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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后汉书·严光传》
严子陵是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他之所以不愿意做官，并不是政治不够清明，也不是帝王不够贤明，而是害怕束缚。他认为，即便是唐尧那么贤明的君主，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每个人在合法的前提下，有获取最大限度自由的权利，他的志向就是无拘无束，不受任何束缚。除了史书中简单的记载，他没有留下多少故事，甚至没有留下什么作品。他让人想起了《老子》中描述的一种动物——龙。世间万物皆有羁绊，利用双翼在长空飞翔者困于弓矢，凭借水流在川泽浮游者困于网罗，依靠大地而生存者困于刀枪陷阱。而龙则是这样一种存在：它飞可翔于宇宙，游可隐于波涛，潜可深入大地，既是万物的集中体现，却又在万物之外。它在天是风云，在水是浪花，在地是细壤，弓矢网罗刀枪陷阱都不能奈其何。这就是龙性——圣哲和英雄最推崇的形象——寂寞，却自由。
严子陵的生命质地俨然如一条龙，见首不见尾，就这样消失在了时空中，令后人遐想。
中国东汉之前的名士，道德家和纵横家习气还很浓，前者如被张良请出山的道德楷模“商山四皓”，后者如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直到东汉初严子陵傲然而起，知识分子中才出现了一根铮铮铁骨、一片轻灵飘逸的衣袖。他坚决不和统治者合作，喜欢自由散漫、闲适淡定的野居生活。严子陵为人常常让我想起一种幻想中的动物——龙。它们飞则在高天之上，驻则在大泽深渊之中，和天光云影、清风明月为伴。
严子陵的生卒年月如今已不可考，名光，以字行于世，是东汉初的大名士。他生于今天浙江余姚一带，本姓庄，但因为汉明帝名叫刘庄，因此为了避讳，改姓严。严子陵少年时代就很有才学，西汉末年曾经和刘秀、侯霸一起在长安学习，是颇为谈得来的同学，若非刘秀后来做了皇帝，两人的私谊应该是不错的。问题就在于，一旦两人的身份发生变化，作为知识分子的严子陵若显得过于亲近，则有谄媚之嫌；若是故作清高，则有做作的偏向。然而作为一个不世出的自由知识分子，严子陵并未在这两者之间有任何摇摆，因为他本人实在是一个不为俗情所困的人。
西汉末年，社会越来越黑暗，王莽乘皇权衰弱，篡夺了刘氏的权杖。但是改朝换代并未改变百姓水深火热的处境，反而加深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当时在首都长安的太学生中有三种倾向，一部分人向王莽靠拢，一部分人投入到反对王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中，还有极小的一部分人选择了隐居山林，严子陵就是其中选择隐居的人。刘秀则加入了起义大军，经过几年的磨难和奋斗，终于扫清群豪，登上帝王宝座，成为傲视寰宇的主人。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是为光武帝。他一直在寻找严子陵，想当年自己在长安籍籍无名，而严子陵已经名动京师，如今自己做了皇帝，也许可以炫耀一把了吧。刘秀的这种心态多少近似于后世的朱元璋，虽然做了皇帝，但是面对故人，尤其是面对大知识分子时内心仍然有一种自卑感。幸好刘秀还是帝王中较有胸襟的人，不像朱元璋一样心胸褊狭，动辄杀人。幸好严子陵没有生在那个时代，否则纵有千百颗脑袋恐怕也早已落地。
刘秀命画师绘制了严子陵的画像，让全国各地的官员查访老同学的下落。齐地的地方官上报说，他们那里的野泽中常有一个披着羊皮的人垂钓。光武帝怀疑那就是严子陵，立刻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驾着车去延请。那人果然是严子陵，面对老同学的盛情邀请，他一再拒绝。光武帝连续三次派人去请，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唯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所敢望。”光武帝的这段话是说，上古时期既有大作为的君主，也有不肯来做臣子的贤人，我哪里敢让你严子陵做我的臣子。只是现在国家初定，就好像走在春天的薄冰上一样，在这种局势下须拿着竹杖慢慢探行。如绮里季等四位著名的老先生不肯做高皇帝的臣子，我也不敢委屈你做我的臣子。像巢父一样在箕山颍水之间隐居的大名士，是我所不敢追望的。
《严子陵图》（清代朱文新）
在这封信中，光武帝刘秀丝毫没有表露出要强迫严子陵做官的意思，而是充分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态度。他三次派人延请，态度诚恳可见一斑。如此看来，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并非自己首创，而是抄袭光武帝的做法。况且光武帝请严子陵时，已经是天下大定，而刘备请诸葛亮时，还只是创业阶段。两人身份也极为悬殊，一个已经是万乘之君，一个仅仅是个小军阀。相比之下，光武帝的诚意要大得多。严子陵再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好乘车马到洛阳了。
