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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战”，我们的研究也自然从此开始。我们不能期望从中得到很多启示，毕竟此时战略还处在萌芽阶段，但“马拉松”一词已深入历史爱好者的心中，令人难以忽视。古希腊人对其印象更为深刻，因此他们夸大了这场战役的重要性，之后所有时代的欧洲人也越发夸大了其重要性。然而，如果合理地看待它的重要性，它的战略意义反而会更加凸显。
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腊。这是一次规模相对较小的远征，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想要给埃雷特里亚和雅典这两个他眼中的小城邦一个教训，让他们不要多管闲事，不要怂恿由波斯统治的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反抗。埃雷特里亚首先被彻底摧毁，那里的居民被掳到波斯湾地区为奴。接下来是雅典。当时雅典的极端民主党其实正期待着波斯人的到来，想要借波斯人之手打击雅典的保守党。但波斯军队没有直接进攻雅典，而是在雅典东北24英里的马拉松登陆。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调虎离山，引诱雅典军队出城向马拉松进发，为追随他们的雅典极端民主党夺取政权创造有利条件。而若是直接进攻，或许会阻碍极端民主党夺取政权，甚至会迫使雅典各党团结一心共同反抗。另外，如果直接进攻就需要攻城，难度更大。
波斯人的这一招奏效了。雅典军队果然开赴马拉松迎战，与此同时波斯人开始执行他们的下一步战略计划：在掩护部队的保护下，除马拉松处的军队外，其余军队转移到费勒隆并从那里登陆，在雅典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发起突袭。这一战略计划着实精妙，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未能成功。
由于希腊主将米提亚德的英明决策，雅典人抓住了他们的唯一机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了波斯的掩护部队。在马拉松之战中，希腊人优良的盔甲和长矛让他们在武器装备上优于波斯人，这帮助希腊取得了胜利。事实上，那场战斗比后来的传说所描绘的还要激烈，但最终大多数的波斯掩护部队都安全地登上了撤退船只。随后，雅典人以值得称赞的精神迅速返回了自己的城邦。由于军队行军迅速，加上极端民主党行动迟缓，雅典得救了。当雅典军队回到城中，波斯人意识到围城不可避免后，他们就乘船返航了，因为他们仅仅想给雅典一个教训，不值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十年之后，波斯再次对希腊发起进攻，投入的兵力也比以往更多。但希腊人对波斯给予的警告反应迟钝，直到公元前487年，才开始扩张他们的舰队——这是与波斯的陆上优势相抗衡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件事使得希腊和欧洲幸免于难：一是在公元前486——前484年之间，波斯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处理埃及叛乱上；二是大流士一世的死亡，那个时代波斯统治者中最有能力的君主就此陨落。
到了公元前481年，波斯军队再度来袭。这一次进攻规模前所未有，希腊的各派系和城邦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敌人。而波斯国王薛西斯也被迫采用直接路线战略。由于军队太过庞大，无法通过海上运输，波斯不得不选择陆路。而且由于人数过多，无法自给自足，所以不得不依靠舰队运送后勤物资。波斯军队只能沿海岸线行进，而海军舰队又不能离陆军太远，两者相互制约。这样一来，希腊人可以确定敌人的行动路线，而波斯人却无法绕行。
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便利，他们可以在波斯军队的必经之路上设立坚固的阻击阵地。正如格伦迪所说，如果希腊各城邦之间没有利益分歧，“入侵者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进入温泉关以南”。这一次，希腊人团结一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萨拉米斯海峡，希腊舰队击败了波斯舰队，彻底粉碎了波斯的入侵。而薛西斯和波斯军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舰队被击毁，入侵的补给线被完全切断。
