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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绍祥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1846年，英国思想家密尔在评论当年刚刚出版的格罗特《希腊史》（本文所说“希腊史”均指“古希腊史”，“希腊人”也都指“古希腊人”，下同）第1—2卷时，如此写道：
对希腊史的兴趣没有枯竭，也不会枯竭。作为纯粹的故事，真正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可与之竞争。它的人物、形势以及那、些事件的进程本身，都是史诗般的。那是一篇英雄的史诗，其人物是那些民族。就我们了解如此之多的历史而言，那也是对如今仍活着的我们具有最深远影响的。欧洲民族的真正祖先，不是他们因之获得血肉之躯的那些人，而是他们因之获得最丰富遗产的那些人。马拉松战役，即使作为英国历史上的事件，也比哈斯丁斯战役更加重要。如果那天的结果不同的话，布雷顿人和撒克逊人或许还在丛林中游荡。 [1]
密尔这么写当然有他的理由。工业革命后兴起的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也刚刚经历过1832年的议会改革，英国政治似乎正不可逆转地向民主方向迈进。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史，尤其是它的民主政治，恰当地吸引了英国人的目光。通过工业革命富裕起来的那部分英国人，也希望通过把孩子送入公学接受古典教育，将财富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因此即使观点保守、不太对英国自由主义者胃口的米特福德的《希腊史》，也流行一时，并吸引诸如马考莱、格罗特等很多大牌学者和思想家的注意力。额尔金勋爵运回英国，后卖给大英博物馆的帕提侬神庙的雕刻，更是让英国人着迷。密尔那句“欧洲民族的真正祖先，不是他们因之获得血肉之躯的那些人，而是他们因之获得最丰富遗产的那些人”，直接从文化上把希腊变成了西方文明的祖先，因此只是有了希腊人，才可能让英国走向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密尔才说马拉松战役对于英国历史的意义，要远超诺曼征服中的哈斯丁斯战役。因为如果那天让波斯取胜，希腊的自由将随之丧失，随后雅典的黄金时代也将不复存在。没有了雅典创造的文化，当然也不可能有现代西方文明了。
但随着20世纪的来临，即使在西方，希腊史也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最直接的表现是美国的许多大学陆续取消了入学时对古典语言的要求，甚至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从20世纪中期起，也不再把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入学的必需资格。至于希腊罗马史，乃至一般的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古典学，则成为知名大学中古典学系学者们的研究对象，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艰深的专著越来越多，呈现的方式也越来越专业，表现之一是艰深的专业术语越来越多，注释越来越长，可读性就慢慢被牺牲掉了。因为对希腊史整体的把握难度越来越大，脍炙人口的通史性著作也就变得越来越少。偶尔有尝试的，经常也得不到必要的肯定。20世纪中期英语世界出版的两部通史性希腊史著作，一部是哈蒙德的《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以下简称《希腊史》），一部是美国学者塞利的《希腊城邦史》。前者在学界看来是不可靠的，后者则直接被某些学者称为“糟糕”。
因此直到20世纪末，学者们在选择希腊通史时，仍更愿意选择由伯里撰写、后由梅格斯修订的《希腊史》。由此导致的，是希腊罗马史的读者在西方越来越少。如果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西方人要主动到古典世界寻求灵感和支持，那么到了20世纪和当下，则变成了古代史学者需要主动向读者表明，虽然希腊史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我们的研究对社会还是有价值的。
虽然如此，希腊史从来不曾从西方人的视野中消失。当齐默恩批评英国设计的阿尔伯特纪念塔过于丑陋时，他提到了雅典制度最大的优势是能够人尽其才：帕提侬的雕刻不仅源自菲狄亚斯的天才，更在于能够利用菲狄亚斯天才的社会制度。阿尔伯特纪念塔之所以丑陋，不是因为英国没有那样的设计人才（事实上组委会收到过一份更好的设计），而源自“主导这一建筑的社会和工业制度”埋没了更好的设计。
[2]
一战爆发后，英国人和德国人为鼓舞士气，都选用了伯里克利在雅典国葬典礼上演说的片段，来劝导人们为捍卫“文明”而战；英国报纸和伦敦公交车上也印刷上了国葬典礼演说的句子，以证明征兵的合法性。
[3]
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称，一个没有认真思考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阅读过修昔底德的人，很难对二战后的国际形势有正确的理解。
[4]
到新世纪，当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姆·阿里森希望说明世界历史上一个守成的霸主和新兴霸主之间的竞争大多以武装冲突告终时，他使用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比喻，并因此引起国际关系和世界古代史学界异常广泛的讨论。
近代希腊民族国家建立之时，古希腊传统，包括中学教育中对修昔底德等人所著的古代文献的阅读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即使到今天，西方人仍然对希腊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当某个城市成为某个国家的文化中心时，西方人还是经常会说，某城相当于某国的雅典。
有些时候，古代历史会突然走上前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焦点。南斯拉夫解体后，原属南斯拉夫一部分的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独立。由于新生的马其顿共和国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也相当不同，亟需树立自己的民族认同，因此马其顿意欲以当时在韦尔吉纳刚发现的可能属于古代马其顿王室的徽章（类似星星或太阳）为国旗标志，并且宣布自己的国名为马其顿。但这一做法当即遭到希腊的强烈反对。希腊人的理由是，那是古希腊的遗产。如果马其顿使用据称属于马其顿王室的徽章，且定国名为马其顿，那意味着希腊将失去它作为古代马其顿继承者的地位，并且有可能引起境内马其顿人的民族问题，甚至面临马其顿提出的领土要求。为证明自己作为马其顿传统继承者的正统地位，希腊不仅坚决反对马其顿以马其顿的国名加入联合国，还在1992年把塞萨洛尼基机场改名为亚历山大大帝机场。 [5] 经过长期谈判，马其顿和希腊终于达成协议，以北马其顿作为国名。然而就在2024年5月12日，当北马其顿总统达夫科娃宣誓就职时，竟然在就职演说中直接使用马其顿而非北马其顿作为国名。此举引发希腊严重关切。出席就职仪式的希腊外长耶拉彼得里蒂斯当场离席。13日，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发表声明，称达夫科娃的做法违背了两国之前达成的协议，不可接受。虽然达夫科娃宣称她的做法符合欧洲价值观和原则，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双双发文指出，达夫科娃的做法并不合适。如果北马其顿希望加入欧盟，首先要做一个能够充分尊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的国家。这件事估计不会引起太大的国际纠纷，但它清楚地显示了希腊史对于相关国家乃至欧洲的重要性。
