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狭小且偏远的土地

美丽的希腊！逝去的珍宝留下的悲伤遗迹！

不朽，虽已不复存在：伟大，虽已倾倒！

——拜伦勋爵：《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1812—1818年）第2章第73节

写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时，拜伦年仅24岁。那时他英俊潇洒，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一位富有的勋爵，且已是那个国家最有名的诗人之一。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然而仅仅十年之间，他就将自己拥有的这一切统统抛弃。他渡海去了希腊，参加了反抗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图1.1）的起义。

拜伦勋爵死于1824年，死时远离家乡、亲人，他是在对希腊中部米索朗基（图1.4）的可怕围攻战中去世的。为什么拜伦对希腊有着如此深厚的情感，甘愿为它的自由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他的脚步？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前去参观那些点缀了希腊国土的断壁残垣？人们又为什么用大量时间来研究希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在本书中，我们会试着解答这些问题。

历史概述

公元前800—前200年，希腊人进行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尝试。他们建立的社会是由平等的男性公民所组成的群体，这些人能系统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解释这个世界。希腊字母将人类说话的声音大致呈现给读者，早先的书写体系未曾做到。希腊人利用此种革命性的字母，创作了很多文学杰作。他们的艺术、建筑在美感、写实方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西方的民主、哲学、历史写作以及戏剧都始于古希腊，希腊人在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向上发展了科学和数学。

200年前，拜伦为了一个信念、一个古希腊精神的愿景而死。他的愿景是理想化的，他和他的同辈人从希腊艺术、文学中看到了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展示了生命的意义。1820年，在希腊独立战争的前夜，他的诗友约翰·济慈（1795—1821）认为，自己仅仅通过观赏希腊彩绘陶瓶（图1.2）就掌握了世界的终极真理。

哦，雅典（Attic） 的形状！唯美的观照！

上面缀有石雕的男人和女人，

还有林木，和践踏过的青草；

沉默的形体呵，你像是“永恒”，

使人超越思想：呵，冰冷的牧歌！

等暮年使这一世代都凋落，

只有你如旧：在另外的一些忧伤中，

你会抚慰后人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这就包括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济慈：《希腊古瓮颂》（1820年），第5节

这些诗人看到了深刻的意涵。不过，得益于两百多年的学术成果，我们现在看到了更深刻的意涵。对拜伦、济慈而言，古希腊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世界，充满爱与真理。而今天，我们对希腊有了更多了解。希腊文化确实令人惊叹，但如今我们知道希腊并非乌托邦。一些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依赖于他人的辛苦劳作，这些人通常是从海外贩来的奴隶。希腊的民主将女性排除在外。他们发动了无数的战争，犯下了很多可怕的罪行。然而这些发现却远没有使人们厌恶希腊，反而使希腊变得更具吸引力。希腊人生活在一个严酷、真实的世界中，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为了自由、平等、正义等基本问题而斗争。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也告诉我们：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有简单的答案。

让我们将时光回溯至5 000年前，那时，伟大的青铜时代文明已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今伊拉克地区）和埃及兴起。

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宣称他们与神明有特殊的联系，如果不是他们在神与人之间进行调停，神明就不会对人类施以恩惠。埃及国王则更进一步，宣称自己就是神明。到公元前2000年，与上述两地的人相似的一些社会群体在希腊形成。他们的宫殿一直兴盛到公元前1200年，但之后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城市一起被烧成了灰烬。我们现在仍不知道这场灾难的起因，但其后果是严重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神明般的新式国王出现了，但在希腊，这样的情况（假如真的出现过的话）已经终结。公元前1200—前825年，书写文字从希腊消失了，这个国家的人口减少并与外界隔离开来。本书目前会重点关注公元前8世纪崛起于黑暗时代之后的希腊社会，这些社会创造了一个迥异于青铜时代希腊世界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有一些极为突出的特点。第一，大部分希腊人此时将自己组织到名为“ poleis ”（这是复数形式，单数形式为“ polis ”）的小城邦里而非王国之中；第二，随着公元前8世纪人口的增长，一些希腊人驾船出海，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图1.3）；第三，希腊人逐渐将他们的城邦看作由平等、自由的男性组成的集体，它是西方公民概念的基础与来源；第四，他们拒绝相信神灵会给予任何个人或少数精英神圣的统治权。

这些特点为希腊人带来了其他古代社会所没有的问题，但也为其提供了机会。如果神灵没有派遣神圣的国王到大地上来指导人们该怎样做，那凡、圣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大部分希腊人认为神灵是强大而睿智的，认为世界充满了精灵与鬼魂，并认为一部分神使和祭司拥有通达超自然力量的途径。尽管如此，此种能力却遭遇了公开的挑战，由此，这些神使、祭司不能以此控制他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凡人怎样才能知道何为“真”呢？

