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崛起：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

中国的制造业水平非常高，有能力生产各种产品。这使我们可以在中国建立高效且质量可控的供应链。

——杰夫·贝佐斯，亚马逊创始人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崛起是一个令世人惊叹的故事。从改革开放的大胆尝试，经过加入WTO的历史性转折，到中美多边贸易的深度参与，展现了中国的智慧和魄力。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在于拥有世界上最高效和最庞大的劳动者队伍，利用代工模式快速吸收和转化国际先进技术，通过多边贸易吸引海量的外资和技术外溢。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网络的核心节点，掌握了电子和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的制高点，拥有了世界上领先的数字生态系统和数字化供应链，展现了无与匹敌的供应链韧性。中国的崛起，既有中国特色，也符合历史规律。本章将详细分析中国供应链的发展历程、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意义。

在深圳繁华的经济舞台上，一个名为“创新”的篇章在悄然展开。1987年的中国，通信设备技术几乎被进口公司垄断，本土企业掌握的技术少之又少。就在这时，一家刚刚起步的公司开始显露锋芒。起初，公司以“中间商”的身份引进海外通信设备和技术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由于缺乏自主的技术和产品，公司选择代理销售中国香港一家公司的专用自动小交换机（PABX）。这些交换机实际上是从外国进口的，然后在香港进行改造和组装。这家公司从香港购买这些交换机，再销售到内地市场，特别是农村地区。公司用精准的商业眼光将业务属地定位在农村，“竞争小、需求大”成为在农村进行初步商业布局的最大优点。公司采用与当地政府、电信运营商紧密合作的方式，为农村地区提供通信设备和解决方案，获得了初步的市场份额。这段时间，这家公司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和快速的服务来争取市场。

事情的发展会如开局一般顺利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久之后，公司便意识到代理业务是一把“双刃剑”，在获得便利销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公司的发展路径。因此，管理者开始投资研发，希望能够开发出自己的产品。1990年，这家公司发布了第一个完全自主研发的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这标志着它正式转型为技术导向型公司。从此，这家公司开始逐步减少代理业务，转而依靠自己的技术和产品来争取市场。

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张，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司将业务领域由农村扩展到城市。这家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以保证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与国际标准接轨，并逐渐发展出与国际竞争对手匹敌的产品，取得了一些市场份额。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公司开始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它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非洲、中东、东南亚等。这家公司很快与全球主要的电信运营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如Vodafone、Telefónica等。通过与这些大型运营商合作，其产品和技术得到了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并通过参加国际展会以及建立研发中心等方式，逐渐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球市场，这家公司还在多个国家建立了研发中心和培训中心。这些中心不仅为当地提供了技术支持，还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1997年，这家公司在泰国设立第一家海外分公司。2004年，其海外销售收入首次超过国内销售收入。2004年至今，公司进一步加强全球化战略，拓展全球市场，与全球众多电信运营商建立了合作。从最初的3名创始人到现在超过19万名员工，产品和服务覆盖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前50大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这家成立于1987年的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电信和信息技术设备的重要供应商。

除了通信设备，公司还研发智能手机、数据中心、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多种产品和服务，其智能手机品牌已经成为全球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之一。这家公司还在全球设立了多个研发中心，与各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都有非常高的研发投入。

这家公司就是华为。如今，华为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在上游，需要从全球供应商那里采购各类元器件、设备和服务，例如从英特尔、高通等公司采购高级芯片；在下游，华为的主要产品包括通信网络、信息技术、智能设备等，它们需要销往全球的电信运营商、企业和终端消费者。此外，华为还设立了多个研发中心，吸引全球优秀人才，进行全球化的研发。华为在全球供应链中也面临着挑战。例如，由于政治因素和贸易摩擦，华为在全球化的供应链中受到一些限制。但华为依然坚持自主创新，积极应对挑战，发展自主的芯片设计和生产能力，力图从中找到新的生存和发展之路。

华为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制造供应链中崛起和发展的缩影，颇具代表性。本章将聚焦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回答如下问题：中国是如何在全球供应链中崛起的？中国的崛起是特例，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今的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有何不可替代的优势，又面临何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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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新主力

