与政策之间关系不大。举例来说，美国前政策制定者罗伯特·佐利克坚称：“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在特定问题上取得成果，而不是应用理论。” [10]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几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依靠理论来制定大战略和掌控危机。有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些人则没有；有些人承认了这一点，有些人则不承认；有些人明确地这么做了，有些人则并未明显这么做。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开展工作时都运用了理论。
美国国务院前官员罗杰·希尔斯曼强调了理论对于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性：“显然，所有的思考都涉及事情如何发生以及为何会发生。即使是那些轻视理论的‘实干’人士也会抱有一些假设和期望，并据此相信，当某些事情完成时，某些结果就会随之出现。这种‘理论’可以帮助问题解决者从他周围的大量事实中挑选出来那些他希望是相关的事实。” [11] 迈克尔·德施在对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的联系所做的详细分析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政策制定者）运用理论来分析形势并评估他们的方案选择。他们在做决策时依托于学术界的原始数据，不论是定量的还是历史经验性的。他们在分析和理解这些数据时也依赖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 [12]
这种关于理论与政策之间关系的争论在经济领域有着深厚的基础。经济领域有时被描述成一个“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领域。 [13] 事实上，希尔斯曼是在转述凯恩斯的著名言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加强大。实际上，这个世界很少受到思想以外的事物的支配。那些自认为完全不受任何智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都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执掌权柄的狂人奉为经典的，也只不过是多年前末流学者的思想碎片而已。” [14]
这样的例子不难找到。本雅明·阿佩尔鲍姆在《经济学家时刻》一书中描述了1969年至2008年间经济理论与美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他写道，理查德·尼克松“并不精通经济学，但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的基本参照系是凯恩斯主义。他相信政府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面临着选择，而且他知道自己想要达到什么效果”。相形之下，罗纳德·里根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的影响，以至于给一位知名记者写信说，他无法接受他“最喜欢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表示反对”的政策建议。概括而言，阿佩尔鲍姆清楚地阐明，他所论述的过去数十年间美国经济政策的演变总是受到相互竞争的理论的影响。 [15]
如同经济政策一样，美国自冷战以来的对外政策也依赖于学术界盛行的同种理论。在超级大国竞争结束、世界走向单极以后，美国采取了自由主义霸权政策。这一政策的基石是国际关系的三大自由主义理论，即自由制度主义、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和民主和平论。该政策的目标是扩大西方在冷战期间创建的国际组织的成员数，致力于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民主，美国深信这些措施将创造出一个更加安全、更为繁荣的世界。自由主义霸权的主要批评者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双方之间的政策辩论往往是用那些对立的理论传统的语言进行的。
以北约东扩为例，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政策议题之一。美国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是支持该公约组织向东扩张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北约的扩张将增强欧洲新兴民主国家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法治力量”。此外，这还将“促进和巩固民主与自由市场的价值观”，进一步促进和平。 [16]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出于现实主义的理由反对北约东扩：“我认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发端。我预计俄罗斯人将会逐步做出相当负面的反应，这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策。我认为北约扩张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么做毫无理由。没有人正对其他任何人构成威胁。” [17] 简而言之，政策制定从本质上讲是一项理论性的事业，尽管许多人并不这样认为。
政策制定者对理论的依赖不足为奇，因为这是他们处理事务的唯一可行途径。政策制定的本质是确定采用不同战略的后果。决策者在一个“如果……那么……”的逻辑不断发挥作用的世界里行事。正如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关注政策就是专注于产生预期效果的尝试。因此，政策思考就是也必须是因果关系思考。” [18] 除此以外，如前所述，他们所处的世界信息匮乏，这便意味着他们永远无法掌握所有的相关事实。他们需要从有限的信息中厘清因果关系，而这正是理论所发挥的功能。
