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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隋帝国已加速步上灭亡之途，严刑峻法，苛税暴敛，陷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全国各地民怨沸腾，义军蜂起，朝野乱成一片。充满野心的人们，纷纷割据自立，争逐中原，各地风声愈来愈紧。
隋朝的权贵宇文化及，其弟娶炀帝之女为妻，异常专横跋扈。
大业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炀帝巡幸江都，宇文化及亦随行。江都位于扬子江北岸，炀帝开凿大运河在此与扬子江相汇合。炀帝在江都的荒淫豪奢，几达令人不敢想象的地步。这是一代英雄眼见世事乖违，隋朝之灭亡不可避免，穷途末路之下的疯狂行径。宇文化及则虎视眈眈，伺机而动，随时想杀死炀帝，夺取天下。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北都太原留守李渊，愈来愈得到人民的拥戴，势力庞大。最后说服他兴兵起义的，乃其次子世民。
以李渊为首的“救世义军”，从太原沿汾水南下，进入关中。关中的中心地点，也就是首都长安，由炀帝的孙子——十三岁的代王侑任留守。代王侑得知李渊军起义的消息时，本想阻击于汾水下游，然未克成功。义军终于顺利进军长安，长安遂为李渊所占领。时为义军从太原出发的第四个月。
李渊攻下长安之后，立刻以天子久不居首都，致天下大乱为由，使代王侑即天子之位，称为恭帝，并将大业十三年改元为义宁元年，且奉尚在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如此，就不必背上反叛的罪名。
恭帝封李渊为唐王，并任宰相之职。至此，唐王李渊正式掌握军政大权，雄踞长安。
李渊挟持年少的傀儡皇帝为后盾，他已领先群雄一大步了。
第二年，也就是义宁二年（公元六一八年）三月，宇文化及冲入江都宫中，杀了炀帝，隋朝正式灭亡。隋朝包括恭帝在内，仅历时三代三十八年而已。
四月，炀帝被弑的消息传至长安。
五月，唐王李渊胁迫恭帝禅位，改国号为唐。高祖渊改年号为武德，立长子建成为太子，封世民为秦王。
李渊逼恭帝禅位的情形，后再详述。这种毫无用处的废帝，在适当的时机，也就是没有利用价值时，往往被杀掉。可怜的少年，废帝杨侑也逃不过这个惯例，终被暗杀。
大唐帝国正式成立。从义军起兵到草创王国，都是年轻有为的世民奋斗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世民才是唐朝真正的创建者。
大唐帝国虽已成立，掌握的地区不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带，各地尚有群雄割据，有的还自认为隋朝正统。当然，讨伐群雄，获得辉煌战果的，仍旧是秦王世民。
这个时候，世民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但他终日奋战，栉风沐雨，将敌人各个击破，事实证明他是非凡的军事天才。他的英名已响彻天下。
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八月高祖传位给秦王世民，世民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唐太宗。世民时年二十九，正是精力旺盛、充满斗志的年纪。关于长子建成太子无法继承帝位的原因，留待后述。翌年，世民改元贞观。
太宗即位后，天下仍是混乱状态，国难重重。首先便是天灾。贞观元年，关中遭到从未有的大饥荒。关中是指长安一带为南山、北岭两大山脉包围的大平原，南北一百五十华里，东西四百华里，秦汉时代，东以函谷关、西以散关、南以武关、北以肃关护卫边境，因此得关中之名。从隋末至唐初，关中饱受战火蹂躏，民不聊生，谷物歉收也是必然的结果。
米价奇昂，一斗米需绢布一匹，甚至有钱还买不到。人民强悍者沦为盗贼，弱者卖身为奴隶，或流离失所，四处逃亡。饿死的人民触目尽是，尸横遍野，凄惨的情状难以言喻。
