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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氏兄弟失败后，朱祁镇调集北方军队前往云南平叛，这一系列战争在史书上被称为“三征麓川”，意思是说，在平定思任发及其后裔叛乱的过程中有三次大型征讨。其实这一说法有待商榷，因为自正统九年（1444年）开始，南征大军就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状况，刚把思任发赶走就立刻撤军，思任发卷土重来，南征大军再杀回来，循环往复。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难道朱祁镇不懂‘毕其功于一役’的道理吗？击败思任发之后应该在麓川故地驻留军队，保证短期内不出问题才对。”朱祁镇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但他实在是有心无力，因为在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福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使得朱祁镇手中兵力不足，只得频繁调动军队，以至于出现了西南与东南无法兼顾的窘境。
我在上一本书中谈及朱允炆失败的原因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将经济中心与军事中心分割开来。而朱元璋之所以选择定都南京，除了因为这一带是他的基本盘，更因为东南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实在是太多。天完政权的陈友谅等人在江西一带颇有影响力，张士诚在浙东地区深得人心，福建是陈友定经营多年的大本营，何真旧部也有不少潜伏在广东，还会不定期闹点事，再加上北方凋敝，朱元璋不停地从江南富裕之地抽血供养北方，这也使得江南各地怨声载道。后来，朱棣由北向南夺取天下，一直对支持朱允炆的南方官僚集团怀有戒心，再加上朱棣喜欢搞大工程。朱高炽和朱瞻基这两位皇帝倒是不折腾，但他们都是在北京登基称帝，工作重心自然也放在了北方，对东南一带都是以安抚为主，但安抚的对象基本是地主士绅，平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不大。这样一来二去，东南地区的阶级矛盾变得越来越激烈。
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矿工首领叶宗留在福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底层叛乱，在随后的四年中，江西、浙江也被这场叛乱波及。
在提及底层发生叛乱时，主流观点总会用“起义”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将其定性为“反帝、反封建”，可实际上很多叛乱仅仅是为自己攫取更多难以通过正常手段获得的利益罢了。
叶宗留出身于浙江庆元（今丽水市庆元县）的富足之家，他自幼习武，尤擅搏击，远近闻名，颇有《水浒传》中托塔天王晁盖的气势。成年后叶宗留进入处州府衙工作，后来家道中落，衙门里的差事也干得不顺心，他就纠集了一伙约有八百多人的同乡前往福建福安一带挖矿，主要是开采白银。
作为封建王朝的硬通货，白银的价值毋庸置疑，可在明朝初期，开采白银却是一份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作，因为朱元璋曾规定，无论是百姓缴纳税赋，还是国家给官员发放工资，一律以粮食为准。换言之，在朱元璋时期，百姓直接用粮食缴纳税赋，其他实物或货币都不被认可；朝廷发给官员的工资也是粮食，每到发工资时，官员们必须准备好各类运载工具，以便把工资领回家。
这个政策的弊端在于：如果把粮食作为法定货币来使用，会有许多麻烦，难道大家去饭店吃饭也要每人扛上几袋粮食吗？这未免也太离谱了。有鉴于此，朱元璋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大家可以把粮食兑换成金银，但金银不允许流通，必须兑换成宝钞才能使用。为了防止大家抵制宝钞，朱棣在登基之后还增加了一条规定：在缴纳税赋和发放工资时，粮食依旧占主导地位，但必须辅以部分宝钞。
了解了这个大背景之后，大家就知道，白银的确是好东西，但无论是交税、发工资还是日常生活，大家用的都是粮食或宝钞，白银根本不能被当作货币来使用，只能兑换宝钞，在兑换宝钞的过程中，白银的来历也必须清白，否则就是犯罪。与此同时，大明朝廷还规定：私人禁止开矿，违者流放；情节严重者形同造反，全族尽诛。这样一来，白银的监管十分严格且用途有限，朝廷又严禁私人开采，使得白银在明朝初期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开黑矿挖白银的人少之又少，因为收益小风险高。可到了正统元年（143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用粮食和宝钞替代白银这种做法乍一听很美好，可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准备金和足够的权力制约，统治者又急功近利，必然会选择加大宝钞的发行量，用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谋发展，没错，我说的就是朱棣。