在中国，希腊史意外成为世界古代史学界的宠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希腊史作为世界古代史的一部分，是论证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的一个重要例证，而且和古罗马一道被作为发达奴隶制的典型。在20世纪50—60年代，斯巴达的希洛人到底是奴隶还是农奴，曾引起王毓铨、郭沫若、童书业和林志纯（笔名日知）先生的争论。时至80—90年代，古希腊城邦的特点及其实行的民主政治，再度成为中西比较的焦点。“文革”及其引起的灾难，促使人们不断反思中西历史的差异。顾准的遗作《希腊城邦制度》曾在国内引起广泛讨论。他对希腊城邦及其主权在民制度的推崇，以及对专制制度的批判，获得过很多人的认同。以林志纯为代表的学者则力图证明，在古代，最典型的城邦制度出现在西亚和先秦时代的中国，印度也不例外，列国时代仍有城邦。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伽》、《左传》和《论语》等，则成为城邦制度最重要的文献。
进入新世纪后，虽然学界对中西比较的兴趣不再那么强烈，但以雅典为代表的古代希腊民主制度，以及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希腊灿烂的文化，仍然对读者有强大的吸引力。近年关于古代东方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希腊人的东方主义、中希文明交流与互鉴等，也不断强化中国读者对希腊这个文明古国的兴趣。市面上不断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希腊史著作，成为中国公众持续关注希腊史最明显的例证。
新世纪以来，据笔者不完全的了解，仅翻译出版的古希腊通史著作已经有格罗特的《希腊史：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伯里的《希腊史》、哈蒙德的《希腊史》、库济辛的《古希腊史》、波默罗伊等的《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以及莫里斯和鲍威尔的《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二版）》。这些著述各有特点，不少书是名作。格罗特的和伯里的著作延续19世纪的传统，基本是政治史，很少触及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尤其是格罗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对雅典民主极其推崇，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到他的笔下几乎变成了雅典民主的发展史，而且他认为，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已经失去活力，因而其简版只保留公元前403年以前的部分内容，剔除了关于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所有内容。伯里的著作基本也是政治史，叙事到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去世止。其中前两章，即关于爱琴文明的部分经过梅格斯修订，其他部分，梅格斯的贡献主要在注释上。哈蒙德的《希腊史》叙事到公元前322年即雅典民主政治被安提帕特废止。该书相对综合，有专门章节论及经济和社会，并且部分叙述了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文化，但总体上还是以政治史见长，其最大的长处是提供了相关叙述的古典文献出处。库济辛主编的《古希腊史》叙事到希腊化时代末期。该书继承苏联史学传统，对社会经济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注意，试图从社会经济包括奴隶制的发展解释希腊城邦的兴衰。该书还从苏联学者特有的视角出发，注意到黑海周边希腊人的历史。这部分内容，除少数专业学者外，很少有人关注（现可以参看《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出自四位各有专长的学者之手，分别是以研究古希腊女性史知名的波默罗伊、以研究早期希腊史见长的唐兰、以研究雅典为主的罗伯茨和希腊化史专家伯斯坦，叙事到托勒密埃及王朝被罗马征服。四位作者在写作中各展所长，吸收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内容叙述上，也较之前的著作更有综合性，尤其是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相互影响的阐述颇有可观。最后是莫里斯和鲍威尔的《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第二版）》，叙事到公元前30年，即最后一个主要的希腊化世界国家——托勒密埃及王朝被罗马征服。对于该书的两位作者，虽然葛剑雄教授已经在丛书总序、译者陈恒教授在译后记中都有所说明，笔者觉得还有必要略微补充两句。
莫里斯原本是英国人，在伯明翰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导师是研究阿尔戈斯早期历史的托姆林森。毕业后他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古典考古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斯诺德格拉斯主攻早期希腊，著有《希腊的黑暗时代》（1971）、《古风希腊：进行试验的时代》（1980）和《考古学与希腊国家的兴起》（2006），他的重要主张之一，是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以解释古典世界的变革。他通过对墓葬等资料的回顾，论证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出现了重大的人口增长，由此引起了后来殖民和城邦形成等一系列重要变革，进而提出古风时代是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的论断。莫里斯显然受到了斯诺德格拉斯的影响，也选择早期希腊考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并且致力于根据考古资料解释古风时代的历史发展。但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正式出版的《埋葬与古代社会》（1987）挑战了其导师的观点，指出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并没有斯诺德格拉斯设想的那么剧烈的人口增长，而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没有资格被埋葬于墓地的人获得了身份，因而可以被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他的主要论点是，墓葬的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人口增长，不如说更多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他由此进一步提出所谓8世纪革命的论断，认为正是从那时开始的社会变革导致了希腊城邦的兴起。在希腊城邦兴起问题上，他提出希腊人的民主源自“强势平等原则”。此后他再接再厉，在早期希腊考古和历史领域继续耕耘，出版了《作为文化史的考古学：铁器时代希腊的词与物》（1991）、《古典时代的死亡仪式与社会结构》（1992）等重要著作，还与他人合作，先后主编《荷马新指南》（1997）、《民主政治2500周年？问题与挑战》（1997）、《剑桥希腊罗马世界经济史》（2007）等众多著作。他在古代史领域的成就获得广泛认可，博士论文在其毕业当年就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刚刚毕业就受聘于芝加哥大学。1995年，他转任斯坦福大学教授，曾担任考古中心负责人、古典学系系主任、人文与科学学院高级副院长等职务，同时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陆续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2010）、《文明的度量》（2013）等著作，成为美国知名历史学家。
