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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彼此的庇护之下。
——凯尔特族人谚语
“Love”（爱），很可能是英语中最常用的、最有力度的词。我们著书立说谈论爱，吟诗诵词描述爱，歌唱祈祷得到爱。我们为爱而战（例如为了争夺海伦的特洛伊之战），为爱立碑（例如泰姬陵）。我们在爱的表白中（“我爱你”）心醉神迷，却也在爱的瓦解中（“我不爱你了”）坠入谷底。我们永无止境地思考和谈论着有关爱的话题。
然而，爱究竟是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学者和实践者们一直在为如何定义和理解“爱”而争论。对于“冷血的”观察者而言，爱是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互惠联盟；对于倾向于从历史角度进行观察的人而言，爱是13世纪法国吟游诗人创造的一种多愁善感的社会风俗；对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言，爱则是一种确保基因传递和后代养育的策略。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爱始终是一种神秘而难以捉摸的情感，可以描述，却难以定义。早在19世纪，博学多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也只能称爱是“善变的、短暂的和偶然的”。玛丽莲·亚隆（Marilyn Yalom）在她的学术著作《太太的历史》（ A History of the Wife ）一书中也坦承了失败，并称爱是“无人能定义的一种令人陶醉的性与情感交织的混合物”。而我那曾在酒吧做招待员的英国母亲，将爱描述为“有趣的5分钟”，虽然这个描述有点儿愤世嫉俗，但同样很贴切。
然而，如今我们不能再将爱定义为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了。它变得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在21世纪，爱情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的核心情感关系。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交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孤立。正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的著作《独自打保龄》（ Bowling Alone ）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正遭受着“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流失的危机。（这一术语在1916年由弗吉尼亚州的一位教育家提出，指的是邻里之间持续提供的帮助、同情和友谊。）我们大多数人已不再生活在身边有家族血亲或儿时玩伴提供支持的社区中。我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通勤距离越来越远，因此能够发展亲密关系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在我提供咨询服务的伴侣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伴侣分居两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于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自己生活圈子里的知心朋友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坦言自己连一个可以吐露心事的朋友都没有。正如爱尔兰诗人约翰·奥多诺霍（John O'Donohue）所言：“有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孤独感，宛若寒冬笼罩众生。”
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向自己的伴侣寻求情感联结与归属感，而我的祖母可以从她居住的整个村庄轻松获得这种联结与归属感。雪上加霜的是，流行文化助长了我们对浪漫爱情的颂扬：一方面，电影、电视肥皂剧和戏剧中充斥着浪漫爱情的桥段，向我们灌输着浪漫的爱情是所有关系的全部；另一方面，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也热衷于报道演员和名人对浪漫爱情永无止境的追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项于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的调查中，人们将满意的爱情关系评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甚至将其排在财务成功和令人满意的职业之前。
因此，理解爱是什么、如何创造爱并使爱持久，就显得尤为重要。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一种激动人心的、对于“爱情”的革命性的新理解已经悄然诞生。
如今我们知道，“爱”实际上是生物进化的巅峰，是人类物种最引人注目的生存机制。这并不是因为爱会诱使我们交配和繁衍后代（即使没有爱，人类也能进行繁衍），而是因为爱会驱使我们与少数几个珍视的人建立情感联结，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躲避生活风暴的避风港。爱是我们的堡垒，为我们提供情感庇护，使我们能够应对人生的跌宕起伏。