（一）1978—2000年：改革开放后参与全球供应链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参与国际贸易的比重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比重更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数据，197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仅为45.86亿美元 ，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同一年约为926亿美元，这意味着进出口贸易只占GDP的5%左右，远低于很多国家。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经济的封闭性，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非常有限。

中国经济崛起与正式参与全球供应链是在改革开放后。 一方面，中国的国际贸易量迅速增加。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对每一个经济大国进行了相对低位的粗略估计，考虑了哪些决定性因素会对18个世界经济大国的相对实力产生影响，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债务负担、教育和军事实力。看到计算结果后他惊奇地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目前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他预测中国的经济实力会持续增长，而美国的经济实力则走“下坡路”。 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估算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见表2-1），中国迅速从1980年的1.7%提升至2020年的17.3%，增速明显。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为206亿美元。然而，到2018年，中国的贸易总额已经扩大到4.62万亿美元。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2008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952.5亿美元，相比1983年，增幅达41倍；外商直接投资达到924亿美元，增幅达99.4倍。 通过前文，我们了解到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逐渐上涨的数据支撑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速。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份额，从1980年的不足2%提升到2016年的近25%。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图2-1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在改革开放后迅速上升，图2-2显示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图2-3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迅速增长，在2021年已经达到31%。

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参与度和中心度逐渐增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已然稳居世界前列。从电子产品到纺织品，几乎所有类型的商品都有中国的“身影”。很多跨境企业，尤其是电子产品制造商，推动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提升。说到电子制造商，最为典型的企业就是富士康。富士康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其主要的商业模式是原厂委托制造（OEM），采取一站式服务。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设有多个制造基地，包括深圳和郑州的大规模工厂，为包括苹果在内的知名品牌生产各种电子产品，这使中国成为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业的重要一环。

（二）2001—201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快速建立比较优势

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但在2003年之前，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大陆发展的相对优势也远不及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3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DP远低于这四个经济体（见表2-2）。图2-4也直观地显示出中国大陆在2003年之前的发展较慢。在对外贸易方面，虽然中国大陆的贸易总额较高，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人均贸易额远低于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业在2003年之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亚洲四小龙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更为成熟。例如，韩国的三星和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加坡是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地之一，中国香港则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加入WTO成为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关键一步。中国在外商投资、关税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吸引外资，形成了多行业产业链。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01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68亿美元；到200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603亿美元；到2010年，已经飙升至1056亿美元。图2-5显示，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在2003年以后快速增长。图2-6显示2003年以后中国大陆在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度迅速上升，2003年全球贸易以美国为中心，2018年中国大陆已经崛起成为全球供应链三大节点之一。

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商品进口关税的不确定性降低，这激励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大量的留学生赴美学习新的技术。中国在此时形成了电子、机械、纺织、汽车方面的产业链，取代了亚洲四小龙在这些产业链上的优势。在电子行业，苹果公司在中国与富士康等企业合作，生产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中国的电子产业链开始完善，从集成电路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测试到物流运输，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成为全球电子制造的中心，很多重要的电子零部件供应商，如台积电、富士康等也设立了本土生产线。在机械行业，西门子、通用电气等国际大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工厂和研发中心。中国的机械制造业，特别是建筑机械、农业机械和电力设备等方面，在全球有很强的竞争力。

在汽车行业，很多国际汽车品牌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比如，大众汽车与一汽集团合作成立了一汽大众，生产大众旗下各种品牌的汽车；通用汽车与上汽集团合作成立了上汽通用，生产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等品牌的汽车。这些合资公司不仅生产汽车，还研发适应中国市场的新产品，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在纺织行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许多国际知名的服装品牌，如ZARA、H＆M等，都将大部分产品的生产线放在了中国。中国的纺织产业链逐渐完善，从棉花种植、纱线生产、布料染色到成衣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基地。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而形成的劳动力优势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国际企业选择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外国直接投资迅速涌入，大量的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了生产线，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中的份额从2000年（加入WTO前一年）的13.9%增长到2018年的26.9%。这一份额大于紧随其后的五大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国的总和。 富士康除了依赖成熟的技术，不可或缺的还有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许多跨国公司，如宜家、沃尔玛等，都将供应链的一部分转移到中国，原因同样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报告，图2-7显示了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国家和中国在各自进口份额中基于劳动力套利的比重，可以看到从1995年至今，由于本身的劳动力优势，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几乎无法从劳动力中套利。 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与邻国的产业融合度很高，与欧美的产业融合度很低，说明中国与欧美国家有着较大的禀赋差异。中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禀赋就是劳动力优势。