巴里·鲍威尔先后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荣休教授。他对荷马和书写研究情有独钟，先后翻译过《伊利亚特》《奥德赛》《赫西奥德的诗歌》等，著有《荷马与希腊字母的起源》（1991）、《书写：文明技术的理论与历史》（2009）、《希腊神话》（2014）等，提出过一些特立独行的看法，如他宣称希腊字母是某个希腊人为了记录荷马史诗发明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腓尼基字母并非源自早期的图画文字等。这些看法虽然未能得到学界的完全认可，但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引起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两人曾在1997年合作出版《荷马新指南》。该书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了荷马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米尔曼·帕里和洛德的口传诗歌理论，也考虑到荷马史诗中的西亚元素，全面更新了荷马研究，基本取代了沃斯和斯托宾斯主编的《荷马指南》（1962）。本书则是两人第二次合作，而且显然相当成功。该书英文版2005年初版，2009年再版，202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第三版。在图书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前提下，一本学术书竟然在16年间出了3版，足见读者的认可。撮其要者，本书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本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希腊史，希望比较全面地展现古希腊人生活的全貌。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古希腊人也以他们的创造性，让人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对它加以解读和描绘。18世纪欧洲的许多学者，尤其是英国学者，把希腊作为英国的参照，希腊人的纷争和不幸成为反衬英国混合政体优越性的镜子。格罗特、齐默恩等人反其道而行之，把雅典当成了人人可以各展才华的民主政治天堂。19世纪初的黑格尔曾经认为，希腊相当于人类的青年时代，民主政治是它天然的政体形态。稍晚的博克却发现，雅典人存在严重的弱点，特别是穷人靠国家养活，造成了希腊后来的衰落。在19世纪末德国学者科修斯的笔下，希腊成了文化上最有创意、景色令人向往的所在；但稍后的迈耶和贝洛赫，则在希腊看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冲突。从20世纪初的霍尔姆，到20世纪中后期英国的琼斯和芬利，希腊再度成了民主政治的代表，而且与在格罗特笔下不同，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更值得肯定。从此之后，希腊人的民主政治，连同他们创造的文化，如同在密尔那里一样，再度成为西方文明值得借鉴的样板。不过，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希腊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曾经历的奴隶社会的一个样本，那里对奴隶的压迫令人厌恶，但也是人类走到今天必须经过的一步。而在人类学家多兹眼中，希腊人思想中包含着太多非理性。在女性和性别史研究兴起后，希腊社会又呈现出典型的男权社会面貌，而且越是民主的城邦，对女性的压抑就越是严重。
在当今以出版专著为上的时代，希腊人的方方面面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从横向看，希腊人的城邦制度、多种政体的试验、社会生产、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奴隶制、思想、文化、族群认同、东方主义、希腊化之后的希腊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揭示。从地域上看，过去人们大多关注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最著名的城邦，但今天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雅典和斯巴达实际上是希腊城邦中的特例，更多的城邦往往在历史文献中难得一见，大多数城邦，除西西里的叙拉古等少数例外，只有在与雅典或斯巴达发生联系时，才会偶尔闪现在历史文献中。不过近代以来考古学、碑铭学和纸草文献学等辅助学科的发展，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有可能更全面地认识阿提卡和拉哥尼亚之外的地区，因此人们写出了诸如西西里史、彼俄提亚史、阿卡狄亚史、克里特史、米利都史、早期阿尔戈斯史等诸多地方史著作，向我们展现出一个更加复杂多样的希腊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城邦是不是希腊人国家的主要形式，甚至都成了疑问。希腊文明汲取的西亚、埃及文明元素，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也变成了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从时间序列看，格罗特时代的希腊史还只能从第一届奥林匹亚赛会算起，谢里曼的考古揭开了希腊青铜时代的一页，伊文思在克里特的发现和研究把希腊文明史进一步上推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初期。考古学的进展，又把从迈锡尼文明灭亡到公元前8世纪的所谓黑暗时代，转变成希腊城邦兴起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雅典和斯巴达衰落之后的希腊化时代，成为最近数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