值得一提的是，希腊在这场决定性的海战中能够获胜，应该归功于一条诡计。这条诡计或许可以被归为间接路线的一种。当时，希腊指挥官地米斯托克利给薛西斯写了一封信，称希腊舰队已准备好投降。波斯人上当受骗，他们的舰队开进了狭窄的海峡，在那里他们的人数优势再无用武之地。这一诡计之所以能得逞，是因为波斯人错误地相信过去的经验，觉得这封信看起来很合理。事实上，地米斯托克利是担心伯罗奔尼撒盟军指挥官们会像在紧急会议中所提出的那样从萨拉米斯岛撤军，留下雅典舰队独自作战，或者让波斯舰队有机会在开阔的海域发挥人数优势。
在波斯这一方，只有哈利卡纳苏斯的女王阿尔忒弥西亚一个人反对薛西斯立即发动进攻的想法，她是这场战役中的一位海军将领。据记载，她要求薛西斯采取相反的计划，即放弃直接攻击，转而与波斯的陆军部队一起进攻伯罗奔尼撒半岛。她认为，面对大军压境，伯罗奔尼撒盟军舰队会立刻回援，希腊舰队将会迅速解体。这正是地米斯托克利所担心的。如果不是波斯舰队急于开战而堵住了出海口，伯罗奔尼撒盟军舰队在第二天早上就会撤退。
但是薛西斯还是发动了直接进攻。希腊舰队向后撤退，诱敌深入。波斯的主力部队扑了空，形势对他们极其不利。当波斯舰队沿狭窄的海峡前进时，希腊战舰继续后退。于是，为了追赶他们，波斯战舰加快了划桨的速度，结果挤成一团。此时，希腊舰队抓住了机会，从侧翼发起反击，而波斯舰队则无力还击。
在此后的70年里，波斯没有再进攻希腊，一个主要原因似乎是害怕雅典人使用间接路线战略切断波斯的交通路线。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当雅典舰队在锡拉库萨被摧毁后，波斯迅速发动了入侵。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告诉我们，间接路线战略的运用和发挥最早出现在海战而非陆战中。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有发展到了后期，陆军才开始依赖交通线来获取补给，而舰队早已被用于打击敌人的海上交通和补给。
随着波斯的威胁的消失，萨拉米斯海战使得雅典在希腊城邦中占据了领导地位，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后才丧失霸权。伯罗奔尼撒战争足足持续了27年，可怕地消耗了交战国和不幸卷入战争的潜在中立国的实力。之所以战争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是因为交战双方不断更改战略计划，目标也并不清晰。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斯巴达及其盟友试图直接入侵阿提卡，但被伯里克利的战争政策挫败了。伯里克利拒绝在陆地上作战，同时利用雅典海军的优势对敌人进行破坏性打击，削弱敌人的意志。
虽然“伯里克利战略”一词几乎和随后出现的“费边战略”一样有名，但这一用词有局限性，令人误解了战争的过程。为了清楚地理解，在此必须使用准确、定义清晰的术语。“战略”一词最好定义为“统帅艺术”，即实际领导军事力量。“战略”和决定军事力量部署及与其他经济、政治、心理武器相结合的政策不同。那样的政策是一种更高级的“战略”，应该称之为“大战略”。
“伯里克利战略”与间接路线不同。间接路线旨在打破敌人的平衡以取胜，而“伯里克利战略”实际是一个“大战略”，目的是逐渐耗尽敌人耐性，让其意识到胜利无望。然而不幸的是，对雅典来说，在这场心理和物资消耗战中，瘟疫的爆发使得天平向敌人倾斜。因此，在公元前426年，雅典放弃了“伯里克利战略”，转而采用克勒翁和德摩斯梯尼的直接进攻战略。尽管这样在战术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成本更高，结果也没有更好。公元前424年的初冬，斯巴达最有能力的将军布拉西达斯将雅典艰难取得的所有优势完全摧毁。他用一个战略行动从根本上击溃了雅典，而不是只打败雅典军队。他绕过雅典，迅速向北进军，穿过整个希腊，袭击了雅典在哈尔基季基半岛的领地。这一领地可谓是“雅典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布拉西达斯一方面使用武力震慑，一方面承诺会保护该领地上所有反叛雅典的城市并赋予其自由。如此一来，雅典在哈尔基季基半岛的统治被严重动摇，不得不派遣主力军队赴此作战。在安菲波利斯，雅典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虽然布拉西达斯在胜利之战中倒下了，但雅典仍自愿与斯巴达缔结了不利于自己的和平条约。