中国依靠代工迅速崛起，之后依靠代工技术转型成为创新企业聚集地。正如本章开篇案例中的华为，这家如今在全球电信领域享有盛誉的技术企业，正是转型的杰出代表。实际上，华为并非特例。在那个时代，无数中国本土企业借助代工机会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在技术、管理以及品牌建设上得到了迅速提升。那么，代工技术又是如何助力公司发展的呢？通过富士康和比亚迪两家公司的发展路径，可以体会到代工技术的影响力。例如，富士康最初是一个相对不知名的代工厂商，主要生产电子部件，但凭借高质量、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生产能力，逐渐赢得与苹果、索尼、戴尔等大品牌合作的机会。这些合作不仅让富士康深入全球供应链，也极大地提升了它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通过与这些大品牌的合作，富士康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供应链管理和制造经验，这使它不断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客户。除了代工生产，富士康还进一步拓展业务，涉足设计和研发领域，逐渐从一个单一的制造商转变为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的企业。富士康的成功促使更多的中国本土企业看到了代工在全球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这不仅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展示生产和管理能力的平台，也对整个供应链生态系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比亚迪。比亚迪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制造电池、汽车和新能源产品。比亚迪最初是一家生产充电电池的公司，但在收购了一家汽车制造厂之后，逐渐将业务拓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比亚迪成功地借助代工和合作机会深入全球供应链，这使该公司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同时也提升了它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如今，比亚迪的电池制造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包括与苹果、三星等公司的合作，提供各类移动设备的电池解决方案。除了电池业务，比亚迪还成功地进入电动汽车市场，不仅在中国，更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不小的成功。该公司与各种合作伙伴，包括地方政府、公共交通系统和其他企业进行合作，提供电动公交车、出租车和私人用车等多种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不少人选择了创业或者回归国内的大企业。他们带回了外企先进的经营哲学、管理技巧和技术专长，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转型与升级。据统计，从2003年到2014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逐年上升。 中国政府鼓励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为此提供了各种政策和财政支持。众多中国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和市场成果。

（三）2015年至今：多边贸易开放推动全过程供应链

自加入WTO到2015年，多边贸易开放使中国比较优势的获利越来越明显。中国逐渐在原材料到成品的全过程供应链中发挥作用。

我们在前文讲到了廉价劳动力的先天优势，除此之外，大量的外商投资使中国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中国逐步成为产业链最完善的国家。从原材料到成品，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而且总是可以快速、高效地生产各种产品。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接近30万亿元，占全球总量的近28%，位居全球第一。以对产业完善度要求最高的电子产品、汽车和太阳能板行业为例。2022年，中国的智能手机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约70% ；2022年前8个月，中国的汽车出口量达到181.7万辆，同比增长52.8% ；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超过512亿美元，中国在全球太阳能发电主要零部件领域的出口规模在2025年以前市场占有率有望扩大至95%。 中国拥有难以复制的供应商、装配厂、技术工人和服务提供商，并且规模庞大，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低技术、中技术甚至高科技产品。产业链规模也使中国在跨国套利的国际贸易中迅速崛起。

借助外商投资的势头，中国迅速建立起强有力的市场优势。在2023年8月之前，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超过14亿人口，这为各种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是当今最大的消费经济体。 例如，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报告，2022年中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3.65亿部，占全球市场的近30%。在未来10年，增加的消费可能超过其他国家，预计将占全球消费增长的25%以上。这个时期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也成为消费市场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据麦肯锡估算，到2030年，预计60%的城市消费将由中等收入群体驱动，而目前这一比例为35%。中国不仅占全球电动汽车支出的40%，而且该类别的消费增长速度比全球快7倍多。中国还在时尚、配饰、消费电子产品等可自由支配类别中占有很高比例。