对推进我们全面理解希腊史，这些断代史、地区史和专题性著作固然功不可没，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碎片化的倾向，使得对整个希腊史的综合变得越来越困难，以个人之力写出一部综合性的希腊史，变成一种近乎令人绝望的任务：谁也不可能把握如此众多的二手文献，了解所有领域的前沿动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希腊史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和具体，但综合性的希腊通史则变成了似乎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学者仍敢于大胆尝试，尽力汲取学术新成果，把希腊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以相对平易的面貌展现给读者，本身就值得肯定，其必要性也越来越得到学者认可。就本书而言，两位作者力图全面地呈现古代希腊人的总体面貌，如他们在开篇所说：
在本书中，我们尝试将古希腊看作一个整体：不只是对历史事件的陈述和对文化的概览，而且是将历史与文化综合在一起。从古希腊衍生出一种现代观念：通过公开讨论和运用理性，由自由公民组成的社会能解决挑战它的问题。在希腊史上的某个时期，有一个遵循这种方式运转的社会产生出了不朽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理性思想。但与此同时，它也发动了可怕的战争，犯下了无数残暴的罪行。如果我们能理解过去，我们就能更好地活在当下，然而过去并不容易理解。（第1页，凡引本书，只夹注本书页码。下同。）
也就是说，作者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基本是三项：将历史与文化综合在一起；揭示古希腊衍生出的现代理念，以及从这种现代理念中衍生的文化作品和理性思想；希腊人犯下的各种罪行。这几个方面大致代表了希腊人在古代的面貌。
作者给自己规定的第一项任务是，不仅叙述历史和文化，而且要在叙述具体内容的同时，揭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件事说来容易做来难，有时就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对于历史上的国家和社会，我们很难做到均衡地理解并从整体上把握。时至今日，希腊社会的基本特征仍有争议。两位作者的处理办法是，尽量运用古希腊人自己的资料，将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现象置于恰当的历史语境中，以争取达成全面理解。比如在谈到古风时代希腊的文化变革时，作者们首先强调城邦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城邦是一个开放型社会；民众拥有评议掌权的寡头的权利，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评议者的行列；海外新文化，特别是西亚和埃及文化的输入，给希腊文化提供了养料（第242页）。这些方面，在随后关于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史学、艺术等的具体叙述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如在讨论古风时代希腊艺术的进展时，本书指出：
一种强烈的能量推动了人们对物质和社会的现实进行思考，并激发了新的诗歌表演形式，这种相同的能量同样推动了希腊物质文化领域的革命。东方知识分子在引进新的思想方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移民过来的匠人在引进新的艺术形式方面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在艺术领域一如在哲学领域，近东传统的移植（被移植到城邦与众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推动了艺术在史无前例的一些方向上的发展。（第256页）
这里既点出了物质文化领域革命发生的城邦背景，也考虑到了西亚和埃及元素的重要影响。希腊城邦制度催生了新的抒情诗歌，提尔泰、梭伦、巴奇利德斯、色诺芬尼等人的诗歌，都与斯巴达、雅典、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命运有密切联系。同样是城邦制度的开放性，让希腊人能够接纳来自东方的知识分子，并且乐于汲取对方在艺术、建筑、手工等多个方面的成就，连腓尼基字母也被希腊人几乎照单全收。但这些新的元素到达希腊后被接受了，并且引起物质文化领域的革命，又与希腊人自由辩论的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历史、思想和文化被紧密结合起来，成为古风时代希腊历史变革的重要反映。在之后有关古典希腊和希腊化时代思想文化变革的论述中，本书也都努力做到全面而综合。
作者给自己规定的第二项任务是，找到希腊人中产生的现代理念：人们相信通过在公民中的公开讨论和理性辩论，而不是依靠神灵裁决或某个救世主，一个社会能够解决它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不过他们承认，直到公元前1200年之前，希腊和近东社会并无区别。也就是说，希腊并不一直是古典时代的样子。他们的重点是公元前750—前300年，也就是城邦时期。那么，这个通过公开讨论和辩论解决问题的社会是如何出现的？在作者们笔下，它是迈锡尼文明崩溃后，希腊社会随后几百年里社会组织、宗教和文化发生的变化的结果，其中最明显的是人口的增长、农业的变化、贸易和殖民、字母文字的引入、奥林匹斯宗教等。经过数百年的累积，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已经迥然不同于近东：
公元前10世纪，强大的国王、宫殿在西亚复兴，但在希腊没有。尽管公元前9世纪有复兴迹象，希腊的黑暗时代却延续至公元前8世纪，而那时出现的城邦与大多数近东社会非常不同。城邦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以至即将成为统治者的那些人不能声称是神选中了他们。在这个富于创造的时代，出现了新形式的宗教、艺术和诗歌表现形式。地中海、黑海周围的新生城邦革新了希腊的经济，并为社会试验提供了空间。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商品交换，取代了青铜时代中央集权的再分配经济。（第124页）
这种以个体为基础的商品交换，或许是城邦经济和社会不同于西亚、埃及再分配型经济的本质，它有助于公民之间在平等基础上讨论社会和国家的事务。古风时代的发展，虽然包含社会分化、内部冲突和奴隶制，但也强化了公元前8世纪已经显露出来的自由人之间公开讨论政治、追求平等的趋向：
在某些方面，古风时代的希腊与其他古代社会很相像，比如，它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存在等级制度，性别差异很大，以及信奉多神教。不过，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古风时代的希腊是不寻常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它的等级结构不稳定，几乎不存在国王或强大的神职人员，也没有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文书阶层。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能够掌握政权，其原因是他们控制了政治机构，而非他们拥有财富和军事上的优越地位、与神的亲近性乃至对文化的垄断。一种独特的文明正在兴起。（第241页）
希腊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自由人之间的平等，政治的公开化，以及通过对话解决自己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能力，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我们了解最清楚的城邦提供了公民平等的案例。斯巴达人对财富和奢侈的拒绝是古老平等原则的体现。虽然政治权力被一小撮精英阶级把持，但公民名义上拥有平等的财产和政治地位，并参与最重要的和战大事的讨论和决定。至于雅典，则从公元前7世纪危机，经历梭伦改革和僭主政治，到克利斯梯尼改革最终确立民主政治，即德谟科拉提亚（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力）：
