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尽管核武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西方国家的安全，但并不能完全、永久地做到这一点。它不是万能的，无法消除这些国家所面临的所有危险。核武器在提升西方国家实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担忧与不安全感。

1945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被当时的西方政治家们视为一种加速战争结束、确保完全胜利并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利器。据英国时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言，他们当时认为：“以几次爆炸为代价，展示原子弹惊人的威力，可以终结战争，还世界以和平，向饱受折磨的人们伸出援手，治愈他们的创伤，简直就像是神迹般将人们从数不清的困苦和危难之中解救出来。”然而如今，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仍然非常焦虑，这表明，当时的政治家们没有意识到，以这种方式取得的胜利无法确保持久和平。

他们只盯着“赢得战争”这个眼前的战略目标，未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忽略了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自以为军事胜利就能够保障和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纯粹的军事战略应当受到具有长远眼光、洞察全局的“大战略”的指导。

和平从未如此让人们没有安全感。八年来，人们一直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而热核武器的出现更是让“胜利者们”感到极度不安。氢弹试爆时所展现的威力，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总体战”作为方法和“胜利”作为战争目标已经不再适用。

战略轰炸的拥护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英国皇家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爵士最近表示，他相信“我们在过去40年间所熟悉的那种总体战已经过时了。现代世界大战的结果将是大规模自杀，人类文明将会走向终结”。另一位皇家空军元帅亚瑟·泰德男爵也早已强调过这一点，他评论斯莱瑟爵士“准确冷酷地陈述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并说道：“使用核武器对战并不是决斗，而更像是同归于尽。”

他还补充道：“这不会鼓励侵略行为。”然而，这句话并不完全合乎逻辑，因为冷血的侵略者可能会利用对手抵触自杀的本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知道，当对手面对看起来不太致命的威胁时，不会立即做出反应。

如果某个在任的政府遭遇间接侵略或者局部、有限的侵略，他们会考虑使用氢弹作为战争手段吗？如果他们的空军高级长官警告称这无异于“自杀”，政府会有勇气率先迈出这一步吗？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除非面临明确的致命威胁，且这种威胁比氢弹本身更可怕，否则没有国家会贸然使用氢弹。

政治家们竟然相信原子弹和氢弹这类武器可以有效地遏制侵略，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克里姆林宫——也就是苏联的政治核心——的官员可能并不会将这种威胁放在心上，但是铁幕周边的国家却更加忧心，因为他们距离苏联及其战略轰炸力量很近，处境非常危险。如果试图用核武器来保护他们，反而可能会削弱他们抵抗的决心。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威胁产生的反作用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氢弹对于“遏制”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弊大于利。它虽然可以减少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也会增加“有限战争”的发生概率。“有限战争”通常表现为间接而广泛的局部侵略，侵略者可能会采取一系列不同的战术，以趁敌人犹豫是否使用氢弹或原子弹反击的时机取得战略优势。

现在，为了“遏制”这种威胁，我们变得更加依赖“常规武器”。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归传统的作战方法。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想出新的作战方法。

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战略时代。这个时代和那些提倡空中核力量建设的人所想象的截然不同，尽管在过去的时代他们可能被视为“革新者”。现在，我们的敌人采取的战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躲避优势空中力量的袭击，一方面想办法回击使之瘫痪。讽刺的是，我们研究出的轰炸武器越具有大规模杀伤力，就越促进了这种游击型战略的进步。

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制定自己的战略，并相应地调整军事政策。如果充分理解了敌人的战略，我们就有机会成功制定出有效的反击战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若要用氢弹将敌人的城市夷为平地，那么我们有可能潜伏在那里的“第五纵队”也将被一起毁灭。

目前的普遍假设“核武器已使得战略变得毫无用处”，是毫无根据、严重错误的。核武器将破坏力提升到了“自杀”的极端程度，反而促使人们更倾向于使用间接路线。间接路线正是战略的实质，使得战争上升到了智力对抗的层面，而不仅是残酷的武力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迹象都表明人们更多地使用了“间接路线”，相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尽管当时大战略仍然缺位。现在，由于直接侵略可能受到核武器威慑，因此侵略者会制定更加灵活的战略。所以，我们也必须相应地了解自己的战略力量并制定合适的战略，这越发重要。从本质上讲，战略的历史即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史。

在1929年，我首次发表了关于“间接路线战略”的研究，书名为《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25年来，我又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并特别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略和大战略方面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此书充分展现了我的研究成果。

当我研究古往今来的许多战役时，首先意识到的一件事就是间接路线比直接路线更优越。不过，我当时只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待的。在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后，我才认识到间接路线还有更广的应用范围。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间接路线都算得上是一条定律、一条哲学真理。这种方法能够解决人生中的诸多问题。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利益争夺，而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在任何情况下，直接提出新的观念总会遭到顽强的抵抗，这样一来，就更难说服他人改变看法。如果出人意料地将新观念渗透进去，或者用旁敲侧击的方法，那么改变某种观点就会更加容易和迅速。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两性关系中，间接路线都是一个基本策略。在商业方面，如果双方发现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成交的可能性便会大大增加。在任何情况下，众所周知，要想说服上级接受某种新的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这正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在战争中，在击溃敌人之前，首先要削弱他的抵抗力，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对方引诱出他的防线。

间接路线和一切与人心相关的问题都紧密相关，而人心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它却很难与另外一条原则调和，即在追求真理时，若要得出真正的结论，就必须不顾任何利害关系，勇敢面对所有后果。

历史已经证明，“先知”对人类进步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发现了真理后，毫无保留地将它公之于众，就会产生巨大的应用价值。不过，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这种真理的接受和传播程度常常取决于另外一批人物——“领袖”。他们是有哲学思维的战略家，力求在真理和人们的接受度之间找到折中方案。他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自己对真理的掌握程度，二是他们在宣扬真理时所用的智慧。

先知往往会以身殉道，这是他们的命运，也是对他们自我实现的考验。然而，当领袖走上这条道路时，说明他未能完成使命，或许是才智不足，或许是他未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先知并不相同。只有时间能够评判他的牺牲是否足以弥补领导上的失误。然而作为一个“人”来讲，这种牺牲和失败可能还会为他带来荣耀。至少，他避开了领袖们常犯的错误：为了眼前利益损害真理，对事业无益。如果一个人总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追求真理，那么，从他的“思想子宫”里诞生的定会是畸形的“婴孩”。

如何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使真理更易为人所接受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战略原理的研究中找到解决方法。战略原理指出，既要设定一个长期的固定目标，又要在追求这个目标时依据环境适当调整路线。这非常重要。真理往往会遭受反对，尤其是当它还是新观念时，受到的反对格外激烈。但是如果不仅关注目标本身，还考虑到接近目标的路线，那么遭到的反对就可能减弱。避免正面攻击坚固的阵地，而是从侧翼攻击，那一侧就会被真理攻克，这就是间接路线战略。但是，每次选择这类间接路线的时候，都应注意不要背离真理。因为在推广真理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比谎言更加有害。

回想自己的经历，你可以找到许多例证，更清楚地理解上述观点。回忆一下新观念被大众接受的过程，你会发现，将新观念包装为古老观念的现代复兴，往往比宣扬全新观念更容易被接受。你无须刻意欺瞒，只需注意寻找新旧之间的联系即可，毕竟“太阳底下无新事”。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当我们指出可以快速行动的车——也就是坦克——正是古代装甲骑兵的继承者以后，反对机械化的声音就小了很多。因为大家知道，过去的骑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恢复使用这类工具理所当然。

李德·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