21世纪初，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和资源优势互补，形成了一种“天作之合”的合作模式，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为美国的经济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种模式下，中美两国的研发和制造能够高效协同，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在21世纪初的经济关系中，美国是高消费、高研发的经济体，中国则是生产与制造的中心，两国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供应链关系。在此背景下，大量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建立了工厂，而中国的企业则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成品和半成品。例如，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并出口到全球，这只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个缩影。此外，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庞大的市场和完善的制造业供应链，而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品牌和资金优势。这种生产要素的互补，为双方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在电子产业链中，美国企业如英特尔、苹果、微软等提供核心技术和品牌，中国企业负责生产和组装，双方共同分享利润。中国的崛起及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部分得益于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紧密关系和策略定位。这种关系不仅基于双方的经济利益，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深度互补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发展促进了跨境金融的繁荣。当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时，它与众多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从而引起跨境支付和结算需求的急剧增加，催生了跨境金融服务的持续创新与完善。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上升，人民币逐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世界货币”。事实上，众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将人民币列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并方便跨境交易，许多国家已经与中国达成协议，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构。

美元一直是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据很大比例的货币。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改为使用人民币或卢布进行双边贸易结算。这种趋势对两国来说有多重好处：一方面，它有助于规避由于美国单边制裁而可能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例如，中国和俄罗斯在能源、农产品、工业品等多个领域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

中国与中东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也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特别是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中东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商，而中国则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双方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外汇风险。这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关系，也促进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

另外，伦敦、新加坡等金融中心也都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更多与人民币相关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这些例子反映了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日益提升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众多外资银行纷纷涌入中国市场，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致力于提供全方位的跨境金融服务，以便适应与国际市场的交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跨境金融服务增加了新的动力。这不仅关乎基础设施建设，还涉及深度的金融合作。基于这一框架，许多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都在金融领域加强了合作，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这无疑进一步扩大了跨境金融的影响范围。

中国还逐步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允许企业和个人在更宽泛的范围内开展外汇交易，为跨境金融服务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商的飞速发展，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也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不仅涉及实物商品的跨境流通，更关乎资金的跨境流通，为跨境支付解决方案带来了无尽的创新机会。我们的研究指出，跨境供应链的建立对跨境融资的繁荣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经典库存理论认为库存在匹配需求和供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企业的生产库存也逐渐成为融资的新选择。中国企业会把库存作为一种金融工具进行抵押，进而得到短期的借款，利用进口产品的库存引入较低成本的资本，从而获得更高的财务回报。

（四）崛起之路的中国特色与历史规律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发展历程尽管极具特色，但不应只被视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或特例，而更应被理解为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河中，文明国家经历了繁荣、衰退与复兴。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历史的大潮同步，体现了国家与民族不断追求进步、自主与繁荣的普遍愿景。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国家，宋代的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展现出中国对于创新和进步的持续追求。虽然由于战乱、内部腐败、西方列强入侵等因素，中国在近代历史中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落后和挫折，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转变并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而是基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和哲学，结合了现代发展的实际需求。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崛起路径并不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或其他成功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了一条结合东西方智慧的发展之路。这恰恰显示，国家的成功不是依赖特定的模型或公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实际情境来创造和选择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实现了从封闭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的转变。日本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教育和管理制度，结合自身的文化和传统，成功地在短时间内走上了工业化之路，最终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转型过程强调了外来先进经验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以及国家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韩国在20世纪中后期通过“汉江奇迹”，实现了从战后废墟到工业化经济大国的跃升。韩国的成功在于对教育的投入、家族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紧密合作，以及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策略的执行。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抓住全球化机遇，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从微观层面，我们也能看到中日韩三个国家的企业崛起的相似之处。在日本，一些领先企业，包括绿色能源领域的丰田、5G电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软银，以及高速铁路领域的川崎重工，都在战后迅速依靠开放的贸易策略和技术环境崛起。在韩国，一些领先企业，包括现代、三星、现代Rotem等，也都在20世纪中后期通过国家补贴发展起来。纵观中国近些年的一些领先企业，包括比亚迪、华为以及无人机领域的大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策补贴以及相对宽松的贸易环境发展起来。当我们审视中日韩三国企业的崛起时，不仅可以看到它们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相似点，还可以发现这三个国家都强调了结合本土文化的创新与改革，以及国家与民族的不懈追求和努力。