在随后几年的伪和平时期，雅典人多次远征，但未能收复在哈尔基季基半岛的领地。然后，雅典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远征锡拉库萨。锡拉库萨是西西里岛的要塞，也是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半岛重要的境外粮食来源地。这是一种在大战略层面的间接路线，但它有一个巨大缺陷：打击的不是敌人的军事盟友，而是敌人的商业联系。因此，它不但没有分散敌人的兵力，反而还招来了新的敌对力量。
然而，如果不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连串致命的失误，雅典很可能在心理和物质上都取胜，从而改变战争的整个格局。想出该计划的人是亚西比德，但在计划实行前，他的政敌称他犯了渎神罪，将他从联合司令部召回。他没有回去接受审判和死刑裁决，而是逃到了斯巴达，告诉斯巴达应该如何挫败自己的计划。在雅典，强烈反对亚西比德计划的尼西亚斯被留下来担任指挥，他的愚蠢和顽固使这个计划没有发挥出一点作用。
在锡拉库萨战役失败后，雅典的军队依靠海军舰队避免了全面溃败。在随后的九年海战中，雅典不仅签订了有利于自己的和约，而且恢复了霸主地位。然而，在公元前405年，斯巴达海军上将吕山德戏剧性地毁灭了雅典。《剑桥古代史》写道：“他的作战计划……是避免战斗，通过攻击雅典帝国最脆弱的地方，把雅典人逼到极限。”但第一句话不怎么准确，因为他的计划与其说是避免战斗，不如说是用间接路线战斗，以便在有利的时间和地点抓住战机。他巧妙而秘密地行军，抵达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在那里等待着开往雅典的庞提克粮船。“由于粮食供应攸关性命”，雅典的指挥官们“匆忙带着180艘船组成的舰队去保卫粮船。他们连续四天试图引诱吕山德作战，但没有成功，而吕山德则不断发出信号，诱导他们认为自己已被逼到绝境。因此，雅典舰队没有回到塞斯托斯的安全港，而是留在吕山德对面的阿哥斯波塔米的开阔海峡里。第五天，当大多数雅典船员都上岸采集食物时，吕山德突然进攻，不费吹灰之力就俘获了整个雅典舰队，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战争”。
在这27年的战争中，许多直接路线战略都失败了，反而让采用这些战略的一方受到打击。布拉西达斯动摇雅典在哈尔基季基半岛的“根基”，无疑使局势对雅典极为不利。雅典重夺霸主权的最大希望是亚西比德的间接路线大战略，即切断斯巴达在西西里的经济命脉。这一妙招十年后被吕山德运用在海战中，他在战术上使用间接路线，并在大战略层面有所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吕山德是通过威胁雅典人的交通补给而得到有利战机的。通过打击经济目标，吕山德希望至少可以耗尽雅典的力量。如此一来，雅典会愤怒和恐惧，吕山德便可以创造有利条件，出其不意，迅速获得军事胜利。
随着雅典的衰落，希腊历史开启了新的一章——斯巴达成为希腊的霸主。那么，又是什么终结了斯巴达的统治呢？答案是一个人。这个人对战争科学和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就是伊巴密浓达。在伊巴密浓达崛起之前的几年里，底比斯使用后来得名为“费边战略”的方法脱离了斯巴达的统治。“费边战略”是一种使用间接路线的大战略，底比斯避免直接战斗，使得“斯巴达军队在维奥蒂亚没有遭到任何阻击”。这种方法为底比斯争取了时间，其训练了一支精挑细选的专业部队，即蜚声世界的“底比斯圣军”，并将这支军队作为自己的突击力量。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底比斯引发了更多地区对斯巴达的不满，还解除了雅典所受的陆上威胁，使其能够集中精力和人力重建海军舰队。
因此，到了公元前374年，斯巴达同意和包括底比斯在内的雅典联盟签订有利于后者的和约。尽管和约因雅典人的海上冒险而迅速破裂，但是三年后，雅典人已经厌倦了战争，他们又举行了新的和谈。这一次，斯巴达在谈判桌上夺回了自己在战场上失去的许多东西，并成功地使底比斯与其盟友离心。于是，斯巴达急切地想要征服底比斯。但是在公元前371年，当斯巴达军队进到维奥蒂亚区域时，他们在留克特拉惨败于伊巴密浓达领导的底比斯新型军队，尽管斯巴达军队历来素质优良，这一次人数也更有优势（一万人对六千人）。