这种对情感依恋的渴望——找到一个可以亲近并说“抱紧我”的人——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基因和身体。这种渴望就如同我们对食物、住所或性的渴望一样，是我们生命、健康和幸福的基础。我们需要与一些无可替代的人建立情感依恋，才能保持身心健康，进而生存下去。
其实，关于“爱”的真正意义的内容流传已久。早在1760年，一位西班牙主教就在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中提到，孤儿院里的孩子虽然得到了庇护和喂养，但经常“死于悲伤”。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美国医院的大厅里，大量孤儿仅仅因为缺少抚摸和情感联结而成群死去。精神科医生也开始关注那些身体健康，但看起来冷漠、无情、无法与他人相处的孩子。1937年，戴维·莱维（David Levy）将自己的观察结果发表在了《美国精神病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上，他将这些孩子的行为归因于“情感饥饿”（emotional starvation）。20世纪4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勒内·斯皮茨（René Spitz）提出了“成长受阻”（failure to thrive）这一术语，用于描述与父母分离并陷入沮丧悲伤中的孩子。
然而，真正找出答案的是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坦诚地说，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作为一个人，如果我必须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佳的思想颁发一个奖项，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颁给约翰·鲍尔比，而不是弗洛伊德或其他在理解人类这一领域的大师。鲍尔比抓住了观察和报告中的线索，将它们整合成一套连贯而专业的依恋理论。
鲍尔比出生于1907年，是一位准男爵的儿子，按照上流社会的风尚，他主要由保姆和家庭教师抚养长大。直到12岁后，父母才允许鲍尔比和他们一起吃饭，但也只限于正餐后的甜点。鲍尔比被送到寄宿学校就读，而后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自愿进入为情绪失调儿童开设的新型寄宿学校工作之后，鲍尔比的人生开始脱离传统的轨迹。这些学校是由尼尔（A.S.Neil）等富有远见的教育家创办的，致力于为儿童提供情感支持，而不是一贯严厉的纪律管理。
在自身经历的影响下，鲍尔比在医学院继续接受教育，然后也参加了精神病学方面的培训，其中就包括接受了7年的精神分析学习。他的精神分析师显然发现他是个“麻烦的病人”。受到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等导师的影响（他们认为弗洛伊德低估了个体对他人的需求），鲍尔比反对将病人问题的症结归因于个人的内部冲突和无意识幻想这条业界的金科玉律。他坚持认为，病人的问题大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根植于他们与真实的人之间存在的真实互动关系。
在伦敦的儿童指导诊所（Child Guidance Clinics）与有心理障碍的儿童工作期间，鲍尔比渐渐开始相信，由于与父母关系的破裂，这些儿童只会用几种非常消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基本的感受和需求。随后，在1938年，作为一名新手临床医生，鲍尔比在著名分析师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的督导下，被指派去服务一个患有多动症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有一位极度焦虑的母亲。然而，鲍尔比被禁止与这位母亲交流，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小男孩的投射与幻想才是治疗的重点，这件事激怒了鲍尔比。鲍尔比的经历也促使他开始形成自己的观点，即与亲人关系的质量和早期情感剥夺是影响个体人格发展以及与他人互动模式的关键。
1944年，鲍尔比出版了第一本家庭治疗方面的著作：《44个少年小偷》（ Forty-four Juvenile Thieves ）。他在书中指出：“在冷漠的面具背后，隐藏着无尽的痛苦；在看似无情的表面之下，掩盖着深沉的绝望。”鲍尔比书中这群年轻的罪犯，将自己封冻在“我再也不会受伤”的心态之下，并困滞在绝望和愤怒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邀请鲍尔比对因战争而无家可归的欧洲孤儿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了他“‘情感饥饿’确实存在”和“爱的抚触与生理上的营养同样重要”的观点。随着研究与观察的深入，鲍尔比也受到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的影响。他由此得出结论：与重要他人保持亲密是进化带来的一项出色的生存技能。
鲍尔比的理论是激进的，并且在当时也备受抨击。事实上，这差点让他被逐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传统观点认为，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溺爱会让孩子过于黏人且依赖他人，孩子长大之后会变得软弱无能，因此，养育孩子的正确方法应该是与孩子保持合理的距离。即使孩子感到痛苦或身体不适，这种观点也依然存在。所以，在鲍尔比那个时代，父母是不被允许留在医院陪伴他们生病的儿女的，他们只能在医院门口把孩子交给院方。
