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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42年，是五兄弟中的老大。我的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相识于俄克拉何马大学，在学校他们都获得了奖学金，是学术荣誉社团的成员。二战时，我的父亲被派往德国担任炮兵军官。战后，他和他的弟弟合伙在亚拉巴马州的迪莫波利斯开办了一家工厂。我的祖上自19世纪早期就开始在亚拉巴马州定居。
我的母亲是独生女，她却生了五个儿子，这对她来说真是太困难了。她任由我们五兄弟相互争斗、打闹嬉戏。父亲教会我们兄弟五人开车，也教会我们如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从父亲那里我们还学会了努力工作。
我很早就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在5岁的时候我有了第一份工作，是在棒球比赛结束后捡拾瓶子。1948年，我争取到在儿童棒球联赛的比赛中售卖软饮料和花生的机会。父亲后来又郑重其事地贷给他这个年仅6岁的儿子100美元，让我买一台花生烘烤机。100美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笔创业贷款将我引上了经商之路。5年后，在经商道路上我获得了利润，偿还了100美元创业贷款后，还在银行存了100美元。我感觉十分富有。（我仍然保留着这台烘烤机，不知道何时我能再次体验这种绝佳的挣钱方式。）
有了这100美元，罗杰斯父子公司的投资团队开始成长。我们到乡下一起购买小牛，那时小牛的价格飞速上涨。我们付钱给一个农民让他来饲养这些小牛，而后我们在次年卖掉这些小牛获取了高额利润。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高位买进的。事实上，直到20年后，当我第一次读到一本有关商品图表的书之后，我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和父亲刚好赶上了朝鲜战争引发的旺盛商品需求。伴随着战后牛肉价格的下跌，我们退出了牛肉投资。
在我们那所封闭的高中学校里，我出类拔萃，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并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这令我感到诚惶诚恐，我怎么能和那些来自美国东北部的预科班学生竞争呢？
当我前往耶鲁的时候，父母并没有把我送到大学所在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因为实在是太远了。在耶鲁的第一个周日，所有的同学都给家里打电话。我也拿起电话，告诉接线员我想呼叫亚拉巴马的迪莫波利斯。接线员说：“好的，你要呼叫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回答说：“5。”
她问：“5？然后呢？”
“就是5。”
她又问：“你的意思是555-5555？”
“不，”我很有礼貌地答道，“就是5。”
接线员问：“小伙子，你是大学生吗？”
“我是啊。”
她很恼火：“不要胡搅蛮缠，大学生！”
后来，确信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她答应为我试一下。那时通信技术十分落后，康涅狄格的接线员必须先接通亚拉巴马的接线员，后者再接通伯明翰的接线员，而后再接通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
康涅狄格的接线员首先发话：“我这儿有个小伙子想连线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的电话，号码是5。”
话音未落，迪莫波利斯的接线员就答道：“噢，他们家现在没人，都去教堂了。”纽黑文的接线员当场目瞪口呆。
随着大学时光快速飞逝，我考虑过去医学院、法学院或者商学院继续深造。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学习，而且也想继续学习。1964年的夏天，我去多米尼克兄弟证券公司打工，在那里我深深地爱上了华尔街。长期以来我都想尽可能了解时事，同时，令我感到诧异的是，在华尔街居然有人愿意付钱给我，让我判断发生在智利的革命是否会抬高铜的价格。而且，当时我很穷，急需钱，很明显华尔街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在耶鲁，我是船队的一名舵手，四年大学生活临近结束之时，我幸运地获得了牛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在牛津，我进入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我成为亚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历史上，在泰晤士河上掌舵参加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的第一人。
我开始将暑期在华尔街打工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拿奖学金来投资。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参军了。在军队我替指挥官理财投资。由于恰值牛市，我让他斩获颇丰。后来我回到纽约，再次进入华尔街工作。
我最终成为一家离岸对冲基金的初级合伙人，该基金是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复杂基金，买卖世界各地的股票、商品、货币和债券。我无休止地工作，尽可能地熟知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情况、货品情况、原材料情况以及各种信息。1968年我入市的时候只有600美元，到1980年退出时我已经拥有百万美元。然而，为此我也付出了代价。其间，我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我的两任妻子都不能理解我努力工作的热情，这种热情是父亲遗传给我的。当我意识到能够让钱在市场上为我所用之时，我不会用这些钱来买一张新沙发。我过去相信，至今仍然相信，年轻人省下的每一元钱，如果能适当地投资，都会在他的一生中给予其20倍的回报。
1980年，37岁的我生活无忧地退休了，开始寻求另外一种生活，也让自己有时间思考。在华尔街工作太紧张，没有时间思考。再者，我有一个梦想，除了想换另外一个领域的工作，我还想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环游世界。
