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大约十年前，我常去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上的吉贝尔·约瑟夫书店（Librairie Gibert Joseph）买书。那是家大型书店，开在左岸的核心区，书的种类齐全，新旧都有，尤其是能买到一些不常见的学术书籍，算是巴黎书店中的旗舰。某次，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大开本书，是讲中国历史的，题目很平庸，就叫《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 Histoire et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ncienne ），不太引人注意，翻了几页，感觉还算浅显易懂，而且是法国大学出版社（PUF）出的，还是二手书，价格合理，就买了下来，打算留着以后看。我一度对各种文学作品很不感兴趣，对“正经”学术著作倒是孜孜不倦，加之当时课业较松散，为了多吸收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也为了锻炼阅读大部头学术文献的能力，回去没多久就读了前面十几页。后来，在巴黎买的书越来越多，开的卷也越来越多，犹如狗熊掰棒子，这本泛黄的“二手中国史”就渐渐被遗忘了。

回国后的一两年中，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博士论文上。不过，当时还有一些偏门的想法，就是打算翻译一本像样的著作，也算迈出自己学者生涯的第一步。于是，我就在书架上找中意的书，向某些出版社的编辑推荐。曾经也打过这本泛黄的“二手中国史”的主意，为此还去详细了解了两位作者的背景，知道他们是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于是更有兴趣。又在“豆瓣”的某法国汉学小站上发帖，问此书是否已有中译本，那位叫“桃夭夭”的站长回答说没有，我就越发有动力了……当然，我推荐的几本书最后都没有获得两家文艺类出版社编辑的认可，最初的翻译尝试完全搁浅。我到南京从教后又渐渐对法国汉学有了兴趣，后来还认识了那位“桃夭夭”站长，她就是山东大学法语系的卢梦雅老师，我们是同龄人，又是海外汉学圈的同行。三年前，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老师的牵头下，策划了名为“纽带”的海外汉学译丛。此套书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组稿方鼓励各语种的研究者推荐优秀的海外汉学著作。我又想到了书架上的那本泛黄的“二手中国史”，于是就有了这本译著。

本书由20世纪上半叶两位著名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年—1945年）的遗著（第一、二部分）和白乐日（Étienne Balazs，1905年—1963年）的续写（第三、四、五部分）汇编而成，由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年—1979年）整理并审校。上迄尧舜，下至北宋；从社会史、宗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个维度梳理中国古代的各项制度。第一部分阐述领主社会时期（商代和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基本的社会、宗教、文化状况及各种制度的变迁；第二部分介绍秦汉帝国时代的经济、政治概况及官制、选官制、兵制、财政等制度；第三部分介绍魏晋南北朝时代由社会变迁造成的土地、财政、行政等方面制度的变革；第四部分阐述隋唐时代的选官制、土地制度，尤其是伴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建立的新的财税和经济管理体制；第五部分介绍宋代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由于军事压力和社会、经济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革。

综上，本书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对于它的评价，除了解其基本的结构和内容之外，还应注意其编纂、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角度，或曰“范式”（paradigme）。因此，有必要将其与法国汉学史上同类型的著作进行比较。在法国，考狄（Henri Cordier，1849年—1925年，又译“高第”）的《中国通史》（ Histoire g énér ale de la Chine ）与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2018年）的《中国社会史》（ Le Monde chinois ）是公认的两部最有分量的中国通史。考狄因创办汉学期刊《通报》（ T’oung Pao ）和编纂《中国学书目》（ Bib- liotheca sinica ）而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但由于自身中文能力有限，《中国通史》的编纂只能以18世纪出版的来华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年—1748年）编纂的十二卷《中国通史》为基础，将有关中文史料汇编成册，因此未摆脱中国传统史学“王朝史范式”的局限。而在这本《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里，马伯乐继承了传统汉学方法注重考据的特点，也发挥了自身在上古宗教、语言、思想等领域的研究特长。他从秦统一开始，转向对经济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从各个角度审视中国古代史。长期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六系工作的白乐日受到“年鉴派”的影响，视角更全面，经济史、社会史的功底更扎实，对六朝、唐宋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分析得更透彻。20世纪中期的马伯乐和白乐日将中国通史的编纂和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考狄依然遵循的“王朝史范式”中解放出来，开创了“总体史范式”，并影响了后来者。20世纪下半叶，谢和耐也受到“年鉴派”的影响，以更加开阔的眼光编纂《中国社会史》，将中国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内，但考虑到目标读者，他依旧以“王朝沿革”为主线，尝试把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放到由经济、科技、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构成的宏大“社会背景”中去——即便无法融合，也尽可能做到二者的平衡兼顾，满足学生和非专业读者的需求。总之，20世纪早、中、晚期法国汉学界的三部通史性著作在范式上经历了从“王朝史”到“总体史”再到“王朝史—总体史兼容”的发展历程，而这本《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标志着范式转换的关键一步，理应在汉学史和史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当然，相较而言，本书虽为汉学大家的学术著作，却没有将读者群预设地限定为“圈内学者”，而是采用简洁明晰的文笔，充分但不冗余的注释，向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制度变迁的脉络，这一点同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异曲同工。

