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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分析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战”，即发生在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战争中，没有一场可以被认为是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战役。
最接近这一定义的是古斯塔夫二世和华伦斯坦之间的决战，在战斗中，古斯塔夫二世的阵亡直接摧毁了瑞典主导建立一个伟大的新教同盟的可能。如果不是因为法国的介入和华伦斯坦被暗杀，这场战役可能会让德意志提前三个多世纪实现统一。
然而，这些结果和可能性并非直接由战役产生，而是间接取得的。因为在这场决战中，原本占有优势的一方遭遇了重大挫败。失败的原因，部分是华伦斯坦的作战工具不如瑞典人的先进，另一部分是华伦斯坦没有妥善利用战略优势来在战术上获得利益。在这场战斗之前，华伦斯坦已经获得了真正的优势，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优势是通过连续三次使用不同的间接路线而获得的，这改变了战争的整体形势。
1632年，此前亏待华伦斯坦的卑鄙君主乞求他回来指挥一支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不过，多亏华伦斯坦声望卓越，短短三个月内，他又召集到大约四万名士兵追随他。尽管巴伐利亚——那时被古斯塔夫无坚不摧的军队所占领——向他紧急求援，他也没有立即向巴伐利亚前进，而是转身向北攻击古斯塔夫较弱的盟友萨克森人，并在将他们赶出波西米亚后向萨克森本土前进。他还强迫不情愿的巴伐利亚选帝侯带上军队与他会合，即使这可能让巴伐利亚本土的守备进一步弱化。但事实上，华伦斯坦的谋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担心失去萨克森这一盟友，古斯塔夫被迫放弃巴伐利亚，匆忙赶去支援。
古斯塔夫还没来得及赶到，华伦斯坦和选帝侯就会合了。面对他们的联合军队，古斯塔夫撤退到了纽伦堡。华伦斯坦紧随其后，但发现瑞典人防守严密，于是宣布“战斗已经打得够多了，是时候尝试另一种方法了”。他没有让他的新部队与经验丰富的瑞典军队对抗，而是选择了一个安全的营地让军队休息。同时，他利用轻骑兵切断古斯塔夫的补给线，以此增强自己的优势。华伦斯坦始终坚持这种战术，无视瑞典军队的挑衅，直到瑞典国王在饥饿的威胁下徒劳地攻击他的阵地。
在军事上，瑞典此次失败只是一件不幸的事，但在政治上，它却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回响。尽管没有彻底瓦解古斯塔夫的军队，但它动摇了古斯塔夫多次胜利赢得的士气优势，从而使古斯塔夫对德意志各国的控制不再稳固。华伦斯坦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实际局限，并且从一个更高的战略角度进行长远规划。
古斯塔夫从纽伦堡向南进军，再次攻打巴伐利亚。然而，华伦斯坦并没有紧随其后，反而向北进攻萨克森——这是一个高明的举动。古斯塔夫像之前那样迅速掉头回援，通过快速行军，在华伦斯坦恐吓萨克森并试图与他们单独签订和约之前抵达那里。随后，在孤注一掷的吕岑战役中，瑞典军队以战术上的成功弥补了战略上的失败，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国王在战役中殒命。因此，在瑞典的领导下建立伟大新教同盟的计划宣告破产。
这场战争长达16年，使参战国家疲惫不堪，不仅浪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还造成了德意志地区的严重破坏。同时，这场冲突也使法国在欧洲的政治格局中获得了主导地位。
1642—1652年间的英国内战与同一世纪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场内战中，英国人倾向于采取直接进攻、速战速决的战术。正如笛福在《骑士回忆录》中所描述的：“我们不扎营也不修筑壕沟……不利用河流或隘道做屏障。战争的主旨就是——找到敌人，与之交战。”