德谟科拉提亚发展了古风时代的传统，但又打破了传统。共同体意识在早期希腊是非常强烈的，这里的贵人从没有真正使自己远离贱民，并总是对贱民负责。希腊人摈弃神圣王权，越来越多地转向公众讨论来解决问题。克利斯梯尼和其他城邦的民主改革家扩展了这些原则。先前，贵族对人民负责，但宣称作为保护者而行动。公元前6世纪晚期，公民开始怀疑贵族在智慧方面是否真有优势。有时，富人会提出好想法，但有时穷人也会提出好想法。因为所有公民都拥有智慧，所以管理国家的唯一明智方法是使其机构尽可能开放。（第307—308页）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所有发展，几乎都与雅典对古风时代传统某种程度的背离有关：让所有公民都分享智慧，并向他们开放所有的国家机构。正是在民主政治下，雅典击败了斯巴达的干涉，在马拉松打败波斯入侵军，并根据地米斯托克利的建议建立强大海军，为萨拉米战役和米卡尔海战击败波斯立下头功。而海军的强大，让雅典的第三尤其是第四等级的公民觉得是他们创建了雅典帝国，维护了帝国的秩序，因而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利，由此导致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进一步民主化的变革。政治的民主化激发了雅典人的活力，让雅典进入了伯里克利时代的全盛时期。人力和物力大规模向雅典等地集中，由此造成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主要是雅典文化的繁荣：
公元前5世纪，资源、人才向叙拉古尤其是雅典集聚，推动了狂热的文化实验。这两个城邦都是在不断扩张的民主城邦，它们都视自己为希腊的救世主。戏剧家、历史学家、哲学家、雕刻家、绘画家还有建筑家试图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一种新的愿景，即将胜利的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他们问：希腊人怎么才能公正地行使权力，他们怎么才能明辨是非，伟大而有才华的男性怎样才能适应成功、平等的男性公民共同体？尽管2 500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已变得截然不同，但是就人类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希腊古典时代取得的成就仍能给人以直接的教益。（第442页）
的确，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进入伯里克利时代之前，真正让全体普通公民掌握权力的城邦，即使有也很少，至少在目前的文献中很难见到。
[6]
但雅典的政治试验，包括对盟邦的统治、民主政治的推进，都与斯巴达等其他城邦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雅典人竟然在占人口多数的穷人掌权的情况下，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不仅成功统治雅典帝国70年，而且集中了希腊世界大量的财富，还能欣赏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也能长期容忍苏格拉底等一众哲学家，并接受了希罗多德，产生了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以及各色演说家。雅典既是希腊世界的政治中心，也是希腊世界的经济中心，吸引了名为智者的学人纷纷从希腊世界各地来到雅典，使雅典成为伯里克利口中“希腊人的学校”。正是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希腊的戏剧、史学、演说、政治和哲学思考都发展起来。如果说米利都学派是小亚细亚希腊人得东方风气之先的结果，则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起，希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民主城邦雅典和叙拉古也分别成为希腊世界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如此剧变不可能不刺激哲学家和思想家思考，而民主制度的宽容使得苏格拉底、柏拉图、修昔底德和色诺芬那样反对民主政治的人，也能开展教学和写作，思考人类与世界之间、不同地区的城邦之间、不同群体的公民之间的各种关系，并对如何公正地行使权力、天才人物如何适应社会的一般需要，各种政治体制的优劣在独立思考后做出比较。因而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西方的政治学早已在悲剧、喜剧、诗歌、历史学等诸多作品中，得到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和不同程度的思考和讨论。也正是在这里，诞生了西方最早的政治思考和政治思想著述。
而希腊人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界定正义、在多数人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权利之间如何平衡、什么样的政体最适合公民社会、强者与大众的关系等，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的理论学说，至今仍影响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发展。或许正如作者所说，这是希腊人在2 500多年后的今天，仍需要我们关注的原因。
作者给自己规定的第三项任务是，揭示希腊人犯下的各种残暴的罪行。这应当主要是针对各种把希腊人，包括希腊民主理想化的反动，也是历史地展示希腊人整体面貌的需要。希腊人的确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等许多方面有独特的创造，但他们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犯下许多错误，其中有些是希腊人特有的，有些则是那个时代人类普遍的做法。在一个以农为本、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希腊人并不富裕，营养状况较差，人均寿命很短，大多数人在30~ 40岁就故去，能够活到60岁的人不过1/6；能活到70岁的，则只有5%（第26页）。社会分工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一部分人被剥夺权利、被剥削。在希腊，它表现为臭名昭著的奴隶制，还有对女性的压制。这种制度几乎贯穿希腊人整个历史。奴隶制产生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代，延续到荷马时代，那些英雄家中经常有各种身份的奴隶。古风时代后期，伴随着城邦公民权利的发展和奴役本邦公民变得非法，奴役外族奴隶的做法广泛流行开来。尽管不是所有城邦都有奴隶，更不是所有公民都是奴隶主，即使在奴隶制最发达的城邦，大多数公民也是那种既不剥削别人、也不受人剥削的独立小生产者。然而如芬利指出的，希腊人发明了自由，但也发明了奴役制度；那些公民自由程度最高的城邦，恰恰也是奴隶制最发达的地区。自由和奴隶制在希腊携手并进。 [7] 与之相应，古希腊社会也是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的、历史上典型的奴隶社会之一。
