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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读者现在可能已经确信契约主义方法具有内在一致性，但仍然会对有人想以这种方式思考规范性经济问题感到惊讶。在他们看来，家长主义可能超越了契约主义分析的界限，但这不仅仅是家长主义缺陷的表现。我将在本章最后一小节证明，如果人们想以某种方式看待世界，那么契约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方式。
桑斯坦和塞勒在《助推》中专门讨论了退休储蓄问题。这一章的内容总结为最后一段：
为退休储蓄是人类（与理想中的理性主体形成对比）很不情愿去做的一件事，但他们必须解决这个复杂的数学问题，才能知道每个月需要缴存多少钱，然后他们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极强的意志力将养老保险计划执行下去。这一过程为助推提供了广泛的施展空间。特别是人们面临一生只有一次的决策环境时，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Thaler and Sunstein，2008，第117页）
注意最后一句话。桑斯坦和塞勒告诉读者，“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这里的“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我们”应该做的是设计选择方案并加以实施，助推个人为退休进行更多储蓄。因此，“我们”大概是指政府部长、立法者、监管者、人力资源总监以及他们各自的助理和顾问。“他们”是指应该进行储蓄的人。作为一名设计职业养老金计划方面的专家，塞勒当然有权将自己归类为“我们”之一。但读者的情况又如何呢？读者中很少有人能够设计储蓄计划，但几乎所有人都将面临或已经面临退休储蓄的问题。从读者的角度看，桑斯坦和塞勒的结论可以更自然地表达为：他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桑斯坦和塞勒是从内部人的角度分析公共决策过程的：他们在著作中把自己假想为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或经济决策者，或者这些决策者信赖的顾问。同时他们还让读者将自己也想象为内部人，也就是说，读者是控制助推的人，而不是被助推的人。
我认为仁慈的独裁者模型对那些在上述意义上将自己想象成内部人的人具有吸引力。通过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合适的内部人角色，你就能够忽略以下两方面之间存在的所有现实障碍：一方面是（你认为的）关于如何改善他人福利的好主意，另一方面是将这个好主意付诸实施的公共决策。如果你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你就可以想象为决策者提供建议，他与你一样相信经济学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准确找到像你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你不必问真正的决策者是否愿意接受你的建议。你也不必询问其他人关于如何提高你自身福利的想法是否会被实施，对于这些想法，其他人认为是好的，而你可能认为是不好的。
公共推理模型对那些在另一种意义上将自己想象成内部人的人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该模型设想一种公共讨论的情形，其中每个参与者都提出合理的论证以支持他对整体利益的判断，并且所有人都努力就这些论证的有效性和影响力达成一致。如果你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那么你在推理论证方面具备专业知识。你可以想象自己在公共讨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提出具有哲学价值的观点，进而使自己占据上风。很容易忘记的一点是，基于其他人认为合理但你不相信的理由，他们的论证可能更有说服力。
相比之下，对于那些持局外人的政治观点的人而言，契约主义模型更具吸引力，这些人将公共决策者视为代理人，将他们自己视为委托人。我心目中的那种人并不会认为他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公共决策或公共辩论之外，他更有可能说，他需要利用自己的时间做更重要的事情。他不会声称自己在经济学或政治学方面具有特殊知识，并且愿意将公共决策的日常细节交给那些做公共决策的人，就像他愿意将中央供热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交给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一样。但是，当公共决策者处理他的事务时，他希望他们以他的利益行事，恰如他心目中的公共决策者。他不希望决策者成为自己的监护人。
这种对政治的思考方式体现在一个传统的英国旅馆标志中，即“四全假日酒店”（Four Alls）的标志。该标志用盾形纹章刻画了四个人物：第一个是一个国王，下面写着“我统治所有人”；第二个是一名士兵，下面写着“我为所有人而战”；第三个是一位牧师，下面写着“我为所有人祈祷”；第四个是一位农民，下面写着“我为所有人买单”。该标志表达了农民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我认为，农民承认他从政府、军队和教会活动中获得的价值。他并不假装自己拥有从事那些活动所需的技能，也没有特别的愿望去从事那些活动。农民有自己的技能，这些技能至少与其他技能具有同样的价值。但他希望国王、士兵和牧师记住，是农民缴纳的税款为他们支付了工资。他不会遵从国王等人，因为他是这些人的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