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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汉帝国的幅员略小于19世纪中国内地18省。孝平皇帝（l’Empereur Hiao-p’ing）
时，公元2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及，全国总面积估计已达1.45亿顷（k’ing），略少于700万平方千米（或6.82亿公顷
）。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已耕种，约3900万公顷，其余包括可耕地（1.42亿公顷）和非可耕地或宅地（4.82亿公顷）等
[1]
。这是历朝历代中最高的数字；而公元105年、125年、144年、145年和146年进行的各次普查中已耕地面积略微减少，从3200万到3450万公顷不等。
[2]
道路 。当时的交通比较困难。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前210年在位时修建了一些国家道路，以联结首都和帝国的边疆；汉代对这些道路加以悉心养护，但本质上它们的战略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笔直的大马路在平原和山区延伸，为的是可以快速运兵；而在平时，大江大河就是运送粮食给养的通道。汉代的道路是宽100尺（约24米）的大道，由三部分构成——中间是铺有石板的骑马者通道［“特道”（t’o-tao）］，专供有公务在身的皇家邮差和在各地巡查的行省骑兵们使用；较低的两侧供战车和行人使用。 [3]
人口的分布
。在这块广阔的国土上生活着5000万至6000万居民
，几乎全是农民。城市数量很少，且面积不大。秦帝国先分为36个郡，后分为40个郡；到了西汉时期（les Han Antérieurs），征服高丽（la Corée）和南方，切分过大的行政区，使得郡的数量达到103个。每个郡的首府都是很小的小镇。除了帝国的都城长安和洛阳及一些封建政权的旧都，如古老齐国的都城临淄（Lin-tseu），其余基本不过是一些小的行政城堡，四周围绕着几百米长的土城墙。执政官的府邸位于城中，称为“听室”（t’ing-che），布置得像领主的住所，四周有庭院，南边入口处有卫队，里面的土台上建有礼堂、接待处和裁判所，左右两侧的楼上则为办公室。“听室”周围是政府雇员的住所、军队的营房和带有一些铺位的市场，附近的农民可携带粮草食品前来售卖。在围墙以外，靠近正门的是邮政驿站“亭”（t’ing），以及驿站负责人“亭长”（t’ing-tchang）的住所、马夫的住所、马厩和仓库，最后还有供商队过夜的旅馆。这种居民聚落的体量并不是很稳定，因为大部分员工都是临时招募的，在当地最多待几年后，就会因工作调动而迁走，剩下来的居民由我们一无所知的工匠和商人构成。当时的中国依然如故，是农民的国度。
在帝国内部，人口的分布极不均衡。长江流域（le bassin du Fleuve Bleu）以南的和五岭［wou-ling，在今天的云南（Yun-nan）、贵州（Kouei-tcheou）、广西（Kouang-si）和广东（Kouang-tong）一带］以南的南方各省只有160万居民，合每平方千米1.7人；那里还是森林和山脉阻隔的丛林地带，隐藏着常怀敌意的部落居民。在行政站点周围和道路沿线，散布着小型的华夏族居民点。在这些新征服的国土上，缺少的不是可耕作的土地，而是人口；此外，在这片亚热带区域，农耕与华北（la Chine du Nord）和中原（le Centre）有区别，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定居者们逐渐在这里安顿下来，到了战乱年代则汇聚得越来越多，如王莽（Wang Mang）篡权后的内战时期（公元1世纪初）和黄巾（les Turbans Jaunes）起义时期（公元2世纪末）。相反，北方诸省人口充盈。公元2世纪中期，崔寔（Ts’ouei Che）已经观察到“狭乡”（village à l’étroit）的存在，即在北部和东部人口密集区域地少人多。
随着共同劳动传统的丧失和大家族的消失，那些曾经花了大力气获得数亩土地的种植者因人数增多而只能获得小块土地。然而，从前耕作技术低下，收获微薄，为养活一个家族需要广大面积的土地。汉代通常被认可的生产率为1~1.5石（che）每亩，即每公顷4~6百升（hl），并未指出是哪一种谷物，大米或小米，总之，收成极低。因此，只有1.5公顷（30亩）土地的家庭比较贫穷，而只有同样面积领地的家族就十分悲惨了。 [4]
[1] 据《前汉书》（ Ts’ien-Han chou ），28B，8b—9a，国土总面积为145 135 405顷（合682 141 104公顷），已耕地面积为8 270 536顷（合38 871 519公顷），可耕地面积为32 290 947顷（合151 767 450公顷）；住宅、道路、山川、河流、森林、沼泽面积为102 528 889顷（合481 885 778公顷）。汉朝时一尺（le pied）合24厘米，一顷合100亩（ meou ），大致相当于4.7公顷，据此推算出以上数字。中文文献中的国土总面积数与下文的总数不符。
[2] 据《后汉书》（ Heou-Han chou ），33，8a—b，公元105年国土总面积为7 320 171顷（合34 404 803公顷），125年为6 942 892顷（合32 621 592公顷），公元144年为6 896 271顷（合32 412 474公顷），公元145年为6 957 676顷（合32 700 077公顷），公元146年为6 930 123顷（合32 571 578公顷）。
[3] 浜口重国（濱口重國，HAMAGUCHI Shigekuni）：《传舍研究——汉代交通线上的站点》（『漢代の傳舍』， A study of Chuan-shê，the station of communication line during Han period ），《东洋学报》（『東洋学報』， Tōyō Gakuhō ）卷二十二，第4号，1935年，第509—532页。
[4] 《前汉书·陈平传》（ Ts’ien-Han chou，biographie de Tch’en P’ing ），40，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