伊巴密浓达不仅摒弃了在几个世纪的经验上所确立的战术方法，而且在战术、战略和大战略方面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军事将领提供了学习和发展的平台。事实上，伊巴密浓达对军队结构的设计也得以保留并数次流行。后来因腓特烈大帝而出名的“斜线战术”实际上是来源于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伊巴密浓达一改常态，把最好的战士和主力都放到了左翼，然后让脆弱的中部军队和右翼向后撤，集中力量以压倒性的优势对抗敌人的一翼——敌军首领所在之处。一旦击溃该翼，便能瓦解敌军的士气。
留克特拉战役结束一年后，伊巴密浓达率领新成立的阿卡狄亚联盟向斯巴达进军。他们朝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前进，那片区域长期以来一直属于斯巴达，从未遭受外敌侵犯。这次行动的明显特点是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间接路线。进军在仲冬时分开始，兵分三路，三路军队既可独立行军又可联合作战，从而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和注意力。在古代战争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拿破仑时代之前，这种战术几乎是空前的。但是，伊巴密浓达的战略眼光还要更深远一些，他在距离斯巴达20英里的卡尔亚将三路军队合一后，绕到了斯巴达的后方。他的这一举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可以集结大量的“黑劳士
”和其他对斯巴达心怀不满的人。然而，斯巴达人紧急承诺解除这些人的奴隶身份，成功地扼杀了潜在的内乱。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盟友也及时给予了强有力的增援，因此在短时间内围攻斯巴达使其陷落的可能性不再存在。
伊巴密浓达很快意识到斯巴达人不会上当出城作战，再拖下去只会消耗己方由多部族所组成的军队力量。于是，他放弃了不奏效的战略武器，转而使用更灵活的武器——间接路线大战略。在麦西尼亚的天然屏障伊索米山，他建立了一个新城市作为麦西尼亚国的首都，将所有跟随他的叛乱分子安顿在此，并把他入侵期间获得的战利品当作这个新国家的发展基金。新国家的建立阻碍了斯巴达在希腊南部的发展，并且使斯巴达失去了一半的领土和一半以上的农奴。随后伊巴密浓达还在阿卡狄亚建立了迈加洛波利斯，进一步封锁斯巴达。如此一来，斯巴达在政治上被一系列敌军堡垒所阻断，军事优势的经济根源也因此被切断了。几个月后，伊巴密浓达从伯罗奔尼撒半岛撤军，虽然他在战场上没有赢得任何胜利，但他的大战略无疑大大削弱了斯巴达的国力。
然而，国内的政治家们对伊巴密浓达很失望，他们原本期望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伊巴密浓达被打压，暂时引退。底比斯的民主党人奉行短视的政策和错误的外交政策，导致底比斯失去了当时取得的领先优势。于是，阿卡狄亚同盟的盟友逐渐淡忘了底比斯的恩德，日益自负，野心勃勃地想要摆脱底比斯的领导。到了公元前362年，底比斯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奋力恢复自己的权威，要么放弃领导地位。底比斯对阿卡狄亚发起了进攻，导致希腊各城邦分裂为对立的两个联盟。幸好，底比斯人有着伊巴密浓达这样的统帅，他的大战略卓有成效——他创建的麦西尼亚和迈加洛波利斯此时不仅起到妨碍斯巴达的作用，更增强了底比斯的实力。
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后，伊巴密浓达与他的伯罗奔尼撒盟友在特吉亚会师，使自己处于斯巴达和其他反底比斯的城邦的军队之间。这些军队当时正集中在曼提尼亚。斯巴达军队出城迂回前进与盟友会合，伊巴密浓达便趁夜间派出一路机动部队突袭斯巴达。但由于一个逃兵告密，斯巴达人加速返回了自己的城市，计划被挫败了。伊巴密浓达于是决定通过战斗来一决胜负，他从特吉亚出发，沿着一个沙漏形的山谷，向12英里外的曼提尼亚发起了进攻，但那时敌人已在约一英里宽的谷腰处占据了一个坚固的阵地。