当市面上流通的宝钞数量越来越多，宝钞自然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一个不发牢骚的，虽然经过朱高炽和朱瞻基两代皇帝的内缩，但大明宝钞的兑换率依然持续走低，所以在朱祁镇继位之后，大明朝廷开始尝试做出改变，决定取消粮食纳税和粮食俸禄这种奇葩制度，以后纳税和发工资全用白银替代。但这一政策并没有推广至全国，只是在东南地区进行试点。这下可好，当大家知道白银在东南地区具有流通性之后，各种黑矿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在正统四年（1439年）征讨思任发之前，大明对黑矿的态度简单粗暴：只要发现黑矿，就下死手整顿。这种高压政策在短期内非常有效，被干掉的黑矿主不计其数，黑矿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可当大明开始对麓川用兵之后，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决定对黑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太过分，朝廷就不会干涉，当前的头等大事是防备北部强敌入侵以及解决麓川反贼，其他事情可以先放一放。
我在前文中说过大明初期粮食的重要性，可在军队中，粮食只是辎重，并不具备流通属性，具备流通属性的通用货币只有宝钞和白银。在战争期间，一切都要为战争服务，除了辎重，白银也是重要物资，而朝廷当然不可能大包大揽，于是相关指标被下发到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南征大军沿线各地官府应该承担粮草和白银，以及各种军备物资及后勤补给人员。
朝廷下发任务，地方官员自然会大吐苦水：“我们这地方穷啊，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哪有钱供给大军呢？除非朝廷给我们一些战时特权，否则很难完成任务。”所谓的“战时特权”也包括矿山的临时开采权。朱祁镇年轻识浅，不清楚里面的弯弯绕，但几位辅政大臣的心里可都非常清楚，地方豪强必然会借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可这又如何呢？下面的人肯定会层层上供，自己的腰包也能变得更鼓，所以他们也没有异议，然后表示为了尽快平叛，可以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
在各位辅政大臣看来，麓川不过是弹丸之地，朝廷大军很快就能解决。但万万没想到，本以为只是简单走个过场的平叛工作，却因为沐氏兄弟的接连战败导致平叛难度直接被调到了最高级别。朱祁镇就是否调集北方军队到云南平叛一事征求意见，结果官僚集团集体反对，王振联合张辅鼎力支持。朱祁镇最终下定决心调集北方军队参与南部平叛，这一切都是在官僚集团并不赞同，被迫持保留意见的大背景下完成的。
北军南调要花不少钱，北方长期面对草原强敌，经济水平也不如南方，所以地方官府依然要承担相应的辎重、军备物资和兵源补充。由于官僚集团反对出兵，所以王振把“战时特权”也给抢了过来。他认为沐氏兄弟之所以会惨败，与地方官府后勤支援力度不够有关，“战时特权”依然由地方官府执行，但军队要派人监督。
对官僚集团而言，这可是晴天霹雳，之前我说过，大明对黑矿主的态度是零容忍，能在一轮又一轮打击中幸存的黑矿主通常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有高深莫测的背景，另一种是又穷又横又不怕死的亡命徒。可无论是有背景的人还是亡命徒，他们都不敢过分得罪当地官府，所以平时的孝敬一点也不会少。现在由于北军南调，军队中的人很快就会来全权监督相关物资配给和人员调拨等问题，这些人大多是北方人，他们自然不会和南方官僚士绅客气，更不会在乎他们之间有哪些潜规则，总而言之就一条：以前你们这些地方官吃了多少好处我不管，但以后的所有收益都必须由军队统一调拨，如果你们拿不出足数的钱粮，我们就自己动手抢，谁敢阻拦，死路一条。
在地方官员看来，这帮当兵的真是蛮不讲理：你们只是来协助我们完成任务，一上来就摆出这副恶狠狠的模样，吓唬谁呢？朝堂上的官僚们不愿意打仗，地方官府自然更不愿意打仗，更何况以张辅为首的功臣集团这次居然依附于王振，这对官僚集团而言就是赤裸裸的背叛，毕竟在朱瞻基临终托孤时，张辅与三杨、胡濙同为辅政大臣，可这个姓张的却在关键时刻和宦官站在了一起，他们能不生气吗？
能当官的都是聪明人，政治嗅觉都是一流的，朝堂上的龃龉很快就被地方得知，所以当他们面对军队中人的时候，直接摆出了一副任打任骂的样子：“我们这地方穷惯了，哪怕有‘战时特权’，相关工作也只能有序进行，希望各位大人不要着急。”军队中人一听这话就火了：“当初要特权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怎么着？现在眼看自己捞不到好处了，就摆出这副模样耍无赖？”但军队中人着急也没办法，和官僚地主士绅玩手段，他们差得远了，于是他们只得把相关情况逐级上报，最终把官司打到了朱祁镇那里。