尽管有这种进攻精神，第一次内战还是持续了四年，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一场战斗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在战术层面上各有重要性。当战争终于在1646年结束时，保皇派仍然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由于胜利者之间有矛盾，两年后内战再次爆发，且规模更大。
在研究迟迟没有决定性战役的原因时，我们注意到，参战方轮流、反复采用直接进攻的方法，其间穿插着现代所说的“扫荡”行动。这些战斗耗费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但仅带来了局部和暂时的影响。
在战争初期，保皇派军队驻守西部和中部，议会派控制着伦敦。保皇派对伦敦的第一次进攻在特翰姆格林以可耻的失败告终，这通常被称为英国内战中的瓦尔密战役。这次战役几乎没有流血牺牲，主要是因为在早期的埃奇希尔战役中，双方的主力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
此后，牛津及其周边城镇成为保皇派的重要据点。在这一地带的边缘，两支主力部队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抗，然而并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在西部和北部，地方部队和分遣队之间的拉锯战仍在继续。1643年9月，保皇派对格洛斯特城的围攻使形势变得十分紧张。为了解围，埃塞克斯勋爵不得不率议会派主力军队绕过由保皇派把控的牛津附近区域，这为保皇派提供了切断其后路的机会。但是在纽伯里爆发的直接冲突仍旧没有产生决定性结果。
本来，由于战争的持久化，厌战情绪可能会促使双方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但查理一世在政治上犯了大错：他与爱尔兰叛军达成了休战协议。对于苏格兰来说，这等同于让作为天主教徒的爱尔兰人征服信仰新教的苏格兰；结果，隶属于长老会的苏格兰也加入了反对保皇派的斗争中。当得知苏格兰军队正前往北部与保皇派交战时，议会派抓住了机会，再次将主力集中向牛津推进，但最终只占领了几个边缘堡垒。
事实上，国王查理一世本有机会命令鲁珀特迅速集结兵力与北部保皇派一起对抗苏格兰人，然而，他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的战术失误，使他错失了这一重要战略机会。而胜利的一方也没获得什么收益，议会派的主力直接攻击牛津并未带来结果，其军队士气衰退，甚至出现了士兵逃跑的情况。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坚定决心，议会派或许会因为厌战情绪而寻求和谈。幸运的是，相对于议会派，保皇派的崩溃更为严重，内部的问题比外部的打击还要大。因此，保皇派在士气和人数上都处于劣势，若非议会派的战略失误，保皇派早已崩溃。到了1645年，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带着新模范军在内兹比打败了保皇派。然而，即使在战术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争也直到一年后才最终结束。
在第二次内战中，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克伦威尔成了主心骨，而他的得力助手是28岁的约翰·兰伯特。在得知苏格兰人正筹备军队入侵英格兰以支持保皇派的消息后，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准备北上迎战，而克伦威尔则被派往西部去处理南威尔士的保皇派起义。然而，肯特郡和东英吉利的进一步暴动使费尔法克斯无法从这些地区脱身，而苏格兰人正从北方入侵。此时兰伯特只剩下一小支军队来拖延侵略者，他采用了最有效的方法，在侵略者沿西海岸行进时不断威胁其侧翼，同时阻止他们穿越奔宁山脉与约克郡的盟友会合。