自从我认识到亚拉巴马的迪莫波利斯并不是西方世界的中心时，我就一直梦想着环游世界。长久以来，我对冒险的渴望可能也来源于此。不过，我不仅把这次旅行当作一次冒险，也把它当作一种接受继续教育的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已经贯穿我的人生，那就是：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不断地认清它的本质。我想以地面旅行的方式认知这个世界，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
当开始一项长途旅行的时候（例如用三个月的时间穿行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我认为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骑摩托车，这样能够使你以一种开车无法体验到的方式欣赏风景，呼吸乡村气息。你将融入自然，成为它的一部分，触摸它、欣赏它、品味它、聆听它，享受彻底的自由放松。对大多数旅行者而言，旅行本身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你以骑摩托车的方式旅行，旅行本身就是目的。你骑车穿过从未到达过的地方，体验它的一切，认识新朋友，这才是冒险，才是最惬意的事情。
我想来一次漫长的旅行，长得可以让我忘记一切。我仍旧会阅读《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不过我想与投资事业彻底断绝，我想改变生活。这需要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我不知道旅行回来后将会做什么，不过肯定会做完全不同的事情。我想65 000英里
的全球旅行应当可以算作一个分水岭了。
在1980年，环球旅行是很困难的。你不可能到达想去的每一个地方，那时全球正进行着二三十场战争。如果我决定环游世界，那么我就要坚持我的一贯风格：要么畅快淋漓，要么不做。我的梦想是穿越六大洲，自西向东横穿中国，自东向西横穿苏联的西伯利亚，从非洲最北端行至好望角，穿越澳大利亚的大沙漠，从阿根廷最南端直至阿拉斯加。
1984年和1986年，我曾两次去中国与官方接洽，商谈驾车穿越事宜。我甚至租了一辆250cc的本田小摩托车，骑着它在福建省到处游走，看看我能了解到些什么。福建省不是很大，大概与路易斯安那州的面积相当。但是当时福建省有2 600万居民，是路易斯安那州人口的7倍。我骑摩托车和乘飞机到了中国几个省会城市，用租来的摩托车进行了2 000多英里的探索。到了1988年，我骑自己的摩托车横穿了中国。
回到纽约后，我又拜访了苏联人，之前我也经常去。当时的苏联仍然是周游世界计划的绊脚石。我写了好几封信，还找人为我的行为做担保。我这次是绝对碰到了老顽固。我去找了伊万·加里宁，他是苏联国际旅行社的董事长。他告诉我这一切简直不可想象，西伯利亚除了熊、老虎、丛林和森林，一无所有。没有人要去那儿，也没有人想去那儿，事实上所有派往那儿的苏联人都想尽快离开。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遇到的苏联人都不曾到过西伯利亚，也不认识到过那儿的人。看来没有苏联人对西伯利亚知道一星半点儿，就如同今日大多数纽约人对阿拉斯加一无所知一样。苏联人告诉我，要么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去，要么坐飞机去，只有傻子或疯子才会骑摩托车去。
我通过一些渠道被引荐给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但即便是他也没有办法。
我慢慢了解到其中缘由，骑摩托车穿越西伯利亚与骑摩托车穿越美国完全是两个概念。在美国，高速公路一条连接一条，西伯利亚可完全不同。可能他们说得对，那里可能真的没有什么路。但是不穿越西伯利亚就意味着没有环游世界，如果我要完成心愿，就必须找到一条路。
地图显示西伯利亚东西长7 000多英里，大概是美国东西长度的两倍。西伯利亚只有不到2 000万人口，与纽约州的人口相当。但是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因为不曾有人清点过那里的人数。我推测西伯利亚不会比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更荒凉，我想还是能忍受的。
在令我绝望的那段时间，我把在中国旅行的录像带给伊万·加里宁看，希望借此能告诉他我是认真的。他接过录像带的时候略显疲倦地笑了笑，不过他还是看了这盘录像带。当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给一个组织写信。”不过，他不知道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他是在他的官方手册上找到这个组织的。他自己翻译不出这个组织的名字，因此就用俄文把它的名字和地址等所有信息写给我。看起来这是个非同寻常的组织，名字叫作Sovintersport。我把纸条带回家，复印了一份，贴在一个信封上，并附上一封用英文写的信，信中表达了我想骑摩托车从太平洋到莫斯科再到波兰的计划。
我在信中指出，我会遵守该组织附加的一切条件——他们让我停在哪儿，我就停在哪儿，接受他们认为必需的护卫，甚至是士兵护卫我也不在乎。我决心要去。每当我凝视地球仪的时候，苏联那片广袤的陆地就映入我的眼帘。如果我不能横穿苏联，那么我就不能说自己已经周游了世界。如果不能周游世界，那么这就不是我想要的旅行。我没抱太大的希望。之前的几年，我已经发出了20封类似的信。
几个月后，当我已经淡忘了这封信的时候，我收到了回信。信上说：“亲爱的罗杰斯先生，你可以骑摩托车穿越苏联。你打算何时动身？”这封信只有两段，三四行的内容，还有一位名叫瓦列里·萨格罗夫先生的签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如同我坐在门外每天敲门，敲了九年都没有开门，然后突然有一天门打开了，有个人说：“嗨，请进。”他怎么知道我已经在那儿敲了九年门。
我马上飞往苏联去拜会批准我前行的先生。我不断地问我的翻译奥克桑娜：“他们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她不断重复地回答：“是的，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为什么你如此困惑，如此古怪，如此不相信人，有如此多的问题？”
Sovintersport是苏联的一个体育组织，赞助过一系列国际体育赛事。之前我一直尝试的都是外交渠道和旅游渠道，但是苏联人认为长距离摩托车旅行是一项体育运动。进行环球旅行要记住的第一个教训是：熟知你所去地区的文化，只有这样你才能掌握它，否则就会被排斥在外。
我真是太高兴了，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你能相信他们吗？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可能当我到了边境的时候他们又不让我入境了。
但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次旅行，我要环游世界了！满怀着兴奋，我于1989年12月飞回纽约，计划于次年3月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