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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制定者主要关心的是处理危机或制定大战略。危机管理是一项短期事业，它要求政策制定者解决与他国之间的严重争端。在诸多选项中，他们可以决定是去谈判解决方案，做出让步，向对方屈从，坚持立场，升级争端，抑或是诉诸战争。例如，欧洲大国在1914年“七月危机”期间选择了开战。与此相反，1938年秋，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与纳粹德国达成解决方案，结束了“慕尼黑危机”。法国在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中做出了让步，苏联在“1948年柏林危机”中也同样做出了让步。
制定大战略是一项长期努力，其间决策者谋划出“使（国家）安全的计划”。 [18] 关于大战略辩论的著名例子包括20世纪上半叶英国是选择退守奉行光荣孤立还是接受承担大陆义务，以及20世纪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初期在美国展开的关于该如何应对欧洲和亚洲大国的辩论。
政策制定者在处理危机或制定大战略时总是面临着不确定性。我们举出两个大战略决策的实例来说明其间的信息问题，它们分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欧洲的政策和在冷战后对东亚的政策。我们还给出两个危机决策的例子，分别是日本在1941年与美国陷入危机期间的思考方式和美国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思考方式。
在德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的五年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决定处理欧洲事务的最佳战略。他们必须在面临着严重信息赤字的情况下这么做，缺失的信息包括：欧洲在遭受战争破坏以后将如何发展，美国将会有哪些政策选项，以及美国实施这些政策可能产生哪些后果等。
德国，这个对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被摧毁了，在欧洲大陆腹地留下了一片权力真空。然而，该国有潜力实现重建并重返强国之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也是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大国，但它在与纳粹德国的冲突当中遭受了蹂躏。英国在经济上受到了严重损害，并且受到帝国需求的拖累。法国面临着类似的经济和帝国问题，同时也陷入了政治动荡，部分原因是那里共产党的势力强大。意大利饱受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困扰。美国自身也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孤立主义和“大萧条”在20世纪30年代深刻影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它们究竟是已经过去了，还是预示着未来也将如此，当时情况尚不明朗。使局面越发复杂的是，德国在1945年5月投降的时候，人们还无从知晓对日本的战争将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时结束。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无法得知欧洲的局势将如何演变，也不清楚德国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将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德国是保持分裂状态还是会走向统一？如果是走向统一，那么什么时候会实现统一？它会保持中立吗？如果不会，它会与哪个国家结盟？至于苏联，没有人知道它能否实现经济的全面复苏，如果能够实现，它是否仍然视美国和西欧国家为盟友，或者至少同它们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人们也无法预估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前景，难以确认两国是否会致力于维持它们的帝国，更不能预测这些决定将会对欧洲政局产生的影响。除此以外，法国和意大利的国内政治形势也前景不明，特别是考虑到两国强大的共产党将扮演的角色。
截至1948年，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苏联对西欧国家构成了威胁，进而对美国也构成了威胁。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充足可靠的数据资料来评估莫斯科方面的意图、目标和战略。这些未知因素反过来又使得他们难以评估苏联所构成的威胁的性质，并决定如何予以最佳应对。很难说清楚莫斯科方面对西欧构成的主要威胁是源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威胁，还是源于苏联军队的军事威胁。缺乏这项信息，叠加美国和西欧国家在政策选项、能力和决心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华盛顿方面制定最佳前进道路变得举步维艰。
尽管如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别无选择，必须制定出与欧洲打交道的战略，他们讨论了四种宽泛的选项。第一种是奉行孤立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把军队撤出欧洲，选择对苏联的威胁漠不关心。第二种是采取离岸制衡，该战略要求西欧国家制衡苏联，美国则离岸观望，在需要时予以援手。第三种选项是实施遏制：美国军队将驻留欧洲，华盛顿方面将带头制衡苏联。第四种是美国可以采取雄心勃勃的推回战略，寻求削弱莫斯科对东欧的控制，乃至削弱苏联本身。
美国政策制定者面对着与苏联、西欧乃至美国自身有关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在上述选项中做出最佳选择并非易事。苏联将如何应对每一项战略，分别会产生何种后果？德国的分裂状态会持续下去还是德国人会要求实现统一？如果德国继续保持分裂，联邦德国会是可靠的盟友吗？如果德国实现了统一，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美国对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又可以抱有何种期待？美国民众会支持本国对欧洲的军事承诺吗？美国经济能否维持在欧洲驻军？这些只是相关问题的冰山一角，答案绝不简单。