是什么使一项理论可信？首先，我们应该强调，虽然理论是理解这个世界和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的有力工具，但即使是最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其解释力也是有限的。对于任何理论来说，总是会有与其主要主张相矛盾的案例。没有哪项理论能够解释清楚每一个相关的案例。产生这些异常现象的原因很直接：通过省略某些被认为对解释特定现象不太重要的因素，而优先考虑其他被认为更重要的因素，理论简化了极其复杂的现实。举例来说，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假定在解释战争的爆发时对繁荣的关切至关重要，而对力量均势的关切则不那么重要。同样，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时忽略了个体领导人和国内政治局势。正是这种简洁性使得理论成为政策制定者的有用指南，然而简洁性也是有代价的：当一项理论忽略掉的因素在特定情况下其实特别重要时，那么该理论就解释不了什么了。
一项理论的可信性建立在对其假设、因果逻辑和经验主张的评估之上。至于一项可信的理论是否必须依托于现实的假设，人们莫衷一是。 [19] 一些学者声称假设不必反映现实——重要的是，基于一组特定假设的理论是否能够提出有经验记录予以支撑的主张。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坚持认为，“人们将发现”最好的理论“所具备的‘假设’对现实表征的描述极其不准确，而且，总的来说，理论越重要，其假设就越不现实”。 [20] 这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一项理论的初始假设被描述错误，那么它就不太可能很好地解释世界是如何运行的。罗纳德·科斯在回应弗里德曼的主张时写道：“若要使我们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国际体系为何以那种方式运作，我们就需要在所做的假设中秉持现实主义。假设中的现实主义迫使我们分析现存的世界，而不是不存在的某种异想世界。” [21]
一项可信的理论不仅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假设之上，还必须从这些假设中推导出逻辑上一致的因果关系。 [22] 该理论必须详细地阐述一个或多个因果机制，以解释自变量如何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如果该理论要提供关于国际政治的关键方面的准确理解，那么一个令人信服的因果逻辑就必不可少。有时候，有人声称，推导出这种逻辑的最佳方式是运用形式化模型，因为数学化可以确保“卓越的清晰度和一致性” [23] 。毫无疑问，形式化能够帮助提升逻辑一致性，但这么做既非必要也并不充分。人们可以在不运用数学方法的情况下得到可靠的逻辑，数学化并不是产生清晰度和一致性的万无一失的方法。 [24]
这么说并非否认所有的因果逻辑都有漏洞和不一致性。举例来说，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两极世界中的两个主要大国将在外围地区展开激烈的竞争。然而，他也认为外围地区几乎不具备战略价值，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国究竟为什么要在那里进行竞争？ [25] 再举个自由制度主义的例子。该理论认为，国际机制是和平的力量，因为国际机制解决了国家之间的欺骗问题，而欺骗正是实现合作的严重障碍。然而，这一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相对收益，即其他国家有可能从合作中获得不成比例的好处这一事实，而这正是国际合作中的另一个主要障碍。 [26] 不过，这些逻辑缺陷仍然是瑕不掩瑜的。为此而指责上述两种理论不可信是错误的。这种不可信的论断只适用于那些因果逻辑存在严重疏忽或者矛盾的理论。
最后，一项理论要想可信还必须得到证据支持。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对理论加以判断，理论的支持者还必须给出合理的案例并证明理论得到大量证据的支持。毕竟，一项与实际案例不相符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的。莫里斯·阿莱在领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纯粹逻辑的甚至数学上的推导，如果不紧密联系现实，那么对理解现实来说依然是毫无价值的……不管是什么理论，如果得不到经验证据的证明，那么就没有科学价值，也应该被拒绝。” [27] 证据支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支持理论关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经验性主张的证据，另一种是表明构成理论因果逻辑的假设和机制反映了实际发生情况的证据。
要想确认某个特定理论是否获得足够的证据支持以具备可信性，可谓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即使是拥有最完备记录的案例，其相关证据也少得可怜并且不可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它在许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中都很醒目。一些现实主义者认为，德国决定发动那场战争，是蓄意图谋在欧洲获得霸权。其他现实主义者则声称德国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预防性战争，目的在于阻止俄国的崛起。还有一些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内政治考量可以最有效地解释柏林方面的决定，因为德国试图主宰欧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即使是在持有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当中，对于哪些国内因素导致德国发动战争也存在着分歧。 [28]
再想想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的争论，他们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民主和平论的启示。民主和平论的自由主义支持者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敌对联盟的构成与他们的理论是相符的，因为这涉及非自由主义的德国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这四个自由主义大国之间的对抗。然而，一些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德国也是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因此，自由民主制国家之间相互争斗，这与民主和平论是相悖的。 [29]