朱祁镇确实年幼，但他身边有个王振啊，王振对官场上的鬼把戏是一清二楚，他把事情掰开揉碎了给朱祁镇细细地分析了一遍，朱祁镇立刻火冒三丈：国难当头，你们这帮家伙居然还惦记着从中捞钱，朕是不是对你们太宽容了？朱祁镇越想越气，立刻把几位辅政大臣叫来一通臭骂，骂完还不解气，甚至打算抽出宝剑当场砍死这几个老家伙。
平心而论，这事其实也怨不着几位辅政大臣，他们虽然不同意调北方军队到南方平叛，但此时木已成舟，大家的确应该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可很多时候县官不如现管，这几位大人物也只能在朝堂上发号施令，地方就算配合，也非常有限，不能完全指望他们清廉。
在几位辅政大臣看来，让军队监督地方行政工作非常不合理，应当恢复以前的工作方式，军队只管打仗，其他的事一概不管。可问题是，如果恢复之前的工作方式，或许一切都会风平浪静，但王振就捞不着钱了呀，他为什么要劳心费力地支持朱祁镇调集北方军队到南方平叛呢？其中自然有讨好朱祁镇的意图，但更多的还是希望借助这个机会拉拢功臣集团，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些都需要花钱，可钱从哪里来呢？王振真敢打军队的主意吗？那是找死。既然不能从军队手里抢，自然就只能从地方官府和官僚集团手里抢，否则还有什么办法？
朱祁镇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被官僚集团寄予厚望的沐氏兄弟败得十分丢人，这帮家伙已经不值得自己信任了，而张辅是本朝第一名将，王振更是陪伴自己长大的人，忠诚可靠，他推荐的王骥又打了胜仗，所以朱祁镇一点儿也没有犹豫，便强令几位辅政大臣解决问题，如果再惹得军队中人上告，你们就回家养老吧！
几位辅政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约而同地在心中叹息一声，只好再想办法。可这种事又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最后只得不断向地方官府施压，跟他们把话说清楚，朝廷的几位大佬日子不好过，你们收敛一点，好好配合军队工作，要是惹得他们再次上告，你们就自求多福吧。
地方官府接到通知后是一脸的生无可恋，觉得真是没天理了，一帮大老粗居然强令谦谦君子为他们服务，还动不动就告黑状，这叫什么事儿呢？军队中人笑得很得意，立刻命令地方官府赶紧工作，不要拖累大军行动，否则军法处置。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地方官府终于急眼了，他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应对此事，无论是工作效率还是工作成果都收到了奇效。相关资源源源不断地被军队中人带走，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被截留，但从总量上来看，北军获得的支持显然要高于沐氏兄弟，再加上北军的精锐程度较高，这才有了节节胜利的“三征麓川”。
大家或许会感到纳闷：“难道地方官府就此服输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帮家伙积极工作不但不是服输，反而是想把事情闹大。既然我们吃不到，那你们也别想吃得安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意思就是说：您命令我往前走，我不撞南墙不回头；您说要从0到1，我直接从0干到1000。您说的一切我都执行，但您说的一切我都给您执行歪，而且都用最过火的方法来执行。
输掉御前官司之后，地方官府就秉持着这种思路做事，怎么过火怎么来，怎么容易闹出大事怎么来：反正是皇帝陛下要求我们无条件配合的，现在我们拿出百分之一万的干劲来配合，您满意吗？
上文中我说了，幸存的黑矿主一般只有两种人，叶宗留属于哪一种呢？史书没有写，但据我推测，他应该是两种都沾一点。
叶宗留带着八百多个兄弟来到福建，是不折不扣的过江猛龙，这种团伙必然是所有地头蛇的眼中钉，如果有机会肯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可叶宗留不但在福建扎下了根，还成了一个黑矿主，显然是因为他的这个集团表现出了悍不畏死的战斗力，又结交了某位高官，愿意给人家输送利益、干脏活。
要知道，叶宗留可不是好惹的，他手下那八百多个兄弟能跟着他跨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肯定也不是善茬。当地方官府开始用一种非常苛刻且激进的方式对待叶宗留时，大家关起门来一合计，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咱辛辛苦苦忙活半天，给那些当官的送了那么多好处，现在他们要赶尽杀绝，凭什么？