随着伊巴密浓达的不断推进，我们逐渐来到了战略和战术的交界处。但二者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伊巴密浓达在曼提尼亚的胜利，归根到底还是得益于间接路线战略。起初，伊巴密浓达直接向敌人的营地行进，迷惑敌人，使敌人沿着“自然预期路线”布兵迎战。但在距敌人几英里远的地方，他突然向左转，隐藏到敌人看不到的高地下方。这一巧妙的行动使敌人的右翼陷入困境。为了进一步扰乱敌人的战斗部署，他停了下来，让部队放下武器，假装要扎营。敌人相信了，松懈下来，士兵四散休息，马匹也未拴好缰绳。与此同时，伊巴密浓达在轻装部队的掩护下继续进行战斗部署。这次部署和留克特拉战役相似，但有所改进。然后，伊巴密浓达发出信号，底比斯军队迅速拿起武器，冲向敌人。敌人的队伍乱作一团，底比斯获胜基本已成定局。但伊巴密浓达自己却在即将胜利的时刻倒下了，于是底比斯军队也开始混乱。伊巴密浓达的死向后世证明了一件事：如果军队和国家的“大脑”瘫痪了，那么军队或国家也会快速崩溃。
仅仅20多年后，又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得马其顿夺取了希腊的霸权。这场发生在公元前338年的战役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示范了政治和战略应如何相辅相成，也证明了合理运用战略可以让不利地形转为对己方有利，给予了后人很多启示。入侵者虽然是希腊人，却是一个“局外人”。因此底比斯和雅典联合起来，组成了泛希腊联盟，对抗实力日增的马其顿。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个外部盟友——波斯国王。考虑到希腊和波斯过去的纷争与人性，这无疑是一件奇事。这一次，仍然是入侵的马其顿人使用了间接路线，甚至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争夺霸权的借口也是间接的。他原本只是受邀参加宗盟会议，共同惩处犯了渎神罪的阿姆菲萨，一个位于维奥蒂亚西部的城邦。腓力二世之所以会受邀，很可能是自己主动提出要参加的。尽管这使得底比斯和雅典联合起来对抗他，但至少确保了其他国家保持善意的中立。
在南下进军途中，腓力二世突然在锡丁尼昂改道，占领了伊拉提亚并加强了此地的防守。这一举动偏离了通往阿姆菲萨的路线——这正是敌人预期他会选择的路线。改道预示着他有更大的政治目标，同时也揭露了他的战略动机。随后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底比斯和维奥蒂亚盟军封锁了进入维奥蒂亚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从锡丁尼昂通往阿姆菲萨的东线，另一条则是从伊拉提亚经过帕拉波塔米关隘通往喀罗尼亚的西线。东线形似字母“L”的那一竖，从锡丁尼昂到伊拉提亚的路线则形似下面那一横，而穿过帕拉波塔米关隘到喀罗尼亚的东线则像最后收笔时的那一勾。
在采取下一步军事行动之前，腓力二世采取了新的方法来削弱敌人的实力：在政治上，帮助被底比斯人驱逐的福基斯人重建家园；在心理上，宣称自己是德尔斐之神的后人。
随后，在公元前338年的春天，腓力二世在巧妙地扫除障碍后突然发动了攻击。当时他已经占领了伊拉提亚，在战略上将敌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东线——敌人自然而然地预料他会从这条路进攻。在战术上，为了分散敌人在西线的注意力，他写了一封信称他要返回色雷斯，并故意让信落入敌手。然后他迅速离开锡丁尼昂，在夜间越过隘口，从阿姆菲萨进入维奥蒂亚西部。随后他又向诺帕克特斯前进，打开了出海的交通路线。
此时，腓力二世位于敌人东线防御军的后方，与他们之间仍有一段距离。面对这一情况，泛希腊联盟军队从帕拉波塔米撤退了，因为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的后路可能会被切断，而留在那里也没有太大价值。然而，腓力二世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预期，再一次使用间接路线。他没有从阿姆菲萨向东穿过丘陵地带，因为走这条路会遭遇更多阻击。相反，他调整了军队的方向，通过锡丁尼昂和伊拉提亚，向南穿过现在无人守卫的帕拉波塔米山口，在喀罗尼亚突袭敌人的军队。这一策略极大地确保了他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同时他巧妙的战术也使战果更为丰硕。他佯装撤退，引诱雅典人离开了阵地，在他们进入到低地时，反击并突破了雅典军队的防线。喀罗尼亚一战确立了马其顿在希腊的统治地位。
腓力二世还没来得及征服亚洲，寿命就终结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承袭了他的事业。他留给儿子的不仅是他的计划和一支由他亲手创建的模范军队，还有一个大战略的概念。此外，他还留下了另一个极具价值的遗产，那就是公元前336年由他夺取的达达尼尔海峡桥头堡的所有权。