这些证据问题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是由多项可信的理论来指导的，而不是由单一理论来支配所有其他理论。 [30]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区分）严肃的思想和伪科学要困难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无法进行对照实验：社会科学中的证据总是历史证据，而历史是极其复杂的，它的教训很少是清楚明确的。” [31] 因此，我们应该要求一个适度的证据基准以确认某项理论是否跨过了可信性的门槛。应该具备实质性的证据来证实理论的经验性主张及其假设和因果逻辑，这些证据最好是通过对历史记录进行统计或过程跟踪技术处理而产生的。 [32]
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多项可信的国际政治理论。因为它们是概率性的陈述，当它们在特定情况下相互抵触时，很难将其摒弃在外不予考虑。乔纳森·克什纳对此阐释得极佳：“如果一项理论认为某种结果发生的概率是70%，这意味着该理论认为这种结果不会发生的概率是30%。所以，当观察到失败的情形时，这究竟是模型的错误缺陷导致的，还是该归因于运气不好？两种情况皆有可能——由于样本不均匀且数量极少，很难确定哪一种情况会发生。因此，相互竞争的理论并不容易筛选。” [33]
前面讨论的情况存在着一种例外。有些理论论及的是从未发生过的国际现象，因此没有证据来检验它们。譬如，大量的理论体系是关于核升级和核战争的，但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被投放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以外，核武器在战时再未被使用过。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有可能升级到核战争水平的大规模常规战争。 [34] 此外，在核时代的早期，几乎没有证据用以评估核胁迫和核威慑理论，尽管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变化。再者，在1991年“单极时刻”开启时，用以检验单极理论的证据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对理论可信性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其假设是否现实，以及其因果逻辑是否合理。
政策制定者在评估所处形势并制定战略时，运用两套可信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35] 这些理论体系起源于学术界，长期以来，它们一直主导着话语讨论，并且设法在有抱负的决策者着手制定政策之前进入他们的头脑。这些决策者获得指导理论的途径不尽相同。一些人研究相关文献。另一些人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思想，仅仅是因为任何对国际政治充满兴趣的人都无法避免这种接触。然而，抛开获得的过程不谈，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成了政策制定者的理论。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各自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理论。 [36] 之所以能够区分出这两种广泛的传统，是因为在每个标题下的理论都基于某些共同的前提。这种重合并不意味着归属于同一家族的理论具有相同的核心假设。它们也可以具备不同的因果逻辑，要么是因为彼此的假设条件不同，要么是因为做出的推论相异。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同一传统下的各种理论有时候会提出不同的经验性主张。
现实主义理论有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国际体系结构是国家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凯文·纳里兹尼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范式。每种现实主义理论都必须从说明系统性的迫切要求开始——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着手处理其他因素。” [37] 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者，在一个缺乏中央权威能够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并保护它们免受对方侵害的危险世界中，它们的首要目标是寻求生存。这种情况迫使国家严肃地对待力量均势。毕竟，它们相比对手拥有多少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保护自身和追求其他利益的能力。 [38]
虽然有着这些极其重要的相似之处，但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39]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主张，国际体系的结构激励各国竞相争夺权力，但与此同时又通过重要的方式限制了这种竞争。他们采用了两种论证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战争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防御通常比进攻更容易，而且潜在的受害者有着强大的动机来联手制衡威胁到它们的国家。然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也承认，国家有时候会表现得咄咄逼人，通过发动大规模战争来增强自身实力乃至主导国际体系。他们提出，这种行为通常是误判、主流政治秩序、军政关系和组织政治行为等因素造成的。 [40]
第二种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论证思路是，满足于维持现状的国家有时候可以相互沟通面临的现实情况，从而大大地降低相互竞争的激烈程度。然而，当倾向于维持现状的大国无法彼此通气时，它们就会像往常一样继续争夺权力。如果一个或多个国家想要改变现状，情况也会是这样。 [41]
进攻性现实主义假定国际体系促使各国进行比防御性现实主义所认为的更加激烈的竞争，因为侵略有时候会带来回报，而且国家之间无法揣测对方的利益和意图。各国认识到其他国家也许有能力和意愿来伤害乃至摧毁本国，这导致它们想尽可能多地获得权力。各国总是在寻找机会，通过军备建设、结盟或者战争来使均势发生有利于己方的转变，它们的最终目标是获得霸权。 [42]