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一）全球供应链网络中最繁忙的节点

中国作为供应链节点，以其繁忙程度位居全球供应链网络前列。为什么中国这个超级节点会如此繁忙呢？这个繁忙又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繁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比其他国家，中国目前是贸易伙伴国最多的贸易国、贸易量最大的全球供应链节点。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在2021年的出口涉及全球219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中国是美国较大的贸易伙伴。其实在2015—2023年，中国已经连续9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二，中国的制造业繁忙程度极高。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接近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7%，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 近年来，即使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仍然非常高。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了10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近60%。第三，中国的港口繁忙。根据世界港口联合会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分别是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和散货港口。这些港口是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负责大量的货物进出口。第四，中国的物流体系发展迅速。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物流绩效指数（LPI），以满分5分来计算各个国家的物流绩效水平，中国得分为3.61分，在16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7位，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近年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使其作为另一大重要港口和制造业集群，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作用。大湾区由珠江三角洲的11个主要城市组成。2021年大湾区GDP总量达到2万亿美元，相当于加拿大整个国家的GDP。华为和TCL等全球知名的电子信息企业都在这个地区设立了总部。同时，这个地区还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OPPO、vivo等品牌的智能手机都在这里生产。

（二）举足轻重的电子零部件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电子零部件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近几年发展迅速，许多国产电动汽车品牌应运而生。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从2000年到2019年，中国在研发投入占国内总开支比重上的增速远超美国、欧洲和日本（见图2-8）。在某些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5G通信、电动汽车等，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先者。例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达到160万件，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表2-3显示了截至2022年中国和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数量对比情况，可以看到在数据通信、电信、工业化控制、视听技术领域，中国的技术积累已经与美国较为接近。《经济学人》发现，中国大陆出口美国的电子产品占大多数，且近年来在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增速飞快，已经超过中国台湾、日本，正在赶超韩国。 但是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占比仍然落后于美国、日本，同时也落后于同样增速迅猛的韩国。换句话说，中国研发占GDP的比重有待提高。

此外，中国政府对某些行业，如新能源、高科技、人工智能等，给予了大力支持，使它们慢慢走进大众视野，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例如，中国政府提出到2030年电动汽车占新车销售50%的目标，这为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日本物流公司SBS Holdings在试运行期间发现，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可以将日本快递公司的成本降低30%。 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代表了国际前沿水平，产生了众多国际品牌。例如，比亚迪是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制造商。比亚迪不仅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还出口到欧洲、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在英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都有电动公交车运营。此外，比亚迪还与全球的汽车制造商，如奔驰、丰田等合作，共同开发新能源汽车。蔚来汽车是中国的一家电动汽车初创公司，以高端电动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和优质的服务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2022年，蔚来汽车开始向欧洲市场扩张，首先在挪威设立了销售和服务网络，计划在未来几年进入更多的欧洲国家。宁德时代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客户包括特斯拉、宝马、大众等全球知名汽车制造商。它不仅在国内设立了生产基地，还在德国建立了电池工厂，为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提供电池。

（三）领先的数字生态系统与数字化全球供应链

开宗明义，我们先思考几个问题：数字生态系统是什么？搭建这个系统需要考虑什么条件？数字化全球供应链是什么？它们之间存在哪种关系？由于巨大的消费需求驱动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中国基于数据分析的数字生态系统得到了更多、更迅速的迭代和更新，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生态系统与数字化全球供应链。我们将在后文专门讨论中国的数字化供应链。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2022年，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43.83万亿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航运发展报告，2022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56.8亿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近3亿标箱，全球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我国分别占八席和七席。 这些交易都依赖于数字化供应链。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例如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已经建立了全球领先的数字化供应链系统。中国的数字化供应链不仅覆盖电子商务、物流、仓储等多个环节，还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阿里巴巴的菜鸟网络已经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智能物流网络，京东的无人仓库和无人配送系统也是全球领先的。2022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灯塔网络”的90家数字化“灯塔”工厂中，有28家在中国。

