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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属于企业国际化的一部分。中国企业早期采用的是一种“内向国际化”策略，主要包括“三来一补”、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和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活动。这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企业出海的1.0阶段。
在中国，“内向国际化”的一种典型模式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它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对外经济合作形式，具体指的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根据香港地方志中心的资料，1978年8月，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与东莞二轻工业局携手合作，共同创办了东莞太平手袋厂。在这个合作中，香港方面负责进口设备、原材料和来样，还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而内地则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力。同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获得了编号为“粤字001”的牌照，从而成为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开工，意味着“三来一补”模式的正式诞生，并迅速在珠三角乃至全国推开。
在《珠江模式的再认识》一文中，中国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三来一补”模式，也被形象地称为“借船出海”，使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得以融入全球的分工体系。尽管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主要承担的是代工生产环节，产品需要经过漫长的流通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掌握定价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模式使中国能够更深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接下来闪亮登场的是与“三来一补”相关的OEM。这种代工生产模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让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尤其在服装、鞋帽、箱包、3C数码等消费品领域。
申洲国际，是中国最早的代工厂之一。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申洲国际接受并超额完成了来自优衣库的大订单，从此声誉大振。随后，它先后成为优衣库、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的代工厂。在其2005年的IPO（首次公开发行）公告中，申洲国际宣布已经发展出了一种纵向一体化的针织服装业务模式，将纺织业务的各个环节，包括面料的织造、染整、印绣服务，以及针织服装产品的裁剪和缝纫等生产工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流程，从而形成其竞争优势。
OEM是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趋势下企业的一种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资源合理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全球制造业经历了从欧美日到新加坡、韩国，再到中国的120年迁移历程。截至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为30%，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中国为全球企业提供OEM服务和生产基地。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地相似。“三来一补”和OEM，是深圳等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第一桶金的主要来源。而在今天的越南——中国企业出海的热门地，你会见到一辆辆小型踏板摩托车如飞鱼般穿梭而过，从工厂车间里出来的打工者成群结队，熙熙攘攘，这景象像极了当年的东莞。
接下来的重头戏则是吸引外商投资。根据《中国吸收外资四十年（1979—2018）》，从1983年的9.2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 383.1亿美元，中国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近150倍，年均增幅达到15.4%。1979—2018年，中国累计设立了96.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使用的外资达到了2.1万亿美元。我们不妨参考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19》所给出的1979—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情况（见图1-3）。
图1-3 1979—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19》，商务部。
从1979年到2018年，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5%。尽管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不足全国企业总数的3%，但它们创造了约50%的进出口总额、25%以上的工业产值、约20%的税收和约10%的城镇就业岗位。不仅如此，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在上下游的布局，还间接创造了与其配套的加工、服务等方面的就业岗位。
在这样的“内向国际化”阶段，除了提供资本，外商投资企业还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经验，以及世界级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也正是“内向国际化”所展现的示范效应、上下游联系、雇员流动、竞争加剧等溢出机制。与多数发达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不同的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所拥有的庞大国内市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是先“引进来”，再“走出去”。这种国际化路径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外国企业的进入会推动本国企业向外发展。
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我们提出，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进行投资时，与中国企业之间往往会形成共生、竞争和合作三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共生关系中，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互补；竞争关系中，双方在同一市场争夺份额；合作关系中，双方通过合资、联盟等方式共同开拓市场，实现资源共享。
正是在出海1.0这一阶段，中国企业通过不断引进外资和外国生产线，不断消化吸收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的自我提升，培养了一批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全方位提升了企业竞争力……1.0阶段“内向国际化”所产生的这些红利，奠定了中国制造业的坚实基础，让中国企业从最初的“引进来”开始尝试“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