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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年的一天，已经在皇觉寺隐居五年的朱重八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邀请他出山参加义军，共谋推翻元廷的大业，寄信人是他幼年时的好友汤和。
接到这封信之后，朱重八一时非常矛盾。凭他的本事，如果想要在帮派里混出头，恐怕不是什么难事，否则他也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在外度过三年。可对于朱重八而言，他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安分守己的小农思想。只要饿不死，就别走极端，因为有些路是没法回头的。
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又未尝不是一个机会，因为此时的元朝已然是倒霉透顶，眼瞅着就要完蛋了。
早在1344年，也就是朱重八父母、兄长去世的那一年，中国北方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黄河决口。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决口这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那肯定会引发巨大的动荡。
现在的问题在于：黄河决口了，朝廷应该怎么办呢？哪怕拉个小朋友出来，他都会告诉你：黄河决口了，朝廷自然应该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治理啊！
这个答案有问题吗？没有。可问题是，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治理，必然需要一笔天文数字的资金，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于当时的元廷而言，这两个条件都无法满足。
一个政权的衰落，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因素。我们在前文中说过，当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弱小之时，就是该政权行将就木之时，而导致中央政府权力越来越弱小的原因，就表现在中央政府财力越来越薄弱，以致爆发财政危机。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背景，元廷在治理黄河这件事情上一直反复犹豫，结果造成了大量的黄泛区，并产生大量的灾民。
或许有人会说，元廷虽然没钱，但至少还有赈灾的能力，现在黄泛区产生大量的灾民，元廷完全可以组织他们治理黄河决口问题，到时候只需给他们一口饭吃，就能在解决灾民吃饭问题的同时，也把治理黄河的工资一并给省了，一笔钱办两件事，“以工代赈”岂不是完美？
这个想法挺好，但实施起来有难度，因为当时的朝廷控制力已经大打折扣，恐怕没办法做好如此精细的组织工作。
在元朝后期，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宗教已经开始广泛传播。参加这些宗教组织的都是一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所以它们只是底层宗教组织，不可与道教、佛教等宗教相提并论。但这些宗教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都被它们给网罗了。
事实上，在朱重八云游的那三年里，正是上述宗教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对于朱重八能够安全地在底层游走三年这件事，史学界还有一个较为小众的看法，那就是朱重八在此期间已经加入了白莲教，所以才能不惧地头蛇的威胁。然而更大的可能是，白莲教等底层宗教已经与地头蛇合流，成了社会底层阴暗面中的一大势力。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当元廷将灾民聚集在一起准备治理黄河决口时，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一个声音：“暴元当亡，白莲花开！”你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此时的灾民通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大元子民，可黄河决口之后，朝廷却不管我们的死活，还要求我们“以工代赈”，为治理黄河出一分力，这难道不是朝廷的职权范围吗？
当灾民们陷入沉思时，如果再有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声音从旁鼓动：“暴元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现在寿数已尽，我们应该改天换地，再造汉家江山！”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天雷勾动地火，各种矛盾将会一起爆发，到时又会怎样收场呢？其后果实在不敢想象。
元廷统治者必然能够预料到这样的场面，所以他们犹豫再三，却始终不敢组织人力治理黄河，只是被动地开仓放粮，希望能够拖延一段时日，或许会出现新的转机。
这一拖就是七年。到了1351年，元廷的拖延战术眼看就要失败，再不想点积极的办法，恐怕大规模民变就将出现，所以元廷的统治者只得极不情愿地拿出一笔钱，交给了时任宰相的名臣脱脱。