霸权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的目标是主导国际体系，并有可能通过战争来实现或保持这一地位。然而，在国家为何想成为霸权国这个问题上，它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存在分歧。它认为国家谋求无可匹敌的权力不仅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还要追求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即以最大化本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其他利益的方式来塑造世界。 [43]
由于现实主义者非常关注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他们发展出了许多理论，专门讨论威慑、胁迫和武力在常规战事和核战争层面的运用。
关于常规威慑的成功和失败，不同的理论强调了力量平衡、巧妙的战略和攻防平衡等因素的重要性。 [44] 在核战争领域，大家争论的焦点是相互确保摧毁机制。一些理论家认为，相互确保摧毁机制是不可避免的，它为所有确保拥有二次打击能力的国家提供了充足的威慑力；另一些理论家则主张国家可以发展核反击作战能力，以便能够摆脱一个相互确保摧毁的世界，并进行作战，赢得核战争。 [45]
谈到胁迫，存在着几个关于在和平时期改变对手行为的最佳战略的思想流派。传统胁迫理论强调外交手段与武力威胁并用，以对抗对手的政权或军事资产。 [46] 核胁迫理论围绕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另一个国家的人口中心、经济基础设施或者军事力量而展开。 [47]
实际使用武力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常规层面，它可以涵盖采取地面进攻、海上封锁、两栖登陆作战或实施空中打击等行动，不一而足。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它可以是大规模的地面、海上和空中战役并举。这种多样性便意味着存在许多种可能的胜利理论。然而，专家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拥有一个提供较大成功机会的战略和执行该战略的军事力量至关重要。 [48] 关于核战争，理论家们找到了三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国家可以通过精彩的第一次核打击来消灭对方的核武库；它们可以进行打击军事力量转换，在战事升级时一直占据上风；或者它们可以有限制地使用核武器，迫使对手因害怕局势进一步升级或者可能造成毁灭而改弦易辙。 [49]
自由主义理论假定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有鉴于此，他们采取了与现实主义观点相左的立场，后者认为国际体系是国际政治的推动力。纳里兹尼写道：“（自由主义）建立在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观点之上，其认为，个体和社会群体的需求在分析上优先于政治。每一项自由主义理论都必须从具体说明社会行为者和他们的偏好着手；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处理其他因素。” [50] 虽然自由主义者承认国际体系制约国家行为，但他们坚持认为国家利益在决策过程中所占的分量更大。 [51] 这种对和平与繁荣等国家利益的强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声称，对这些利益的追求可以在国家之间形成重要的合作，这一观点与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国家间竞争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由主义传统围绕着三套理论展开。民主和平论有“规范型”和“制度型”的变体。规范型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和相同的价值观，因此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制度型学派则认为，选举产生的政府对各种反战的国内选民（包括普通民众和各色利益集团）负有责任，因此这类政府对和平充满兴趣。抛开这些分歧不谈，两种变体均解释了为何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彼此为战。 [52] 经济相互依存理论是建立在各国都非常关心本国的繁荣发展这一信念之上。尽管上述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都一致同意：对繁荣的浓厚兴趣不仅激励着各国进行合作，还促使它们避免安全竞争和战争。 [53] 自由制度主义关注的是各国建立的行为规则，其规定了国家之间应该如何进行互动。由于遵守这些规则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所以各国都强烈地倾向于遵守它们，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相互合作。 [54]
尽管三大自由主义理论主导着自由主义传统，但其他理论也将国家利益视作国家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这些另外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国家的内部特征，包括其政治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而这些特征以重要的方式定义了国家利益。当国家之间有着共同利益时，它们就更倾向于相互合作。有一套著名的理论认为，国家希望其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因此倾向于与共享这些合法化原则的其他国家合作。 [55] 另一套自由主义理论则认为，有些文化会带来和平利益。举例来说，一些人认为信奉儒家文化的国家热衷于促进正义与和谐，因此强烈地倾向于以和平方式行事。 [56]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政策制定者通常赖以理解世界并决定如何最佳地掌控世界的思想体系，除了它们以外，还有另外一种阐明国际政治运作方式的学术理论体系，即社会建构主义。 [57] 有两条线索将这一传统中的各色理论联系在一起。首先，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观念因素而非物质因素才是国家行为的关键驱动力。其次，这些因素，尤其是观念和身份，是通过社会互动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这些理论中有几个是可信的，而且政策制定者有时候会运用它们来帮助自己思考国际政治问题。但这些理论似乎很少指导他们来制定重大的战略决策或进行危机管理决策。
