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国家与民众

古希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在本章中，我们将了解古希腊生活的基本内容，包括地理、饮食、健康以及生活水平方面的状况。在第3章中，我们会对古希腊社会的基石，即家庭进行叙述。这两章为我们理解希腊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一个基础。

在古代，经济的变化通常非常缓慢，以至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尽管如此，到本书所述时代的末期，大多数希腊人都比其500年前的祖先活得更久、吃得更好、更健康、住着更好的房子，且比祖先拥有更多机会。用现代标准来看，希腊化时代的民众的生活条件仍然恶劣，他们贫穷、野蛮且寿命短暂，尽管如此，当时的希腊人还是远比黑暗时代的希腊人过得好。

希腊的地理、气候和农业

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看来，希腊人就像“池塘边的青蛙”一样生活。他的意思是：90%的希腊人住在离地中海不到一日路程的地方，那里有最好的农田，而居于内陆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了。据刻于301年的一块罗马石碑记载，相比于用马车往内陆运送120千米，用船将同量的谷物从地中海的一端运往另一端（约1 600千米）的花费要更少，这应了那句古谚语：“陆地把世界分开，而海洋把世界连在一起。”海洋是希腊文明的生命线。

不论居于雅典、西西里还是西班牙，几乎所有希腊人都面对同样的气候、地理状况，它们今日被我们称作“地中海”环境。以爱琴海为中心，希腊人的故乡是由小型海岸平原组成的一个世界，这些平原为丛山所分割，并常常背靠险峻的山脉（图2.1）。平原得到了深度开发，山岭上却遍布矮树、灌木丛（图2.2）。有些山岭遍布松树林，其他的却寸草不生、没有生机。公元前4世纪20年代，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结束之后，希腊人也迁居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些大河。那里的耕作依靠引水灌溉，但在地中海北部地区，农民依赖雨水来浇灌庄稼。

因此，对大部分希腊人而言，很少有比降雨更重要的事物了。通过希腊作家对当地天气的评论，以及一些证据（如古代树木残片的年轮、存于湖床中的古代植物中的浸水花粉等），我们能推知，2 500年前地中海的气候与今日很相似。吸引现代游客到希腊海滩度假的炎热、干燥夏季对古代农民而言却是休闲的时光。7月、8月难得下雨，气温会达到32摄氏度。在风格独特的诗歌《工作与时日》（它是有关农事、道德的训诫）中，生活在约公元前700年前后的诗人赫西奥德告诉我们：

在菊芋开花时节，在令人困倦的夏季里，蝉在树上不停地振动翅膀尖声嘶叫。这个时候，山羊最肥，葡萄酒最甜；妇女最放荡，男人最虚弱。那时天狼星烤晒着人的脑袋和膝盖，皮肤热得干燥。在这时节，我但愿有一块岩石遮成的荫凉处，一杯腓尼基的俾布罗斯的美酒，一块乳酪以及老山羊的奶，未生产过小牛的放在林间吃草的小母牛的肉和初生山羊的肉。我愿坐在荫凉下喝着美酒，面对这些美馔佳肴心满意足。

——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582—593

阴冷潮湿的冬天是繁忙的季节。低地平原在12月、1月甚至会降雪（但此事很少发生），山区则会降暴风雪。赫西奥德描述了希腊的勒纳伊翁月（它相当于我们的1月末、2月初）：

那时候，森林里有角无角的动物全都可怜地冷得牙齿打颤，穿过沼泽地而逃，一心只想找到一处浓密的树丛或一个岩洞作藏身之所。但是，他们都像手拄拐杖、驼背弓腰的老人一般，无处藏身以躲过冰天雪地的时光。

在这个季节里，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你应该像我吩咐你的那样，穿一件软质上装、一件长袍。你的衣料应该在细细的经线上织上厚厚的纬线。穿着这种衣服，你周身的汗毛可依然如故，不至于冷得竖起来。你得系紧正好合脚的靴子。靴子要用牛皮做成，里面要衬一层厚厚的毛毡。霜天雪地的季节来临时，你得用牛筋线把初生山羊的皮缝好，穿在身上以防雨。头上要戴一顶毛毡制成的帽子，不让你的耳朵淋雨。在北风之神 已经降临之后，黎明时辰特别寒冷……为了避过这阵风，你要赶紧做完活儿及早回家，以免自天而降的乌云裹住了你，淋湿你的衣服而使你的身体着凉。要避过冬季，这是最艰难的月份。