除了范式上的突破之外，本书的另一大亮点是对制度的关注。由此，本书也成为18世纪至今，法国汉学界唯一聚焦中国古代制度的通史性著作。将历史与制度并置，看似有欠妥当——毕竟在感性层面，“历史”相较“制度”是更宏大的范畴，但全部历史（发展、衰败、停滞、战争、革命、改革）的本质是流变，而所有制度（政体、体制、系统、层级、类别、安排）的本质是结构。按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年—1913年）结构主义的观点，前者都是历时性的（diachronique），后者都是共时性的（synchronique）。从这个角度看，即便“史学”自然而然应采取历时研究方法——因为其研究对象大多是历时性的，但也不排斥研究某些共时性对象，或将某些现象视作共时性现象，后者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制度。对于历史而言，最基本的要素是人、事、物，正如一条直线由无数的点构成，无始无终；而人、事、物也是制度的基本要素，亦如无数的点也能构成各种可由方程解析的几何图形，而时间和地域即为坐标轴。作为个体的人、事、物，在由时、地构成的坐标系中均有其坐标，孤立地看它们，正如在坐标系中寻找孤立的点，只能明白基本史实，对史学研究并无太大意义。所以，只有将具有相关性的人、事、物一并做系统性研究，才能找到描写制度本身，并最终找到构建制度的规则或规律，好比从一系列点的分布中归纳出椭圆或双曲线的解析方程。在考狄的《中国通史》里，作者花了大量篇幅论述秦始皇的生平事迹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而在这本《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中，对任何一位帝王将相、鸿儒巨贾都没有花什么笔墨单独论述其生平事迹和历史影响，只是将其视作形成或摧毁某一制度的要素，抑或本身就是某制度的构成因子。对于“胡人乱华”、农民战争之类的重大变革，在制度研究的框架内，可视为下一个时代新制度的源头或上一个时代旧制度瓦解的后果。而某些“物质基础”一直贯穿于制度研究的始终：如中国贵金属的缺乏导致唐宋以来的“钱荒”，束缚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而对外贸易的繁荣又使贵金属流出，使得北宋当局采取一系列有害的财政、税收、专卖措施，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国防危机和政权的灭亡。总之，把人、事、物放在一个个制度的框架内研究，才能发挥史料真正的价值，否则又会回到“王朝史范式”下“帝王将相与改朝换代”的老路上。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遗憾，但未必就是缺陷。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一书中主要探讨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诞生的一系列背景和条件。他认为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第一个创造了现代国家，但它不受法治和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是道德上的。在这本《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中，马伯乐和白乐日也多次谈到中华帝国的建立与重建、各朝代的法律制度以及政府在财税、商贸、工程等领域扮演的角色，但二人都没有像福山那样对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这三个相互关联而至关重要的问题做出一个全局性断言，作为这部中国通史的基本结论。当然，没有定论也许是好事，读者读完全书后可以自行揣摩一下：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是否早已具备现代国家的架构？中国古代是否有法治？是否有负责制政府？