朝堂上的那些龌龊勾当叶宗留当然不懂，但有一点他肯定懂：要是再不做出反应，以后就再没有出头之日了。可真要让他起兵造反，叶宗留其实也不太敢，当初他手下的兄弟们愿意陪他一起开黑矿，可如果他决定起兵造反，这帮人是否还愿意继续跟着他干，叶宗留心中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在叶宗留进退维谷时，福建的地方官帮他下定了决心。从正统九年（1444年）年初开始，福建参议竺渊不断大发议论，认为福建的黑矿实在是太多了，这帮人不服王化，如果再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国家的利益都要被他们啃食殆尽了。
竺渊说到做到，据史书记载，从正统九年（1444年）初到六月，竺渊多次率军征剿各地黑矿，叶宗留被打得仓皇逃窜，兄弟们一个接一个被杀，最后只剩下不到一百人。正统九年七月，竺渊再次发现叶宗留的踪迹，立刻尾随誓要将其全歼，叶宗留无路可退，只能揭竿而起。
按照正常逻辑来判断，竺渊一方是正规军，人数上千；叶宗留一方是亡命徒，人数近百，竺渊想要消灭这股流寇的难度并不大，可叶宗留跑着跑着队伍人数却越来越多，当竺渊发现情况不妙，打算重新调整战术时，却意外中了叶宗留的埋伏，竺渊当场被杀，手下官兵全军覆没。
叶宗留手下的人数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因为有不少矿工和农民先后加入了他的队伍。叶宗留深谙人性的弱点，在逃亡过程中他从不宣扬自己有多正义，只是重复着一段话：“与我取于山，既无所得，孰若与尔取于人，一撑而有余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山里挖不出白银，咱们就去抢，捞一票大的，大家一起发财！”
竺渊和叶宗留之间谁对谁错并不重要，他们一方代表地方官府，另一方是从事黑产的亡命徒，双方因为利益冲突发生火并，这对老百姓来说就是黑吃黑。可当叶宗留把这种末世理论搬上台面以后，情况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
从朱元璋到朱棣，大明王朝的东南地区早已因积蓄了太多不满情绪而变成一个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会瞬间爆炸。无论叶宗留为人如何，无论他因为什么选择起兵，只要他敢挑头反对大明，喊出“抢劫官府”的口号，那么他就可以成为火星，引爆整个东南。
当东南地区矿工杀官造反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朱祁镇怒不可遏，又把几位辅政大臣叫来一顿臭骂，认为他们除了添乱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可这回辅政大臣们的态度却极为强硬，他们认为是朱祁镇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非要让军人压着官员干活，地方百姓的负担本来就重，根本承受不起这种折腾，人家不造反才怪。这话说得有些大逆不道，但辅政大臣们一点也不怂，他们就是想借此机会给小皇帝一点颜色瞧瞧，别整天就知道听王振这个宦官的话，要多向贤臣们学习学习。
朱祁镇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王振也不好反驳，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心里都清楚，可这种事情好说不好听，如果抓不到证据，就不能胡乱攀咬。后来还是张辅出面做和事佬，认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再去纠结谁对谁错没有意义，大家应该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
话说到这一步，几位辅政大臣觉得自己目的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只要把那股贼寇扫平，王振应该就不敢继续挑事了。可偏偏事与愿违，叶宗留从正统九年揭竿而起，一直到正统十年，他依旧顽强地活着，征剿他的军队从地方武装到地方军队，再从卫所部队到守备部队，战斗力逐级加强，结果却没发生太大变化。
朱祁镇数次想发表意见，都被王振和张辅劝阻，他们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解决思任发叛乱，东南边就是几个成不了气候的蟊贼在上蹿下跳，让内阁首辅出面解决即可。朱祁镇明白他们这是要跟官僚集团较劲，看是我们这边先搞定思任发，还是你们那边先搞定叶宗留，大明朝廷的两套班子分工行动，应对这两大危机。可双方也并不是全无交集，当云南战事不利时，东南的注意力也会被吸引；当东南反贼士气高涨时，南征大军就会向湖南方向靠拢，摆出一副随时合围的架势。
没过多久，思任发绝食而亡，王振和张辅的任务顺利完成，但官僚集团那边还是没能解决掉叶宗留。在这几年时间里，原内阁首辅杨士奇去世，继任首辅杨溥病重，官僚集团只能由胡濙顶着，胡濙善于明哲保身，他可没兴趣继续跟朱祁镇打擂台，于是干脆利落地服软：希望陛下能派南征大军解决东南反贼。
官僚集团服软，朱祁镇也懂得适可而止，在他看来，对这帮人敲打敲打就行了，自己将来还用得着他们。于是在正统十一年（1446年）三月，监察御史柳华受命提督闽浙赣三省官兵征剿叶宗留。柳华虽是监察御史，但他和已故大学士杨荣很像，都是文职官员，却对军事十分感兴趣，相关悟性和造诣也很高，军事水平在文臣中算比较出色的那一类。