贞观二年，即武曌诞生之年，关中大旱，此后，又遇蝗虫为虐。大批的蝗虫如黑云一般，方出现天边，霎时便掩盖了整个天空，乌压压地一大片下降之后，别说一草一木，就连牛马身上的毛都被吃个精光。吃光一处地方之后，又如一阵黑旋风般，袭击另一地。
太宗南征北讨，从不畏惧，碰到蝗灾却也束手无策。他曾恨恨地抓起一只蝗虫，生吞下去，咬牙切齿地说道：
“蝗虫啊蝗虫，你要吃就吃朕的肝肠好了，不要再掠夺人民的食物吧！”
蝗虫之害方结束，贞观三年又发生大水灾。
太宗即位之后，虽然政务纷冗，仍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巡幸关中各州，视察各地的灾情，并拨出内府大笔的金钱，替卖身为奴隶的人民赎身，让他们各自归乡。他这样做，虽然是杯水车薪，但身为新帝国的天子，又岂能不对人民略尽义务？
太宗即位，除了接二连三遭逢天灾之外，尚需面对强悍的敌人。朔北的胡族东突厥，趁新帝国的势力还未稳固之前，突然率领十余万骑兵南下，已到达长安北郊的渭水北岸。这正是太宗即位不久，关中闹荒的时候。
所谓突厥，他们的祖先为平凉杂胡，乃匈奴的别种，姓阿史那氏。自魏太武帝灭北凉，阿史那族约五百家奔蠕蠕，世代居住在金山，是一个彪悍的游牧民族。他们的酋长称为可汗。突厥过去不断侵扰北边，并时时觊觎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中原。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大沙漠，夜间则变得奇冷无比。多少世纪以来，在这严酷的气候和大地上磨炼出的游牧狩猎民族，自然养成凶猛残忍的性格。他们骑术优良，箭法奇准，加之独特的骑兵战术，对文化蒸然的中原地带确实构成很大的威胁。
突厥来袭的主要目的，在于掠夺边境的子女和财宝。每次突厥南下时，中原朝廷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们去，不但不要求归还抢走的子女财宝，更给予大量的金银布帛，以为安抚。久而久之，遂演成不成文的规定。突厥之于中原，就等于是个轻易碰不得的恶性瘤。突厥屡次尝到甜头之后，对中原更加轻视，掠夺的行动也愈来愈大胆。
然而，突厥内部也为了争立可汗，不断内讧。各地又有许多小可汗，国家的权力很难集中。隋朝有鉴于此，便积极从事突厥内部的离间工作，获得空前的成功。突厥也因此分为东、西两部，势力大为减弱。
这一次东突厥来袭，并不如往常那么简单，仅在北边掠夺一番而已。他们已达渭水，直逼唐朝的首都。
李渊太原起兵时，为了怕突厥忽然发动攻击对自己不利，曾派使者前往东突厥恳请帮助，甚至不惜对可汗行臣下之礼。因有这个弱点，高祖在位时，即使突厥侵略边境，高祖亦按照往例，致赠巨额的财宝，求取暂时的和平。
然太宗即位后，突厥就深感不安。因太宗的武功及威名，已远播突厥。他们害怕往后不能任意在边境掠夺，获得金银布帛，便趁太宗即位之初，一切尚未稳定之际，发兵南下。他们欲借此恐吓太宗，并希望能够保持一如往常的有利局面，故大军直逼长安。
唐朝初创，无论在治安或武力各方面，都还未步上轨道。因此，突厥来袭，真可说是“国难当头”。对太宗而言，也是对其威信的一项重大考验。
聪明睿智的太宗，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因此早已有所准备。他即位之后，每天都亲率数百名将士，在城北的禁苑，以突厥为假想敌，勤练突厥式的骑兵战术。马上射箭，是突厥最得意的战法，然而太宗自幼也是一个射箭高手，在太宗的亲自指导之下，唐朝官兵的骑术与箭法，已有显著的进步。
唐朝的朝廷弥漫着忧虑焦急的气息，东突厥已派遣军使渡河前来。
“此番我君亲率百万骑兵出征。”
将十万夸为百万，目的在于恐吓。
此时，太宗满是钢丝般胡子的脸孔因愤怒而涨红，严斥突厥代表太无礼，立刻抽出佩刀，欲斩军使。
不仅突厥的军使惊慌万分，连周遭的群臣也都吓得面无血色。群臣们暗想：若惹怒突厥，事情就严重了。
突厥的军使见状立刻双膝下跪，请求太宗饶命。群臣也力劝太宗，太宗方饶过军使，但却将他软禁起来。
