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时间来到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末，朱祁镇已经当了两年多的皇帝，朝堂上下基本平稳，以杨士奇为首的官僚集团主导着一切，以张辅为首的功臣集团跟着敲敲边鼓，日子也还过得下去。可就在这岁月静好的氛围之中，隐忍已久的张太皇太后出招了。
据史书记载，朱祁镇身边有一个名叫王振的宦官，此人聪明狡诈，深受朱祁镇的赏识和信赖，张太皇太后看不惯王振，觉得他是一个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的一天，张太皇太后把朱祁镇、杨士奇和张辅等人召进宫中，然后派人传唤王振。王振刚一进门，张太皇太后就变了脸色，指着他怒斥道：“你这家伙真不是个东西，就知道背着皇帝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我今天饶不了你！”说完立刻命令左右把王振拿下，朱祁镇、杨士奇和张辅等人赶忙上前求情，表示王振是个老实人，所谓的“违法乱纪”估计是一时糊涂办错了差事，太皇太后您大人有大量，就赦免他这一次。好说歹说，张太皇太后才肯罢休，她义正词严地警告王振：“下次要是再让我知道你做这种缺德事，决不会放过你！”王振吓得赶紧磕头谢恩。在随后的几年里，张太皇太后每隔数日就要去内阁了解情况：王振有没有打扰你们工作呀？这个家伙最近表现如何呀？你们最近的工作给我看看，有没有哪些方面存在问题呀？正因为张太皇太后盯得紧，所以王振始终表现得很老实。
王振到底做了什么事让张太皇太后如此大动肝火呢？史书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张太皇太后派王振前往内阁询问一些政务方面的问题，杨士奇等人并未及时做出答复，王振以太皇太后急等着要结果为由，没经过杨士奇等人的许可就亲自对相关政务做出批示，这使得杨士奇非常恼怒，窝在家里三天不出门，张太皇太后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
第二个说法是：在朱祁镇登基之后，王振接到了一次带领文武百官前往朝阳门外阅兵的任务，阅兵结束之后要进行评优工作，王振不顾众人反对，将他的亲信指挥佥事纪广评为骑射第一，然后将其提拔为都督佥事。杨士奇等人都参加了此次阅兵，他们对王振的这种不要脸的行径非常愤怒，认为纪广根本没资格被评为第一，于是将官司打到了皇帝面前，张太皇太后身为监护人，自然要出面调解。
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可靠呢？我认为都很可靠，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张太皇太后早就对王振心怀不满，所以打算借机除掉这个祸害。很多人读到这个故事时总会有一种错觉，张太皇太后实在是太英明了，她早就知道王振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所以一直对他严防死守。
我相信这两件事确实发生过，具体细节的出入应该也不大，但张太皇太后斥责王振，甚至打算处死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真是因为王振不是个东西，所以张太皇太后要为朱祁镇“清君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在前文中说过，张太皇太后和杨士奇等人根本就不对付，如果此时王振愿意站出来给官僚集团捣个乱，她肯定乐呵呵地躲在后面看热闹，又怎么会为了官僚集团把王振给收拾一通呢？
王振提拔纪广到底对不对，其实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如果要提拔某人，想找理由肯定不难。再说了，都督佥事虽然是从三品的官职，但这个官职隶属于大都督府，并不是官僚集团的固有势力范围，他们犯不着为了这么个不太起眼的官职大动干戈，要着急也是张辅着急才对。
我们再来看王振的生平。据史书记载，王振本是蔚州（今河北蔚县）的一个落第秀才，文化知识水平过关，但显然不是什么大才，在私塾中教书，后来又做了教官。在朱棣执政期间宦官们获得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但由于教师数量不够，所以朱棣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如果读书人愿意净身入宫教授宦官知识，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福利待遇。这项政策主要是针对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读书人，如果他们觉得升学无望，就可以考虑净身入宫，换一个新的身份，没准会有新的机缘。