——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529—557

雅典每年的降雨量平均只有200 ~ 610毫米，在距雅典西南方不到160千米、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阿卡狄亚山区，年降雨量最多能达到3 000毫米，是上述值的5倍。尽管如此，平原地区的降雨不但量少，而且难以预料。种小麦的农民每四年就会有一年歉收，也就是说，收成还抵不上播种用掉的谷物。大麦更耐旱些，它每二十年里才歉收一次，因此，尽管雅典人喜欢小麦面包胜过大麦面包，但他们很可能还是要将就着啃大麦面包。

小型平原是谷物生长的主要区域，山岭上的稀薄土壤则适合橄榄、葡萄的生长。今天，在希腊远足的一大乐趣便是偶然发现在这些隐藏起来的高地山谷中的欣欣向荣的农场。但总体而言，在山区种的谷物很少，多数情况下，牧羊人利用山区，驱赶着成群的绵羊、山羊，在盛夏草场与隆冬的低地牧场之间放牧。山羊产出奶、奶酪、羊肉以及可纺成布料的羊毛。绵羊出产羊肉和羊毛。牛很少，因其喂养成本高，一般用于拉犁，偶尔也被用作肉食。

地中海的环境造就了希腊文明，但它也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希腊人总喜欢谈论自己有多么穷苦。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喜剧诗人米南德如此描述一个人物：

可怜的人，他过着怎样的生活啊！这就是真正的雅典农民。他在生长着百里香、鼠尾草的贫瘠土地上辛勤耕作，劳心费力却毫无所得。

——米南德：《恨世者》，604—606

生活年代早于米南德400年的赫西奥德也告诫世人，只有不断地努力与异常辛苦地劳动，才能养家糊口：

诸神不让人类知道生活的方法，否则，你工作一天或许就能轻易地获得足够的储备，以致一整年都不需要为生活而劳作了；或许立刻就可以把船舵卸下置于烟上，牛和壮骡翻耕过的田亩又会变成荒地……

出身高贵的佩尔塞斯 啊，要时刻记住我的忠告，无论如何你得努力工作。这样，饥饿或许厌恶你，头冠漂亮、令人崇敬的地母神 或许会喜爱你，用粮食填满你的谷仓，因为饥饿总是懒汉的亲密伴侣。活着而无所事事的人，神和人都会痛之恨之，因为其秉性犹如无刺的雄蜂，只吃不做，白白浪费工蜂的劳动。愿你注意妥当地安排农事，让你的谷仓及时填满粮食。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增加羊群和财富，而且也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倍受永生神灵的眷爱。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

——赫西奥德：《工作与时日》，42—46，298—311

人口状况

当我们想了解现代社会生活的种种事实，包括预期寿命、健康状况、人口时，我们会参考政府记录，但这类资料在古代是不存在的。此外，那些写出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的希腊人并不很关注这些事情。这些人创作悲剧、哲学作品和诉讼演说辞，但不写数据报告。尽管如此，通过将现存的提到日常生活的少量文献材料与考古学结合起来，并将古希腊社会与其他前现代社会做比较，我们可大体描绘出一幅可信的古希腊人口状况图景。

人口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生物方面的研究，包括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增长、出生率与死亡率、婚姻、疾病。人口学家已经证明，在18世纪的西欧，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方面是怎样开始发生剧变，且此剧变怎样从西欧传播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在那之前，人口生育率、死亡率都非常高，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很短，但从18世纪以来，死亡率急剧下降。一时间，人口得以迅速增长，随后，人们通过晚婚与节育控制生育，造就了我们今日所熟悉的一种准平衡状态——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很长的预期寿命（在美国超过了80岁）。在前现代社会，约有1/3的婴儿未满1岁便夭折，只有一半能活到5岁，那些活过孩童时代的孩子预计可以活到30来岁，但只有不到1/6的人能活到60岁，只有1/20的人能活到70岁。

