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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五经”在华夏经籍中地位崇高，是因为孔子删定过。还有很多人认为，《周官》的地位比“五经”低，原因是晚出。至于晚至战国还是汉代，并不重要，总之已是春秋之后。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经籍的地位由它们的出身决定，而非纂辑时间。“五经”之所以成为经，不是因为孔子从群书中选择了它们，而是它们本身具有高贵的身份，孔子不得不选择它们。至于《周官》的出身，则与“五经”相埒。本章专论相关问题，不是矫情，而是涉及如何认识华夏文明的源头，不得不辨。
一、“五经”与官书
前面说过，《周官》出自大宰官档，代表有周一代的王国官书。“五经”也源出周的中央官署，同样是王国官书。
《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初封建鲁国时，赐鲁国“祝、宗、卜、史”四官。祝官负责祝诅祈祷，宗人负责丧祭朝宾，卜官负责占卜筮问，史官负责记录起居与草诏宣命，四官均兼有整理编辑图书文件的职事。而据《周官》记载，大宗伯掌春官，其下由祝、宗、卜、史四种官署组成。周的成均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监，由大宗伯下的中大夫大司乐掌管。均，均和音调，顾名思义，这个机构是把贵族子弟们培养成懂音乐的人。按《大司乐职》，教师中的“有道有德者”，死后在“瞽宗”内享受祭祀，奉为“乐祖”，可见精通音律的教师在成均中的地位最高，是公认的学问德行最佳者。周全盛时，诸侯朝觐周王尚需演练“弓矢舞”。弓矢舞与干戚之舞属于“武舞”，是手持兵器的战阵舞。那时，音乐与舞蹈不分，音乐是贵族们的必备技艺。以音乐为主的教育，对教学双方的要求极高，是真正的贵族教育。汉晋士族犹有上古遗风，嵇康善奏《广陵散》不是偶然的。周的贵族子弟还自小习武，上自周王，下至士庶子，无不熟悉射御，足以胜任戎车上的甲士之职，可谓文武兼备，并无两晋高门的萎靡清谈之风。唐以后，教育平民化，以考取功名的科举教育为主，以音乐为主的贵族教育渐渐衰微。
依旧说，成均的课程分为诗、书、礼、乐等四门，又称“立四教”。
《诗经》原本是成均里的音乐课教材。按《大司乐职》，乐细分为乐德、乐语、乐舞、乐器和大合乐，除乐德是理论课，其余都是技能课。乐舞、乐器与大合乐在汉代已失传，只留下一些曲名或舞名，尤其是专为配合周王行止的《九夏》之歌，乃礼乐之至重，然而曲调和歌词皆无传，仅名称载于《钟师职》旧注中。诗，是乐语的一部分，到后来独立成一门课。学诗是为了懂得兴道、讽诵、言语等，胜任传达诏令、出使四方等职。《诗经》中的《国风》，是王官采集各地大夫士或乐官的诗作，选其精品，由瞽蒙为周王讽诵。讽诵时，乐师偶尔拨弄一两声琴瑟配合声调
，似后世的清唱。讽诵的歌词有韵，又分风、赋、兴、比。所以，《伐檀》非伐木工人所唱，《与子同袍》也非徒卒所写。庶民不识字，不可能作出隽永的风歌。至于雅、颂，是大司乐官署中的乐师专为祭祀、朝会等大礼仪而作曲填词。雅、颂一出，金鼓齐鸣，不适合讽诵。风、赋、兴、比、雅、颂，合起来就是“六诗”。
总之，《诗经》相当于音乐课的歌词部分，因为形于文字而流传下来。乐和舞无字，早已失传。
《尚书》和《仪礼》的源头，是“四教”中的书和礼的教材。王室、贵族子弟由《尚书》而学习历代周王的诰令和重臣谏辞，由《仪礼》学习各种正式场合中的仪轨。传说《诗》《书》等是孔子自卫返鲁后删成，用以教授门徒，其实，孔子用的就是在鲁、卫等旧侯国中流行的教材，与周王室所用的版本尚有等级差距。王子弟、卿大夫嫡子和诸侯之子所用的选辑本与士庶子不同，课本的选辑时代又不同，也就有不同版本流传。其他版本未经删定，传习之人少，最终失传。《尚书》之外有《逸周书》传世，也就可以理解了。传世的《仪礼》，又称《士礼经》，是王士等级肄习的礼，也适用于士庶子，大概孔子的学生以士庶子为主。诸侯和大夫的礼仪适用面窄，没有专门为其删定教材，也随之失传。以上是《诗经》《尚书》《仪礼》等三经的来历，它们的根子在成均，是大司乐所掌的职事，而大司乐属宗官，最主要的职事是在大礼仪上率乐官奏乐歌舞。