王振完美契合了朱棣的这项新政策，当他感到自己升学无望时，立刻选择了净身入宫，由于他属于头一批净身入宫的秀才，朱棣对这类人有种“千金买马骨”的好感，便给予了他们更好的待遇，这可以算是王振入宫之后积累的第一桶金：他先后获得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位皇帝的青睐，虽然没有显赫的官职，但能够在全天下最大的领导心中留下好印象，这已经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了。
由于深受皇帝恩宠，所以当朱祁镇出生之后，王振获得了一个新的工作，那就是陪伴太子成长。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普通宦官能做的事，能够陪伴太子或藩王成长的，无一不是宫中最有人望、最受器重的大宦官，王振能拿到这个肥差，可见他在宫中的地位不一般，他虽不是最有权势的宦官，但加个“之一”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周星驰电影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乞丐中的霸主还是乞丐”，对于王振这种在后宫中声名烜赫的宦官而言，无论他有多少权势，不还是宦官吗？他的一切权势皆源于皇权，如果不忠心地依附于皇权，就注定会死无全尸。
朱祁镇登基时只有九岁，并不直接掌握权力，对于王振这样的权宦而言，投资小皇帝只是投资未来，对于现实状况未必会有太大助益，如果想要保证自己在宫中的地位，他必须临时选择一个新主子投靠，应该选谁呢？答案很明显，不是张太皇太后就是孙太后，其他嫔妃都没有资格接受王振的效忠，否则一旦被张太皇太后或孙太后得知，她们难免会想：“你身为后宫的嫔妃，居然敢勾结王振这种人，你想干什么？控制皇帝？”至于勾结外臣，王振绝不敢有这样的心思，否则无论是张太皇太后还是孙太后，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捏死他。
理清了后宫两位女主、官僚集团、功臣集团和王振之间的羁绊后，我们再来看这次事件思路自然会清晰许多：张太皇太后根本没理由杀一个注定要依附于自己或孙太后的奴仆，如果没人撑腰，王振肯定也没这胆量出手干预内阁的日常工作，所谓的“张太皇太后打算处死王振”，应该不仅是王振擅自提拔纪广这种小事，很可能是王振的某些举动越了界，导致官僚集团联合功臣集团发动了一次大反击，张太皇太后顶不住了，只能用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试探一下杨士奇等人的底线。
依常理判断，如果现场只有杨士奇等人，那么当张太皇太后决定处死王振时这帮家伙肯定只会冷眼旁观，张太皇太后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把年仅十一岁的小皇帝朱祁镇叫到了现场，这其实也是张太皇太后不想杀王振的一个表现。朱祁镇年龄还小，王振又整天陪在他身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玩伴，不管张太皇太后出于什么理由要杀王振，朱祁镇肯定会为王振求情的。这就好比父母打算把孩子心爱的玩具扔掉时，不管父母讲多少道理，孩子总会一哭二闹，想方设法地逼迫父母改变主意。果不其然，张太皇太后刚说出一个“杀”字，朱祁镇立刻跪下求情，这下可就把难题抛给了杨士奇等人。如果张太皇太后否决了朱祁镇的请求，那么他或许就会暗恨张太皇太后和杨士奇等人，因为前者没给他面子，后者没帮着求情；如果张太皇太后同意了朱祁镇的请求，那么他或许只会暗恨杨士奇等人，因为自己跪倒之后，这帮家伙竟然只站在一旁看热闹。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杨士奇等人和张辅只得接连跪下，希望张太皇太后对王振从轻发落。