此种情形引发了一个重大冲突，我们称其为“希腊问题”，这是古代思想家不断做出努力要应对的难题。因为没有上帝或神明来揭示真理，很多希腊人都认为人类的理性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任何统治者拥有获得真理的特殊能力，那么所有男性公民或许都同样有资格探讨真理，而且英明决策的唯一来源必然是整个男性群体（所有希腊城邦都将两性严格地区分开来，当希腊人提到“每个人”“群体”“人民”时，他们通常指所有生而自由的成年男性）。到公元前500年，平等禀赋的理论造就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些西方民主政体（“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文“ dêmokratia ”，意为“人民的权力”），在民主政体下，所有男性公民都可对重大事件进行辩论与投票。

其他希腊人则从“希腊问题”中得出了不同结论。一些人认为精英阶层应当统治希腊，那些拥有强大家庭背景的最富者可以代表整个群体接受纯熟的理性训练。大众与精英（民主制与专家治国）之间的矛盾是推动希腊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使在今天，这种力量对我们而言仍不陌生。知识分子在民主政体下占有怎样的地位？财富应当怎样分配？平等与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过，在这些哲学辩论激烈进行时，希腊人面对的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就像我们一样，他们的人口在不断增长，人们对资源的需求也在引发冲突。每个城邦的领导者都追逐着权力与财富，富人经常与穷人产生矛盾。比邻而居的不同城邦为了领地和其他资源而发动战争，它们有时经过分化组合，形成大的权力集团。希腊作为一个整体和中东的强大帝国波斯、贸易大城迦太基（位于今突尼斯）这类强权争斗。对于管理独立于神或其代理人的统治的文明社会，不同城邦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法，但它们总是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现实物质环境的背景下展开行动的。斯巴达建立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基于安全方面的利益，禁止辩论。雅典则转向民主与多元化，并为自己的公开表达而自豪。西西里的叙拉古则在雅典式创造和专制僭主这两种状态间交替变化。

这些对“希腊问题”的不同反应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由于不同城邦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对有序社会有着不同的愿景，所以城邦间的战乱不断。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似乎能够击败所有竞争者，统一希腊，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并成为其首都。然而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对雅典的胜利终结了这一可能性。战争频繁发生，其代价越来越高昂，破坏性也越来越强。

对“希腊问题”的接受与应对所产生的第二个结果更为积极一些。思想家不仅需要解释宇宙是怎样独立于神祇运行的，还要解释为什么它有如此丰富的多样性。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小亚细亚（位于今土耳其）西海岸伊奥尼亚的希腊知识分子就创造了宇宙运行机制的合理模型，并承认上帝创造了宇宙，但自然力的相互作用使得物质世界持续运转。他们的问题开启了希腊的科学与哲学，使得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写出了划时代的作品，公元前3世纪西西里的工程师阿基米德在数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他思想家则推动了逻辑的、理性的分析，探讨希腊城邦之间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整个希腊与波斯帝国和其他外邦民族为何那样相异。这些问题为我们贡献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还成就了历史学、人类学以及政治科学的开端。与此同时，诗人、艺术家也在尽力定义人神关系。在黑暗时代末期的公元前9世纪末或者前8世纪初期间，荷马吟诵了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的时间背景是人神并存的远古时代。赫西奥德讲述了诸神自身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重新讲述了希腊传说，以此探索深刻的道德问题。雕塑家菲狄亚斯用视觉的表现形式阐述了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新观点。此外，雅典人还创造了世界上的艺术杰作之一——帕提侬神庙。

在古风时代（公元前7—前6世纪）和古典时代（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的剧变、胜利和灾难都受到“希腊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依靠神明来告诉我们何为“真”，我们怎样知道要做什么——的推动。不过，公元前4世纪末，一些突然的、令人始料未及的变化开始让“希腊问题”变得无关紧要。腓力二世对马其顿这个徘徊在城邦世界边缘的大国加以现代化和集权化，并且利用其财富与人力击败了希腊诸城邦。然而，征服希腊仅仅是腓力二世的一个热身表演，他计划推翻波斯帝国。公元前336年他被杀害后，他精明能干的儿子亚历山大最终实现了父亲的心愿。

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的征服似乎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两位国王都确定无疑地认为自己的胜利类似于神的胜利，亚历山大还在公元前324年命令各城邦将自己奉为神明来崇拜。希腊的伟大试验——以理性为基础建立社会——演化出很多新的试验形式。从许多方面来看，公元前3世纪都是希腊的“黄金时代”（这个词经常被赋予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希腊从未如此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希腊的城市已拓展至阿富汗。希腊文化从印度边界传播至大西洋沿岸，希腊科学家、工程师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这些成就似乎证明希腊人已经解答了那个关于真理来自哪里的问题，但在希腊化时代（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起至罗马兴起），希腊人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与被征服者一起生活？此外，在公元前200年后，罗马军队已在地中海沿岸杀出一条血路，在此情况下，我们要怎样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中生存？