这份可信理论的清单虽然很长，但并不是因为在确定何为可信理论时设定了较低标准所导致的。毕竟，清单上列出的每一项理论都是从现实假设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且有着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它们已经越过了一个高标准的门槛。再者，数个世纪以来，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们一直在激烈地争论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优缺点，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不可信的理论如今应该已经被淘汰掉了。最后，还有许多关于国际关系的观点没有越过可信性的门槛，它们涵盖不可信的理论和非理论的概念，如类比和启发法。
如果一项理论犯了如下一个或多个错误，那么它就是不可信的。其一，它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需要明确的是，假设是对国际政治的某些方面的简化，因此并不需要完美地捕捉现实，但它们至少必须相当准确，才能够使一项理论可信。其二，如果一项理论的因果联系在逻辑上不一致，那么它就是不可信的。我们曾指出，小问题瑕不掩瑜：理论总会存在一些缺陷、矛盾以及含糊之处。但是，一项理论若在因果逻辑中包含了严重的矛盾，那么它就是不可信的。其三，如果理论的因果逻辑、总体主张抑或在这两方面都鲜有证据支持，那么这些理论就是不可信的。
判断一个因果逻辑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令人信服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并不存在多少争议。因此，那些逻辑不一致性比较明显的理论，很可能还未在学术界或政策圈子里崭露头角就被淘汰掉了。对一项理论的假设、因果逻辑和总体主张做出经验事实方面的判断则是另一番情形。由于历史证据稀缺且实质上并不可靠，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很容易莫衷一是。话虽如此，一些被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奉为圭臬的理论建立在明显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或者其因果逻辑抑或总体主张几乎找不到证据支持。因此，这些理论是不可信的。
少数不可信的理论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譬如，文明冲突论成立的前提是，对于世界各地的人们而言，各种文明是具有真正意义的最高层级的社会群体。因此，冲突会沿着文明的分界线发生，要么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要么发生在很大一部分人口属于敌对文明的国家内部。 [58] 然而，事实上，民族才是要求高度忠诚的最大社会群体，而不是文明。民族主义才是人类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文明主义——且不论如何称呼它。因此，很少有经验记录支持现代世界中的冲突主要由文明差异引发这一主张，这并不足为奇。 [59]
20世纪30年代，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接受了种族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如下假设，即在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生物学根源的种族等级制度。这些不可信的理论坚持认为，白人天生优于有色人种，后者被理论家描述为“野蛮人”“幼稚种族”的成员或“劣等家畜”。虽然“科学的种族歧视”背后的假设早已被否定，但政治学家们依然继续拿它来阐释殖民帝国的存在——归根结底，他们认为种族优越性带来了政治优越性。这一错误的种族主义前提也是决定如何管理殖民地和证明殖民主义是一项高尚事业的基础。 [60]
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塔利亚费罗和史蒂文·洛贝尔所描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另一项不可信的理论，虽然在这个例子中，它不可信是因为其因果逻辑的核心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一方面，里普斯曼、塔利亚费罗和洛贝尔坚持认为，对于国家而言，“在无政府的领域，生存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还主张政治考量可能会促使国家“以牺牲国际利益为代价”并追求“危及（它们的）主要安全利益”的战略来满足国内群体的利益。 [61] 换句话说，该理论认为生存同时“既是又不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纳里兹尼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使得它“乱得一团糟” [62] 。
别的理论不可信是因为它们的因果联系或总体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民主化与战争理论认为，在政治制度薄弱的新兴民主国家中，精英们既有动机也有机会来煽动民族主义狂热情绪，这使得他们的国家有可能发动战争。 [63] 然而，人们在对相关证据做了全面回顾后发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例子显示一个制度薄弱的不完全民主化国家参与外部战争，更不用说率先发动战争了”。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里，政治制度薄弱的新兴民主国家参与外部战争的例子出现了六次，但只有一场战争是由不完全民主化国家发动的。即使在那个案例——1879年智利对玻利维亚和秘鲁发动的南美太平洋战争中，人们也有理由怀疑有关智利当时政权不稳的说法。所有这些均表明：“在1816年至1992年期间，并不存在一个制度薄弱的不完全民主化国家发动战争的例子。” [64]