1951年，鲍尔比和一位年轻社工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拍摄了一部名为《两岁小孩去医院》（ A Two-Year-Old Goes to Hospital ）的电影，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小女孩被独自留在医院时的愤怒、恐惧和绝望。罗伯逊向英国皇家医学会（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播放了这部影片，希望医生们能够理解儿童因与亲人分离而产生的焦虑，以及他们对情感联结和安慰的需求。然而，英国皇家医学会认为该影片不实而将其驳回，并几乎禁止再次播放此影片。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的父母每周仍然只被允许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探望他们住院的子女。
因此，鲍尔比需要找到另外的方法，来向世界证明他内心所想。后来成了他的助手的加拿大研究员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向鲍尔比展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安斯沃思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以观察鲍尔比和她都认为能够反映基本依恋关系的4种行为：①人们会持续关注并保持与所爱之人情感和身体上的亲近；②当人们感到不安、烦躁或情绪低落时，会向这个人寻求安慰；③当与这个人分别时，人们会想念这个人；④当人们探索未知世界时，会希望这个人陪在自己身边。
这项被称为“陌生情境”（strange situation）的实验，后来衍生了无数科学研究，并使发展心理学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巨变。在实验中，研究人员首先邀请母亲和她的孩子进入一个陌生的房间；几分钟后，母亲离开，并将孩子留下与研究人员单独相处，如果有需要，研究人员会试图安抚孩子；3分钟后，母亲再次回到房间；之后再重复一次这个分离和重逢的过程。
当母亲离开时，大多数孩子都会感到沮丧，他们会摇晃身体、哭泣、扔玩具。但事实证明，情绪调节能力较强的孩子能迅速有效地平静下来，在母亲回来后，能够轻松地与母亲重新建立联结，并在确认母亲仍在身边的同时，又能很快继续玩耍。他们似乎很相信，如果自己有需要，母亲就会在自己身边。然而，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的孩子在母亲回来后，会表现出焦虑、攻击性或是冷漠、疏离。能够自己安静下来的孩子，通常有一位更温柔、回应性更高的母亲；那些容易愤怒的孩子，其母亲的行为通常是难以预测的；而那些疏离的孩子，其母亲的表现则是冷漠以及不想与孩子亲近的。在这些关于分离与重逢的简单实验中，鲍尔比看到了爱是如何运作的，并开始对其模式进行编码。
几年后，鲍尔比创作了有关人类依恋、分离和丧失的著名的“依恋三部曲”，他的理论也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鲍尔比的同事——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也通过报告自己对刚出生就与母猴分离的小猴子的研究，让人们意识到他提出的“接触安慰”（contact comfort）这一概念所拥有的惊人力量。哈洛在研究中发现，被隔离的小猴子非常渴望情感联结，当让它们在一个能够提供食物的“铁丝妈妈”和一个不能提供食物的“绒布妈妈”之间做出选择时，它们几乎每次都会选择柔软的“绒布妈妈”。总的来说，哈洛的实验显示了早期分离的危害：身体健康的灵长类动物宝宝如果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就与母亲分开，长大后会出现社交障碍。实验中的猴子没有发展出解决问题和理解其他猴子社交暗示的能力，它们变得抑郁，会做出自毁行为，而且也无法进行交配。
尽管在刚开始，依恋理论遭到了嘲笑与鄙夷，但它最终彻底改变了北美地区的育儿方式。（现在，在我的孩子阑尾炎手术后的康复期，我能够睡在他的身边，这应当感谢约翰·鲍尔比。）如今，孩子需要安全感以及持续的身体与情感上的亲密接触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忽视孩子的这一需要会使人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鲍尔比于1990年去世。他没能亲眼看到他的工作引发的第二次革命——依恋理论在成人爱情中的应用。鲍尔比坚信，成年人也有同样的依恋需求（他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寡妇进行研究，并发现她们表现出的行为模式与无家可归的孤儿相似），而这种需求正是塑造成年人之间关系的力量。但是，他的想法又一次遭受排斥。没有人相信一个来自上流社会保守的英国人能解开浪漫爱情之谜！更何况，人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关于爱的一切：爱只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伪装起来的性迷恋，是对弗洛伊德理论中“本能”的掩饰；或是一种不成熟的依赖他人的需求；抑或是一种道德立场——一种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自我牺牲。
然而，最重要的是，从依恋的角度理解爱，在过去（或许现在也同样）完全违背了我们文化中确立的关于成年的社会和心理标准：成熟意味着独立和能够自给自足。刀枪不入的战士会独自面对生活和危险的观念已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想想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这位标志性的硬汉人物，其豪迈气势历经40年有增无减。心理学家使用诸如“未分化的”“相互依赖的”“共生的”，甚至“融合的”等词语来描述那些似乎无法独立生存或无法在与他人相处时坚持自己立场的人。相反，鲍尔比谈到了“有效的依赖”，他认为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个时期能够向他人寻求情感支持是一种力量的标志和源泉。