为什么要研究希腊人

上述问题让现代人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与古希腊人有许多共同的问题。1500年前后，当欧洲中世纪结束之时，欧洲国王们宣称自己是通过神授权力进行统治的（正如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他们得到了垄断真理的教会的支持（正如神庙保障了古美索不达米亚国王们的权力）。然而，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期间，哲学家、科学家对这些信念提出了挑战，正如古风、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他们也提出了疑问：如果不依靠君权神授的国王和全知的神职人员来指引自己，人类要怎样了解真理、管理自身？他们得出了和希腊人差不多一样的结论：只有通过理性的习得，不为人们对习俗传统的崇敬所缚，人们才能够找到自身前进的路。

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将凡人所写的宪法提升到了比圣书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和很多古代希腊人所认为的一样，革命者指出，国家是由平等的（男性）公民在理性的基础上组成的，它以追寻幸福为目标。19世纪时，自由平等的公民进行自我统治的权利——民主——成为全欧洲的热点社会问题。和古希腊一样，广泛的讨论同样让革命性的哲学、科学、历史写作、文学及艺术蓬勃发展起来。人们再次思考要怎样通过理性的方式寻找世界的意义，他们发现，希腊人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提出这些问题，不仅如此，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在20世纪，民主的传播使得希腊经验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21世纪，我们发现，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早在2 000年前就预测到我们需要建立和生活在复杂、多样的社会中。

希腊人并没为我们勾画出如何生活的蓝图，我们从他们的失败中学到的教训和从他们的成功中借鉴的经验一样多。例如，他们认识到，从逻辑上说，男性公民的自由平等与奴隶和女性的从属地位是不相容的，但他们觉得没必要做出改变。相比之下，在1861—1865年，有67.5万美国人在内战中死去，主要是为了决定自由是否包括蓄奴权。希腊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美国的问题，但美国的解决方式一定会让希腊人大跌眼镜。

由此，我们可以说，希腊人是“很好的思考对象”。他们在自由、平等和理性方面进行了令人惊叹的试验，这些试验可与我们建立理性、公正社会的努力相比肩。

希腊人是什么人

但“希腊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从拜伦那个年代起，两百多年来，世界都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支持民族国家的理论很简单：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由共同语言、文化、世系传承所界定的族群。每个群体（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都是通过组成自决的领土国家的形式来掌控自身命运的。民族国家的边界与政治国家的边界是重合的，因此我们发现，在德国的是德国人，在法国的是法国人，在中国的是中国人，以此类推。

不过事实上，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在公元第三个千年的初始阶段，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民族大拼盘。例如，虽说世界上讲希腊语的人主要集中在雅典，但位居第二的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你在芝加哥吃的希腊餐食和在希腊民族国家的任何地方吃到的一样美味。一些希腊人深信，阿尔巴尼亚南部人口在民族上属于希腊人（图1.4）。其他希腊人认为，希腊边界有太多阿尔巴尼亚族裔。

对“民族”下定义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等式却主宰了现代历史，由此产生了“种族大屠杀”和“种族清洗”。一个世纪以来，库尔德人建立自身民族国家的渴望已搅得中东动荡不安。在将阿富汗、伊拉克变为屠杀场，将巴尔干半岛变成暴力仇恨的地狱方面，民族自豪感是一股主要的推动力量。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建立民族国家，这种信念是现代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

如果我们问“民族”在古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那我们会看到，它的面貌与今日有很大不同。民族国家的概念在古希腊根本就不存在。讲希腊语的人称自己为“希伦人”（Hellenes，奇怪的是，“Greek”一词源自罗马人对希腊人的称呼“ Graeci ”），他们散布于从西班牙到乌克兰的诸多城市（图1.3）。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祖先的故乡是环绕爱琴海的赫拉斯（大约是今希腊再加上今土耳其的西海岸）。尽管居于不同地方，但西西里希腊人仍会和雅典希腊人一样认为自己就是“希腊人”。

所有希腊民族的人应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此种观念应者寥寥。最大的两个城邦雅典、斯巴达，它们的领土面积约为2 600平方千米，与此同时，只有上述面积1/10大的基亚岛却有三个分立的城邦。“希腊性”与从属于一个特殊的政治体没有任何关系。

那什么是“希腊性”呢？大多数现代民族是通过共同祖先、语言和文化来界定民族认同的。不过，这些信念有时很明显存在谬误，此外，在任何国家，人们往往会在有争议、相矛盾的不同故事选择符合当下需求的。在公元前400年前后进行历史写作的雅典人修昔底德描述了在希腊问题上的类似情形：

