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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继位之后，南方官僚集团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可越是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就越是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北方利益集团的咄咄逼人，以及南方功臣集团的极度不满，朱棣的骄横表现更是令有些人感到不安。
在齐泰和黄子澄看来，朱允炆是朱元璋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这帮人无论再怎么不满，又能怎么样呢？如今的大明国泰民安，人心思定，敢有小动作的人必然是自寻死路。齐、黄二人的自信也不是没有道理，此时的大明带甲百万，从兵力对比来看，朝廷对地方有着明显的优势，在这种强弱对比明显的环境下，无论是北方各藩王还是沐王府，如果他们胆敢图谋不轨，迎接他们的都将是朝廷的雷霆之威。
而此时的北方各藩王还需防范北部边境的外敌趁火打劫，沐王府则需要提防西南少数民族的叛乱，他们都很难做到一心二用。朝廷唯一需要担心的边患是东部的倭寇，但那也只是疥癣之疾。
问题就是那些问题，但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一样的。齐、黄二人对局势充满自信，方孝孺却比较悲观，他认为动乱将起，必须想办法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
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上旬的某一天，方孝孺单独求见朱允炆，君臣二人从早上开始交谈，一直谈到黄昏时分，方孝孺才略显疲惫地从皇宫中出来，表情是兴奋中又带着点失落。方孝孺和朱允炆谈了什么？正史没有记载，但就在几天后，朱允炆下令追尊自己的父亲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册封朱标的第一任太子妃常氏为孝康皇后，尊母妃吕氏为皇太后。册太孙妃马氏为皇后，立皇长子文奎为皇太子。封三弟朱允熥为吴王，四弟朱允熞为衡王，五弟朱允熙为徐王。除此之外，还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在侍郎之上。改都察院为御史府，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左曰拾遗，右曰补阙。改通政史司为寺，大理寺为司。詹事府增置资德院，翰林院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以居侍读、侍讲，文史以居修撰、编修、检讨。殿、阁大学士并去“大”字，各设学士一人。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增设正心殿学士一人。
这份诏令的内容略长，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正名，朱标生前只是太子，还没等到继位就病逝了，朝堂上对其的称呼一直是“懿文太子”。此次朱允炆将朱标追尊为皇帝，并尊母妃吕氏为皇太后，就是为了强化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朕是由皇祖父（朱元璋）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朕的父亲也是皇帝，朕的母亲是皇太后，朕就是名正言顺的大明第三代皇帝（其实是第二代），同时还册立皇后和太子，彻底坐实自己“大明唯一接班人”的名头，意在断掉北方各藩王的妄想。除此之外，朱允炆还封三位弟弟为王，这更像是顺手而为。哥哥当皇帝了，弟弟当个王也是理所应当，只不过三位王爷年龄还小，暂时不需要讨论将来是否封藩的问题。
第二部分是复古，拉拉杂杂的一大堆官职改革几乎都是方孝孺的建议，他认为应该按《周礼》恢复古代官职和礼仪，朱允炆表示赞同。复古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增设官职。很多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官职总会越来越多，这个说法其实是有待商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职能部门虽然越来越多，但同部门内部的官职却会越来越少。比如，夏、商、周时期的太史令除了要观测天文，还要编纂史书，当时为太史令配备的助手就会更多。而明朝时的太史令已经没有了编纂史书的工作，这部分的助手自然可以省略。
朱允炆按《周礼》恢复古代官职，其实就是给明朝的太史令配备更多的助手，但实际工作并未增加，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是极大的失策，因为这会增加冗官和冗员，但对官僚集团而言，能增加一些官位，他们便可以加深对国家的控制，所以这项政策一出台，肯定会引来一片赞誉之声，放在台面上说就是：“古之圣王莫过于此！”
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再看朱允炆的复古行为，则更像是督促南北官僚集团紧密团结在自己身边，警惕并消灭一切可能到来的威胁，否则换个皇帝，就没人对你们这么好了，你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啊！
从权力博弈的角度来看，如果朱允炆能够用这两个办法解决隐患，那肯定是大赚特赚。可在方孝孺看来，朱允炆做事不够果决，没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意图，只能算是差强人意。能全盘接受按《周礼》恢复古代官职和礼仪的建议，却始终不愿意完全满足方孝孺，那么方孝孺究竟说了什么呢？
答案石破天惊：方孝孺建议朱允炆恢复井田制。在被朱允炆拒绝后，方孝孺还在自己的文集《与友人论井田》中谈及此事，并且一再宣称井田制才是目前最适合大明的制度。在《与友人论井田》中，方孝孺还隐晦地表示，朱元璋本人就有恢复周王朝时期格局的想法，因为老朱溺爱儿子，希望每个儿子都能家传万世。如果皇帝不争气，各地藩王当中的贤明之人就可以进京接替皇位。
我认为这种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朱元璋本人的确有诸多在旁人看来异想天开的举措，但无论朱元璋是否赞同，朱允炆都会有自己的考虑，而不是盲从自己的皇祖父。