事情到了这一步，张太皇太后手中的可选项就变得多了起来，她先是让大家都起身，然后大声呵斥王振，警告他要好好当差，别整天想些有的没的，要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王振自然是赶紧摆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表示自己过去做错了事，现在已经幡然悔悟，太皇太后和陛下宽大为怀，给了他这样一个宝贵的悔过机会。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张太皇太后被逼无奈，只得跟王振联袂上演一出苦肉计，但在随后的数年内，张太皇太后始终抓着王振不放，总要找机会敲打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说，张太皇太后的确不想处死王振，但对王振的敲打、拉拢和防范也必须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大家千万不要被王振的身份所蒙蔽，以为他只是一个有些才华又运气极佳的宦官，除此之外别无倚仗。事实上，自朱棣重用宦官以来，一个以十二监和内书堂为核心、以东厂为爪牙的宦官集团就此诞生，经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位皇帝，他们的实力和影响力逐步增强，到了年幼的朱祁镇时期，这一集团渐渐有了脱离掌控的迹象。
我在前文中说过，宦官集团根本不可能脱离皇权自由生长，但权力博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说宦官集团依附于皇权就必须无条件服从皇帝或太后的命令，他们之间也会有利益纠纷，对外时基本保持统一战线，但在内部发生斗争时，还要根据具体形势来具体分析。
如果张太皇太后完全降服了王振，她根本用不着每隔数日就派人去内阁转一圈，更没必要主动干涉内阁的工作。张太皇太后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持续敲打王振，二是因为她担心王振和官僚集团会在某些方面达成协议或默契，从而甩开自己，与杨士奇等人一起垄断朱祁镇的监护权。
从史料记载来看，王振自从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末被张太皇太后收拾了一通之后，变得特别安分，每天就是陪着朱祁镇一起读书玩耍，从未参与任何朝堂政务。然而在明末清初的一些笔记中，我们却总能找到不同的记载。
据说由于杨士奇和张辅等人为王振求情，王振对他们非常感激，总找机会与他们见面，然后摆出一副谦恭的模样对他们表示感谢。对于王振的这一举动，杨士奇和张辅等人也非常客气，认为只是举手之劳，张太皇太后也只是气冲头顶，并没有打算真的要杀他：就算我们不求情也没问题，你用不着感谢。从那之后，王振与这几位朝廷重臣来往甚密。
由于朱棣在位期间经常搞大工程，所以朱高炽和朱瞻基继位之后始终以恢复朝廷财政为工作重点，为此还专门搞出了一个“闸办制”，这个制度主要是针对矿山，在一年一度的常规税收之外，每季度再额外加征一次银税。这个制度自诞生以来一直被官僚集团所抵制，但无论他们如何劝谏，朱高炽和朱瞻基把耳朵一堵，完全不听，因为这毕竟关系到皇家命脉。
正统二年（1437年）年末，朝廷正式颁布诏令撤去所有闸办官员，并大幅度降低了皇室所需的贡品，绝大多数是直接减半，一些糖类和主食则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二。杨士奇等人与张太皇太后对此表示肯定与支持，认为民困已久，皇家做出此等表率是天子英明、朝臣贤能的体现。但没过几天张太皇太后突然出手把王振的侄子王山给收拾了一通，具体原因未知。
史书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在延续朱瞻基的政策，因为自宣德十年（1435年）起就有了裁撤闸办官员的诏令，正统元年（1436年）继续裁撤闸办官员也不奇怪。还有人认为“闸办制”主要是针对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特殊政策，此时云南边境正发生小规模叛乱，裁撤闸办官员是一种安抚手段。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可问题是，朝廷裁撤闸办官员和王山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只是巧合，那么各种笔记和野史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呢？这是不是在暗示些什么？
对此我只能猜测，至少在部分人看来，皇室和官僚集团对于是否继续裁撤闸办官员是有争议的，而王振或许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在关键时刻帮了官僚集团的忙，而张太皇太后没有理由直接收拾王振，所以只能拿他的侄子出气。
在张太皇太后看来，王振的所作所为已经越界了，他这是帮着官僚集团侵吞皇族利益；可在王振看来，或许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未越界，因为官僚集团不可能允许自身利益被长期剥夺，边境问题的严重性应该在财政问题之上。
