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卡拉瓦乔
无知即无畏

当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为了素描和色彩暗暗较劲的时候，在罗马，一种新的艺术潮流超越了这对矛盾。

前面讲到了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间的竞争。文艺复兴时，意大利其他主要的城邦都产生过重要的艺术家，比如那不勒斯、乌尔比诺、米兰、费拉拉、曼托瓦。它们可能不像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那样出现成员众多、传承有序的艺术家群体，但每个城邦在统治者的赞助下，都有极富魅力的艺术作品。当然，最最重要的，影响力在这些邦国之上，能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并肩，甚至后来居上的，是罗马。

教皇一直是艺术的最大赞助人，有足够的财富和权势招揽最具名望的艺术家，比如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加上兼具宗教和世俗权力的显赫家族（法尔内塞、波尔盖赛、巴贝里尼和潘菲利）的赞助，罗马一直是艺术家的理想国。到1600年前后，出于遏止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影响、重树教廷权威的目的，“为上帝和教会增添更大的荣耀”，罗马对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巴洛克艺术最早产生于意大利，无疑就与此有关。可以说，巴洛克艺术虽不是宗教发明的，但教会是它最强有力的支柱。

这种要求期待着一个天才横空出世。1600年时的天才，就是 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没有显赫的师承（他的老师据称是提香的学生，米兰画家西蒙·彼得扎诺），也没有家学渊源，就是小地方来的一个年轻人，自己去罗马闯荡。我们可以看看来到罗马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是成名后被召唤，拉斐尔是老乡的大力举荐，都是有门路的，卡拉瓦乔则是赤手空拳自己打拼。他的生活一开始很不容易，经常衣食无着，辗转于各个画室帮工，主要是给当时风头正健的朱塞佩·切萨里（Giuseppe Cesari）帮忙。但他很机敏，留意罗马艺术的风向，投其所好。当然，令他脱颖而出的，还有他在同时代画家之中极其罕见的自然主义态度以及第一流的细节刻画能力。他的《老千》被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尔蒙特（Francesco Maria del Monte）收藏，使他一跃成为权贵的门客。

这幅画并不大，可能是平时的习作，也可能是为了挣点零花钱而画的。浅色的背景前，一篮子水果放在台面上。水平的视点、剪影一样的深色叶子、完全平涂的背景，有意识地挤压了空间，好像要提醒我们这只是画在平面上的一些形状。但当我们把目光移到下方，看到水果投下的阴影时，我们会反应过来：这原来是三维的空间。再看水果，一颗颗画得饱满极了，左下方那串葡萄在果篮上映出了反光，如果再仔细一些，还能看到葡萄和叶片上挂满了水珠。

这是少年人明目张胆的炫技。

卡拉瓦乔第一次承担大项目，就用了颠覆性的手法，大胆用光来分割画面，架构叙事。左侧的一群人中，一人抬手指向自己胸口，这是圣马太。“是我吗？”他问。他右手边两人还在数着桌上的银币，另外两人和他一起看向光线的方向，这时，我们才会看到一只伸出的手，一张清瘦的侧脸，以及头上的光环。

这画现在仍挂在教堂里。光线几乎与画中一致，从侧上方射入，真会令人有种置身现场的错觉。目睹这非常安静、非常神圣的一瞬间，足以让你相信下一秒圣马太就会站起来，义无反顾地跟着耶稣走。

借助于德尔蒙特的影响力，1599—1601年间，卡拉瓦乔获得了两个教堂的订件，分别是圣王路易堂的 《圣马太蒙召》 《圣马太与天使》《圣马太殉教》，人民圣母圣殿（Basilica of Santa Maria del Popolo）的《圣保罗皈依》《圣彼得被钉上十字架》，并大获成功。除了将熟悉的罗马市井生活真实无遗地搬到画上，他也体现了一个成熟画家对经典的转化能力，比如《圣马太蒙召》中耶稣的手势借鉴了米开朗琪罗《创世记》里上帝的手势，《圣马太与天使》中，两人的动作分别来自古希腊的雕塑和瓶画。

卡拉瓦乔成了大红人，跨国艺术明星。当时罗马的画家，不管意大利的还是外国的，都来看画，被他的新风格震撼了。于是，随着这些人的返乡和归国，卡拉瓦乔的风格席卷了欧洲。我们看艺术史，会发现法国学他的有拉图尔，荷兰学他的有伦勃朗，西班牙学他的有里维拉。他的风格，从画面上看主要有两个特点：一、自然主义的描绘技巧；二、强烈的明暗效果——尤其后一点，成为“卡拉瓦乔风格”的典型特征。

卡拉瓦乔的风格如此流行，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名望和财富。为什么呢？因为卡拉瓦乔太能折腾。除了画画，他的业余时间都在骂人、打架、杀人、流亡——切利尼也是折腾的一把好手，但他比卡拉瓦乔高明，不但懂得攀附权贵，经营关系，还知道写自传美化自己的暴力和丑闻。卡拉瓦乔文化水平不高，今天我们知道他的斑斑恶行都是来自当时的庭审记录。

