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所谓“不确定性是国际政治的决定性特征”究竟是何意？在研究理性的文献中，作者将行为者所面对的世界描述为确定的、有风险的或不确定的，这属于惯常做法。 ^[10] 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中，做出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都是已知的。寻求实施任何既定战略的结果都是毫无疑义的，即使需要复杂的计算和大量的信息才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所有需要的信息都是唾手可得的。然而，几乎没有人认为政策制定者或国家会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当中。

在充满风险的世界里，决策者不清楚追求某一既定战略的后果，但他们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以计算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有两种方法可以判断概率。第一种是通过逻辑推理，即弗兰克·奈特所称的“先验计算”。 ^[11] 这种方法适用于碰运气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所有潜在结果的可能性都是已知的，哪怕人们并不确切知道究竟具体哪种结果将会发生。举例来说，某人掷一个骰子，他知道掷出每个点数的概率是六分之一，但他并不知道每次掷出的结果具体是哪个点数。

在充满风险的世界中进行概率判断的第二种方法是搜集现有数据并通过统计方法来做出评估。这一过程被奈特称为“将统计数据应用于实际情况的经验方法”，这在保险业中得到了应用。 ^[12] 保险公司拥有海量数据，这使得它们能够计算各种各样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论是房屋火灾还是意外死亡。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行为者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来评估采取不同策略可能产生的后果。凯恩斯观察到，当“知识”是“不确定的”，“就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撑形成任何可以计算得出的概率”。他补充指出，当不确定性存在时，搞清楚与不同政策相关的成本和收益，或者他所称的“预期优势和劣势”所需要的信息是无法获取的。关于这些因素，“我们根本无从知晓” ^[13] 。

充满风险的世界和不确定的世界也分别被称为“小世界”和“大世界”，它们之间的区别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4] 二者分属不同的情况：对前者而言，用于制定政策的相关信息充沛且可靠；在后者的情形下，信息匮乏且不可靠。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学者认为，“小世界”和“大世界”的信息特征之间不存在有显著意义的差异。约翰·凯和默文·金指出，这种思想在经济学界颇为盛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忽略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的历史性差异，并将概率应用于我们对未来情况并不完全掌握时的每一种情形下。” ^[15] 如此一来，经济学家们便错误地将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混为一谈。

国际关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发生。政策制定者无法就所面临的问题获得足够的信息，他们能够获取的相关数据也并不总是真实可靠的。克劳塞维茨在谈到战争这一最极端的国际政治形式时提出了这些观点。由于“所有信息和假设都是值得怀疑的”，他写道，“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领域，在战争中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因素，有四分之三都笼罩在深深浅浅的不确定性迷雾之中”。 ^[16]

政策制定者在谋划大战略或掌控危机时，在大多数重要因素上都面临着严重的信息赤字。他们越是远眺未来，信息缺口就越大。政策制定者可能无法掌握的优质资料包括，本国民众的决心究竟怎样，或者本国武器装备和作战部队将在战争中如何表现。当评估其他国家时，包括友国和敌国，也存在着额外的不确定性因素。估量其他国家的军事资产、目标、意图和战略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经常隐瞒或有意错误传达它们的能力和想法时。 ^[17] 综上所述，这些信息赤字意味着，决策者必然对本国与他国的互动将如何展开以及会产生何种结果知之甚少。使这些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不可预见的因素有时候会影响深远地塑造事件进程。 Mc0ynRvCiuWD2V3kKhv3tmOoYx3+4zpDWKNUEiUVPAS9vS71zaBixJERCPrdz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