《周易》是“三易”之一，也是教材，由卜筮官掌管，用于教授刚入门者。《周易》，主要记录曾经应验过的卦辞和爻辞，便于初学者学习变爻，进而掌握爻与象的变化关系。由于无人亲授，现存于其中的典故多已失传。传说《连山》《归藏》《周易》分别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筮法。不确。周的卜筮官根据不同情势灵活运用三种筮法。《周易》记载的筮法是利用变爻为占。还有两种失传的筮法，一种以不变的彖象为占，另一种有第七爻和第八爻，以不变的七、八爻为占，连山易和归藏易就是阐述以上两种筮法。这两种筮法是高阶筮法，更隐秘，是在筮人对易象了然于胸之后才开始学习，没有教材，或教材不成体系，只能口授。无人亲授，故而失传。总之，《周易》是卜筮官学习职业技能的入门级教材，在这一意义上，它与《诗经》《尚书》《仪礼》是相通的。不同的是，《周易》是专业教材，《诗》《书》《礼》是通识教材。
以上是“五经”中四经的来历，唯有史书不是教材，而是史官尽职的成果。本来，与四经相配的史书应是周大史所掌的周史，但周史已失。前516年（即公元前516年，本书“公元前”皆简称“前”），王子朝、召公之族等奉周之典籍奔楚，这是王室典籍最大一次散亡，据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从此不在周。好在鲁国在旧侯国中的礼制等级最高，周初得赐王国的祝、宗、卜、史四官，故鲁《春秋》就是周史官的笔法，可以聊补阙典。
“五经”的真正相同处是祝、宗、卜、史四官掌管的官书，若按今本《周官》的体例，也可以说是由春官掌管的官书。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是王政或王制的一部分，而且是文字部分，三代文明的精髓浓缩于此。明确“五经”的出身，就知道它们的真正作者是周初以来的历代王官，是历代王官守职的积累。其中，诗歌的采集和编辑是历代大司乐及其所属乐官的职事，掌管和利用“三易”则是祝卜官的职事，记录周王起居与国史是史官的职事。
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和《仪礼》二书不是某个中大夫或下大夫官署能独立编纂。《尚书》有两大部分，一是周王诰命和重臣谏议，二是盟誓。而原始档册藏在不同官署，诰命和谏议由内史保管
，“礼书”“约剂”等藏于大史官署。
内史和大史虽皆史官，互相之间并无隶属关系。《仪礼》则必须以藏于各种官署中的“礼书”为底本，这些官署也互无隶属关系。比如，主持周王祭祀、朝觐等大礼仪的是大宗伯，相关礼制藏在大宗伯官署。
而大行人主持宾客之礼，相关礼书藏在大行人官署。大行人属于秋官，与大宗伯并无隶属关系。又如，邦国、宾客的“礼籍”，由小行人掌管。而记载贵族谱系和昭穆关系的“礼法”由小史保管
，相关“礼书”及历朔藏于大史官署。大史属春官，小行人属秋官，二者无隶属关系。要完成礼书的编纂，只能由一个上级官署来协调。考虑到这些官署曾有共通身份，就是周王的近侍官，所以，这个上级官署只能是大宰。实际上，祝、宗、卜、史在春秋时期仍属大宰，独立出来的时间应该在战国时期。这在下章再详，此处从略。无论如何，“五经”是依据周王官署所藏簿籍档册为底本，由大宰主持，而由一些中大夫或下大夫官署共同参与编纂的，它们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经历的选辑删定过程也不是一代或一次，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官书，非私家所能办，其中四经是王国官书，只有《春秋》是姬姓侯国的官书。