在鲍尔比离世前，才开始出现关于成人依恋的研究。当时丹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尔·谢弗（Phil Shaver）和辛迪·哈赞（Cindy Hazan）决定向伴侣双方询问他们的爱情关系，以观察他们是否表现出与母子之间相同的反应和模式。他们编制了一份爱情问卷，发表在当地的报纸《落基山新闻》（ Rocky Mountain News ）上。在回答中，成年人谈到以下这些内容：需要和爱人有情感上的亲密联结；当他们感到沮丧时，需要确保爱人能有所回应；当感受到与爱人分离或疏远时，他们会觉得痛苦；当知道有爱人的支持时，他们会更自信地探索世界。他们还提及了与伴侣相处的不同模式：当和爱人在一起感到安全时，他们很容易敞开心扉并与对方建立情感联结；当感到不安全时，他们要么变得焦虑、愤怒、想要掌控，要么完全避免与对方接触并保持距离。这些正是鲍尔比和安斯沃思在母亲和孩子身上发现的。
谢弗和哈赞随后进行了严谨的正式研究，以证实问卷的结果和鲍尔比的依恋理论。他们的工作带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的浪潮。如今有无数项研究证实了鲍尔比对成人依恋的预测，对这些研究的引用也会贯穿本书。总的结论是：浪漫伴侣之间的安全情感联结是幸福爱情关系的关键，这也是关系中个人力量的巨大源泉。以下是几项特别重要的发现。
● 当我们总体上感到安全时，即对亲密关系感到舒适并对依赖爱人充满信心时，我们会更善于寻求支持，也能更好地给予支持。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杰夫·辛普森（Jeff Simpson）进行了一项研究：请83对正在恋爱的情侣填写了有关他们关系的问卷，然后坐在一个房间里。伴侣中的女性被告知，她很快将要参与一项会引发大多数人强烈焦虑的活动（活动内容没有详细说明）。在问卷中称自己在爱情关系中感到安全的女性能够毫不掩饰地表达她们对即将到来的任务的负面情绪，并寻求伴侣的支持；否认自己的依恋需求并避免与伴侣亲密的女性在这些时刻则表现得更退缩。男性回应伴侣的方式也有两种：称自己在关系中有安全感的男性，甚至变得比平时更支持自己的伴侣，他们触摸伴侣，向对方微笑，提供安慰；而那些称自己对情感依恋感到不自在的男性，当伴侣表达需求时，他们会明显变得缺乏同情心，他们对伴侣的痛苦不以为意，更少地对伴侣表达温暖，更少触摸对方。
● 如果我们觉得与伴侣的联结是安全的，就更容易化解相处中不可避免的伤害，当我们对伴侣生气时，也就不太可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敌意。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的马里奥·米库林瑟（Mario Mikulincer）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向参与者询问他们在关系中感受到的亲密程度，以及当冲突发生时他们如何处理愤怒情绪。研究人员还测量了他们在伴侣冲突情境中的心率。那些觉得与伴侣关系亲密、可以依赖伴侣的人表示：他们很少对伴侣感到愤怒，也很少认为对方怀有恶意；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更加克制，也会提出更积极的目标，例如解决问题和重新与伴侣建立联系。
● 与爱人之间稳固的联结可以带来力量。米库林瑟进行的另一系列研究表明，当我们与他人建立安全的联结时，我们会更了解自己，也更欣赏自己。当拿到用于描述自己的形容词列表时，更有安全感的人选择了那些积极的特质。当被问及缺点时，他们欣然答道：虽然和理想中的自己还有距离，但仍然觉得自己还不错。
● 米库林瑟还发现，正如鲍尔比所预测的那样，那些有稳固联结的成年人更具好奇心，对新信息更开放包容。他们不介意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地方，喜欢能够有多种不同答案的问题。在一项任务中，研究人员向参与者描述了某个人的行为，并请他们评估这个人具有的消极和积极特质。有稳定联结的参与者更容易吸收关于这个人的新信息，并修改做出的评估。当我们有安全感并感觉与他人有联结时，似乎更容易对新的经验保持开放，想法也更具有灵活性。好奇心来源于安全感；僵化死板则出于对威胁的警惕。
● 我们越向伴侣靠近，就越能独立自主。尽管这与我们文化中关于独立自主的信念背道而驰，但位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布鲁克·菲尼（Brooke Feeney）在观察了280对夫妇后发现：那些感受到自己的需求被伴侣接受的人，会更有信心独立解决问题，也更有可能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
来自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不仅是群居动物，而且是需要与他人建立独特亲密联结的动物，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就等同于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事实上，历史学家很久以前就观察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里，生还者总是两两在一起，而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且，人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已婚男女的寿命普遍比单身男女更长。
与他人保持密切的联结对我们各个方面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心理、情绪和生理。芝加哥大学认知与社会神经科学中心的路易丝·霍克利（Louise Hawkley）通过研究和计算发现：孤独会使血压升高，从而使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增加一倍。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詹姆斯·豪斯（James House）称，情感隔离比吸烟或高血压更危害健康，而我们目前都在警告人们注意后两者！也许这些研究的发现反映了那句古老的谚语：“痛苦是人生所必经，而独自受苦令人无法承受。”