另外的遗憾源自历史和个人原因：由于二战爆发，马伯乐因儿子参加反纳粹组织而被捕，1945年病逝于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因故只完成了本书前两部分（到东汉末为止）；白乐日1948年继续撰写工作，直至1953年（到北宋灭亡为止）。为何这本书的撰写最终停止于1953年？没有相关材料告诉我们答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白乐日平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研究》（ Études sur la soci é t é et l’économie de la Chine ）创作于1953年—1954年。此外，本书写到北宋灭亡戛然而止，也会引来一些疑问。我个人觉得，最值得思索的是，包括白乐日在内的法国汉学界对于宋代在中国通史中的历史定位问题。众所周知，内藤湖南（Naito Konan，1866年—1934年）等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历史的唐代和宋代之间出现了重大飞跃，即唐仍为中古而宋为近世；白乐日却没有对这个问题清楚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本书第五部分的引言里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un nouveau chapitre），而如果不是官僚体系保持延续的话，那就是一个新时代（une nouvelle ère）了；而在第五部分正文中，白氏在论及选官制、兵制、财税、商贸等各方面问题时，有强调唐宋之变革，也有强调唐宋之沿袭。假如白乐日能将之后的南宋和元、明、清各朝写完，或许他会重新考虑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全书章节的安排，以及两宋的历史定位。当然，我们仍不妨大胆猜测一下，正是由于当时白乐日在写完北宋这部分之后发现宋代制度及改革等问题过于复杂、棘手 ^[1] ，于是先暂停一段时间以搜集、阅读材料，让研究得以深入下去。这或许也是白乐日在1955年推出一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宋史研究计划”（Sung Project）的动机之一，故此后他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宋史研究上，本书的后续部分却未能完成。无论如何，本书的最后一笔落在了汴梁陷落，徽、钦二帝被俘的悲剧场景上，算是在最绚烂之时悄然落幕——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极盛之极的文化巅峰当要拜才华横溢却不擅为帝王的宋徽宗赵佶所赐。关于这位中国史上绝无仅有的艺术家皇帝，美国学者伊沛霞女士（Patricia Buckley Ebrey，1947年—）的大作《宋徽宗》（韩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很值得一读。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是法国汉学家的中国通史著作，因此译者有理由时刻提醒读者作者的文化—学术身份。个别读者也许会觉得本书的文字表达与中国传统史学家或当代学者的辞章有所不同，那是因为译者有意保留了一些法文特有的结构或表达习惯，以及作者有明确目的性的遣词造句，这些语言上的“龃龉感”或许正体现了法文的严谨和作者强调逻辑、侧重分析的思维方式，希望不要以“翻译腔”等带有成见的评价将其一棍子打死。本书中大量出现了各种人名、地名、机构名、官职名等专有名词，大部分有法文和拼音对照，鉴于本书较强的学术性，译者在它们第一次出现时均详细注明，阅读时可能会略显冗繁，还请读者见谅。同样，本书的注释也较为翔实，作者引用了古今中外各类型的大量材料，从《诗经》到《宋史》再到《胡适文存》，含中、法、英、美、日、德、俄、瑞士、比利时、土耳其等各国文献，近四万字；对于这些文献名、责任者名和出处等信息，译者也做了详细的核查和翻译，但难免百密一疏，也请读者海涵。文中有些需要补充的语言、文化、历史、地理等背景知识，译者也夹入了译注，以方便读者理解；另有一些怀疑作者有讹误的地方，译者也加以备注，供读者评判。当然，译者的职责在于尽可能原样再现原作，至于作者的史观、史论是否站得住脚，还希望读者能够自己加以理解和判断。最后，译者尽管水平有限，但仍愿读者能跟随我的译笔徜徉在法国汉学家构建的历史妙境中，去感受那历史带来的无尽雄浑与苍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都微不足道……

孙越
庚子季夏　于淝水之南

[1] 白氏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古寺院经济的，另一部代表作是《唐代经济史》（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所以对本书中的六朝和隋唐部分驾轻就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