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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旧脏乱的路面让我想起孩提时的亚拉巴马。第二天，正如我所愿，我们找到了一个曾在宝马工作过的维修工，那时南斯拉夫的警察都骑宝马摩托车。在他房后的临时工棚内，我告诉他所要做的就是让塔碧莎的摩托车能重新运转。他甚至在垃圾箱中找到了一个本田的旧尾灯，我们同意装上它，现在我们不可能安上原装的灯。他把行李架焊了起来。我们本来带着备用的火花塞，但是翻遍了所有的物品也找不到，可能在车子摔下峡谷的时候丢了。车子损伤最厉害的是整流罩。
维修工告诉我们：“5点钟回来。”
塔碧莎去医院检查完后，我们充分利用余下来的时间，增补了一些丢失的东西，并游览了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日益衰败，显得破落、沉闷、昏暗。这座城市从未有过高度繁荣的时期，但还是有些杰出的老式建筑。历史上，贝尔格莱德在不同帝国的统治下大都是省级中心城市。但是它看起来更像美国的查塔努加，而不是亚特兰大或者匹兹堡。这里日益破落，很多建筑都是单调、方整、灰色的盒子状，没有线条，没有装饰，也没有想象力。
我们晚上美美地睡了一觉，在第二天早上5点起床向土耳其驶去。经过了几个晚上的休息和一天的放松，加上塔碧莎的自负，她决定骑车了。但是我发誓要放慢进程。
尽管这个国家单调灰暗，但是骑摩托车置身其中还是很有乐趣的。骑在车上，微风拂面，欣赏着乡间的风景，很是让人兴奋。路上没有多少停靠点，也没有太多惊奇，但是我们欣赏、感知、体验着田野、道路和空气，这种方式是乘坐飞机、火车乃至汽车都无法感受到的。
这次我让塔碧莎带路来决定速度，我们配合得很愉快。我很高兴我们只耽误了一天时间，因为我在大脑里已经勾勒出行程，推想过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前考虑了这些情况。
考虑到中国的轮渡系统、西伯利亚的轮渡系统和冬天的因素，我们必须设定时限。我最初把这次旅行设定为两年期的夏季旅行，打算以稳定的速度行进，并在恰当的时候在南北半球之间转换，这样我推算，在整个旅程中我们都能身处夏季，至少也是晚春或者初秋。但是，如果我们错过了从中国到日本的轮渡，那么我们也很可能错过西伯利亚的轮渡。
在美国，轮渡每天都开行，如果你错过了一班，那么等几个小时就有另一班。但是从中国到日本的轮渡和从日本到西伯利亚的轮渡都只是每个月开行一次，而且还不是完全按既定日程开行。如果我们错过了轮渡，很有可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要陷入苏联的冬天。这样的寒冬无论是对旅程还是对我们自身都是致命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乐观地估计他们能征服苏联的冬天，历史却证明，他们根本无能为力。此外，如果滞延时间太长，那么我们在欧洲的行程将十分紧张，在非洲和澳大利亚都会遇到冬天。如果我们的旅行变成从世界一端的夏天到世界另一端的冬天，那么就太疯狂了。因此，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轮渡的时限。
我们抵达了保加利亚。我们计划用几个小时的时间从一个国家穿越到另一个国家，其间，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问题，世界变化很快，而且这只是一次很简单的穿越。
不久，塔碧莎那辆车子的发动机开始出现问题，好像是油路堵塞。发动机右侧化油器阀脱落。我们沿路找回去，但是运气不好，没找到。她到路边的垃圾箱中翻找，希望能找到替代物。
我脑海里想象着是否能再碰到一辆卡车把我们拖到随便哪个地方，这儿没有人有这种特制的化油器阀。如果一直这样不走运，我们就永远也赶不上去日本的轮船。难道我们出发的时候准备不够充分，没有全盘考虑到实际问题？
如我所见，问题在于塔碧莎未能接受我的合理建议。原本我想给她买一辆宝马R100RT大型摩托车，像我那辆一样：带电子打火装置、盒式录音机、加热手柄，排气量1 000cc——舒适得像家一样。更重要的是，这种车型很新，很少出问题，此外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备用零件。她拒绝骑这么一辆大摩托车。
塔碧莎举着一条看起来像黑蛇一样的东西。
“那是什么？”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她说，“一条废旧的内胎。”
“得了，塔碧莎，那没用。”
“拿出你那神奇的3M胶带，”她说，“我已经想出办法了。”
她切下一块胶皮并把它清洗干净，用胶带把它绑在化油器的底部。我们发动车子，听起来一切正常，也不漏油了。
她给了我一个胜利的大笑，尽管我仍然担心，但我还是不由得回敬一笑。下一个城市是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但书上说那里没有宝马的经销商。再下一站是伊斯坦布尔，距此400英里。我们必须隔几英里就停下来重新绑紧化油器底部的胶皮，并确保一直带着那条脏内胎。
“我们加快速度，”我说，“看看能不能在今晚赶到伊斯坦布尔，把车修好。”
我们加速行进，但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到了伊斯坦布尔那个坏了的化油器阀也没松动。塔碧莎对我们碰到困难并克服困难的能力感到狂喜。
在土耳其经销商那里，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化油器阀，又买了一些火花塞。塔碧莎花了一些时间和维修师一起检查了车子。从这里到东京长达6 000英里的路上只有一家宝马经销商，位于安卡拉，距此只有300英里。