太宗从亲信部队中挑选六骑，亲自率领直奔渭水，到达渭水岸后，怒斥对岸的颉利可汗太无礼。
突厥方面根本没有想到，天子竟会亲自出征，且仅带了少数的侍从，非但没有求和，反而怒责他们太无礼。突厥方面顿时不知所措。片刻之后，唐朝的骑兵担心天子安危，亦浩浩荡荡而来。太宗要骑兵部队暂时后退，仍旧隔着滔滔渭水，对颉利可汗喊话。
渭水是一条相当大的河川，在长安西北的渭城附近，宽度达五百五十多米，现在虽已成滚滚浊流，唐朝以前却是以水清闻名的，与同在长安附近混浊的泾水形成强烈的对比。时人尚以泾渭比喻清浊。当然，河水的流速和宽度会因时代而改变。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初，流经长安北郊的渭水究竟有多宽，已不可知。太宗必然站在最狭窄的地方，向对岸喊话。但若非惯战的悍将，也没有这等的功力。
一开始就颇感意外的颉利可汗，再度凛于太宗的勇气、声量和气魄，内心已开始动摇。
过去可曾有过中原的天子，面对突厥大军，且独自在突厥的射程之内，尚如此神色自若？他以充满信心的口吻道：“国与国之间订立的和约，应互相尊重。不知守约的君主，等于是不懂道理的禽兽。禽兽无论如何勇猛，终会为人制服。不守约的国家，迟早必会灭亡。”太宗这种做法，堪称空前绝后。颉利可汗就算不理会太宗话中的道理，单凭太宗和过去的天子或霸主不同，把突厥看成“有理性和道德观念的人”，就已感激莫名了。
这一天，太阳未下山前，突厥便再派使者前来求和。数日后，在渭水上搭座便桥，太宗和颉利单独会面，斩马歃血，缔结新盟约。虽然颉利可汗再三恳辞，太宗仍赠颉利可汗大量金银布帛，然后大军撤退。
第二个月，颉利致赠马三千匹，羊一万头，而太宗并未接受，只要求突厥归还掠去的中华儿女。这个愿望不久之后就实现了。
尔后，蒙古草原遭前所未有的大雪袭击，突厥人民的唯一财产——家畜，大都冻死。人民受尽饥寒的折磨，徘徊于生死边缘。颉利可汗并没有改变生活习惯，依旧横征暴敛，以供挥霍。人民怨声四起，甚至军中也不时出现背叛的行为。
颉利的侄儿突利，虽是颉利的臣下，但本身也拥有可汗的称号，亦为国内的一大酋长。他早就对叔父颉利不满，再加上前述的天灾，突厥的国力迅速衰退，人民及士兵纷纷叛离，叔侄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东突厥内部一片混乱。
颉利统辖东北边的契丹各部族。此地的契丹人民，由于生活艰苦，向南逃亡，投降唐朝的人非常多。同受突厥管辖的回鹘各部族，也不时发生叛变。
颉利派十万大军前来镇压，大败，突厥军队大半被俘。颉利再派突利前去讨伐，依然吃了败仗。颉利十多天来不断地鞭打突利，突利心中对颉利的怨恨，也因此愈来愈深。
贞观二年春，突利派使者向唐朝求援。朝臣们多建议借此机会征讨突厥，太宗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采纳。隋末唐初接连不断的内战，及一而再的天灾，已使民不聊生，旧创未愈，千万不可再兴兵加重人们的负担。太宗认为应再争取时间，尽量充实国力。
太宗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年春天，突利请求降服唐朝之事传开之后，突厥统治下的薛延陀族，立刻遣使向唐朝进贡。薛延陀族因突厥横征暴敛，早有二心，早就伺机准备随时向唐朝求援。
如今突厥的内部已四分五裂，太宗认为时机终于成熟。贞观四年春正月，大宗派遣大将李靖率李世勣、薛万彻等武将，及十余万大军，征讨突厥。过去屡次对突厥的傲慢无礼忍气吞声的唐朝君主，终于发威了。
颉利败得很惨，唐朝俘虏了突厥男女十余万，及羊马等数十万头。
追逐一阵之后，颉利亦被俘虏，送至长安。太宗虽责备颉利的罪行，但在食、衣、住方面，仍给予他突厥酋长应有的待遇。
汉民族一向认为，汉族是天下的中心，汉族的天子，才是天下真正的统治者。不服汉族天子教化的塞外民族，都是野蛮民族，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藐视汉族威望的外族，都要受到惩罚；一旦来归，则被视为臣子，以宽厚的态度，让他们信服，这才是作为天下之主应有的态度。
可是，我们从历史事实来看，从秦始皇至今，历代的天子中，不受朔北游牧民族入侵之苦的，可说绝无仅有。这一次，唐太宗破了纪录。