如果我们研究亚历山大的行军路线，会发现他走了许多大弯路。历史研究表明，他采用的间接路线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尽管这种政治性体现在大战略层面。
在亚历山大早期的战争中，他的战略非常直接，不够巧妙灵活。原因似乎有二：第一，年轻的亚历山大受过王权和胜利的熏陶，他喜爱荷马式的英雄，比历史上其他的伟大统帅要更具“英雄主义”；
第二，更有可能的是，他认为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指挥才能足够优越，没有必要过早就打乱敌人的平衡。他给后人留下的教训也是两方面的：一在战略方面，二在战术方面。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从达达尼尔海峡东岸出发，首先向南移动，在格拉尼克斯河击败了波斯的掩护部队。虽然波斯军队被亚历山大的长矛骑兵团的重量和速度所击倒，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够集中力量攻击并杀死胆大自信的亚历山大，他们便可将马其顿的入侵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差点就实现了这个目标。
亚历山大接着南下萨第斯——通往吕底亚的政治和经济要塞，然后从那里向西到达以弗所。他在这些希腊城镇恢复了他们以前的民主政府和权利，以最经济的方式确保自己的后方无忧。
他回到了爱琴海海岸，先沿着爱琴海向南，然后向东穿过卡里亚、利西亚和潘菲利亚。他走这条路线的目标是通过夺取波斯舰队的基地来限制其行动自由，进而剥夺波斯的制海权。同时，通过解放这些海港，他使波斯的舰队丧失了大部分人力来源。
除了潘菲利亚，小亚细亚的其他地区几乎没有港口。因此，亚历山大现在再次向北出发，抵达弗里吉亚，然后向东一直到安卡拉。这样，他巩固了对小亚细亚中部的控制，并保障了后方安全。然后，在公元前333年，他转向南，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朝叙利亚直行。大流士三世在那里集结了军队准备与他交战。这一次，由于情报失误和亚历山大误判波斯人会在平原上等待他，他在战略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亚历山大选择了直接路线，而大流士则选择了间接路线。大流士朝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前进，穿过阿曼山口来到亚历山大的后方。亚历山大一直很注重保障后方基地，但现在却发现他与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他调转了方向，在伊苏斯迎战。这一战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战术和军队的优越性。没有其他军事统帅能像亚历山大这样，在战术中如此精妙和出人意料地运用间接路线。
此后，他又走了一条间接路线，沿着叙利亚海岸前行而非直接向波斯的心脏巴比伦行军。这样走是出于大战略的需要。尽管他剥夺了波斯人的制海权，但未能彻底消除威胁。只要波斯海军还存在，后方的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都可能受到威胁。在攻占腓尼基后，亚历山大几乎彻底摧毁了波斯舰队，因为当时波斯舰队剩下的主要是腓尼基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投降了。提尔城陷落后，在提尔的舰队也被俘获了。然后，他再次向南出发，进入埃及。这一举动很难从海军理论方面解释，也许是要防患于未然。但如果从亚历山大的政治主张上来看，这一举动会更好理解。亚历山大想要占领波斯帝国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就需要获取埃及这块重要的经济宝地。
最后，在公元前331年，他再次向北攻占阿勒颇，然后向东越过幼发拉底河，推进到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在当时的尼尼微，即现在的摩苏尔附近，大流士集结了一支庞大的新军队。尽管亚历山大渴望战斗，但他还是采用了间接路线。他越过底格里斯河上游，沿东岸而下，迫使大流士改变阵地。在高加米拉一战中，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再次展示了他们的绝对优势。这一战通常又被称为阿尔贝拉之战，得名于离此地最近的城市——60英里外的阿尔贝拉。在亚历山大实现其宏伟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这次的敌人可谓最不堪一击。随后巴比伦被亚历山大占领。