明确“五经”的官书性质，才能理解为什么孔子如此重视“五经”的整理。孔子以一己之力删定和继述“五经”，有力地保护了周之典籍，这本身是不世之功。但若说孔子“作”五经，就过头了！“作”与“为”二字，先秦时均有创制之义。孔子明确表示自己“述而不作”，也深知这些经籍的创作者是谁，不敢妄称自己是“作”。孔子删定“五经”的真正意义是把官书带到了民间。明确了“五经”的官书性质，还可以澄清另一个问题，以“五经”为代表的周之典籍，是三代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文化的总源，绝非儒家所能独擅。诸子百家皆从周之典籍中汲取营养，本同而末异，各有偏重而已。
二、《周官》与官书
上面不厌其烦地阐述“五经”的官书性质，因为它是理解《周官》出身的重要背景。
周大宰一直以近侍官首领的身份，负责周王室典籍的编纂。近侍官是一个庞大的职官群体，现在看到的《周官》的官署，大多都有近侍官的背景，或从近侍官发展出来。保留在天官之下的官吏不必说，他们充任宫廷侍卫，负责周王日常饮食，服事内宫的起居等。整个春官，也即祝、宗、卜、史，原本在天官之下，渐渐有了独立的必要，独立并升格为一个上大夫官署。另外，夏官中有一个庞大的仆、御、右系统，平时随侍周王左右，战时则充近卫军。而秋官之下，维持外朝礼仪的朝士，主持宾客礼仪的大行人及其属官，如司仪、掌客等，无疑都曾是近侍官身份，后来随着区别内外朝才分出去。“五经”既可视为王国官书，又可视为侍奉周王的工具和成果，“三易”用于占卜周王的动静，史书记录周王起居，风歌是为周王讽诵，雅颂则是大礼仪上金奏的一部分，《尚书》和“礼书”是教育王子们的课本。当然，把近侍官一概视为内廷官，也是欠妥的。王的身份不分公私，祝、宗、卜、史等既侍奉周王，也承担公共职责，具体体现在代表周王整理和发展全国的文化事业，包括整顿礼乐，提供教育资源，发布最新的文化成果，等等，在这一意义上，《诗》《书》《仪礼》是公共职事的产物。其他的近侍官也大多如此，侍奉周王就是公务，比如，戎右在战争中保卫周王，而保卫周王本来就是战争中至高无上的公务。
周初以来，大宰是近侍官首领，侍奉周王是大宰的主要职事。一方面，大宰面对周王时是代表近侍官群体，任何属于近侍官的职事都由大宰负责，近侍官的功过皆可归之大宰。另一方面，对外时，大宰又代表王室，凡王室所出，皆可谓出自大宰。说“五经”是官书也是因为，第一，它们的底本是王国近侍官署所藏簿籍，具有资料的唯一性；第二，它们是近侍官群体通力合作编纂而成，编纂群体是王国的学问权威；第三，从《诗经》在春秋时期的修订情况看（详下节），近侍官群体会因时宜而不断修纂典籍。总之，在周之典籍的形成期，大宰一直是理所当然的总纂人。这不是因为他的个人智慧特别突出，而是由大宰作为近侍官首领的职务所决定的。由大宰任官书总纂，等于说由近侍官群体作编纂。说大宰是总纂人，既是尊重近侍官的集体劳动成果，也是承认典籍的权威性。除大宰以外，任何周人没有资格担任官书总纂的名声，也没有周人敢当此名声。
《周官》也是一部周的官书。据《大宰职》，大宰职权的前三项是掌六典、八法、八则，它们都是建立官署与治官的法典，分别对应“邦国”“都鄙”“官府”。邦国，就是诸侯国及其官署。都鄙，是王畿以内的城邑及其官署，相当于后世所谓地方官。官府，特指王都的官署，相当于后世所谓中央政府。大宰掌典、法、则，就是辅助周王建立和监督全国官署。小宰与宰夫则是大宰官署内的大夫官，大宰的治官职权通过他们具体执行。小宰最重的职权是“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简称“六叙”
。叙，通秩序之序。第一叙是“正其位”，旨在辨明官吏在朝堂上的位序。宰夫是大宰官署内的下大夫，通常，上大夫官署里的下大夫负有考核官吏的职责，又称考。而宰夫的职事则是考核百官，这一职责涵盖许多内容，除了官吏是否守职，还包括朝会、宾客时的站位，祭祀时是否尽职，以及各级官府的财物出入。凡敢贪墨或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报告大宰，以官刑诛杀之，相当于后世的监察官。不过，宰夫的监察权是从属于大宰和小宰，并不独立。实际上，小宰也有考核监督的职事，称为“八成”。