到洛阳后，严子陵被安排住在政府的公馆里。老同学侯霸也派人来看他，此时的侯霸已经不是昔日的那个太学生，而是东汉政府的丞相了。丞相派人去公馆里看严子陵，严氏不置一言，后来口授了一封信，说：“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意在告诫老友，辅佐君主要多倡导仁义，而不能完全谄媚顺从帝王意志。不知道侯霸是否听从了严子陵的告诫，但是从侯霸的为官之道，及其在东汉政府初期的作为来看，他是一个颇为正直，也比较坦荡的官员。史载：“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可是后世在写到严子陵时，总是把侯霸说成小人，这一点实在是不公平。大概为了抬高严子陵，只好不顾史实对侯霸进行贬低了吧。
侯霸看了信后，不敢怠慢，马上封好上奏刘秀。刘秀看了信后，笑着说：“狂奴故态也。”从光武帝的言语来看，他并无责备严子陵之意，倒颇有些老友之情，这在帝王中是难得的。他虽然口中说严子陵是“狂奴”，但随后就去馆中看望严子陵了。面对皇帝大驾来临，严子陵假装睡着了，高卧床上置若罔闻。这在封建时代确实需要胆气，仅凭“目无君父”这一条罪名就够砍十次脑袋了。好在光武帝颇有气度，不但没有责备严子陵这种失礼行为，还亲自到床前，抚摸着他的肚子说：“嗨，老同学，你就不能出山帮我治理国家吗？”
皇帝都到了床前，装聋作哑已经不可能。严子陵慢悠悠地睁开眼睛说：“像尧帝那样的品格，巢父许由尚且不愿意出来做官。读书人各有其志，你就不要强迫我了吧。”严子陵的态度很明显，光武帝知道无法打动他，只好叹息着回宫了。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出人头地的途径只有做官，因为其他行业都被视为“贱业”，统治集团散播这种思想，使得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笼络进了统治体制内，个别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也被视为“异端”或者“野人”。凡是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无不孜孜于考取功名，即便是像李白那样的旷达之人也多次找人推荐，希望进入体制内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他后来主动脱离体制，这是题外话。至于像蒲松龄那样考了一辈子试，仍然未能进入体制内，那是多么悲哀的事啊。好在中国历史上，有严子陵这样的人，他虽非第一人，但确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这就给那些流落在荒野里的知识分子一个散淡人生的榜样。
《富春山居图》（元代黄公望）
刘秀返驾后，不久就把严子陵召到宫中，和他谈论昔日的往事。此时的光武帝完全放下帝王之尊，以老同学的姿态和他聊天。两人对多年以来的变故多有感慨，刘秀谈到自己时，不无得意地问严子陵：“朕现在和读书的时候相比大不一样了吧？”从一介书生奋斗为天子，刘秀本以为会获得一些赞许，哪知严子陵却淡淡地说，确实有一点点改观。这话让光武帝大为尴尬，好在他也知道老友的秉性，因此未予深究。两人聊到深夜，同榻而眠，严子陵睡到半夜，翻身时故意把腿搁在皇帝的肚子上。史载：“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对于史书中所载的这件事，只能当笑话看。人事和天上的星星并无因果关系，古人的说法实属牵强附会。那么，“客星犯御座甚急”的说法从何而来呢？有三种可能，其一是侍候光武帝的侍从人员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史官，太史官捏造了这个所谓的天象；其二是相关利益群体和太史官勾结，企图借所谓天象达到驱逐和迫害严子陵的目的，有人认为指使者是侯霸，因为严子陵曾指责过侯霸，但这没有历史依据；最后一种可能是，写历史的人为了体现光武帝的宽广胸襟，编造了这一情况。依我的推测，最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纵观中国古代史中很多所谓天象，以及帝王出生时的异象，这种捏造很容易理解。黑格尔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是言。
不论这个“客星犯御座甚急”的故事是否属实，但是由此可看出官场的险恶。当光武帝强行任命他为御前谏议大夫，掌管议政时，他以家中母亲年老为由，一再拒绝。最终，光武帝也明白无论用什么手段，也不会让严子陵做官，只好作罢。严子陵离开洛阳后，回到故乡，在富春山隐居。他八十多岁时，老死山野，终生未曾踏入官场一步。
至今在富春江上还有著名的“子陵钓台”，据说是严子陵隐居时垂钓的地方。宋代范仲淹凭吊古迹时，曾著文《严先生祠堂记》，他在文中盛赞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应该说，这种评价并不过誉，在以做官为最荣耀的职业的古代，严子陵的选择令无数现代人汗颜。他代表了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凸显出来的是一种自觉的自由意识。富春山水今依旧，子陵滩头自横舟。云山苍苍千古风，江水泱泱一钓钩。他是一个真正的狂隐之士，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