除了阿里巴巴这样的数字化供应链技术巨头，一些公司还将数字化供应链和新型商业模式相结合，形成了许多具有特色的公司。希音（SHEIN）是典型的依托数字生态系统进行销售的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公司。SHEIN成立于2008年，最初主要在亚马逊和易贝等平台上销售产品，后来发展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快时尚电商品牌，主要销售女装，同时也提供男装、儿童服装、鞋类、配饰和家居用品等，业务已经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全球范围内的快速配送服务。2021年，SHEIN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额最大且增势最猛。据彭博社报道，SHEIN的市值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

SHEIN采用全数字驱动的需求预测、供应协同、销售、售后流程。 SHEIN的业务模式结合了快速反应、数据驱动、垂直整合和全球化运营等多种元素，因此在全球快时尚电商领域取得了成功。SHEIN实行垂直整合的业务模式，包括设计、生产、销售和物流在内的所有环节都由SHEIN自己控制。这种垂直整合的模式使SHEIN能够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如图2-9所示，SHEIN大量使用数据分析来驱动业务决策和近乎实时的零售，每天都会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上新数百款产品，迅速跟进市场的最新趋势。这种快速反应能力使SHEIN能够满足消费者对时尚新品的追求，通过分析用户的购物行为、搜索行为和反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从而设计和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进一步利用强大的内部生产和供应系统快速增加订单。

在生产端，SHEIN的总部位于广州繁华的番禺区，这里不仅是企业的心脏地带，还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的核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ZARA等品牌的生产和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常常依赖远离本土的海外工厂和外贸商。SHEIN则完全不同，它直接与周边数百家工厂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得益于全球领先的服装生产供应链与工厂选址，SHEIN在面料和辅料选择上有着近乎无限的可能性，这极大地加快了产品更新的速度。同时，SHEIN的全球销售网络也给这些工厂提供了稳定的订单，确保它们持续和繁荣经营。

（四）难以替代的供应链韧性

中国供应链的完整性决定了应对危机时具有更强的韧性和供应链断裂后能够迅速恢复的能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危机凸显了中国在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在疫情初期，全球对口罩的需求急剧增加。2020年2月底，中国的口罩日产量达到1.16亿只，是月初的12倍。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可以有条不紊地保障人们的必要需求，这得益于中国企业的迅速转产能力。例如，富士康、比亚迪等企业在短时间内转产口罩，大大增加了口罩的供应。类似地，中国的医用防护服由疫情开始时日产量不足1万件上升到70多万件。 这同样得益于中国企业的迅速转产能力。图2-10显示新冠疫情暴发时，美国对中国的医疗用品和口罩的进口额迅速增加，印证了中国企业在疫情初期强大的转产能力。

此外，疫情初期，中国的很多工厂暂时关闭，导致供应链断裂。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工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2020年3月，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升到52%， 表明制造业已经恢复了扩张。这得益于中国企业强大的供应链恢复能力。

三、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在全球和区域供应链网络中的中心度仍然很高，但由于贸易和经济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加，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也面临着挑战。

（一）劳动力优势逐渐降低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起初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劳动力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就目前来看，这种优势正在逐渐降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变化。第一，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比2010年提高了5.4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正在减少。图2-11展示了中国全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变化，可以看到2016年以后中国出生人口迅速下降。第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正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创新驱动型转变。这势必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2010—2020年，中国的平均工资增长了近3倍，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涨，劳动力优势正从依赖低成本向依靠人才技能的竞争优势转变。

（二）外商逐渐依赖国内消费

根据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数据，2021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中国吸收外资1809亿美元，较5年前的1337亿美元增长35%。 过去几年，中国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包括韩国、美国和德国。中国一直在各领域稳步实施更加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依赖出口推动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进入更加依赖国内消费的时期。 图2-12显示，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国内销售额首次超过了出口额，这一趋势在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之后逐渐增强。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从“投资+出口”走向“内消费+制造业升级”。随着中国外商投资开始将消费重心转向中国和亚洲周边国家，外商投资带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近岸”而非“离岸”。