从古代人体骨骼留下的证据来判断，上述数据大致适用于古希腊人。据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观察，“大部分（死亡）发生在婴儿满一周之前”。墓地里埋了很多的婴孩、儿童，其数量让人心痛。在某些时期，幼童被很随意地埋葬，以至我们寻不出什么有用的蛛丝马迹。也许，面对这样大规模的幼童夭亡，人们通过轻描淡写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眼看着孩子死去的悲痛。古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在作品中同样给出了如下建议：

我们不为死去的孩子祭酒，也不按惯例办丧事。因为他们未生存于世，也未参与尘世的事务。我们不为他们扫墓，不为他们立碑，不装殓他们的尸体，也不为他们守灵。根据习俗，我们不会为在这个年龄死去的人哀悼。

——普鲁塔克：《道德论丛》，612A

在我们的时代，新生儿的死亡可谓灾难，它会引起可怕的心理创伤。而在古希腊，这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1938年，人们在雅典发掘了一口井，但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对其进行科学研究。井中掩埋了超过450具儿童尸体（还有150条死狗）。大多数儿童是在出生一周到两周的时间里自然死亡的。这意味着，希腊人对婴儿死亡习以为常，其缘由很可能是每个家庭都有不止一次的相关经历。

高死亡率要求高生育率。在一个婴儿死亡率高的社会，要保证人口数量的稳定，平均每个女性都必须生4~5个活产婴儿。考虑到一些女性不结婚，且在一些婚姻中夫妻一方或双方不育，很多女性必须要生七个或更多的孩子。不过，大多数古希腊女性在30来岁，不到40岁就死去了，她们能生孩子的时间不过18 ~ 20年，生养孩子由此占据了她们的生活。

虽然孩童夭亡在古希腊很普遍，但青少年、青年因自然原因死亡却不常见。希腊人将这个年纪死亡的人称作“ aôroi ”，即“华年早逝者”，并沉痛悼念他们的逝去。他们的魂灵不散，有时人们会将咒符（通常是刻有魔法咒语的铅块）同死者一起埋葬，或是将它丢到井中，从而让针对某个人的咒语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一位年轻人战死沙场被赞为光彩、荣耀，但若丧生于疾病、事故之手就太不值得了。

古希腊留存的人体骨骼说明，大部分成年人在30多岁或40岁出头的年纪就死了，只有少数人活到60岁。不过我们或许不能那么痛快地把他们叫作“幸运儿”，因为其中很多人经受严重的关节炎折磨。一些希腊诗人说他们想要长寿，但强调他们想要健康的长寿。一些人陷入绝望，并祈祷自己在变老之前死去。然而，最著名的那些希腊人一般都活到了70岁，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可能还有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政治家伯里克利以及雕刻家菲狄亚斯，他们都活过了60岁。或许，只有那些足够幸运也足够富裕，并能在很长时间里保持健康体魄的人才能树立声望、功成名就。

不过，人口状况并非静止不变。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预期寿命有上升的趋势，而在黑暗时代又呈下降趋势，随后，在古典和希腊化时代达到顶峰。到公元前300年，相比500年前，成年人的寿命普遍增长了4~5岁。如果成年女性在其生育年限内活得更久，人口就有增长的潜力，而事实正是如此。综合从碑文、考古发掘以及考古调查那里得来的证据，我们能做出估计：公元前900—前300年，人口增长了约10倍。约公元前900年，希腊人口可能不到50万，他们主要环爱琴海西海岸而居。到公元前300年，有600万人自称为“希腊人”，遍布从西班牙到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有些人甚至住在远至尼罗河上游和阿富汗的群山中。

是什么导致了上述长期性的人口变化呢？在下文中，我们将对三个可能的解释进行考察：移民、疾病以及营养状况。

移民

人口的增加可能是由于人口从外部移入希腊，然而这似乎充其量是部分原因。移民希腊的主要形式是被迫移民。自公元前6世纪起，引入希腊的非本土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大部分奴隶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以及小亚细亚。雅典是奴隶的最大买家，在公元前4世纪奴隶贸易的最高峰时，雅典可能有5万~8万名奴隶，其中一些是父母被囚于希腊时生下的奴隶，但绝大部分是各个世代新引进的奴隶。如果将所有引进奴隶的希腊城邦都算在内，我们估计在公元前4世纪时，每年（最多）有2 500~3 000名奴隶被引进希腊。他们占希腊总人口的1%~2.5%，其人数虽多，但不足以解释人口增长。

