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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思想家梁启超最早从进化论视角提及“乡族”概念：中国人重视身家界、乡族界远甚于国界，“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而“竞争者文明之母也”，应“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言博爱者，杀其一身之私以爱一家可也，杀其一家之私以爱一乡族可也，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之私以爱一国可也”。
只有乡族或部民的意识而无国民思想，正是中国一直无法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走向有机团结的病症。而“乡族主义（泛家族主义）”视野自有其历史心性积淀使然，自然不利于现当代民族国家政治神学的塑造。
傅衣凌在讨论传统社会“既早熟而又未成熟”的结构形态时，则基于共同体范畴提出“乡族论”：因不同时段大批南迁移居的关系，南方一村一姓或一村多姓都是聚落常态，“他们构成相当牢固的自足自给的乡族组织”，“乡族关系成为他们结合的纽带，具有支配一切的绝对权力”
，“这种由血缘=族扩大到地缘=乡的结合，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日本学者称之为共同体，我则名之为乡族势力，他们或以祠堂，或以神庙，或以某种社团为中心联结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势力”。
不论内陆还是沿海，乡（村）不再仅仅是一族的乡（村），族不再仅仅是一乡（村）的族。所谓乡族不仅包括乡族同构、一乡（村）一族的单向体，还包括跨家族、跨村落的联合体。
站在社会总体史视角来讨论风水术数与乡族社会的互动过程，我们必须追问一个核心问题：一般性的风水知识、观念如何“内化”为一种社会记忆形式，从而深刻影响地方社会秩序构建和乡族共同体（家族组织、乡族组织）的发展？风水术数在参与编织“乡族网络”及培育“乡族意识”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么样的文化象征力量？或者说，风水术数究竟在乡族社会结构变迁中提供了哪些具有高度共享性的“文化共相”？
本章将指出，风水信仰、习俗与地域社会的生态压力、生存资源竞争以及入闽移民的文化传统，均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只有将它置于移民拓殖进程的语境下来考察，才能审视风水信仰的社会存在方式及其文化整合功能，以及风水习俗与地域社会文化交融的意义。风水知识—实践体系深刻左右了乡族社会的发展史观或命运史观，并参与刺激了乡族社会自我整合的力量。其中家族或宗族的文化记忆主要是通过祠堂、坟墓风水乃至地域崇拜等空间化媒介来完成的。乡族社会自我形象的形塑和身份归属感，离不开来自“冷传统”的精神力量——风水动力——的加持。风水术数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技术和可操控的文化象征体系，一直是乡族社会借以维护宗法制度和强化自我文化意义的符号。有关风水的神秘力量直接影响家族乃至地域兴衰成败命运的集体感知，早已内在化为一种地方性的历史观念和格式化的思维模式，甚至成为乡族社会日常生活所流行的神话叙事。而风水动力所参与刺激的移居异乡和“迁流”海外的浪潮，亦使得乡族社会的文化基因构成，一定程度上带有开放性和世界性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