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更加依赖国内消费给企业和国内经济带来的问题。如果市场已经饱和，那么依赖国内消费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面临增长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投资可能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从而降低利润率。

（三）美国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

日本和韩国一致选择以大型制造商的身份推动经济发展，从起初的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转变为高价值产品生产。这种两极反转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原因显而易见，生产高价值产品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经济进步。韩国和日本的选择映射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 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大量研发投入和企业补贴也是在布局高价值产品的生产。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实施全面脱钩，拜登上台后针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台了一系列打压政策。

第一，美国政府通过出口管制，限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关键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例如，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包括芯片、软件在内的关键技术和产品，除非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第二，美国政府通过外国投资审查机制，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例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公司的并购交易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交易可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可以阻止交易。第三，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技术封锁，限制中国公司获取关键的高科技。例如，美国政府阻止中国公司参与全球5G网络建设，并对中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实施制裁和罚款，如美国政府以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出口限制为由，对中兴公司实施制裁。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对中国在芯片领域的打压。中国在通信领域拥有大量有竞争力的专利，且制造和消费了全球大部分高端芯片，而美国目前在全球芯片市场只占据约10%的小份额，因此，中国被美国视为芯片领域主要的竞争对手。2022年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打压中国在高精度芯片领域的制造能力。拜登政府的限制措施包括禁止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高新科技企业。这项措施是为了防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高科技领域投资，以此避免美国技术和资金流入中国。这项措施还要求美国公司披露其在中国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此外，目前只允许美国芯片公司向中国提供低端芯片，迫使中国在低端芯片行业打价格战。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联合谴责了美国、荷兰和日本联合对中国芯片制造业的打压。只有通过大量的科研和技术投入，快速产出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精度芯片，中国才能保持芯片行业的竞争力。

（四）产业链持续外迁

中国产业链在近几年不断进行外迁转移，最早的外迁可以追溯到2008年。由于中国平均工资的增长、环境法规的加强以及产能过剩的影响，一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例如，纺织、服装和鞋类制造等行业逐渐转移至越南、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等地。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中国在2008年推出了四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短期的强刺激可能导致某些行业的投资产能过剩问题，例如重工业领域的钢铁、水泥、玻璃、煤炭等行业。

中国正面临更加严峻的产业链外迁趋势，欧美国家贸易投资在政治因素主导下，正在加速走向所谓的“去中国化”和针对中国的“去风险化”。 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发生了显著变化，近5年美国对中国进行了两轮脱钩。第一轮脱钩是2018年到2021年第一季度，在此期间，中美关系格外复杂，特朗普对中国大量出口至美国的产品施加了高额关税，这一行为对中美贸易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第二轮是2021年下半年至今，在拜登上台后，尽管策略上有所调整，但对华政策核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相较于特朗普的“全面脱钩”，拜登推动的“有针对性脱钩”策略主要针对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希望确保美国在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对于低端制造产品，拜登的政策导致中国更多地采用价格竞争策略。图2-13展示了美国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进口份额，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大幅缩减从中国的进口，转而更多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这个趋势被称为“友岸外包”或者“近岸外包”）。表2-4也列出了大型跨国企业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的案例。拜登上台后，美国联合盟友加大对华贸易、科技脱钩力度，导致荷兰限制部分光刻机型号对中国出口等。2023年美国又与印度在半导体、高技术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以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尽管自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比重从2017年的22%下降为2023年的16%，但是那些取代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国家，也在加大从中国的进口，说明中国仍在全球供应链上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由于新冠疫情以及连续的贸易摩擦等，中国大陆在进出口领域中的优势不再明显。随着多个产品的贸易输出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取代，中国大陆贸易出口的主导地位也逐渐下降。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大陆在全球供应链中受到挑战，仿佛“一鲸落，万物生”（见图2-14）。换句话说，当中国大陆制造供应链受到压制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如越南、中国台湾、墨西哥、印度等迅速崛起，填补了国际市场空缺。其中，对于中国大陆的机械和电子等关键“战略出口产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取代能力尤为明显。这不仅展示了全球贸易网络的联动性，还说明了多边贸易系统中的替代效应。尽管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高的产业可能很难快速转出中国，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取代中国的全产业供应链与市场规模，但是亚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集合，可能在未来几年逐步取代中国的部分产业链。 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孟加拉国、柬埔寨、菲律宾、老挝等。未来数年，中国如何在产业链不断外迁的趋势下找到新的发力点，巩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产业链外迁的风险不可小觑，但机遇同在。从经济史角度看，低端产业链外迁会迫使中国快速实现产业链转型升级，这符合历史上产业链升级的规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也面临着类似情况。随着日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一些低端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其他地区，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但这并没有阻碍日本经济的发展。相反，日本专注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如电子、汽车和精密机械，这使它在全球产业链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劳动力成本也逐渐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不再有竞争力。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同样也是产业链升级的驱动力。然而，随着中国在教育、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朝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方向发展。这使中国有可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并继续在全球经济中保持主导地位。随着一些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中国有机会在全球价值链中重新定位自己，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而是成为创新和设计的中心。此外，中国还通过人民币升值使进口商品和服务在价格上更具有竞争力，这有助于满足和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尤其是那些中国自身不容易生产或供应的高品质、高科技产品。这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性改革。此外，如前文所述，尽管中国对大经济体（如美国）的出口比例正在下降，但这一下降比例正在被东盟国家吸收。苹果公司报告称，2022年已经有5%的产能迁出中国，这一比例预计在2025年达到25%。 如何在产业链外迁的情况下谋取长期的发展，是未来中国面临的挑战。