受众成本理论认为，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跟非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很不一样，他们特别擅长在危机中传达出自身的决心，因为他们可以公开承诺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行动，随后有义务去履行这一承诺。 [65] 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支撑受众成本理论的因果逻辑会像它被鼓吹的那般奏效。正如一位学者所总结的：“基本的发现十分简单。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受众成本机制在哪场（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也很难找出哪个案例说明这种机制发挥了很大作用。” [66] 另一项分析旨在研究“受众成本理论的最简单案例”，后来却发现“关于受众成本机制的证据是如此之少……这一理论的意义需要重新评估”。 [67] 简而言之，受众成本理论是不可信的。
强行促进民主理论假定一国可以使用军事力量来推翻非民主方式产生的领导人，并将目标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 [68] 它的论点是：既然世界各地的民众都渴望实现民主，并且暴君是唯一的拦路虎，那么一个民主国家便可以动用自身的军事力量在另一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战略取得过成功，尽管这并不是要否认国家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在国外推广民主。有几项研究显示，美国经常试图在国外推行民主，但这些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有一项重要的分析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04年，“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35次以上的干预……硕果仅存的一个例子是哥伦比亚，1989年美国决定参与该国的禁毒战争，不到10年，这里建立起一个成熟稳定的民主国家……这么做的成功率不到3%” [69] 。这番惨淡的成果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表明了强行促进民主理论是不可信的。
核胁迫理论则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使用核武器来威胁一个无核国家乃至一个拥有小型核武库的拥核国家，并迫使在武器上居于劣势的对手改变行为。 [70] 在冷战初期，人们有理由相信核胁迫也许会像它被宣扬的那般管用。然而，随着这一理论得到实证检验，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它是不可信的。对该问题进行的最全面研究确认了19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试图胁迫它们的对手，但唯一有可能被认为是成功的案例仅有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但即使在这个案例中，也很难令人信服地宣称美国使用了核威胁来胁迫苏联，更不用说它成功地实现胁迫了。 [71]
最后谈谈追随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国家面对强大且具有威胁性的对手时，通常会选择与那个国家结盟而不是制衡对方，这么做要么是因为这些国家希望消除威胁和避免遭受攻击，要么是因为它们希望在那个国家采取攻势时分享胜利的战利品。 [72] 这种观点最著名的变体也许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它由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首次公开提出，用于给美国阻止共产党接管越南南部的努力正名。根据该理论，如果一个国家沦为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邻国将迅速效仿步其后尘，很快，世界大部分地区将被共产主义浪潮吞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多米诺骨牌理论是可信的，其间美国极大地升级了保卫越南南部的义务，因为当时几乎没有证据能够判断该理论的真伪。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对多米诺骨牌理论进而对更一般的追随理论不利的证据越积越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两种理论明显地沦为均不可信之列。 [73]
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例子表明，理论的可信度具备历史偶然性。现实世界中事件的发展可以显著地改变证据基础，使可信的理论变得不可信，反之亦然。正如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提醒我们的：“古希腊天文学家阿波罗尼奥斯和喜帕恰斯仅仅运用他们可以获得的数据，就提出了行星在运行轨道上循环绕着地球旋转的理论。” [74] 他们的理论在刚提出时是可信的，但后来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变得不可信了。
虽然政策制定者是理论性动物，但他们有时候也会凭借非理论思维来制定大战略或管理危机。在这些情况下，他们行动的基础要么是数据导向型思维，要么是情感导向型思维。
数据导向型思维包括运用预期效用最大化或类比和启发法。渴望实现预期效用最大化的人会调查经验记录以期构建各种现象发生的概率，包括不同的行为者是好是坏的可能性以及特定事件发生的机会，随后，他们把自己的发现输入一个公式，计算出应该选择什么行动方案以使他们实现效用最大化。类比型思考者也观察历史记录，但他们不会研究许多案例，而是关注过去发生的少数事件，并且假定它们若是与当代事件相似，那么较早发生的事件就可以为当前的情况提供适当的行动方案。运用启发法的政策制定者以类似的方式来思考，他们有选择地借鉴过去来为自身的决策提供信息，譬如，专注于研究那些轻松浮现于脑海中的事件或者被认为与当前情况相似的事件。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指出，并没有关于“情感”的举世公认的定义，情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75] 我们的定义与大部分文献记载大体一致，即情感是一种感觉，它代表了人们对特定情况的无意识反应。学者们经常把情感划分为恐惧、愤怒、焦虑、希望、骄傲和羞耻等。这些感觉是由相应的生理或文化驱动的刺激所触发的。 [76] 这一切皆表明情感思维是非理论思维，因为它不需要有意识地和做出主动努力来理解这个世界。
