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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子承乾身上，看不出丝毫失去母后的悲痛。
年幼的弟妹们及出嫁的姐姐长乐公主暂且不论，至少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且身为太子，为什么不能在母后临终前见她最后一面呢？这就是身为皇后、身为母亲应有的态度吗？
母后临终时，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让他始终无法到母后身旁，向她道别。他深觉屈辱，母后冷酷的形象，完全在心里复苏。原希望在严肃的母后身上，能发现一点慈母的影子，但母后之死，使他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承乾恍如大梦初醒，过去并不强烈的疑心，现在却如浪涛般向他冲袭而来。
第四皇子魏王泰幼名青雀，是长孙皇后的第二子。“母后对青雀就没有像对我这么冷酷。她喜欢青雀，这是显而易见的。母后一定是要泰来取代自己太子的地位。临终时，不肯让我到身边去，是不是向父皇请求立泰为太子呢？”
这种可怕的疑心，却逐渐变为一种坚定的信念，他相信事实必然如此。
而在此之前，承乾早已亲身经历了好几桩可证明这种想法无误的事情。
前面已提过，承乾在少年时代是非常机警而聪明的，身体也健壮，太宗对这位活泼伶俐的太子，有异常深切的期望。
但承乾对学问之事，已逐渐不热心。虽然当时是个重视儒学的时代，但即使不是承乾，只要是活泼有生气的少年，都不会对儒学产生多大的兴趣。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高度的文明。在文化水准极高的国家里，当然不会像朔北胡族那般，只知尚武功，而忽略文治。在社会上，只会武功的人一般受到轻视，读书人则倍受尊敬。尤其在宦途上，这是个不通经书便无法为官的时代。
欲统率饱学的群臣百官，身为天子的继承人，更必须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对承乾而言，父亲以好学、文治知名，母后更是一代女学者，且是儒学礼教活生生的典范。这件事，即成为日后演成太子致命悲剧的原因之一。
长孙皇后早已看出承乾不喜读书，每有机会，则加以训诫教诲，历述勤学的重要。为了培养他成为唐朝的第三代皇帝，皇后对他每件事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没想到母亲严格的管教，产生了反效果。随着年龄增加，承乾愈来愈讨厌做学问，甚至开始厌恶一切约束自己的事情。承乾又怕父皇及母后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每天临朝时，口里必道忠孝之辞，对父母也尽量保持谦恭的态度。但退朝之后，回到东宫，承乾便召集了宠爱的妃妾、侍女及宦官，恣情游乐。
反之，魏王泰自幼就喜欢学问，不好武术，年纪愈大，才学的表现，常使老师叹服。太宗和长孙皇后也非常高兴。而泰对老师总能以礼相待，更获朝臣的好感。
在这种情形之下，承乾对魏王泰的嫉妒心和憎厌感也就愈来愈强烈。
母后的死，对承乾而言，好像搬走了时时悬在头上的大石头，以后再也不必忍受那些乏味吓人的说教了。
怕太子的地位将被泰夺走的恐惧感，和不愿被夺走的敌意与憎恨，再加上这种解脱感，三者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几乎使承乾的精神失去平衡。从这个时期起，他的态度变得非常粗暴，一点小事也会使他愤怒莫名，或突然放声大笑。他行为异常的倾向，愈来愈显著，过去不得已而维持的治学态度，不久之后也了无踪影。
左庶子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二人，经常劝谏太子承乾。东宫的官职，左庶子是正四品上，右庶子是正四品下。
后来，承乾就不肯见他们了，生活也愈来愈荒淫无度。
于志宁等基于职责，也无法坐视，便设法见太子，想要改变他的作为。
这件事传到了太宗耳里。太宗此时身心逐渐恢复正常，对于志宁等人忠勤的行径，大为欣赏，特别召见二人，各赐金一斤及布帛五百匹，犒赏他们的辛劳。
“朕在十八岁左右时，仍在民间，所以能了解人民生活的疾苦。”太宗以和蔼的口气对二人说，“然而即位以后，虽有志安抚民心，仍深切地感受到许多失策之处。更何况太子长于深宫之中，很难了解人民生活的困苦，有些行为也就难免脱离常轨，希望二位贤臣今后多多规劝太子。”
从这些话可看出，当时的太宗仍记挂着承乾的将来，盼望他能重新做人。
再说，于志宁和孔颖达，是太宗尚为秦王时期的十八学士中的成员。十八学士，是当时太宗创立文学馆时选择的学识优秀的十八名朝臣，六人一组，分成三组，轮流在文学馆值勤。秦王世民在政务之暇，和他们讨论，研究学问。从这里也可看出太宗好学的一面。
太宗把十八学士中的佼佼者选派到东宫，不外是想借助他们好好教导太子承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