1648年7月11日，攻破彭布罗克为克伦威尔提供了向北移动的机会。他没有直接前去迎战苏格兰军队，而是沿着连接诺丁汉和唐卡斯特的一条弯曲道路前进，一路上获取补给，然后向西北在奥特利与兰伯特会合，来到苏格兰军队的侧翼。此时，20000名苏格兰士兵分布在维甘和普雷斯顿之间，朗格戴尔率领的左翼有3500人。克伦威尔的军力，包括兰伯特的骑兵和约克郡的民兵，满打满算也只有8600人。但是，他成功地突袭了在普雷斯顿的苏格兰纵队后方，打乱了他们的部署。苏格兰军队立即调头，接二连三地与克伦威尔交战；在普雷斯顿荒原，朗格戴尔的左翼被击溃后，克伦威尔乘胜追击，横扫了苏格兰人，将其从维甘逐至尤托克西特。在那里，苏格兰军队在前方受到英格兰中部民兵的阻挡，在后方受到克伦威尔骑兵的威胁，不得不在8月25日投降。这场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克伦威尔不仅粉碎了保皇派力量，还清除了议会派内的异己，最终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
随后对苏格兰的入侵实质上是由新成立的政权发动的一场独立战争。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主动出击，阻止国王的儿子，即未来的查理二世凭借苏格兰的援助夺回王位。因此，这场战争勉强算得上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它有力地证明了克伦威尔意识到了间接路线战略的价值。当克伦威尔在去爱丁堡的路上遇到了莱斯利领导的苏格兰军队时，双方进行了一次遭遇战，克伦威尔借此摸清了莱斯利的军力情况。
尽管克伦威尔接近目标，但由于缺乏补给，他克制了自己的冲动，避免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发起正面攻击。尽管他天生渴望战斗，但如若不能把敌人引到开阔的地方并有机会袭击敌人暴露的侧翼，他也不会冒险。因此，他先后撤退到马瑟尔堡和邓巴，让自己的军队获得补给。不到一个星期后，他又向前推进，并在马瑟尔堡发放了三天的口粮，带领军队穿过爱丁堡山区迂回到敌人后方。
1650年8月21日，莱斯利成功地穿过科斯托芬山，直接阻挡了克伦威尔的前进路线。尽管克伦威尔离自己的基地很远，他还是选择向莱斯利的左侧迂回——结果在戈加被莱斯利再次挡住。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冒险正面作战，但克伦威尔并未如此。在因风吹日晒和疲劳而损失部分兵力后，他退回到了马瑟尔堡，然后退到了邓巴，引诱莱斯利跟着他行军。在邓巴，他没有因为部下的催促就行动，而是耐心等待，希望敌人做出错误的举动，为他创造机会。
然而，莱斯利是一个精明的敌人，他的下一步行动使克伦威尔的处境更加危险。莱斯利先是率军离开主干道，在9月1日晚上绕过邓巴，占领了遁山，控制了通往贝里克的道路；同时，他还派出一支小分队去南边七英里外的科克本斯帕斯夺占山隘。第二天早上，克伦威尔惊讶地发现自己与英格兰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由于物资已经短缺，生病的士兵也日益增加，他的处境极其糟糕。
莱斯利的计划是在高处耐心等待，当英格兰军队强行沿着通往贝里克的道路前进时，他就可以从高处冲击他们。但是苏格兰教会的牧师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上帝”惩罚“摩押人”，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英格兰军队可能会尝试海上撤退时，这种迫切心情变得更加强烈。此外，9月2日的暴风雨几乎将苏格兰军队从光秃秃的遁山山顶吹下来。大约在下午4时，他们从山坡上下来，安营在贝里克路附近的低地，那里有更多的避雨处。这一举动使得他们的防线前方是布鲁克溪，一条从深谷中流向海边的溪流。