什么是井田制？天子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将土地分给大夫，大夫将土地分给士，士将土地分给庶，当土地产出粮食后，再由庶开始逐级上交。这是一种商、周时期流行的土地私有制度，换言之，那是奴隶时代的产物。大明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从后世角度来看，那是封建王朝的巅峰，更有资本萌芽的迹象。方孝孺现在弄出来一个奴隶时代的制度，只要朱允炆拥有不低于正常人的思维能力和智商，就不可能答应这种事。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大才子，方孝孺的思维能力和智商肯定也不会低于正常人，那他为什么会提出恢复井田制这样离奇的建议呢？朱允炆和方孝孺都是聪明人，他们所讨论的事情并不是井田制好不好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情况是：北方眼看就要失控，是不是该想个办法把北方官僚集团拉拢过来？只要北方官僚集团能被稳住，北方功臣集团就不敢轻举妄动。
朱允炆认为，只要一手大棒一手甜枣就可以了，所以他追尊自己的父亲朱标为皇帝，又通过种种手法来夯实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其目的就是告诉北方官僚集团：无论你们推谁出来当代理人，他的合法性都比不过朕。朕的祖父是皇帝，朕的父亲是皇帝，朕自己是皇帝，朕的儿子将来也会是皇帝，北方那帮藩王谁有这种底气？
在展示过大棒的威力后，朱允炆又按《周礼》恢复古代官职和礼仪，那也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北方官僚集团：朕的内心深处始终是偏爱你们的，官员、士绅们喜欢什么，朕就喜欢什么，现在你们不过是和南方的各位同僚闹出了一些误会，千万不要走极端，将来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把话说开，一切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
而在悲观的方孝孺看来，此时大明的天下已经危如累卵，朱允炆这颗甜枣的诱惑力还不够大，应该更彻底一些，比如恢复井田制。所谓的恢复井田制，其实就是给北方官僚集团一个合理合法攫取利益的机会，也可以趁机拉拢北方功臣集团，更可以安抚北方的各藩王，让一切潜在威胁全部消失。
在周王朝时期，井田制大行其道，大家想想周王朝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朝代？周天子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高高在上，一群诸侯拱卫在周天子身边，诸侯国内的事情自行做主，诸侯国内部又有各自的组织结构，大夫和士也能够参与管理诸侯国的事物。
井田制为什么会崩溃呢？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间开发的私田越来越多，百姓拥有了更多的私田，所以不再依赖天子下发的土地。这种做法就是在事实上将大明领土重新划分。比如，北平那块地名义上还是朝廷的，但实际上由燕王说了算，北平当地的官僚和功臣扮演大夫和士的角色，他们关起门来搞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燕王实在没必要冒险造反。
至于生产力发展导致天子下发的土地无人耕种这种事，在大明也很好解决，朱元璋在位时把“数据化”工作做得太到位了，再有新开发的土地，可以随时收归朝廷所有。只要天子随时拥有一支足以威慑全天下的军队，这种制度就不会崩溃。
行文至此，许多人难免会觉得荒谬，进而质疑方孝孺是否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这不会是朱棣后来栽赃陷害的吧？可根据我对官僚集团的了解，他们绝对有可能提出类似的观点，很多人不相信，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官僚。
什么是官僚集团？他们与士绅集团的关系密不可分，他们最在乎的始终是自己的利益，最深的执念也是乡土，大一统对他们而言是最没有吸引力的。如果没有朱元璋的高压，苏、松士绅集团为什么要拿出真金白银去补贴朝廷财政呢？朝廷又不是没钱，结果你们非要拿去恢复北方经济，北方人是死是活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明朝末期，许多晋商光明正大地和后金（大清的前身）做买卖，全然不顾这种行为是否会对大明造成危害，因为在他们看来，危害大明又怎样呢？反正没危害到我们山西。你跟这帮家伙谈论什么大一统、家国天下之类的言辞，不就是对牛弹琴吗？摆在台面上讲大道理，他们比任何人都在行，可要是关起门来打小算盘，他们比任何人都无耻。
这就是皇权与官僚集团的根本矛盾所在：官僚集团根本不会在乎皇权的威严，他们所思所想只有自己的小日子，可皇权是要君临天下，皇帝怎么甘心只给一小撮人当领导呢？朱允炆需要的是一个繁荣、稳定、团结的大明，只不过他的基本盘是以南方官僚集团为主，所以在短期内，他只能捏着鼻子吃哑巴亏。再过几年，如果朱允炆有机会将官僚集团、功臣集团和藩王整合到一起，他绝对会像自己的皇祖父朱元璋那样，想方设法搞权力制衡，这才是皇权的本能。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看朱允炆拒绝恢复井田制，自然就能明白这根本不是开不开历史倒车的问题，更不是井田制落后与否的问题，而是朱允炆身为一个皇帝，他对皇权的执念更甚于官僚集团对自身利益的执念。朱允炆或许会允许官僚集团多吃多占，允许功臣集团枉法，允许各地藩王擅权，但他决不会允许大明的大一统格局破裂，这才是他拒绝恢复井田制的根本原因。
有时也不禁感叹，如果朱允炆真的赞同了方孝孺的观点并恢复了井田制，靖难之役或许根本不会爆发，朱允炆也不至于落得个生死不明的下场，但后世的中国则很有可能会像西欧那样，分裂成很多个小国家，而非统一的东亚大国。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或看到某条政策时，如果满篇都是乏味的专用术语，往往会习惯性地略过，因为不懂。事实上，越是这种大众难懂的东西，背后所蕴含的信息量往往越是惊人。比如朱允炆在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的这封诏令，背后就有方孝孺代表南方官僚集团再度试探朱允炆，甚至打算分裂大明的惊天大事件。
但无论大明朝廷有多少大事件，都始终无法改变大明即将天雷勾动地火的严峻事实。同年三月，朱允炆往北平周围调集重兵，并派人潜伏于北平城内，收集了大量朱棣图谋不轨的证据；同年四月，湘王朱柏自焚而亡，南方官僚集团和南方功臣集团彻底反目。事情到了这一步，无论是齐、黄、方，还是南北官僚集团，抑或是南北功臣集团，他们都变得小心翼翼，因为到了这时，哪怕是神经再粗的人，也该感觉到不对劲了，北平城似乎变成了一座活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