事实上，移民的主要形式是希腊人从故土移出。约公元前750—前650年，在地中海西部进行殖民活动的希腊人可能包括3万名成年男性（我们假设这些人单身而去，娶当地人为妻），约占爱琴海地区成年男性的2%~ 3%。而在公元前330—前250年，另有10万~ 20万男性移民到新征服的埃及和近东，他们常常是作为雇佣兵去的。

这些都是重要的人口迁移，包括人口的移入和移出，但只是这一时期的人口变化的部分原因。要想知道人口增长的原因，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疾病

古代文献向我们展现了可怕的瘟疫肆虐希腊的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学家、雅典人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年）描述了公元前43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在雅典暴发的一场瘟疫，其时，斯巴达人正围攻该城。雅典的杰出领袖伯里克利死于这场瘟疫，修昔底德自己也染了病，但幸免于难。他的叙述展现了其可与希腊医学作家相媲美的非同一般的观察力：

瘟疫最初是在雅典人中间暴发的。据说，这种瘟疫过去曾在爱琴海上的利姆诺斯岛附近许多地区和其他地方流行过，但是在记载上从来没有哪个地方的瘟疫像雅典的瘟疫这般厉害，或者能伤害这么多人。起初，医生们完全无法医治这种病，因为他们不知道正确的医疗方法。事实上，医生死亡最多，因为他们经常和病人接触。任何技术或科学都毫无办法。向神庙祈祷，询问神谶等办法，都无用处；最后，人民完全为疾病所困倒，所以他们也不再求神占卜了。

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埃塞俄比亚，由那里传播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它在雅典突然出现，首先得这种病的是距雅典约十一千米的比雷埃夫斯港口的居民。他们以为是伯罗奔尼撒人（斯巴达人）在蓄水池中投放了毒药。但是后来这种病在雅典上城区也出现了。这时，死亡人数大大增加。

至于这种病最初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这种病对身体有这样剧烈的影响等问题，我将留给那些有医学经验或没有医学经验的人去考虑。我自己只描述这种病症的现象，记载它的症状；如果它再发生的话，这些知识使人们能够认识它。我自己患过这种病，也看见别人患过这种病。

一般人都承认，那年没有其他的病；纵或有一些以前患过别种疾病的人，但是结果都得了这种瘟疫。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似乎没有受这种病症侵袭的理由。

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

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咳嗽。之后就是肚子疼，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是很痛苦的。大部分时间是干呕，强烈地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有时还继续很久。

抚摸时，外表上身体热度不高，也没有现苍白色；皮肤略带红色和土色，出现小脓包和烂疮。但是身体内部发高热，所以就算穿着最薄的亚麻布，病者也不能忍耐，而要完全裸体。真的，他们大部分人喜欢跳进冷水中。有许多没人照顾的病人实际上也就这样做了，他们跳进大水桶中，以消除他们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无论喝多少水，总是一样的。

于是他们长期患失眠症，不能安静下来。

在这种疾病达到顶点的时期，病人的身体并没有衰弱，表现有惊人的力量，能够抵抗所有的痛苦，所以在第七天或第八天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力量留着；在这个时候，他们多半因为内部高热而死亡。但是如果病者经过这个危险时期而不死亡，其肠胃便会产生强烈的溃烂和不可控制的大泄；因而引起衰弱，后来多半就会死亡了。

因为这种疾病从头部起，依次感染身体的各个部分，纵或病者逃脱了最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身体的四肢还留下它的痕迹；它影响生殖器、手指和脚趾；许多病后复原的人丧失了这些器官的作用；也有一些人的眼睛变瞎了。还有一些人，当他们开始好转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记忆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认识他们的朋友。

这种疾病的一般情景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描写得出的；至于个人的痛苦，它似乎不是人所能忍受的……