脱脱拿到这笔钱之后，立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很快就可以力挽狂澜，可当脱脱强征了十五万民工，信心满满地打算治理黄河决口时，却发现发下去的这笔钱似乎没起任何作用，连个水花都没溅出来就消失无踪了。究其原因，还在于这笔钱被各级官僚层层扒皮，最后落到底层民众手上的时候，已经连一顿像样的饭食都吃不起了。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大家都听说朝廷拿出了一大笔钱用以赈济灾民，这才不情不愿地被强征来治理黄河，可等钱发下来之后，大家却有一种受到欺骗的感觉：这仨瓜俩枣的够干什么呀？
在这种背景下，各民间宗教开始发力，为首之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韩山童和刘福通，这两个人堪称“元末的陈胜、吴广”。
韩、刘二人感受到了民工们的愤怒与无奈，觉得起事的时机已到，所以他们效法当初的陈胜、吴广，开始装神弄鬼。据说韩山童和刘福通提前在河道中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并在石人背后刻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字样。当石人被挖出来之后，这句民谣越传越广，所有人内心深处潜伏的反抗情绪似乎都觉醒了，元廷统治者最为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韩山童和刘福通打出了“反元复宋”的大旗，韩山童还自称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的八世孙，刘福通则自称是南宋名将刘光世的后人。这其实挺扯的，宋徽宗姓赵，可他的八世孙却姓韩，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觉得诡异。但当矛盾经过漫长的积累之后，就迫切地需要一个爆发口，管他是韩山童还是赵山童，反正我们现在就是要造他大元朝的反！
韩山童和刘福通的计划没什么问题，但他们显然低估了元廷的警戒程度：早在1344年就该治理的黄河，一直拖到七年之后的1351年，这证明元廷对于大规模民工聚集是高度戒备的，现在不过是拖不下去了，才勉强站出来做事。
基于这种思路，元廷内部肯定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叛乱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也准备了不少预案，这一点与当初被陈胜、吴广打了个措手不及的秦朝不同。
韩山童和刘福通想效法陈胜、吴广，复制他们当初的辉煌，却没从对手的角度考虑：元朝并不是统治基础薄弱的秦朝，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现在虽已日薄西山，彻底平乱或许不太容易，但下重手打击出头鸟却绝对是专业的。
于是乎，韩山童“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没来得及宣布起义正式开始，就被元廷抓起来砍了脑袋。当刘福通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时不我待，只能在仓促间赶快起兵。
只有等浪潮退去，我们才能知道谁在裸泳。元廷以雷霆手段杀死韩山童，占据了先发优势，但朝廷和百姓之间的矛盾积蓄已久，就缺一个爆发口。虽然刘福通起兵的时机和前期准备都谈不上有多好，但他起兵之后的效果却非常好。
1351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起兵，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军队规模就从数千人发展到了十余万人，并攻破了安徽北部的亳州。随后，刘福通向西进入河南，一路攻城略地捷报频传，大有席卷整个河南的态势。
就在刘福通起兵后，徐寿辉和彭莹玉（彭和尚）也在湖北起兵，大有席卷整个湖北的态势；芝麻李、赵均用和彭大占据徐州，在淮北一带发展势力；郭子兴等五人在濠州宣布起义，开始招收能人异士。
在反元斗争的起初阶段，宗教色彩是非常明显的：首倡义兵的刘福通和随后起兵的徐寿辉都是白莲教中的著名人物，郭子兴等人则是刘福通的手下，同样也是白莲教中人。彭莹玉则是弥勒教中大名鼎鼎的人物，随后出场的陈友谅和明玉珍也是弥勒教一员。倒是后世闻名遐迩的明教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大人物，它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明教的“明”和明朝的“明”是同一个字，以及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广为传播的缘故。
但等到正式起兵之后，白莲教也好，弥勒教也罢，并没有表现出水火不相容的架势，反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地包容在一起，他们只是在头上裹了一条红头巾，用以表明自己的义军身份，当时的人们统称他们为“红巾军”。
汤和写信给朱重八，希望他加入的军队，就是由郭子兴统领的红巾军。
在接到汤和的书信之后，朱重八为什么会犹豫呢？主要原因在于，这样做的风险太大。郭子兴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投靠他多少有些没谱，万一被元廷追杀，那可是十死无生的事。
我们现在提起郭子兴，都知道那是元末著名的义军领袖，这其实是典型的“名人光环效应”。如果郭子兴不曾和朱重八有过交集，那么他就不太可能在史书中留下名字，因为像郭子兴这种级别的义军领袖，与张三李四不会有太大区别，充其量就是一个拥有几千兵马的草头王而已。