亚历山大抵达印度边境之前的所有战役在军事上可谓是对波斯帝国的“扫荡”，而在政治上是对亚历山大的权力的巩固。他采用间接路线，穿过乌克西亚峡谷和“波斯门”。当他在海达斯佩斯河遭遇印度王波拉斯时，他再次想出了极为巧妙的间接路线，这表明他的战略能力已炉火纯青。他囤积谷物，并在河流的西岸部署了大量兵力，令敌人摸不清他的意图。他命骑兵队反复出动，让波拉斯提心吊胆。随着触动次数越来越多，波拉斯也放松了警惕，阵地也随之固定下来。
随后，亚历山大将大部队留在波拉斯对面，自己带着一支精锐部队在上游18英里处夜渡海达斯佩斯河，通过用这种间接路线突袭，他打破了波拉斯及其军队的心理平衡。在随后的战斗中，亚历山大带着一小支精锐部队击败了敌人的全部军队。然而，如果波拉斯和他的军队没有乱作一团，那么亚历山大这种行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都不合理，以少对多、孤军无援，他很可能面临战败的危险。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继业者”们争权夺位，导致帝国四分五裂。在争夺战中也有不少使用间接路线的例子，证实了间接路线的意义。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比拿破仑的将领更有能力，他们的经验也使他们更清楚节省武力的重要性。虽然他们采取的许多军事行动都值得研究，但因为本书只分析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因此在众多的“继业者之战”中我们只看发生在公元前301年的最后一战。这一战的意义极其重大，《剑桥古代史》写道：这一战“终结了中央权力和地方列王之间的争斗”，也使得“希腊—马其顿世界的解体不可避免”。
到公元前302年，自称亚历山大合理继业者的安提柯已经非常接近自己的目标。他从弗里吉亚领地向外扩张，控制了从爱琴海到幼发拉底河的亚洲地区。与他对抗的塞琉古艰难地守着巴比伦；托勒密只剩下埃及；利西马科斯在色雷斯较为安全；而卡桑德是他最强大的对手，也是他能否圆梦的关键。卡桑德当时已被安提柯的儿子德米特里乌斯赶出了希腊。德米特里乌斯与亚历山大非常相似，可谓是第二个亚历山大。卡桑德被要求无条件投降，但他以天才般的战略回击。他与利西马科斯在会议上共同制订了一份计划，还想让托勒密帮助他们，并派遣使者骑着骆驼穿越阿拉伯沙漠与塞琉古取得了联系。
卡桑德只留下了大约3.1万人（也有传言说是5.7万人）来阻止德米特里乌斯入侵色萨利。他把剩下的军队借给了利西马科斯，后者向东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而塞琉古则向西进军小亚细亚，他的军队里有从印度获得的五百头战象。托勒密向北进入叙利亚，但在收到利西马科斯战败的虚假情报后返回了埃及。然而，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敌军很快到达了安提柯的帝国中心，迫使安提柯急召德米特里乌斯从色萨利赶来支援。当时卡桑德的军队成功地牵制住了德米特里乌斯，但由于敌人采取的间接路线威胁了他在小亚细亚的这一战略后方，卡桑德也不得不撤退——这在本质上和西庇阿后来迫使汉尼拔返回非洲的行动极为相似。
在弗里吉亚的伊普苏斯战役中，卡桑德的盟友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术胜利，完美实施了他们的战略计划。这场战争以安提柯的死亡和德米特里乌斯的逃跑而告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斗中，战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且胜利者使用的战术基本上是间接性的。他们的骑兵在德米特里乌斯穷追不舍的情况下躲了起来，战象则切断了德米特里乌斯的退路。即使在那时，利西马科斯也没有直接攻击安提柯的步兵，而是用攻击和射箭放火的威胁来打击敌人的士气，直到他们士气崩溃，然后塞琉古开始猛攻安提柯所在之处。
其实，在战役开始时，安提柯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很少有战役能使局势发生如此大的逆转。显然，卡桑德的间接路线计划打破了安提柯的平衡。安提柯惊慌失措，他的军队人心涣散，他的军事部署也就彻底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