这些是这种疾病的一般情况，但是我省略了每个病人所发生的各种特殊现象。同时，在所有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其他普通疾病流行；如果有其他普通疾病发生的话，其结果也终于成为瘟疫。有人因为疏忽而死亡；有些人，虽经尽力医疗，也死亡了。可以说，还没有找到一个公认的医疗方法：对某些人有益的，对另外一些人是有害的。那些生来就身体强壮的人不见得就比身体衰弱的人更能抵抗这种疾病，强者和弱者同样地因这种疾病而死亡，就是那些医疗得最好的人也是一样的。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身患这种疾病时，即陷入绝望；因此他们马上就采取一种毫无希望的态度；这样屈服了，就丧失了一切抵抗的力量。

由于看护别人而得病的人，像羊群一样地死去，这种情景也是可怕的。真的，这样死亡的，比因为任何其他原因而死亡的更多。因为人们害怕去看病人，病人即因无人照顾而死亡；真的，因为无人照顾的缘故，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人们真正去看望病人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丧失了生命。对于那些把这种礼貌当作有关体面的事的人，尤其是这样的。这样的人觉得考虑自己的安全是可耻的；他们时常跑到朋友家里去，虽然那时候死者的家属为沉重的灾难所压倒，以至放弃了哀悼死者的通常习惯。

但是，感觉到病者和垂死者最可怜的是那些自己得了瘟疫，后来病愈复原的人，他们知道这种病痛的情况，同时觉得自己安全了，因为没有人会第二次得这种疾病；或者，如果第二次得了这种病的话，也是不会致死的。这样的人得到各方面的祝贺；在他们复原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很得意，以至他们愚蠢地认为他们以后也不会因其他任何疾病而死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7—51

修昔底德还加了一段引人注目的信息：

使雅典人的情况更加恶劣的一个因素是他们把乡村居民迁移到城市里来， 这件事对于新来者影响特别不好。他们没有房屋住，事实上他们在炎热的季节里，住在空气不流通的茅舍中，像苍蝇一样死亡。垂死者的身体相互堆积起来，半死的人在街上到处打滚，或者群集于泉水的周围，因为他们想喝水。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52

导致这场瘟疫如此严重的原因是雅典正处在围困中。人们挤在不卫生的场所，由此导致疾病肆虐。1995年，在雅典修建新的地铁站时，考古学家挖掘出了大约90具尸骨，它们杂乱地埋在一起，显然，死者是那场瘟疫的受害者。对他们牙齿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进行研究后发现，他们死于通过被污染的粪便传播的伤寒，此病在当时这座拥挤的城市中十分常见。尽管如此，病原体经历了快速的变异，修昔底德描述的那种疫病不太可能仍存在于世。

在史上大多数时代，限制寿命的主要因素并非这样重大的疫病，而是在当今发达地区中已不再成为生命的主要威胁的日常疾病。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希腊人的废物处理系统很原始，且不利于健康。当时没有抽水马桶，在城里，人们的排泄物首先被倒在屋内或庭院中的盆里，而后再倒入房子附近的垃圾坑。当坑满了以后，排泄物会被卖给专门回收的商人，然后作为肥料再次出售。无论如何，肮脏的街道会被人畜的排泄物污染，四处觅食的猪则会把排泄物吞掉（猪的这种嗜好可能是人们禁食猪肉的原因）。

公共卫生基本上不存在。饮用水基本上不在人们的控制范围内，疾病很容易通过其传播。修昔底德描述了瘟疫患者跳入公共水池的景象，这种行为虽为特例，患感冒、腹泻以及其他传染病的人污染彼此的饮用水却很常见。如果这还不够的话，还有普遍存在的致命疾病——肺结核、疟疾（这些疾病在古代的形式与今日的形式很相像），此外，甚至小小的伤口都可能引发败血症并致命。财富、地位并不必然有用，在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约公元前1341—前1323年，他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似乎死于腿伤。幼儿的境况尤其危险，这解释了为何儿童死亡率很高。女性经常因分娩时的感染和并发症而死。对希腊人体骨骼的分析表明，希腊人一生中的很多时候都身体不适，他们饱受体内寄生虫的困扰，身体关节由于重体力劳动而疼痛，牙齿因为食用粗食而掉落（尽管由于食物含糖量低，他们蛀牙很少）。