在朱棣执政期间，紫禁城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因遭受火灾而损毁，由于当时资金不宽裕，所以朱棣只是稍加修缮，朱高炽和朱瞻基也没把这当回事，直到正统五年（1440年），宦官阮安受命重新修缮三大殿。
修缮工作很快完成，但朱祁镇对此并不满意，觉得既然已经开工了，不如把工程做得更彻底一些。奉天殿是皇帝接见大臣商议朝中大事的地方，应该重新整修，乾清宫与坤宁宫是皇帝与皇后的居所，也要重新整修。张太皇太后和孙太后得知此事后表示反对，认为国家财政紧张，边患问题严重，不该在此时大兴土木。王振据理力争，认为当今陛下自登基以来从没搞过什么大工程，绝对是仁善爱民的典范，现在陛下不过是想把自己家里毁坏的房屋修缮一番，再把自己的居所翻新一下，这根本算不上大工程。更何况此次翻修工程所用的材料都是过去几代皇帝积攒下来的，不会耗费太多钱财，也不用征调太多民夫，实在不是多大的事。
这本是皇家内务，由皇帝与太皇太后、太后商议妥当即可，王振出面顶撞太皇太后和太后，我们还可以说是由皇帝本人授权，可随后不久，朝中大臣接连上疏，认为紫禁城代表国家形象，适当的翻修很有必要。没过多久翻修工作就被正式提上日程，一年后工程竣工，钱没花多少，征调的工匠民夫也只有七万多人。
朱祁镇眼见三大殿、奉天门、乾清宫和坤宁宫全都修缮完毕，心情非常好，于是在皇宫大摆筵宴表示庆贺，张太皇太后和孙太后出席，朝中文武百官也尽数到场。在酒宴开始之前，朱祁镇突然发现王振不在，于是提议让王振列席。按说朱祁镇这一举动不合规矩，宦官集团虽然已经逐渐掌握实权，但他们毕竟只是皇家的奴仆，根本没资格列席。这一建议提出后，满场无人发言，朱祁镇先后请示张太皇太后和孙太后，都被不软不硬地顶了回来，再询问朝臣们的建议，大家纷纷打官腔，谁也不表态。朱祁镇左看右看，发现没人支持自己，于是直接对身边的小宦官说：“去问问大伴（即王振），看他愿不愿意来。”
小宦官见到王振，把宴席上的情况描述了一番，王振听后很不开心，表示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宦官，但做的都是上古大贤做的事，陛下最清楚，所以他想让自己列席，其他人装聋作哑，这不是嫉妒又是什么呢？小宦官听懂了王振的意思，知道他愿意前往，于是赶紧回报给朱祁镇。
当朱祁镇得知王振不开心后，立刻命人把中门打开，欢迎王振入场。大家要知道，中门通常是身份尊贵的人才能走，宦官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但朱祁镇此次为王振破了例，并要求文武百官向他朝拜以示欢迎。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有些出格了，可就在朱祁镇发号施令的过程中，张太皇太后和孙太后一言不发，只是冷眼旁观，后来更是随便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席。朝臣们当然没有这种底气，于是只得在杨士奇的带领下愁眉苦脸地向王振朝拜。
在朱祁镇登基之后，王振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登场了，在随后数年的角逐中，王振先是臣服于张太皇太后，随后又与官僚集团暗通款曲，后来又独断专行、妄自尊大，这似乎说明宦官集团已经逐步摆脱了各方势力的束缚，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势力，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宦官集团越来越强大的同时，皇帝朱祁镇一天天地长大，我更倾向于把王振的逐渐强势理解为朱祁镇的逐渐强势。
张太皇太后起初还可以轻松地摆弄王振，后来即使联合孙太后也做不到这一点，杨士奇最初还敢窝在家里赌气不上朝，后来却必须憋屈地向王振朝拜，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张太皇太后病逝；正统九年（1444年）四月，杨士奇病逝；正统十一年（1446年）八月，杨溥病逝。再加上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病逝的杨荣，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朱瞻基当初构建的权力格局已经基本失去了作用，大明也正式脱离了“仁宣之治”所开辟的航道，走上了全新而未知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