（五）部分产业高度依赖其他经济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许多关键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但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全球“独一份”的优势，下面举例说明。

一是高级集成电路与半导体。尽管中国正在加大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投入，但在高端集成电路、特定的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方面仍然依赖美国、日本等国家。

二是精炼石油产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依赖中东、非洲和俄罗斯等地的原油供应。虽然国内有炼油能力，但对某些特定的精炼石油产品，例如化工原料和航空燃油，依赖度仍然较高。

三是大型客机。虽然中国有自己的商用飞机项目，如C919大飞机，但目前对于大型国际航班所使用的宽体飞机，中国仍然主要依赖波音和空客。

四是高级医疗设备。在高分辨影像和先进的医疗机械方面，中国依赖美国、德国等国家的产品。

五是特殊的农业产品。虽然中国有广阔的农田和多样的农产品类型，但仍然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进口大量的乳制品、肉类和其他特定农产品。

六是稀土金属加工品。虽然中国是稀土金属的主要生产国，但在某些高级的稀土加工品上，仍然依赖外国技术和供应。

这些描述中有哪些重合的关键信息呢？答案是目前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依赖性”。尽管中国在许多产业领域已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但在某些关键商品和高端产品方面，中国仍然高度依赖其他经济体。根据2023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调查研究（见图2-15），在400多项关键产品中，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的依赖度超过70%。 其中，涉及的产品种类涵盖各个领域，包括工业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高端奢侈品以及一些技术性产品。详细地说，中国对日本的高依赖度商品数量最多，高达124项，随后依次是美国（87项）、德国（64项）、韩国（28项）和法国（27项）。在经济交易额方面，美国是中国进口额最高的国家，总额高达1150亿美元，而澳大利亚则以1060亿美元紧随其后。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车维德对此表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如果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共同行动，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阻拦甚至制裁，其潜在影响和威慑力是不容忽视的。

本章小结

·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崛起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加速于加入WTO之后，强化于中美多边贸易开放期。

· 中国形成了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完整产业链、大规模市场、重点行业核心技术为中心的比较优势，与美国的市场化、金融化形成互补。

· 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在不断调整。

· 中国的快速发展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也与历史上大经济体的崛起有共同之处。

·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比较优势在于，它是全球供应链网络中最繁忙、产业链最丰富的节点，在电子零部件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制造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世界上先进的数字生态系统、快速的供应链转产能力和强大的供应链韧性。

·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优势降低、外资出口减少、美国针对性打压引发的产业链外迁、对其他经济体的依赖度仍然较高。 aWhMFi2e1JnyTdbElVsfORcJqA6oufhLGBftzU4okjOfdQ6v0PsKHVvih6Hj71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