上述情形解释了为何希腊人与现代人相比会死得那样早，但无法解释为何他们的人口数量在公元前800年后增长得如此迅速。至少对富人来说，或许希腊人相对先进的医术发挥了作用。希腊最著名的医生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波克拉底，有关他的情况我们虽不十分了解，但他可能来自爱琴海西南区域的科斯岛，在古典时代、希腊化时代，此处曾有类似医院的场所，还有供奉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庙宇。据说希波克拉底写下了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该誓言至今仍为医者所崇奉：

以医神阿波罗、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健康女神海吉雅及所有有医治力量者为证，我宣誓，将尽己所能，遵守此约。我不会用我的知识伤害或冤枉任何人。

我不会开具或建议任何人使用致命药品，即使他们要求。我也不为妇人堕胎。我将在生活、职责中保持纯洁和虔诚。

凡患（肾）结石者，我不施手术，而留待专家处理。无论至何处，我的唯一目的，为救助患者，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无论男女，无论自由人还是奴隶。凡我所见所闻，无论于公于私，我将保守应保守的秘密。

倘我严守上述之誓言，请保佑我的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若违誓，则身败名裂。

——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誓言》

希波克拉底是希腊最伟大的医生，但他有很多的竞争对手（我们将在第23章进一步探讨希腊医学）。到公元前500年，波斯国王只任用希腊医生，并给他们重赏。顶尖的医生跻身希腊最富者的行列。约公元前530年，一个希腊岛屿的统治者赏给一名医生100明那（一种货币单位）的酬劳——这可是一名熟练工人40年的收入。

希腊医生擅长诊断与预后、将疾病分类、预测病程与结果。但在诊断病因以及治疗方面，他们技艺稍逊，在治疗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他们没有显微镜，而在现代正是显微镜使疾病治疗发生了变革。他们对人体知识所知不多，对人体解剖也无甚兴趣。希波克拉底做了如下总结：“生命短暂，艺术长久，机会易逝，实验危险，判断困难。”后于希波克拉底约100年的亚里士多德承认：“身体，特别是人体的内在部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如果一个人在古希腊活过了童年，除却受伤或受恶性传染病感染的情况，他一般会活过20岁、30岁。在40岁之后，人的生命状况稳步下滑。如果这个人很富有，医生可能会挡住某些对其生命的威胁，如果他是个穷人，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营养状况

抗病能力有赖于健康，健康有赖于饮食。在很大程度上，更好的营养状况解释了公元前800年之后的人口增长。至于更好的营养状况，其很大一部分因由很可能在于气候变化。虽然相关细节仍不明确，但是，整个公元前9—前8世纪，冬季降雨看起来呈增长之势。虽说增长并不明显，但可能足以对年际变化起到缓冲作用，让作物歉收的可能性降低。

即便如此，大多数古希腊人的饮食是很简单的，大麦面包是他们的主食。诗人把人称作“吃面包的凡人”，肉类是奢侈品，只有在公共祭祀场合才能偶尔吃到。谷物、肉类之间的能量转换比大概是10∶1，也就是说，牛肉的1卡路里能量需要耗费10卡路里的谷物来转换（在牛这类食草动物与狮子这类食肉动物之间也有10∶1的能量转换比，因此，人们不会为了吃肉而蓄养狮子）。在希腊，除却要求宰杀动物的宗教祭祀场合（图2.3），人们多为了畜力、奶而饲养动物，而不是为了吃肉。绵羊、山羊是主要的祭祀动物，因为它们与猪一道是最常见的家畜，尽管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绵羊、山羊。在希腊中部的彼俄提亚，常用的祭祀动物是大型鳗鱼。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是不屑吃鱼的，《奥德赛》（12.327—335）中的一则故事记载道，人们宁死也不吃鱼。但是，对古人骸骨的化学分析表明一些人以食鱼为乐，在古典时代，鱼是美味佳肴。在喜剧中，要刻画一个人颓废形象的标准方法就是写他吃很多的鱼。小沙丁鱼比较便宜，沿海居民毫无疑问会吃很多。而住在内陆的人能够吃到的最好的鱼是咸鱼，像金枪鱼、鲭鱼、鲟鱼这类大鱼对任何人而言都是罕有的奢侈品。最重要的谷物佐餐是橄榄和葡萄酒（图2.4）。事实上，面包、橄榄和葡萄酒构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地中海三食”，它们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到21世纪一直是希腊人的核心食品。到目前，考古学家基本上没发现什么显著证据，用以证明谷物、橄榄、葡萄酒这些食物种类在整个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有什么变化。