对女性的压迫，可以说是所有农业社会共同的现象，希腊人也不例外。
在希腊现存最早的系统文献《荷马史诗》中，女性已经成为被奴役和被侵犯的对象。阿喀琉斯公然与他抓获的女俘同床共寝；阿伽门农可以为了远征的需要，把自己的女儿拿去祭神；当他被妻子谋杀后，儿子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弑杀了自己的母亲。在女神雅典娜主持的法庭上，因为诉讼双方各有理由，审判团竟然出现平票。女神亲自干预，竟然以自己支持父权为由，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使俄瑞斯忒斯无罪开释。古风时代以降，城邦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反而使女性相对于男性公民群体，地位进一步下降。赫西奥德通过潘多拉的故事，将女性描绘为社会必要的罪恶。“女性的劣根性和她们的危险动机是宙斯惩罚邪恶人类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第45页）古典时代的雅典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那些只有女儿的家庭，在父亲不幸去世后，女儿只能与某个愿意与自己结婚的近亲男性结婚，以延续父亲的香火。斯巴达女性似乎享有更多的自由，也可以拥有财产，但即使在那里，女性也不过是丈夫传宗接代的工具。丈夫甚至可以不经妻子同意，将她赠送或转让给他人。对于女性的无权地位，本书作者有清醒的认识，第三章有关家庭的讨论重点叙述了女性地位。在有关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社会的讨论中，有关女性的内容也占有显著地位。用本书作者自己的话概括，“在今天看来，雅典的德谟科拉提亚是不民主的，因为德谟是不包括女性、儿童和奴隶的”（第306页）。
希腊人的另一重要罪过，是他们不断发动战争。的确，希腊人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与战争有关。《伊利亚特》叙述了传说中希腊人发动的特洛伊远征；提尔泰鼓励斯巴达人奋起勇气，征服麦西尼亚；希罗多德记录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冲突；修昔底德宣称他记载的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骚动——伯罗奔尼撒战争；色诺芬续作修昔底德，也见证了底比斯的兴衰，在叙述了门丁尼亚战役后，他告诉读者，更大的混乱在等待着希腊人；提奥庞普斯的《腓力史》的主线是马其顿的崛起；埃弗鲁斯作为库麦人，当库麦实在无事可记时，他会补充一句“库麦的人民生活在和平中”，易言之，大多数年份里，库麦人可能都要经历内外冲突；波里比阿希望证明罗马的崛起和一统地中海源自罗马优秀的制度；阿利安记录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征服。以上所述都是希腊世界的大战，至于城邦之间的冲突，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们或许可以说，整个希腊世界完全和平的年份，在城邦兴起到希腊化时代的近1 000年中，大约没有哪一年是完全和平的。雅典和斯巴达那样的霸主城邦，更容易卷入战争。因此战争对于希腊人，似乎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可是悲哀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希腊人似乎很少思考发生的原因。
其结果是，古风时代已经出现若干以灭亡他国为目标的战争，中希腊的克里萨、伯罗奔尼撒的麦西尼亚、意大利的锡巴里斯等先后亡国；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固然让城邦进入了鼎盛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却让希腊世界从此走向衰落，用修昔底德的话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也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口死亡，各种各样的灾难一齐降临到希腊来了。公元前4世纪城邦之间的混战，不过是让更多的城邦被拖入战争泥潭，结果是所有势力都在此过程中耗尽力量，给马其顿的扩张和霸权准备了舞台。但希腊化世界并没有因为城邦的衰落变得更加和平，反而为了亚历山大的遗产不断冲突，直到它们最后都被罗马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古希腊的历史，从此也进入了丧失政治独立、看罗马脸色过日子的时期。可以说，希腊城邦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战士共同体，战争造就了希腊城邦的部分特性，公民大会每年要讨论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宣战与媾和。公元前5世纪雅典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是将军。斯巴达国王最重要的职能是在战场上指挥军队。战争始终伴随着希腊人。对于希腊人好战的特性，本书也有自己的分析。如果检索的话，你会发现，“战争”是本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出现的次数可能超过了“民主”一词。套用作者的话说，希腊人在矛盾中兴起，也在矛盾中走向灭亡：
从这许多冲突中——富人与穷人、自由人与奴隶、男性与女性、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冲突，以及希腊人、波斯人、迦太基人、马其顿人、罗马人之间的冲突，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成长起来，取得胜利，并走向崩溃。（第19页）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叙述，本书基本达到了呈现希腊人总体面貌的目标。他们揭示了希腊人的贡献，也暴露了他们的缺点，“希腊人并没为我们勾画出如何生活的蓝图，我们从他们的失败中学到的教训和从他们的成功中借鉴的经验一样多”（第13—14页）。他们尽量展现了希腊人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家庭关系、政治创造、军事和战争实践、思想和文化成就、对奴隶的剥削、对女性的压迫、对东方的矛盾和复杂态度、希腊人相互之间的冲突，总之，希腊人的好和坏，都尽可能地在有限的篇幅中予以展示，组成了一幅比较综合性、多维面的古希腊人的生活图景。
在具体叙述中，他们采用了两个重要方法，使本书富有鲜明的历史感：一是在地中海背景中观察希腊史，二是大量使用原始文献。前者有助于破除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希腊奇迹”论，后者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但近年来经常被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忽视。
对于希腊历史的地中海背景，本书作者有充分的认识：
首先，我们特意将希腊人看作更大范围的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过去的阐述只关注爱琴海地区，而忽略了西西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与此不同，我们力图展示希腊东部与希腊西部的发展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同样，先前的大多数著述把波斯人、迦太基人和地中海西部原住民这类非希腊民族塑造得很单薄，他们之所以被提及，或者是为说明他们击败了希腊人，或者是为说明他们被希腊人击败，仅此而已。而我们则力图阐明他们的行为动机以及他们对更宏大的历史所做的贡献。（第2页）