比如说刘福通，那可是白莲教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在起兵之后，迅速席卷安徽北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区，其权势完全可以与一个省级大佬相提并论。
刘福通是省级大佬，那么刘福通的主要部属呢？自然就是市级大佬；他们的得力属下呢？自然就是县级大佬，而郭子兴基本就处于这一档位。
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通过机缘巧合认识一位县级大佬，那自然也是了不得的事情。但在那个人人争先的乱世，这种级别的人物可谓要多少有多少，绝大多数县级大佬直到战死，都没能在史书中留下一星半点的痕迹。
朱重八可没长前后眼，自然不知道郭子兴会因为自己而名留青史，所以他始终在犹豫。史书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讲了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据说当朱重八犹豫不决时，一位与他交好的师兄对他透露了一个信息：有人偷看了汤和写给你的信，得知你打算投奔郭子兴当反贼，决定报官请赏，你赶快逃走吧！得知这一消息后，朱重八仍是犹豫不决，因为他始终不想一条道走到黑，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还有更多的可能，于是他前往皇觉寺的大殿，向菩萨讨了一卦。卦象显示，朱重八就该前往郭子兴处参军，这是命中注定的事。眼看菩萨都劝他赶紧决断，于是朱重八眼一闭，牙一咬，心一横：“也罢！贫僧反了！”就这样，朱重八连夜逃离皇觉寺，只身前往郭子兴处投军。
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史书中出现过太多的宿命论。如果说这些宿命论都是假的，那未免有些极端；可如果说这些宿命论有一半是假的，那必定还有不少漏网之鱼。
史书为什么喜欢宣传宿命论呢？其目的就是为了彰显皇权的神圣性。
所有人都知道，想要在乱世中杀出一片天，他不但要有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利益集团，更要有精通政治、经济、军事和民生的各类人才，关键时刻运气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
具体到朱重八身上就是：总而言之，我当初只是想安葬父母，却意外地选择了一块千年难遇的风水宝地；我只是想安稳地做个农民，可腐朽的元廷非要贪污民工的血汗钱，搞得民不聊生；当我好不容易定下心来，就想古佛青灯度过此生时，偏有小人闹事逼我参加义军。由此可见，老天爷认定我是时代天骄，非要强令我当皇帝，我不愿意他就不高兴，因为这天下都在等待着我君临啊！既然如此，我还是勉为其难地站出来拯救万民，当一个万众敬仰的皇帝吧！
大家可以翻开历史书，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一直到清太祖努尔哈赤为止，所有的开国皇帝在起事之初，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迫不得已”的经历。实际上，这里面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胡说八道。
对于皇觉寺里的和尚而言，他们虽然已经遁入空门，但不代表他们整天窝在寺庙里与世隔绝，整个时局都是乱糟糟的，他们做事的时候肯定也会小心谨慎。现在可好，出了朱重八这样一位有可能投奔乱军的人物，大家会怎样对待他呢？是一拥而上抓住他，还是悄悄报官领赏钱呢？其实都不行。
敢于投奔乱军的，要么是连饭都吃不起的人，要么是那种不容于元廷的人，要么是那种远近闻名的滚刀肉，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三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敢玩命。
如果是官军那没办法，上命所迫，不得不与这些亡命徒周旋，可寺庙里敲钟念佛的和尚们并不都是鲁智深那种身手，他们难道就不怕事情败露之后，引来朱重八的杀机吗？
再者，居然还有和尚敢向朱重八通风报信，可见寺庙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要是真有人胆敢通过出卖朱重八的方式向元廷献媚，立时就会在皇觉寺内部掀起一股风浪。人抓住了还好说，万一人没抓住呢？恐怕皇觉寺众僧晚上睡觉都不得安宁了。
他们会想：我根本不想举报朱重八，可偏有小人从中作梗，要是朱重八回来报仇，可千万要杀对人啊！实在不行，我去给他带个路吧！如果皇觉寺众僧都这样想问题，恐怕寺庙管理者心里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句话：“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寺庙管理者肯定也不会允许众僧贸然举报朱重八的，因为那样不利于团结稳定。
通风报信的师兄是真实存在的，但他对朱重八说那番话的真正意思则是：“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大人物，无论你是否去投奔红巾军，都请你另寻安身之地，皇觉寺浅水难养蛟龙。”
朱重八知情识趣，所以很快就打定主意：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就这样，僧人朱重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乱世草莽朱重八，这一年是1352年，他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