日常饮食是单调的，其蛋白质含量也不丰富，不过，这种饮食比较健康，有时也很美味。甜品除蜂蜜外别无其他，盐也不易得到。在后古典时代，盐被用作货币，并成为“salary”（薪酬）一词的语源。大蒜、洋葱、葡萄、山羊奶酪以及一些香肠则很常见。富有的希腊人用酱、奶油给面包调味，到公元前5世纪晚期，他们发展出更丰富的菜肴。公元前4世纪，一位西西里厨师不仅赢得了国际声誉，他还写下了关于他的地中海烹饪之旅的仿史诗诗歌。

研究近代经济的历史学家发现，儿童的营养状况与他们成年时的身高有紧密联系。现代历史学家普遍会对给出了个体身高数据的翔实记录材料（如征兵或工厂招聘记录）进行研究，不过，古希腊并没有这类资料留存下来。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根据挖掘出的人体骨骼计算出当时人的身高。古希腊人比较矮，在古典时代，男性一般高约1.68米，女性一般高约1.57米。回溯到黑暗时代，那时的希腊人更矮，男性、女性要比古典时代的男性、女性分别矮约4厘米和5厘米。公元前900—前300年，营养状况明显有所改善，食物供给变得稳定可靠，儿童由此挨饿的次数减少了。与现代的地中海人相比，古典时代希腊人的营养状况已经很好了。拿1949年来说，加入塞浦路斯军队的新兵比公元前5—前4世纪时的希腊人要矮。

从黑暗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人吃得更好，活得更长，人口也大量增长了。公元前4世纪的生活虽然艰难，但相比公元前9世纪好多了。

生活水平

物质生活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可能是仅次于食物本身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住所。在黑暗时代，房屋很简陋，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一居室结构。这些房子的尾部常常弯曲成半圆形状，这样就可以不修建墙角了。所有的活动，如做饭、吃饭和睡觉，要么在这样的单间屋里，要么在户外。这样的房子通常墙壁很薄，不足以支撑第二层楼。600年后的房子，沿用了石头地基加泥砖墙的基本建筑方式，不过新建了瓦屋顶和院子，由此，人们夏季可乘凉，冬时可避雨（图2.5）。每个房间都各有其功能，有厨房、餐厅，还有专用于饮酒的房间。很多房子都有铺好的地板和有时用作厕所的简单排水装置（但夜壶仍是常用的），还有通向二楼的楼梯。一般房子一楼有屋顶遮盖的部分占地约220平方米，这约等于现代美国居室的标准面积，是黑暗时代房屋面积的五倍大。如果楼上也有房间，则整体面积可能两倍于上述面积，无论怎么算，那都是很宽敞、舒适的了。

除了活得更久、吃得更好之外，相比黑暗时代的希腊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还有更贵重、更多样的家居用品。希腊的财富大大增加，一座公元前4世纪的房屋所需的工作量是一座公元前10世纪的房屋的5 ~ 10倍。

希腊城市的公共设施也有了巨大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像雅典、叙拉古这样的主要中心城市都有了将饮水输送到市中心的地下管道。甚至小城市也有公共喷泉。宏伟的庙宇、美丽的雕像以及强大的防御工事遍布希腊。公元前10世纪时，雅典城市人口不到2 000人，到公元前5世纪，它的人口已达4万（公元前4世纪，叙拉古的人口规模两倍于此）。是什么使得希腊的物质生活基础有了如此大的改善？