克伦威尔和兰伯特密切观察着苏格兰人的动向，并同时意识到这是攻击敌人的绝佳机会。因为苏格兰人的左翼夹在山丘和两岸陡峭的小溪之间，如果集中兵力攻击敌军右翼，敌军左翼很难支援。那天晚上的军事会议上，兰伯特提出应立即向苏格兰人的右翼发起进攻，打破他们的防线，同时集中炮火攻击他们受限的左翼。他的想法得到了克伦威尔的支持，克伦威尔赞赏他的主动性，派他打头阵。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兰伯特的部队沿着布鲁克溪的北侧进入阵地，集结了炮兵瞄准苏格兰军队的左翼，而兰伯特自己则在黎明时分带领骑兵赶到敌军右翼发起进攻。
兰伯特出其不意的行动使得他的骑兵和步兵轻易越过了布鲁克溪。尽管他们暂时受阻，无法进一步推进，但英军的预备队的加入使英格兰在海边的战斗中占了上风。克伦威尔趁势将苏格兰防线从右卷向左，将其逼进山丘和溪流间的一个角落，苏格兰军队只能四散而逃。就此，克伦威尔成功利用了敌人过于自信而产生的失误，采取间接战术，粉碎了数量两倍于己的敌人。在这场战役中，他拒绝了一切诱惑，甚至不顾生命危险，矢志不渝地坚持间接路线战略。
在邓巴一战中获胜后，克伦威尔控制了苏格兰南部，彻底击败了苏格兰教会和国民契约签订者组成的军队，令他们无力再影响战局。现在他的敌人只剩下高地上的保皇派了。然而，由于他重病缠身，战争的进程放缓了，莱斯利得到了喘息的空间，在福斯以北组建和训练了新的保皇党军队。
1651年6月下旬，克伦威尔的身体恢复了，他可以重新开始军事行动，却面临一个难题。但是，他所采用的解决方案，就其机巧性和精妙的谋算而言，不逊于战争史上的任何战略杰作。
此时，他第一次在人数上占了优势，但他的敌人也十分狡猾。敌人在沼泽地和荒野上扎营，占据了地形优势，阻止他接近斯特灵。对克伦威尔来说，如果不能迅速击溃阻挡他的敌人，他将不得不在苏格兰度过又一个艰难的冬天，这对他的军队和国内形势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他也不能只是把敌人赶走，尽管这样做可以带来短暂的胜利，但一旦敌人退入高地，他们仍然可能对他构成威胁。
克伦威尔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他从正面威胁莱斯利，闪击了福尔柯克附近的卡伦德庄园。然后，他的整支军队分批穿过福斯湾，继续朝珀斯前进，这让他不仅绕过了莱斯利在直接通往斯特灵的道路上所设的障碍，而且占据了通往莱斯利补给区的关键位置。此外，这一迂回行动还使他发现了回英格兰的路线。这一系列行动体现了克伦威尔的计划是多么的高超精妙。
现在，克伦威尔抵达了敌人的后方，敌人正处于饥饿之中，士兵随时可能逃亡，于是他特地留下了一个缺口。正如他的一个敌人所说：“我们要么挨饿，要么解散，要么就以少量兵力进军英格兰。最后一个选项似乎是最好的，但这似乎也是条绝路。”不过，他们还是选了最后一个选项，并于7月底开始向南进军英格兰。
克伦威尔预见到了这一点，并已在议会的支持下准备好了迎接他们的“礼物”——民兵迅速集合；所有可能是保皇派的人都被监视起来；藏着的武器被查封。苏格兰人再次沿着西海岸行军。克伦威尔派遣兰伯特率骑兵跟随他们，同时指派哈里森从纽卡斯尔斜穿至沃林顿，弗利特伍德则与中部的民兵一起向北移动。兰伯特绕过敌人的侧翼，于8月13日与哈里森会合。接着，他们联合起来，采取弹性延迟抵抗的战术，迎击入侵者。同时，克伦威尔在8月酷暑中，每日行军20英里，沿着东海岸路线行进，然后转向西南。这样，四支军队共同对入侵者形成了包围之势。虽然查理二世从伦敦前往塞文谷时在路上耽误了几天，但并不影响他最终被克伦威尔俘获。在9月3日，邓巴战役的一周年纪念日，伍斯特战场成了克伦威尔的“加冕地”。
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开始的这段时间里，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在这些战争中，路易十四的军队与欧洲各国的军队轮番交战，有时甚至要面对联军，但由于战争目标有限，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这种缺乏决定性背后的两个深层原因是：第一，防御工事的发展超越了攻击性武器的进步，使得防守方更占优势，这种局面与20世纪初机枪的发明带来的影响类似；第二，军队还没有分成永久独立的几个部分，而通常是作为一个整体移动和战斗。这限制了他们将部队分散以迷惑敌人和限制敌人行动范围的能力。