宫中举办庆功宴，以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酒过一巡之后，太上皇兴奋之余，亲弹琵琶，太宗也舞起剑来，群臣的喜悦，更加不可遏抑。
在此之后，突厥和过去相反，得向唐朝进贡，并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太宗虽然说“身为大唐天子，事务已多，还要担任突厥的天可汗，真是烦人啊”，但我们可从太宗的言语之间，感受到胜利者的光荣和满足。
此后，太宗给突厥各部族酋长的诏书上，除了书大唐皇帝李世民外，亦兼署天可汗。
强悍的突厥投降了，必然影响其他各国。西域的天竺、龟兹、于阗、疏勒、高昌、康国、波斯，及东边的高丽、倭国等，亦相继入贡。
喜事接二连三而来。贞观四年，突厥投降，接着又是大丰收。米价也很便宜，一斗只要三四钱，流离失所的人们也相继回乡，各处的叛乱也相继平定，唐朝终于统一了天下。
虽然如此，隋朝末年横征暴敛，及隋末唐初战火所带来的创伤，仍未完全平复。全国上下仍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
到了贞观六年，从洛阳至山东一带，仍旧是“苍茫千里，人烟绝迹，道路萧条”的情形。
在内忧外患结束后，经十余年的建设，大唐帝国终于奠定了日后强盛的基础。
前面谈过，太宗自幼便是射箭的高手，也是战术、战略及用兵的天才。另一方面，太宗雅爱学问，擅长诗文，书法仰慕王羲之，所写的字亦颇具羲之的神韵。太宗可谓文武双全的一代英主。
如果仅是聪明颖慧，文武双全，历史上不乏如此的君王。使太宗成为一代明君的，首先是他尽量减少有能之士必有的自负、骄傲、暴躁、专制等习气。他并且尽量听取臣下的意见，和臣下讨论政治，并采纳众议，虽然这仅是极少数的、贵族式的会议，让大家表明意见后，做最后决策的还是太宗。有时候，太宗早已决定了，仍让大家讨论，目的是使这个决策看起来仿佛是大家的意见。尽管如此，主动地征求臣下的意见，是过去的专制君主很少能做到的地方。由此亦可见太宗的开明。
其次，设置负责向天子进诤言的谏议大夫之职，属正五品上，奖励臣下多进谏言。
在太宗死后约五十年，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吴兢，将太宗的言行及其与群臣讨论政治的情形，编成四十问，十卷，这就是有名的《贞观政要》。唐朝中期以后的历代天子，皆视之为帝王必读的教科书。
太宗之所以会如此克己、忍耐，除了政治问题之外，隋炀帝的形象亦给他莫大的警惕。
炀帝自幼聪明伶俐，但霸气横溢。有雄才伟略，坚强而自负，又有超乎寻常的实践能力；文才极高，学问造诣更为深厚；在艺术方面，更具有天才般的素养。太宗必然是在这样的炀帝身上，冷静地观察出自己性格的特质，而感到恐惧。
身为帝王，炀帝的抱负太高了，他的实践力也过强，而且过分地专断、独行，终于导致身为政治家无法挽救的失败。到了末年，绝望使他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奢侈狂态。事实上，对炀帝而言，绝望中的享乐，必像炼狱般痛苦难挨。
炀帝知道自己早晚要步入黑暗的深渊。
据说，有一回，当炀帝正沉迷于享乐之际，突然看到镜中的自己，便回头向身边的萧皇后笑道：
“这个头啊，迟早也该砍下来了，只是不知谁来动手。”
身为天子，炀帝认为结束生命最恰当的方法，是饮鸩酒自尽。鸩是一种像雁的鸟，产于南海，羽有剧毒。在酒中浸此鸟的羽毛，即为鸩酒。因此，他平日早已贮存了一瓮鸩酒，常置身边。然而，他却是被宇文化及的部下吊死的，享年五十二。可以说，炀帝是被自己奔放的天才所淹溺，而步向灭亡的。
太宗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五九九年），炀帝即位时，他八岁。所以，他熟知炀帝在位十二年的种种兴衰的征兆。
英雄知英雄。太宗看到了不可一世的绚烂荣华，也不过如昙花一现罢了。他告诉自己：“绝对不可蹈前人的覆辙。”