卡拉瓦乔最知名的一次纠纷，发生于他和一个叫 巴廖内 的画家之间。1599年，巴廖内的风格还属于矫饰主义，第二年见到了卡拉瓦乔的明暗法后立刻转型，画了 《神圣的爱与世俗的爱》 。这桩公案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巴廖内的雇主要求他模仿卡拉瓦乔。不管怎样，卡拉瓦乔被惹火了，他叫上自己的一伙兄弟，在罗马大街小巷里贴满打油诗，用污言秽语辱骂、嘲笑巴廖内。结果卡拉瓦乔被告上法庭，因诽谤罪被拘押了两周。

我们回到卡拉瓦乔的绘画上来。卡拉瓦乔出身下层，没有任何美学、身份、阶级之类的顾虑，完全是凭着本能创作。所以，他才能从素描和色彩这样的概念中跳出来，完全地刷新绘画。毫无疑问，卡拉瓦乔的disegno是极其卓越的，在塑造能力方面，他的画笔将解剖学或理念中的人体变成一具确有所指的身体，让我们相信历史上确有这么一具健美却又微不足道的肉体，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法国学院的大师们（博纳、莫洛、布格罗），倚仗着摄影术的加持一举超越。在设计方面，他为教堂所作的大画改变了拉斐尔的构图方式，为巴洛克定了基调，和丁托列托殊途同归。卡拉瓦乔并没有机会借鉴后者，这完全出自他的天赋。按照学院的，或者说瓦萨里的要求，他的绘画方法并不正规，因为卡拉瓦乔对模特写生时，直接用笔杆在画布上划痕迹打底稿。他没有一张素描留下来，不知他是完全不画呢，还是全部毁掉了。按道理，以他的影响力，如果当时有素描稿，多少会流传一两幅下来，要知道米开朗琪罗对素描底稿一贯秘不示人，几乎是完成正稿后立刻销毁，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的素描。因此卡拉瓦乔更可能是从不画素描。

这是一幅叙事性写生。加上翅膀和手中的羽箭，男孩变成了丘比特。地上散落着人类文明的种种努力：乐谱、小提琴和鲁特琴代表音乐，圆规和角尺代表数学，月桂枝、鹅毛笔和手稿代表文学，铠甲代表武功——都在爱的脚下了。

明暗的强烈对比下，每一件物体的质感都得到了加强。

卡拉瓦乔的画被银行家、大收藏家朱斯蒂尼亚尼（Vincenzo Giustiniani）收藏。此人的哥哥是枢机主教，显然对弟弟的趣味不满，于是他委托了巴廖内重新就此主题进行创作。巴廖内画了代表神圣的爱的天使，凛然降下，将象征世俗之爱的丘比特与左侧的魔鬼分开。不知是出于赞助人的授意，还是巴廖内的主动，也难以分清出于后者的敬意还是挑衅，总之，巴廖内用了卡拉瓦乔的明暗法。

我们无须参与他们的纠纷，只看画。谁的更好？一眼便知。

至于色彩，他的色彩观就是真实。写生式的创作手法，让他不夸张色彩，而是实事求是。他不按照学院的要求画素描，绝不是将色彩放在第一位；以我的揣测，一个自然主义的艺术家，一个感性至上的糙汉子，怎么能理解两者的分离？既然我们眼睛所见同时既包含素描又包含色彩的信息，为何还要将其分开，并且分出主次呢？

今天我们通常把卡拉瓦乔视为巴洛克风格的第一人。可以说，卡拉瓦乔的创新为巴洛克艺术打开了一扇大门。不过，既然这种风格影响如此深远，为何卡拉瓦乔在意大利本土的影响反倒不大，在学院艺术的体系中也看不到他的直接影响呢？

首先，自然主义在他的大型宗教绘画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巴洛克的效果，巴洛克的享乐主义被下层民众的景观削弱了。所以，在震撼观众的同时，卡拉瓦乔也遭到很多人的抵制。比如《圣马太与天使》有两个版本，其中第一版把圣徒画成一个秃头农民，肮脏笨拙，天使的态度又过于亲昵，因此被拒绝，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版。 《圣保罗的皈依》 也遭到质疑：

“为什么你把马画在正中间，圣保罗却在地上？”“自有我的道理！”“那匹马是上帝吗？”“不是，但它站在上帝的光芒下！”

第二点，则是评判画家的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十七世纪最重要的第一本艺术史著作《活跃于1572—1642年间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生平》（ The Lives of Painters, Sculptors, Architects and Engravers, Active from 1572–1642 ），你道作者是谁？正是卡拉瓦乔的死对头巴廖内。巴廖内远比卡拉瓦乔长寿，他拥有官方授予的骑士勋位，一直是罗马圣路加学院的成员，并且三度出任院长。

更重要的是，“十七世纪的瓦萨里”焦万·贝洛里（Giovan Bellori）在1672年出版的《现代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记》（ The Lives of the Modern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 ）里，也对卡拉瓦乔的绘画提出批评，将他当作反例。贝洛里最推崇的画家是普桑，后者极度强调秩序和素描，所以卡拉瓦乔在学院中的命运，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有人（意大利艺术史家罗伯托·隆吉）为卡拉瓦乔平反：

没有他就没有里贝拉、维米尔、拉图尔和伦勃朗。没有他，德拉克洛瓦、库尔贝和马奈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