在投石党战争、遗产战争、法荷战争和大同盟战争这一连串的战争中，只有一场范围受限的战役具有决定性，那就是杜伦尼在1674—1675年间的冬季战役，他在蒂尔凯姆大获全胜。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那时路易十四的盟友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他，而西班牙、荷兰、丹麦、奥地利和大多数德意志邦国都加入了对抗法国的联盟。在摧毁普法尔茨地区后，杜伦尼被迫退过了莱茵河，而勃兰登堡选帝侯则率军前去与布农维尔领军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会合。1674年10月，杜伦尼在选帝侯到达之前，在恩兹汉成功阻击了布农维尔。然而他不得不撤回到戴特威勒，德军随后进入阿尔萨斯，在斯特拉斯堡和贝尔福之间的城镇过冬。
这一切都为杜伦尼接下来的杰作创造了条件。他决定在冬季发动一次战役，打敌人个措手不及。为了欺骗敌人，他命令阿尔萨斯中部的要塞进入防御状态，然后悄悄地将整个野战部队撤回到洛林。接下来，他迅速向南进军，利用孚日山脉做掩护，在路上集结可用的增援部队。在行动的最后阶段，他甚至把他的部队分成许多支，以迷惑敌人的侦查。艰难地穿越暴风雪和丘陵后，他在贝尔福附近重新集结了军队，迅速从南方攻入阿尔萨斯——此前他是从北面离开的。
12月29日，布农维尔带着他的部队，试图在米尔豪森阻止杜伦尼，但被击溃。此后，法军乘胜横扫了孚日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将四散的神圣罗马帝国支持者向北驱赶到斯特拉斯堡，并消灭了所有抵抗者。在通往斯特拉斯堡的途中，在科尔马，统领德军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建造了一道防线，并派出与杜伦尼军力相当的军队把守——但是，无论在士气上还是实力上，杜伦尼的军队都更胜一筹。在间接路线的帮助下，他的军队在蒂尔凯姆战场上保持了这种势头。在蒂尔凯姆，杜伦尼寻求的不是歼灭敌军，而是使敌人放弃抵抗，自然瓦解。他的战术非常成功，几天后，他满意地报告说：没有一个士兵在阿尔萨斯战死。
此后，法国人可以自由地在斯特拉斯堡安营过冬，并从德意志一侧的莱茵河上获得补给，他们的活动范围甚至远至内卡河。而勃兰登堡选帝侯只能带着残余部队退到勃兰登堡，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指挥权则在春天被交到刚刚被召回的蒙特库科利手中——他也是杜伦尼的一位老对手。在萨斯巴赫，蒙特库科利陷入不利局面，但就在战斗开始之时，杜伦尼却意外遭受炮击阵亡。他的阵亡，令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什么杜伦尼的这次冬季战役远比17世纪欧洲的其他战役更具有决定性呢？因为在这个时代，哪怕是眼界再怎么局限的将领，也十分擅长迂回作战。但正因为他们不相上下，许多在其他时代可能成功的侧翼袭击都被巧妙地挡住了，只有这一次战役的确破坏了敌人的部署。杜伦尼不同于一般将领，他是一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进步的伟大统帅，由于他指挥的战役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将军，在最后一次战役中，他采取了独特的策略，以决定性的方式结束了17世纪的战争。他的行动并没有违背那个时代的黄金法则——由于训练有素的士兵极为宝贵，因此不能轻易浪费。
杜伦尼的丰富经验告诉他，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通过一项独创的间接战略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时，所有的迂回作战都需围绕要塞枢纽进行，这些枢纽是野战军补给的保障；杜伦尼打破了这一局限，将出其不意和机动性相结合，不仅取得了决定性的结果，而且保障了自己的安全。这不是冒险的赌博，而是精心谋划的战略。通过扰乱敌人的心理、士气和实际部署，他充分保障了自己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