在特洛伊战争以前，我们没有关于整个希腊共同行动的记载。当然，我认为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甚至还没有叫作“希腊”。在丢卡利翁的儿子赫楞 以前，“希腊”的名称根本还没有；各地区以各种不同的部落名号来称呼，其中以“佩拉斯吉人”的名号占主要地位。赫楞和他的儿子们在希腊中部的泰俄提斯的势力增长，并且以同盟者的资格被邀请到其他城邦以后，这些城邦才因为和赫楞家族的关系，各自称为“希腊人”。但是经过很久之后，这个名称才排弃了其他一切名称。关于这一点，在荷马的史诗中可以找到最好的证据。荷马虽然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腊人”这个名称来代表全部军队。他只用这个名称来指阿喀琉斯部下的泰俄提斯人；事实上，他们就是原始的“希腊人”。其余的人，在他的诗中，他称为“得纳安奈人”“阿尔戈斯人”和“亚加亚人”。他甚至没有用过“外族人”（ barbaroi ） 这个名词；我认为在他的那个时候，希腊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以和希腊人以外的世界区别开来。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3

将理性应用于荷马的文本，修昔底德用这个方法得出了有关希腊之过去的结论：在荷马时代，希腊人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在引出这个结论之前的一些字句中，修昔底德已阐明了雅典人声称自己与其他希腊人有不同的祖先。他们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他们一直居于雅典。然而，我们了解到，还有一些雅典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是在某个时候从外部侵入这片土地的，他们与佩拉斯吉人（意为“海上民族”）共同居住，而后又将其赶走。这些故事是相互矛盾的，它们只是展现了一种混乱的“希腊性”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古希腊人基本上将自己与自己所居的城邦等同起来。如果你在街上拦住他们，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会回答“叙拉古人”“雅典人”“斯巴达人”等，但不会回答“希腊人”。

有时，共同利益会形成更大的身份认同，这种情况常在大战爆发期间发生。公元前431年，在雅典、斯巴达之间爆发可怕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认为自己是伊奥尼亚人［Ionians，伊翁（Ion）的后代，伊翁是他们传说中的祖先］的那些人站在雅典一边，自称“多利安人”（他们宣称自己的祖先是赫拉克勒斯，即赫丘利）的人们则支持斯巴达（图1.5）。根据神话，多利安人在遥远的古代曾征服希腊的大部分领土。

偶尔，人们会将地缘、亲缘身份搁置一旁，团结成为希腊人。不论赫楞是否的确存在，他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公元前480年，在波斯侵略希腊、迦太基侵略西西里的危急时刻，很多希腊人将自己的地方神话抛掷一边，以一份共同的传说遗产——他们是赫楞的子孙——为中心团结在一起。公元前420年前后在雅典写作的希罗多德描述了希波战争的一个关键时刻，他谈道：

我们共同的“希腊身份”，它源于一种共同的语言，并以我们共有的神庙、共同的祭祀以及源自共同祖先的风俗为基础。

——希罗多德：《历史》，8.144

血缘、语言、宗教以及风俗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希腊人经常会觉得和周围那些不说希腊语、生活习惯也不同的人有疏离感，与波斯、迦太基的战争更将这种感觉凸显出来。尽管如此，他们从未将此种意义上的“希腊性”转化为政治统一，而在公元前300年后，希腊人与外族人的差异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成千上万人从希腊移民到中东（研究古代的西方历史学家基于各种复杂的因由，更喜欢使用“近东”这一地名）和埃及。很少有人学习其移入地民众的语言，不过，至少在城市里，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叙利亚人和其他人学习希腊语、取希腊名、说希腊语、用希腊文写作、穿希腊服饰，并采用希腊生活方式。谁能知道或确定在几代之后一个家庭可能会比另一个更“希腊”呢？到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罗马征服地中海东部时，“希腊性”已大范围扩展，并拥有了新的意义。

本书结构：历史、文化和社会

在接下来的24章中，我们将讲述希腊人的故事。首先，我们的叙事方式是历史叙述，我们重点关注的时段是公元前700—前200年这500年。只有在历史背景下观察个人、事件以及思想发现，我们才能理解它们。其次，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强调希腊文化，是它使得这片狭小、遥远的土地变得如此重要。我们描述文学、艺术、哲学以及信仰，并把它们放在历史背景下考虑。最后，随着叙述的展开，我们对更广阔的希腊社会方面的情形、各时期的制度和经济状况，希腊人无休止的内战及其与其他强权的冲突进行审视，借以阐释希腊文化。从这许多冲突中——富人与穷人、自由人与奴隶、男性与女性、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冲突，以及希腊人、波斯人、迦太基人、马其顿人、罗马人之间的冲突，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成长起来，取得胜利，并走向崩溃。 mMzEl9frxJdIOEbYnoWROOxOfgnne5l1dibrCs4FE50zbHE13cpcjlPhzZrupg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