然而，重点不仅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是否拥有亲密关系，还在于这些关系的质量。消极的人际关系会损害我们的健康。在克利夫兰，凯斯西储大学的研究人员询问有心绞痛和高血压病史的男性：“你的妻子爱你吗？”在接下来的5年里，回答“否”的人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几乎是回答“是”的人的2倍。女性的心脏也会受到影响。与婚姻幸福的女性相比，那些认为自己的婚姻关系紧张、与伴侣关系紧张的女性更有可能出现明显的血压升高和压力激素水平升高。另一项研究发现，曾经患有心脏病的女性，如果婚姻关系不和谐，心脏病再次发作的风险比婚姻和谐的女性高出3倍。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吉姆·科因（Jim Coyne）推断，对于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男性和女性来说，婚姻状况与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损伤程度一样，都是4年后能否存活的重要预测指标。如果那些将“心”视为“爱的象征”的诗人看到科学家的结论——心脏的健康与爱情关系的力量息息相关——一定会回以微笑。
人际关系的压力会损害我们的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甚至自愈能力。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贾尼丝·基科尔特-格拉泽（Janice Kiecolt-Glaser）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她让新婚夫妇吵架，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采集他们的血液样本。她发现，争吵越激烈、越不尊重对方的伴侣，压力激素水平就越高，免疫系统就越会受到抑制。这种影响最多可以持续24小时。在一项更令人震惊的研究中，她用真空泵在自愿参与实验的女性手上留下小水泡，然后让她们和丈夫吵架。结果发现，伴侣争吵得越激烈，皮肤复原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爱情关系的质量也是影响人们精神与情绪健康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们当今空前富裕的社会中，焦虑和抑郁却蔓延开来。与爱人的冲突和来自爱人的恶意批评加深了我们的自我怀疑，使我们产生一种无助感，这是抑郁的典型诱因。我们需要从爱人那里得到肯定。有研究指出，婚姻关系的痛苦会使患抑郁障碍的风险增加10倍！
以上谈到的都是负面影响的证据，但也有一些正面的证据。
许多研究表明，良好的爱情关系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压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创伤。以色列的研究人员报告说，与情感关系疏远的伴侣相比，拥有安全情感依恋的伴侣更能应对诸如“飞毛腿”导弹袭击之类的危险。在遇到危险后，他们的焦虑程度较低，身体上的症状也更少。
仅仅是握住爱人的手，就能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让我们大脑中紧张不安的神经元平静下来。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吉姆·科恩（Jim Coan）进行了一项研究，他告诉正在接受脑部磁共振成像的女性患者，当机器上的红色小灯亮起时，她们的脚可能会受到轻微的电击，也可能不会。这个信息激活了病人大脑中与压力相关的脑区。但如果伴侣牵着她们的手，她们感受到的压力就更小，在被电击时感受到的疼痛也更轻。这种影响在关系满意度高的伴侣中更为显著，研究人员称这些最幸福的伴侣为“超级伴侣”。与爱人的接触确实可以成为对抗打击、压力和痛苦的缓冲器。
科恩称，我们所爱的人是我们生理过程和情感生活的隐藏调节者。当爱失去作用时，我们会感到受伤。这正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内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提出的“情感受伤”（hurt feelings），这个短语形容得严谨又准确。她的脑成像研究表明，受到拒绝或排斥与身体疼痛触发的神经回路相同，且都位于大脑的前扣带回皮质。事实上，每当我们与亲近的人在情感上感受到分离时，大脑的这一部分就会被激活。读到这项研究时，我回想起自己曾对悲伤引发的生理反应感到震惊。听到母亲离世的消息后，我感觉自己被狠狠地撞击了，就像真的被一辆卡车撞到一样。当我们与伴侣靠近、拥抱时，我们体内会充满“拥抱激素”，即催产素和血管升压素。这些激素似乎开启了大脑中的“奖励”中心，使我们的体内充满了像多巴胺这样让人平静和快乐的化学物质，并抑制了像皮质醇这样的压力激素的释放。
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渐渐理解了爱及爱的重要性。1939年，女性将爱排在择偶标准的第五位。到20世纪90年代时，爱在男性和女性的择偶标准中都居于榜首。21世纪初时，大学生也将“情感安全”作为对婚姻的主要期望。
爱不是生命蛋糕上的糖霜。它与氧气和水一样，是人类最重要的基本需求。一旦理解并接受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触及关系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