八成是官署处理公务时必须填写的官文书。后世视为契约文书的“傅别”“质剂”等，均属于八成，由官府填写一式两份，一份付私人保存，作为管业凭证。另一份则保存在官府，以备后验。它们归档前，要制作摘要或目录，称为“要”。到月底，各级官府向小宰呈报“要”，也即报告本月的工作。年底，群吏亲自到大宰官署，持簿汇报，接受考核，即“致事”。
总之，这些官文书本是考核官吏业绩的依据，后来经年累月地保存下来，渐渐成了独立的簿籍系统。最终，大宰官署内大约保存了两大类官吏职事簿籍。第一类以六典、八法、八则为主，是考核官吏的法典，相当于今天的机构组织法。可能还有一些历年考核中应对特殊事例而制定的零星规范，附在其下。王国一切官署和官吏的法定职事，尽在这类簿籍中。《周官》的编纂也主要依据此类簿籍。第二类则是一些次级规范，如官吏征收贡赋的考核规范称为“九职”“九赋”“九贡”，财政支出的考核规范称为“九式”。还有各官署每年例行呈报的“要”，以及由大宰作出的考核批语等。《周官》编纂时必须参考此类簿籍档册。《大宰职》是《周官》首篇职文，开篇就讲典、法、则是大宰的最高职权，正是开宗明义，阐明全书的编纂依据。实际上，祝、宗、卜、史分离出去后，这两类簿籍档册就成了大宰直接掌控的最大一批官书，以其为底本编纂《周官》，大宰作为总纂人是实至名归。
司马迁在《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中都说《周官》是周公所作。不只太史公，《周官》的历代经师多持此说。孙诒让终其一生相信《周官》乃周公旦所作。不明其中缘故者，以为妄说。其实不然。《周官》的经师们知道，周公主持编纂的传说恰与大宰是官书总纂的传统暗合，不得不从旧说。不明这一传统，简单地拒斥这一传说，既失了学术上的依归，又偏离了周的官书传统，难以服人。我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周公编纂《周官》的传说。它是口授时代的经师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线索，我们有义务小心考察经师口授与史事之间的关联，看看两者是否存在相互印证的可能性。
那么，传说中的“周公”与大宰是什么关系？
一、周公与遭变
要说“周公”，需要从《尚书·金縢》说起。《金縢》在今文《尚书》中列第十三，但清儒深疑它记载的史实。《金縢》中有句话：“（周）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孙星衍以为，《金縢》原文至此而止，下文“秋大熟”为后人所加。又怀疑“王翼日乃瘳”以下，皆史臣添加。颇有见地。《金縢》有续加文字，本不足怪。上面解释过，《尚书》是王族和贵族子弟的课本，它的主要作用是明理，而非记史。记史是史官的职事，非成均所能置喙。而成均的王官增修《金縢》，又是毫不足怪的。破解《金縢》续加文字的钥匙，就在《诗经·鸱鸮》。
《鸱鸮》在《豳风》之二。今本《国风》中，《豳风》排最末，共七首。第一首是《七月》。《七月》毛《序》：“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这段话最关键的是“周公遭变”四字，此四字当是毛公所受师说。后面的文字则是毛公以己意解释。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反而乱了。由于“后稷先公”四字，后人顺着思路，误以为这个“周公”指第一代周公，也即周公旦。这就读歪了。其中的关键是，周公不等于周公旦。周公旦虽遭管、蔡流言，却未遭变故。后儒不信“周公旦遭变”，也连带着《豳风》之旨不明。
须知，只说“周公”，可以泛指任何袭周公之爵的人，并不特指周公旦。现在知道西周时期的三个周公，一是周公旦，谥周文公；二是周公旦之子君陈，谥周平公；三是“共和”时，《周本纪》提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中的周公。这个厉、宣二王时期的周公，名字和谥号俱失。春秋时期的历代周公事迹，详见《左传》。《国语》也有。综合二书，分叙如下。