尽管情感是非理论性的，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却认为，情感对于理性思维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77] 这一观点目前被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和学子们广泛接受。 [78] 正如贾尼丝·格罗斯·斯坦在对相关研究的一篇回顾总结中所写的：“我们在过去20年间所学到的是，没有情感，就没有理性。” [79] 同样，多米尼克·约翰逊也指出：“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理性决策实际上 需要 情感才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特定的情感甚至可能改进决策过程。” [80]
罗宾·马克威卡对情感在胁迫外交中发挥的作用做了详细分析，有力地支持了达马西奥的观点，即情感通常与理性携手并进。他分别研究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和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至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的思考方式，结果表明，情感并没有阻碍他们的推断力，反倒对其进行了补充。马克威卡写道，赫鲁晓夫和萨达姆的情感“塑造”并“影响”了他们的思考过程。推而广之，马克威卡指出：“情感选择理论这一术语，加上我将这种行为模式与理性选择范式进行对比的方式，可能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我将情感作为理性的对立面。事实情况肯定不是这样。我并没有把感觉和思考视作独立分开的或者对立的两个过程。” [81]
然而，有时候决策者主要是受到情感的支配而不是理论的指导。贾尼丝·格罗斯·斯坦和理查德·内德·勒博提出，在某些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变得“情绪不安”，这种心烦意乱导致他们“回避、忽视和否认会加重焦虑与恐惧感的警告”，进而导致决策失误”。 [82] 同样，菲利普·泰特洛克写道，在危机期间，“人类情感的起伏波动”会干扰“冷静的算计”，并且如影随形的压力“损害了复杂的信息处理”。他补充道，情感思维“不是冷静、理性和精于算计的，而是……自以为是、道德主义和简单化的”，会导致决策者采取冒险的战略。 [83] 同时，拉思本则声称：“我们的情感往往会破坏我们的审议职能的发挥。” [84] 乔纳森·默瑟总结了基本观点：情感“可以破坏理性，即使它对理性而言是必要的” [85] 。
然而，这些由情感充当火车头的例子是极其罕见的。那些声称政策制定者有时会受到自身情感强烈影响的学者，只举出了几个例子来佐证他们的说法，但即使是这些例子，也并不足以支持领导者容易受到情感思维影响的观念。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例，据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七月危机”爆发期间“因优柔寡断而麻木了”，因而未能就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挑衅行动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86] 人们很难找出符合这个故事的事实。在学术文献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尼古拉二世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因为压力而陷入麻木。可以肯定的是，他想避免眼前这场毁灭性的冲突，而事态一旦明朗，即德国决心开战并有可能先发制人以赢得优势，他便下令进行总动员。 [87]
也有一些例子表明，政策制定者在极端压力下被自己的情感掌控，失去了批判能力。举例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德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便在德国于1914年8月启动“史里芬计划”后不久遭受了一次精神崩溃。 [88] 在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的数日内，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似乎也变得极度沮丧和沉默寡言。 [89] 1967年6月，就在“六日战争”爆发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也同样遭受着自身情感的折磨。 [90]
然而，在这些例子中，其他决策者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他们那情绪失控的同事不会破坏政策进程：斯大林的暂时失能促使包括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内的核心下属们成立了苏联国防委员会，这是监督苏联战争行动的最高权力机构；毛奇则被解职了；拉宾被从指挥链中除名，直至他康复。
防止过度紧张的领导人影响决策进程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这使得其他政策制定者有时候会先发制人地将他们排除在外。1974年夏天，美国总统尼克松承受着“水门事件”调查造成的巨大压力，当时他的一些顾问担心他可能会情绪崩溃。国防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采取措施以确保尼克松无法绕过指挥系统而启动一项非理性的政策。 [91] 数十年以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担心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因为在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落败而情绪失控，他便与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和外国同行们保持协调，以尽量减少特朗普挑起战争的机会。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