我们四处逛了逛，之前我来过伊斯坦布尔，但塔碧莎没来过。她在大学主修伊斯兰文化，因此对她来说这儿很迷人，她花了一天的时间从一座清真寺到另一座清真寺。我利用这天更新日志，即把一长串沿途经过的地方用寄明信片的方式告诉父母。我跑步跑了6英里，去洗衣店把衣服洗了，这让我感到神清气爽。之前，这次旅程都是压着我走，而不是我驾驭旅程。
在内心深处，我一直认为自己最终会在土耳其投资。虽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土耳其被看作“欧洲病夫”，但历史上土耳其是欧洲和中东之间的政治与经济要道。现在，它准备重返欧洲，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东西方贸易已经欣欣向荣的情况下，尤其是欧共体已经开放，土耳其仍然未现昔日的辉煌？因此尽管我一直想把钱投在这里，但我不能，不仅因为土耳其仍在中央强烈干预经济的体制之下，没有什么东西是很便宜的，而且因为政府从未打算实施重大的经济改革。诚然，这里的市场价位过高，我可以卖空，从而在价格下跌时获利，但是卖空比买多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而未来几年我都不会太留意市场。
我和塔碧莎讨论我们将要如何行进。她把事故归咎于我们行进的步调太快，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们都认识到她需要更多的经验，因此我建议她骑在前面。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想让她骑在前面，但是她想让我来决定步调，带路。而且，我担心她无法关注车后，因为她好像从不看后视镜。当有汽车超车的时候，她就突然转向右边，好像没看到后面的车过来一样。我要不断地提醒她：“要看后视镜。”
当塔碧莎还沉浸在伊斯兰文化之中时，我们又上路了。我们驶入卡帕多西亚地区，沿途壮丽的景观很像美国的亚利桑那、尤他和大峡谷。
现在我们正身处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最末一段，那是2 000年前一条从中国贯穿欧洲的东西方贸易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稷、茴芹、姜和桑树被运载到西方。沿着这条路，波斯人把椰枣、阿月浑子果、桃子、染料、树脂、乳香和没药出口到中国和欧洲。印度人则把菠菜、睡莲、檀香、胡椒以及更重要的棉花运出去。
13世纪的时候，17岁的马可·波罗正是沿着这条路开始了他第一次去中国的陆上之旅。
我仿佛看到古代的商队，其中一些由上千只骆驼和数十名士兵组成。这些运输队伍数月穿行在这个星球上最荒芜的土地上，忍受着炙热的荒漠，有时还会遇到大雪封路。沙暴把旅行者的嘴中、眼中和耳朵里都灌进了沙子，迫使他们不得不数日耽搁。当他们从恶劣的环境中找到出路，又会被疾病和雪盲症击倒。当然，垂涎财富的强盗也是一大危险。
我们路过数以千计的从岩壁中凿出的房子，还有悬崖上人工修建的洞穴。
基督徒为了防御敌人，在这里修建了巨大的地下城市，有些甚至深达上百英尺。当我们展开土耳其地图时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了。这是该地区通向世界的唯一通道，因为其北依黑海，南临地中海。多少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向东方还是西方进发的军队都要取道这个走廊，因此土耳其基督徒将他们的城市建在地下和山边，这样能更好地隐蔽起来。这些城市在过去的五年被旅行者发现，带来了观光热潮。
我的车撞在一个坑洞上，前轮有些变形，这让我很担忧接下来1万英里的路程。在安卡拉我把它扳回来，再次上路。
我们现在才发现我们的规划不够完美。从这里到日本的路上不仅没有宝马经销商，而且没有一家商店卖适用于西方汽车或摩托车的轮胎和火花塞。距离东京还有6 000英里，要跨越山区和荒漠，除了我们在车后架上带的东西，这里一无所有！我们带了四条备用轮胎，不过一旦这些轮胎用完，我们的好运也就到头了。
我们下降到海平面水平，但是黑海污秽不堪，污染严重，和我们之前预想的浪漫气息截然不同。当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倾泻进黑海，包括垃圾和工业废料，看来土耳其人并不关注环境问题。
特拉布宗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会城市，它欣欣向荣，颇具活力。从人们对我们的反应来看——他们盯着我们，兴奋地议论着摩托车——很明显最近很少有外国人光顾这里。夜晚，一门加农炮打出信号弹，表示斋月已经结束。对祈祷者的召集从清晨4点就开始了，清晰的哭声萦绕在薄雾之中。
在这样的长途旅行中，我们不可能带很多食物。我们去餐馆的时候，菜单上自然都是土耳其语。有时，我们用英语和手势的混合语言问我们是否能进厨房，他们总是同意。那里都是些大厨房，好像是在繁荣期间修建的。通常他们只使用一个炉灶，有很多派不上用场的空间，食物不多。按照我母亲的标准，这些厨房不够干净，但是对饥饿的旅行者来说还是足够卫生的。我们看着橱柜里的食物，指点着需要什么。通常只有三四样东西——鸡肉、羊肉、鸭肉等。我们不能吃生的。在饮料冰柜中，我们指着要一些瓶装水、软饮料或者冰啤酒。
然后，我们回到昏暗的餐厅等候。在那里，人们上下打量着我们。我俩，身穿遮风挡雨的皮衣和皮裤，就如同火星人闯入了他们的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