这里的意思有两层：一是他们希望写出希腊世界的历史，而非巴尔干地区希腊人的历史；二是他们希望给予在地中海地区活动的非希腊人以足够的分量。这里先谈希腊文明与非希腊文明的关系。
希腊史的地中海背景，希腊人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当赫卡泰乌斯写《大地环游记》时，他的世界就是整个地中海。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冲突时，不仅写了本土希腊人抵抗大流士和薛西斯入侵的历史，也写了西西里的希腊人与迦太基的大战。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虽然将那场战争描绘为希腊人之间最大的一次骚动，但他提到战争尚未开始，雅典和斯巴达便纷纷遣使向波斯求助；叙述西西里远征时，他特别提到雅典对地中海西部领土的野心，以及斯巴达盟友、西西里其他城邦和意大利希腊人的参战；西西里远征后，波斯直接下场参战。这些事实表明，他心中的希腊世界，显然也包括西西里、北非和波斯。色诺芬的《希腊史》、波里比阿的《通史》也无不以地中海为基本舞台。最著名的当然是哲学家柏拉图那句“我们希腊人犹如地中海这座大池塘边的蚂蚁和青蛙”了。
然而，过去的学者们或因为文献，或因为认识，所写的希腊史大多以爱琴海为中心，尤其是当我们心中经常存着今天希腊版图的先入之见时。学者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当西方学者把古代西亚和埃及历史作为其古代史的一部分时，他们事实上已经承认，希腊史是整个地中海古代史的一部分，或如《剑桥古代史》第一版的主编伯里所说，希腊和罗马从古代埃及和西亚借鉴了太多东西，以至他们只能到西亚和埃及，而非克尔特人那里，寻找希腊和罗马文明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把这个问题彻底凸显出来，虽然他不免矫枉过正，但希腊文明接受了大量东方文明元素，似乎成为学界的共识。如瑞士学者伯克特在《东方化革命》中所说：
文化不是一株孤立地从种子中长出的植物，而是一个受好奇心和实际需求、实际利益引导、不断学习的过程。愿意从“他者”，即奇异的和外来的事物中获取养分，尤能促进文化发展；像东方化革命时期这样的变革阶段恰恰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希腊奇迹”不仅是独特天赋所产生的结果，有这个奇迹还由于希腊人在西方人中最靠近东方这一简单的事实。在公元前8世纪的特殊情况下，他们能够参与当时的每一项发展，而不至像毗邻的叙利亚人和安纳托利亚人那样附带地成为军事毁灭行动的牺牲品。
伯克特这里是就古风时代早期即公元前8—前7世纪立论，但希腊文明汲取东方文明的营养，绝不限于东方化时代。简要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代，希腊就深受埃及、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的影响。随后的黑暗时代之所以黑暗，一个重要原因是希腊与东方的联系近乎中断。希腊复兴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它与东方的联系开始恢复，最早的征候是希腊人到达阿尔明纳。稍后，希腊人去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并在那里定居。古风时代希腊的许多文化人，包括他们的政治家，如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家来库古、雅典立法者梭伦等，都曾到过东方；最早的哲学家，如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等人，据说也与巴比伦或埃及有联系。吕底亚、巴比伦和埃及，在希腊人面前展现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大量衣食无着或富有冒险精神的希腊人去了东方，或作为商人，或作为雇佣兵，或作为医生，或作为求取知识的学生，或作为政治流亡者，到那里寻求新的冒险和机会。波斯崛起后，希腊与东方的接触更加频繁。希腊的地理学和历史学，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波斯崛起的刺激，最早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出自波斯统治时代的小亚细亚，或许并不奇怪。希波战争后，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过。传说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因私通波斯被审判；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在受到雅典和斯巴达的联合追击时，最后的选择是逃亡波斯。希腊人对波斯文化的吸收，没有因为希波战争的冲突而停止，反而使双方的来往更加频繁。伯里克利在雅典建造的宏伟音乐厅，竟然犹如波斯大王的营帐。波斯的服装、美食等在雅典也很受上层阶级欢迎。到公元前4世纪，波斯大王的金钱成为希腊政治和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与此同时，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塞浦路斯、腓尼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出现程度不等的希腊化倾向。因此，当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大批希腊人前往东方时，他们踏上的不是处女地，而是他们的祖先早已多次到过的世界。希腊化时代的与众不同之处，是马其顿—希腊人成为原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希腊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更深刻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在这个世界里，托勒密埃及国王虽然是马其顿人，却不能不戴上传统埃及法老的王冠；塞琉古王国的国王的行为，更像波斯大王而非希腊城邦的政治家；连马其顿统治者，也因在东方宫廷中长大，行事也更像专制君主。至于希腊化文化，则显著地融合了东西两者，进而形成新的传统，并且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用本书的话说：
认为雅典黄金时代后的希腊化文化腐化、衰落的观点是幼稚的。在医学、科学和工程学方面，希腊化思想家取得了远远超出古典时代的成就。在艺术、文学和哲学方面，他们在一个彻底改变的世界里重新诠释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古典遗产。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将希腊文化带到阿富汗和印度，而希腊语成为雅典、迦太基、罗马的受教育人士所使用的通用语。非希腊民族热情地接受和适应了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对犹太人、罗马人产生了深远影响。（第721—722页）