古希腊的经济发展

在最近的250年中，人类生活经历了一次变革。18世纪的欧洲人掌握了使用化石燃料的技巧，此事的开端即人们通过烧煤产生了蒸汽。随着这项技术的传播，发明家们实现了日益增多的重要突破。我们现在认为技术推动经济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古希腊，这一点并不是那么正确。在古典、希腊化时代，最基本的技术，如农犁和肥料、用于交通的船和马车、打仗用的青铜盔甲和铁制武器，都已存在数百年之久。小幅的改善一直稳步进行，但直到公元前3世纪，在埃及的希腊城市亚历山大城，科学家们才发明出能真正促进生产的种种技术（参见第23章）。不过，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它们也很少被用于实践。黑暗时代与古典时代之间的经济发展很可能是因气候变化而成为可能。不过，数百年里增长态势的维持依靠的是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而非新技术。

这些变化并非有意识的经济计划的结果。即使是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对经济的理解也很粗浅。事实上，希腊人是在追逐其他目标的过程中不经意地为经济增长开辟了自由之路，而这条道路在其他古代社会受到了阻碍。在希腊人做出的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希腊公民不断发展的个人自由。在古典时代，希腊的普通公民比其他古代文明的公民得到了更好的法律保护。富有的邻人或政府官员很难（虽然不是不可能）对普通公民进行欺诈，抢夺他们的财产或是将他们卖作奴隶。由于受到足够程度的保护，得免于遭受强横掠夺，希腊公民更有动力把精力、资源放在农事上，或通过贸易、手艺赚更多的钱。

古希腊人为自身自由而奋斗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此举是道德上的正义之事，而非他们认为这会刺激经济发展。这种不经意的结果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正如我们会看到的，公元前9世纪晚期，拼音文字看似是基于记录诗歌的目的而从腓尼基字母体系那里改造过来的，它也简化了商人们的记账工作。公元前600年前后，很明显是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手段被引进的货币同时使交易更加便利。约公元前425年，雅典人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帝国（提洛同盟）境内统一使用雅典人的计量单位和货币。毫无疑问，此举旨在使收缴帝国贡赋变得更容易，但与此同时，它也促进了城市间的贸易往来。渐渐地，希腊世界在经济上变得更加统一。小麦、大麦从西西里、乌克兰运过来，以满足雅典城市居民的食物需求，反之，精美的陶罐、橄榄油这类制成品则从雅典流出。雅典的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成为爱琴海最大的市场。公元前440年前后，一位雅典评论家（因其所持政治观点被称为“老寡头”）写道，“不论是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黑海、伯罗奔尼撒抑或其他任何地方，这些地方的美物莫不汇聚于雅典”。

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在食物、住房上的花销也更多了。由于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儿童的死亡率随之降低。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人口增长了。增长的人口意味着更复杂的劳动分工。个人、城镇、一片一片的整个地区各自发挥所长，对不均衡的个人技艺和自然资源加以利用。劳动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创造了更多财富，它让人们的饮食、居住条件更加优越，并进一步降低了死亡率（这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由此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据最乐观的估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平均消耗的财富量比他们黑暗时代的祖先要多出50%。

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本书中所谈的文化成就也就不复存在了。但在结束本章前，我们要强调两点。首先，尽管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的生活比公元前10世纪要好，但以现代标准来看，他们的生活依然是很艰辛的。即使在其最好的时代，与现代发达国家中的人相比，他们也发育不佳、营养不良。经济发展在达到顶峰后，也变得缓慢并最终停滞。即便重新调整社会制度，它也只能发展到这个地步。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是有限度的。希腊人达到了他们的上限，从此再未前进一步。

其次，希腊的经济发展是与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奴隶在希腊人中虽仅占一小部分，但他们的作用很重要。买得起奴隶的人可以在需要时为其事业增添劳力，并在随后开除那些不能带来利润的工人。一些富人购买成群的奴隶，并把他们租给企业主，去从事开矿一类艰辛、危险的工作。如果没有奴隶，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将不会存在，奴隶的存在使得那些精英自由开创卓越的文明。就我们自身而言，我们会使用省力的机器以获得相对的闲暇时光，从而让我们有废除奴隶制的自由。然而，身处与希腊人不同的物质环境下，我们又怎么能评估他们的成就呢？ KANbmRURH+VURWrJalg4s3MRqZ3h/GMcPa9GBSiQZEgd2r8GA37vrbBdyCNiMqQ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