基于这种想法，太宗常在群臣面前谈到炀帝的种种奢侈、淫逸、横征暴敛，以及其所导致的民怨沸腾等，目的在于自警自戒，并要群臣同心助他，不要使他成为炀帝第二。同时，他更借着这个方法，想留给群臣一个自己是多么努力、多么战战兢兢的印象，以提高自己的声望！
太宗的相貌，能使见到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肃然起敬。由于长年征战，他的脸孔已被晒得粗黑，大而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两颊及下颚，布满了黑黑浓浓、钢丝一般的胡子，唇边更翘起两撇八字胡。群臣私下常以充满敬爱的口吻，笑着说道：“皇上那两撇胡子怕能挂上弓箭吧！”
面对具有如此神采、不可冒犯的天子，即使相当大胆的臣子，也会举措失常，不能镇定；想要讨论事情，就更不消说了。要让他们坦诚地表明意见都很难，何况是对自己的谏言呢？太宗在这方面倒也有自知之明，接见臣下时，尽量显得和蔼可亲，面带微笑，连声音也尽量放得柔和。
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在太宗手下，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等多位贤臣，以及李靖、李世勣等多名勇将。在贞观初年，内忧外患时，他们对于安定国家，有很大的功劳。
方才为了便利，将文武官分开叙述，但当时的原则是“出将入相”，并没有文官武官的区别。例如初唐时名垂千古的名相房玄龄，就是太宗轻骑至渭水南岸，向突厥喊话时率领的六骑之一。
太宗虽拥有这些得力的将相，但要治理广大的国土，仍深感人才缺乏。
太宗创建唐朝之后，对隋朝的遗臣，或曾是政敌的群雄，以及他们的僚属，不问文武，只要有才能而肯降服，太宗都会加以延揽，分配给他们适当的职务。
当太宗还未继位时，就悄悄为了将来的“义举”做准备，投下私人财产，储备人才，只要认为有才干的，不论是食客、豪侠，或竟是鸡鸣狗盗之徒，均加以培养，以为将来之用。可以说太宗自幼就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雄才。
虽然如此，人才缺乏的情况还是很严重。虽然有武士彟之类的人，趁天下大乱之际，追求荣华富贵，但亦有不少隋朝遗老，深感人生无常，不愿再做官，回到家乡，甘守贫贱，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一类的仕人及读书人，也为数不少。
太宗于是直接派遣敕使至各州，督促各州衙门挖掘人才，务使“贤不遗于野”，募得贤才七千余人。
太宗在贞观四年，曾告诉日理万机的房玄龄和杜如晦：
“当今宰相的首要任务，就是征求人才，并授予他们适当的职务。”
当时的宰相并非一人，而是同时有几个人，如宰相由一人专任，权力自然集中。因此才产生此种制度。
为了寻访贤才，太宗付出了相当的心血。他更要时时注意自己的音容笑貌，以减少对臣下的压力。
从《贞观政要》中可以看到，明君唐太宗，时时感到人才的难求。
太宗只要有机会，便说：
“炀帝猜疑心特重，也不愿多和群臣聚谈，朕则愿意和各位贤臣多多接近，愿君臣宛如一体。”
贞观初年，太宗有一次对侍臣们说道：
“看炀帝的文集，知道他博学多闻，文笔也好，如上古之尧、舜。但他的所作所为，则如桀、纣一般。”
以耿直知名的谏议大夫魏征，代表群臣回答道：
“身为天子，即使再贤明，也应虚心采纳意见。如此，智者才会献策，勇者才会尽力。炀帝，毫无疑问是俊杰之士，但他恃才而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所作所为，却较桀、纣更为人所不齿。”
“不错，前事犹在目前，正是所谓的殷鉴不远。炀帝所作所为，正足以为我们的借鉴。”太宗一面回答，一面点头。
从这里看起来，太宗好像十分坦诚地接受魏征的谏言。其实，太宗是先提出问题，试探群臣的反应。当然，他早已知道魏征会怎么回答。
无论如何，在太宗之前，并没有明文规定如何约束天子。太宗能鼓励臣下自动自发地进谏忠言，可见他非但是开明的君主，更是具雄才伟略的政治家。他的行为，更可作为后世君主的最高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