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五百年来，西方绘画出现了最丰富的面貌、最清晰的线索、最典型的风格，梅花间竹，异彩纷呈。为了解读这些作品，学者们写了各种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画种史，加上对画家个案和流派的研究，使人们看画有了工具和方法。

画家看画，又不相同。看，原本就是最重要的学习过程，从小时学画，看老师示范，一直到看陈丹青老师画画，不知看了多少张。有时似懂非懂，有时柳暗花明，有时醍醐灌顶，个中滋味，不可尽说。博物馆中看到的画，已是一张永无可能再现过程的死物，但凭着多年的经验和知识，画家仍可大致重建，推导流程。如何构图，如何造型，怎样调色，如何以笔触呈现最后的表面——窥探画面的秘密仿若自己暂时独占面前的经典，这是每位画家的痴望与贪婪，也得益于我从博士阶段开始认真接触艺术史后培养出的一种理性，使我能从经典名作带来的震撼中平静下来，祛除因艺术史一再讲述，并在不断复制和传播中层层叠加的光环，回归于物质和技术的基本层面。

高中时代，我迷恋印象派的光影，尤其是莫奈。几个暑假中，我用水粉尝试画出他闪动的彩色光斑，终究不得要领。大学时眼界开了，趣味向上追溯到卡拉瓦乔，到荷尔拜因，再到伦勃朗，现在想来也是全凭机缘，关键看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中陈列了哪些印刷精美的画册。我们的视觉经验何其匮乏啊，以至于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引进大展，不管是印象派、巴尔蒂斯、巴巴还是列维坦，都形同饕餮盛宴。

有了更多看画的机会后，便开始谈画。自那时起，我发现语言是语言，画是画，二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距离。每个人的描述，都不免主观，赢得一个人的同意，就可能遭到另一个人的批评。何况许多时候我们谈论的对象其实是绘画的复制品，不等同于绘画本身，但我仍然痴迷于同行的一语中的。我有位师兄叫姚宏儒，论画率直鲁莽，像丹青老师常说的“直见性命”，我读了许多书后，还是忘不掉。他的话能勾起一个画家的瘾，让人垂涎，让人顿觉手痒。我读画谈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既是受他影响，也是绘画的魅力使然。画家对绘画语言的体察，或许在进入学者的图像阐释和史论梳理之前，可以稍微延长我们视觉的愉悦。

画家看画，还能如何？不妨离开具体的作品，走进生产者的内部视角。为什么风格悬殊、差别巨大的绘画面貌，仍然有一种恒定的价值？如果我们承认绘画作为手工技术的一面，那么这种技术何以产生？如何传承？是谁，又是怎样设定了技术标准？这连串的问题虽然未必能从画家那里获得答案，却实实在在指向每位画家的习画经验。我们和前辈来自各色名目的技术训练场所，从古代的工作室、作坊和行会，到今天的兴趣班、考前班、私人画室、美术中学，踞于最顶端的，当然就是美术学院。

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五百年，恰好也是美术学院出现、发展、成熟、变异的五百年。要真正理解五百年来的好画，就有必要将它们放在学院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即便是现代艺术出现后，美术学院和学院绘画备受攻击时，毕加索仍然替学院辩护，大致意思是，如果没有学院绘画，现代艺术就连攻击的目标都没有了。如果把美术史看作一场漫长的竞技，很长的时间内，学院同时扮演着教练员、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角色。面对一幅画作，大家除了“这幅画画了什么”的疑问之外，还会有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画？谁要你这样画？为什么能这样画？了解学院，同样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般我们会说，艺术没有进化论意义的好与坏，今天的人不见得比十九世纪的人画得更好，十九世纪的人会崇拜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想要复兴的是更古老的希腊和罗马。但是对学院来说，进化从未停止，越往后，肯定越完善，越科学，越极端，也越僵化。美术学院，既成为一种技术教育的垄断机构，也成为一种权力体系，学院的进化与艺术的发展之间形成的张力，越到晚近，越显示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横向地看，欧洲范围内的美术学院，折射出某时某地某国的文化政策，代表着一种文化软实力，根本上是其综合国力的体现。学院的成长和发展，能够展现出艺术风格相互影响、彼此渗透、此消彼长的过程。艺术的中心也因此逐渐迁移，最开始是尼德兰、意大利，然后到法国、德国，本书中扼要回顾了这一过程，将绘画史变成一个连贯的有机整体。我们去看待某个艺术家和某件作品的时候，更容易借此找到坐标，了解它的前后关系。

我试着加入有趣的故事来令讲述变得更轻松。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想与更多的爱好者朋友分享看画的一点经验和读过的一点书。热爱艺术是种幸福，分享热爱同样幸福，希望它一方面能把大家引向博物馆和各种展览，另一方面，它会带着我们的好奇心去形形色色的艺术史书籍中寻找答案。

2024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