在柳华看来，叶宗留一伙反贼凶顽成性，犯不着和他们较劲，只要稳扎稳打，逐步缩小包围圈，就可以把他们活活困死。如果这帮家伙胆敢占据县城对抗大明，那就长期围城，谅这帮泥腿子也没有治理县城的能力，到时候一旦被围，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叶宗留之前遇到的官军都是追着他打，还从未遇到过这种对手，对他不管不顾，整天就知道堵住交通枢纽缩小他的活动范围。这招真是太管用了，叶宗留很快就感受到了压力，开始在浦城、政和、建瓯、庆元等地来回转战，结果空间越来越小，似乎已经走到覆灭的边缘。可就在这时，柳华先是被调往山东出任按察使司副使，又被冠以“剿匪不力”的罪名，最终在前往山东的路上自杀。
史书在说起柳华自杀的原因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把锅甩给王振，认为都是他急于诛杀朝廷命官以增加威慑力，所以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逼死了柳华，可实际上导致柳华自杀的元凶却不止王振一人。
从军事角度来看，柳华的做法完全没有问题，可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柳华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东南地区为何会出现叶宗留这样的反贼？他为何能让当地百姓争相跟随？主要原因是大明王朝在这一带不得人心。作为合法政府，首要目标当然是让当地百姓归心，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叶宗留那点人马根本不算什么，随便派出一支地方武装就能解决。可柳华是怎么做的呢？他看到叶宗留打游击，立刻就用了一种类似于坚壁清野的方式压缩其生存空间，这样一来叶宗留的生存空间的确变小了，可当地百姓的生存空间也变小了，有些胆小怕事的百姓本来并没有造反，或者只是被裹挟造反，可柳华这么一折腾，不管当地百姓愿不愿意，恐怕都会主动造反，因为坚壁清野的最好结果就是百姓流离失所，而最坏结果大家心里都明白。
柳华的这种做法无论最后能否剿灭叶宗留，都会得罪东南百姓，届时大明再想让当地百姓归心，难度会翻上好几倍。所以当朝廷问责时，柳华的顶头上司邓安立刻与各位同僚联合起来，异口同声地表示：“这都是柳华自己干的好事，我们都劝阻过，还打算撤他的职，可这个家伙仗着自己手握兵权，非要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口头禅，还数次威胁我们，要是再敢多管闲事，他就率众投靠叶宗留。”
邓安的这番说辞就是拿出去骗傻子也不会信的。柳华只有带兵权，他有什么资格敢威胁自己的上司呢？这分明是栽赃陷害。可问题是，如果仅仅只是王振急不可耐地想要借此除掉柳华，难道官僚集团和朱祁镇本人就没发现问题吗？被陷害之后，柳华并没有做任何辩解，直接服毒自杀，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诡异了。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柳华之所以会采用坚壁清野的方式，是因为背后必然得到了大佬的默认，在除掉叶宗留时，最好把那些对大明心存反意的百姓也全都干掉，整个地区换一批人，然后再施以仁政，这样东南的稳定就有保障了。可问题在于，要想把这批百姓活活堵死，则必然要有人来当替罪羊。柳华是不幸的，如果他的官职再高一点，这个罪名估计就跟他没关系了；如果他的官职再低一点，这个罪名估计也跟他没关系了。可他的官职不高不低，刚好卡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对不起，为了大明东南地区的稳定，就请你做出牺牲吧。
分明是朝廷对不起东南百姓，最后却要为了国家的安定团结而滥杀无辜；分明是从朱元璋时期就埋下的隐患，最后却要一个小小的柳华献祭自己的生命，多么讽刺，多么无奈啊。
柳华自杀之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接过了征剿反贼的重任，他对东南百姓采取了怀柔政策。在经历过坚壁清野之后，东南百姓开始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张楷在此时递上甜枣，他们便忙不迭地接了过来。随着东南百姓逐步与叶宗留划清界限，叶宗留的军队越打越少，最后被逼无奈，只得往山沟沟里钻，整支队伍的士气也越来越低落，还出现了小规模哗变，最终叶宗留在转战江西的途中遇伏身亡。
当叶宗留的死讯传到北京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长舒一口气，这烦人的狗皮膏药总算是揭掉了。可没等他们高兴多久，佃农邓茂七又在福建沙县扯旗造反，大惊失色的朱祁镇立刻命张楷率军征剿。叶宗留残部眼见福建那边又有人造反，于是立刻赶过去与他们会合，新一轮猫捉老鼠的游戏再度展开。邓茂七很快被杀，但其麾下的陶得二和叶希八等人又接过了义军大旗，继续和明军斗智斗勇，直到七八年后，东南地区的叛乱才算被彻底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