因此，本书力图展示地中海地区希腊人的历史，把相当多的笔墨给予西西里、意大利和北非的希腊人。例如，希腊的气候是地中海式的，希腊人的饭食主要是地中海的三样：谷物、橄榄和葡萄酒。爱琴文明时代，“希腊与近东那些古老、辉煌的文明相距不远，与地中海东部统治者的接触有助于爱琴海的统治者巩固他们的权力”（第64—65页）。一旦希腊人与地中海世界分隔，希腊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但公元前8世纪“地中海东部的发展成就将改变边远、褊狭希腊的面貌”（第104页）。古风时代希腊的复兴，首先表现为希腊人在地中海世界的广泛移民、贸易和殖民。波斯的崛起对希腊历史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古典时代，除雅典帝国外，本书更多地叙述了叙拉古霸国的兴起，以及叙拉古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甚至将叙拉古与雅典并列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的两个文化中心。对于希腊化时代东方地区的希腊化国家及其文化贡献，也有相当多的叙述。“从许多方面来看，公元前3世纪都是希腊的‘黄金时代’（这个词经常被赋予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希腊从未如此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希腊的城市已拓展至阿富汗。希腊文化从印度边界传播至大西洋沿岸，希腊科学家、工程师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第12页）所以，这是一部地中海希腊世界的历史，基本破除了过去希腊史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面貌。
相较于之前的希腊史著作，大量引用古代文献，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引文大多出自古希腊人的手笔，不仅提供了一般著述中观点的史料基础，也使整个叙事更加生动。这里只举几个例子，略作说明。
关于希腊人的共同身份，本书引证了两条材料，第一条是修昔底德关于早期希腊族名起源的说法。接着，本书又引用了希罗多德关于希腊人族性那句非常经典的论断：
我们共同的“希腊身份”，它源于一种共同的语言，并以我们共有的神庙、共同的祭祀以及源自共同祖先的风俗为基础。（第18页）
在讨论女性地位时，本书首先长篇引用了经由赫西奥德传下来的潘多拉神话，以说明希腊人的一般态度：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是必要的，但又是罪恶的，因为她是宙斯为了惩罚人类而创造出来的。接着又引用了色诺芬《家政论》中伊斯科马库斯的言论，说明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地位：女性在婚姻中根本没有任何自主权，伊斯科马库斯的妻子结婚是因为她被伊斯科马库斯选中，且获得了父母的准许。从对话看，整个过程完全没有考虑她这个当事人的意见。由于结婚时她只有15岁，而她的丈夫已经30岁了，因此丈夫天然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用这位妻子的话说，“我怎么能帮助你呢？我有什么能力？不行，都得依靠你。我母亲告诉我，我的责任就是要谨慎小心”。随后丈夫派给妻子的职责，第一是生儿育女，第二是把谷物制作成面包，第三是缝制衣服。而她只能接受。然而随后作者提供的演说家安提丰的材料，却让人对伊斯科马库斯的妻子实际生活中的德行有了深刻认识：她居然和自己的女婿通奸，怀了身孕，险些害自己的女儿自杀。在奸情被曝光后，她可能回了娘家，但女婿后来又把她找回，两人共同抚养他们的孩子。这即使在今天，也够劲爆（第47—49页）。唯一遗憾的，是欧里庇得斯《美狄亚》一剧关于女性地位的演说虽然被提到，却没有被引证，这段话观点异常鲜明，道理也相当透彻：
在一切有生命有灵性的生物中，我们女人是最不幸的。首先，我们必须用重金购买一个丈夫，而比这更糟的是，他反而成了我们的主人。这里最重要的问题还要看我们挑选的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因为离婚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我们又不能拒绝一个丈夫。其次，在进入一种新的风俗和习惯里时，一个女人必须成为先知，懂得在父家时没学过的本领，如何最好地和自己的丈夫相处。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丈夫接受婚姻的约束，命运便是值得羡慕的，否则还不如死了。一个男人如果对家里的人厌烦了，他可以走出去散散心里的烦闷，或找朋友或找一个同年辈的人。可是我们女人就只能指望一个人。男人们说我们女人安居家中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却要拿枪打仗。这话没有道理：我宁愿手持盾牌三次上阵，而不愿生一次孩子。
在叙述斯巴达、雅典、希波战争、古典时代希腊历史时，总之，是希腊历史的几乎所有事件时，本书大量引用了古典文献以及铭文史料。此外，本书还附有大量图片，包括关于考古遗址、地形地貌、神庙、陶器、房屋、墓葬、各类艺术品和知名人物的雕刻和绘画等。文字叙述、文献征引和考古实物合作，将古代希腊历史生动具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总体上看，这是一部出自知名学者的精心之作，体现了两位卓有修养的古史大家深厚的史料底蕴和历史认识，相信读者们读完此书，不会感到后悔。
2024年5月
[1] John Stuart Mill,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 vol. 11, edited by John M. Robson,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nd Routledge, 2014, p. 271.
[2] Alfred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6, pp. 378-379, note 1.
[3] Neville Morley,“‘Freedom is the Sure Possession’: Modern Receptions of Pericles’Funeral Oration”, in David M. Pritchard, ed., The Athenian Funeral Oration after Nicole Loraux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p. 414.
[4] 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
[5] Andrew Erskine,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History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pp. 561-562.
[6] 罗宾逊曾经搜罗雅典之外民主政治的例证，但努力的结果令人失望，有些城邦是否实行民主政治，都有疑问。但罗宾逊至少证明，希腊世界的民主并不只有雅典，而是希腊世界的普遍现象。Eric W. Robinson, Democracy beyond Athens: Popular Government in the Greek Classical Ag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M. I. Finley,“Was Greek Civilization Based on Slave Labour ?”, Historia , Bd. 8, H. 2(Apr., 1959), p.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