伴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制定应对东亚的战略。关于东亚地区的新兴政治力量、美国可能采取的战略及其将产生的后果，这些方面的重要信息均是缺失的，从而使得他们的任务变得越发复杂。
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该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均遭受了重创，但它拥有强大的核武库和东山再起重返大国地位的“原材料”，即规模庞大、技能熟练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该国也拥有核武器，却算不上一流的军事强国。日本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东亚地区遥遥领先的最富有国家，但其军事实力薄弱，严重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至于美国，它深耕东亚地区，在那里保有大规模的驻军，并为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核心盟友提供核威慑力。华盛顿还与所有的主要东亚经济体保持着深厚的联系。
东亚政局将如何演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很难搞清楚俄罗斯会否实现复苏，如果复苏了，它在军事和经济上究竟会变得多么强大。至于俄罗斯和美国以及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将如何发展，也前景不明。更难预测的是，中国能否继续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如果实现了继续增长，它会否将新获得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而且也无人知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是什么，以及中国将如何与邻国和美国打交道。至于日本，没有人知道它与华盛顿的军事和经济关系将走向何方。日本在历史上与其他东亚国家有着复杂的关系，也看不清楚它未来将如何发展。
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日本将构成美国在东亚利益的主要威胁。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些预测显然是错误的，中国更有可能崛起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思考缺乏可靠信息，这使得美国的政策精英们很难评估“中国威胁”的样貌并制定应对措施。
面对制定战略的需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三种选项。第一个选项，如果奉行孤立主义，那么美国将放弃均势政治并从东亚撤军。尽管如此，美国仍将与中国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保持着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第二个选项，奉行接触政策。这意味着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推动其政治自由化，使其进一步融入国际机制，与此同时期待中国成为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最后一个选项是奉行遏制政策。这需要美国扩充在东亚的盟友并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存在，同时力求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鉴于有关中国、日本、俄罗斯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信息匮乏，人们很难知道这三种战略中究竟哪一种对美国最为有利。中国将如何应对每一种战略？如果美国军队从东亚地区撤出，那么中国会否在该地区谋求霸权？该地区的其他大国如日本、俄罗斯等将会做出何种反应？这将会对美国产生怎样的后果？如果美国与中国接触，那么中国会成为维护国际稳定的力量，还是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决定制衡中国，这一战略会约束中国，还是会引发一场有可能导致战争的激烈安全竞赛？在这两种情况下，俄罗斯和美国的盟友们将会做出何种反应，又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很难确定哪项战略最具前景。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东亚的皇权大国。1931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开始在中国进行帝国扩张。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华北地区。三年以后，日本攫取了中南半岛北部，1941年7月又占领了中南半岛南部。当时，美国及其伙伴国家英国和荷兰禁止向日本输送石油和石油产品。鉴于日本严重依赖这些进口商品，对其实施禁运有可能会扼杀日本经济，削弱其在中国持续发动战争的能力。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他们的国家想要保持大国地位和维护日本帝国，他们必须找到办法来结束禁运。
他们有四种可能的战略来解决石油问题。第一，日本可以与美国谈判，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终止石油禁运的协议。第二，日本可以通过屈从于美国可能向日本帝国提出的任何要求来换取恢复石油供应。第三，日本可以指挥军事力量向南进攻，夺取富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 [19] 。第四，日本可以同时进攻东南亚的油田和袭击美国的珍珠港。
鉴于这些战略选项中的每一种都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很难在其间做出选择。至于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当时尚不清楚美国是否愿意谈判，更不清楚它会提出何种要求。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也无从知晓他们的美国同行会如何解读日本达成协议的意愿，以及这些讨论将会对美国后续的政策产生何种影响。
