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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考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理性时，考虑“战略理性”这个术语对政策制定者和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至关重要。在此重申，战略理性事关在追求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去理解世界进而掌控世界。
个体理性是一种心理属性。说一个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就是对他或她的思维过程做出陈述。赫伯特·西蒙曾经观察到，理性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思考的产物”，这意味着对个体理性的任何评估“都必须考虑…… 过程理性 ，即用来选择行动的 过程 具备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由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局限性决定” [1] 。德布拉·萨茨和约翰·费里约翰称之为理性的“ 内在主义解释 ”，他们指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认为偏好和信念等心理实体与选择有着因果关系，因为它是一个主体做出选择的原因” [2] 。
个体运用他们的批判能力有着两个主要目的：一是理解世界，二是在面临特定问题时决定该怎么做。 [3] 为了理解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并搞清楚为何如此运行，理性的个体致力于找到发挥作用的驱动力，并把握住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们会考虑自身可以获取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具体来说，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理性人士们明白，国际政治是一个社会世界因而也是信息匮乏的世界。
这种关于个体理性的观点并不是特别富有争议，它试图理解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根据斯蒂芬·卡尔博格对马克斯·韦伯理论的解释：“对所有类型的理性而言，有意识地努力去把握现实这一心理过程是共同的，不论它们的具体内容有多么五花八门……对韦伯来说，所有这些过程都系统地面对社会现实中不断涌现的具体情况、互不关联的大事要事和时而发生的意外情形。就把握现实而言，心理过程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把特定感知排列为可理解的和‘有意义的’规律性事物来摆脱特定感知。” [4]
当特定问题出现时，个体理性关乎决定如何前进。正如戴维·莱克和罗伯特·鲍威尔所言，“（理性的）行为者会做出有目的性的选择……（他们）尽其所能选择最能够满足他们主观定义的目标的策略” [5] 。更具体地说，理性的个体会考虑他们身处的世界，并选择他们认为能够解决当前情况的最佳政策。在国际政治中，这意味着采用一种将不确定性纳入考虑的决策过程。
在做选择时，理性的个体会关注信息。为了决定该做什么，他们搜集和分析所有可以获取的信息。接下来，在选择了一个策略之后，如果他们知晓了新的重要事实，他们乐于改变想法。布赖恩·拉思本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理性思考需要运用积极的方法来搜集信息。这个过程是持续进行的，它不会在确认了某个特定的结论后结束。因此，理性思考在本质上是思想开明的。理性的思考者从来不会在新的证据面前闭目塞听。这样的人总是愿意重新考虑自身的观点，即使他或她对以前的结论感到满意。随着搜集到更多的数据资料，不完整的信息变得更加完整，这一过程被理性主义者称为‘更新’。” [6]
当人们讨论世界政治中的集体理性时，重要的是注意到：一个国家的行政部门可以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而不是这个国家本身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相应地，一个国家的领导小组由数位官员组成，他们集体行动来制定国家政策，这些人通常包括政府首脑加上为数不多的部长和顾问。正如西德尼·维巴所观察到的，“不言而喻，国际体系中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个体的行为。然而，透过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并不足以充分地理解国际关系，这同样属实。国际体系的模式通常是跟更大型的单位打交道，即把民族国家作为主要行为者来对待” [7] 。因此，一个国家是否理性取决于将个体政策制定者的观点转化为最终决策的意见汇集过程。 [8]
一个理性的意见汇集过程包含两个维度。首先，它具备一个程序，该程序确保对所有可能的战略选项进行系统性评估。由于国家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运作，因此政策制定者通常不太清楚处理特定问题的最佳政策究竟是什么。理性的解决办法是保证有条不紊地考虑所有选项。不同决策者持有的所有观点都被明摆出来，由房间中的一小群人展开辩论，这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市场。斯坦利·因格贝尔谈及据说在更广泛的社会中运作的思想市场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这一理论假定了一个激烈的辩论过程，如果做到了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将通向发现真理，或者至少对社会问题产生最佳观点或解决方案。公众思想交流的质量经由市场的促进而得到提升，这会抬高政府治理的质量。” [9] 其次，它具备另一个程序，该程序用于选择摆到桌面上的政策选项。无法确立一个指导性战略的国家是非理性的。因此，理性的国家具备做出这种决策的机制。
简而言之，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理性是指政策制定者和国家都认识到自身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运作。当面对特定问题时，理性的政策制定者会理解这个世界，从而决定最佳的前进方式；理性的国家则会评估它们的所有可用战略，并决定选择运用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