在1941年7月至12月的数月时间里，美国似乎对通过谈判来结束禁运兴味索然，日本便开始越发关注其他三个选项。这些选项都陷入自身信息匮乏的困境。譬如，很难确定向美国屈从究竟意味着什么。有证据表明美国人想要日本完全撤出中国华北地区，但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什么要求，这些随后又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存在产生何种影响，统统未知。日本也不太清楚这种屈从会对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其在东亚的外交地位产生何种影响。
类似的不确定性也笼罩着两个军事选项。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的进攻如果成功了，将打破禁运，确保获得本国迫切需要的石油以维护大国地位及日本帝国。当然，其间的危险在于，美国将会把这一举动视作宣战理由，这样一来日本将会与一个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开战。那么，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将如何做出反应，对此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既可能袖手旁观，也可能对日宣战。
日本同时袭击珍珠港和进攻荷属东印度，不仅有可能打破禁运，还有可能使华盛顿更加难以对东京方面发动战争。如果日本摧毁了美国舰队并扩大防御范围，那么美国将面临在太平洋彼岸打上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的前景。最大的未知数是美国的领导人和美国民众将会对这番前景做出何种反应。无疑，即使是在珍珠港遭遇重大挫折之后，美国也会重新集结力量并进行反击。但考虑到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弥漫，加之事实上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击败纳粹德国，因此华盛顿方面是否有决心在亚洲打上一场持久战，当时并不明朗。更进一步，如果美国人选择继续战斗，很难知道他们究竟会对日本造成有限的失败还是决定性的失败，这种失败的代价会是什么，战后清算又会是怎样的。日本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但仍能够保有帝国的大部分。
1962年10月，肯尼迪政府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政府的核心官员们一致认为，不可容忍苏联将这一举动继续进行下去。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两个战略选项。首先，他们可以尝试通过划清界限和威胁军事升级，迫使苏联撤回导弹。作为回应，莫斯科方面可能会屈服于美国的要求，或者被迫坐到谈判桌前以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其次，美国可以跳过谈判，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它可以直接轰炸导弹基地，或者在轰炸导弹基地的同时入侵古巴。
这两种选项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运用胁迫战略，美国也许会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威胁要攻击苏联导弹或征服这个岛国，这些举动将可能激化局势进一步升级。然而，很难知道运用该战略会成功还是会失败。苏联会屈服还是会选择谈判达成协议，抑或会设法突破封锁进而引发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假设苏联准备进行谈判，也很难说谈判将如何展开，尤其是考虑到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国内外的政治约束，而且莫斯科方面的决心和目标也不明朗。更进一步，如果美苏之间真的达成了一项交易，也不太清楚该和解将在未来如何影响美苏关系或者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
军事选项，即轰炸导弹基地或入侵古巴，也饱受信息不足的困扰。首先就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清楚苏联将如何做出回应。现实存在着一个关键的未知数：莫斯科方面会否通过封锁柏林来实施报复，或者更加糟糕的是，直接选择在柏林动用武力。如果冲突爆发了，美国人不清楚苏联是否会使冲突升级，也不知道这一进程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更概括地说，即在加勒比地区或欧洲的危机局势持续升级中，核武器会否被运用以及如果被运用将如何发挥威力。其中一方会威胁使用核武器，甚至率先动用核武器吗？在这两个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决心对比如何？军事力量对比又是怎样的？虽然美国在战略核力量层面占据明显的优势，但并不清楚它是否拥有出色的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这意味着它可以一举摧毁苏联的整个军火库），如果真的拥有，这又将如何影响美国的选择。要想确定苏联是否拥有可行的核选项也不容易。
显而易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大战略或管理危机时，经常面临着严重的信息赤字。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上述讨论的四个案例中，决策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远远超出我们所描述的范畴。此外，在我们今天事后追溯起来清晰明朗的事情，对当时的决策者而言也并不显见。他们无法完全把握自己面临的形势，也不清楚他们的决定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事后回顾时，有了许多额外的事实可兹参考，但学者们仍然对过去所做决定的重要方面存在分歧。有关许多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例如，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目标，罗斯福政府在1941年秋季是否考虑与日本达成双方都同意的和解方案，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是否拥有出色的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以及在21世纪初选择与中国接触的后续影响，等等。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