一是平王时的周公，可能是隐公元年《春秋经》的“宰咺”，前722年出使鲁国，不久去世。谥号不详。
二是桓王时的周公，名黑肩，谥周桓公。《左传》隐公六年载，周桓公谏桓王亲善郑国，王不听。此年是前717年。《左传》桓公五年载，桓王伐郑，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此是前707年，周桓公的事迹另见《国语·周语》和《左传》闵公二年。《春秋经》桓公四年载，此时的周大宰一职由渠伯纠担任，说明周公黑肩的资历尚浅。前694年，周庄王即位三年，周公黑肩欲弑庄王，辛伯告王，庄王杀周公黑肩。
三是周庄王所立的周公忌父，名孔。忌父是字。《左传》庄公十六年载，周公忌父或曾出奔虢，年月不详。这代周公已有“遭变”的事迹。前678年，“惠王立而复之”。《左传》僖公十年载，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大夫立晋惠公，此为襄王二年（前650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甘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等。此周襄王十六年（前636年）。不久，周公忌父去世。这一代周公早在周襄王即位（前651年）时已任大宰。《春秋经》僖公九年载，齐桓公葵丘之会，“宰周公孔”赴会，宣王命，赐齐侯胙。归途遇晋献公，劝其不必赴会。
四是周襄王二十二年以后，立周公阅。这一代周公经历了周襄王后期，以及顷王、匡王和定王等朝。《左传》僖公三十年载，襄王使周公阅聘鲁。鲁享，有昌歜、白黑、形盐。《春秋经》僖公三十年称周公阅为“宰周公”，此是前630年。前613年，周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致顷王之丧未赴告诸侯。匡王即位，周公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又讼周公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复”就是复位。不失位，焉有复位？！这代周公也有“遭变”之事，只是时间很短，史已失载。春秋中期以后，周王族、重臣争政之事，愈演愈烈。前594年，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居然杀召戴公与毛伯卫。
五是周公楚，末代周公。在周定王、简王二朝。《左传》成公十一年载：“周公楚恶惠、襄之逼也，且与伯与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左传》成公十二年载：“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此是周简王七年（前579年）。自此以后，《左传》中不再有周公事迹。《左传》襄公十年载，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叔大败，奔晋。此是周灵王九年（前563年），距周公楚失位16年。这个“伯舆”或跟与周公阅争政的“伯与”是同一人。王族、贵族们争权夺利，不亦乐乎，已没人去管远离政治中心的周公楚。
复，《左传》中的常用词。一指重复，二指复命，三指报复，均与我们要说的意思较远，不赘。四是指复归。《春秋经》僖公二十八年，“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又说“曹伯襄复归于晋”，这都是复归的用法。复归的表面意思是回国，也可表示国君复国，视具体情况而定。若说某位国君“不复”，肯定是失国。如《左传》桓公五年说“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复的第五种用法，是卿大夫失位，周王使其官复原位。若诸侯的大夫失位，则由国君复之。这也是一种固定用法，前引《左传》庄公十六年惠王复周公为一例。同年《传》还有一例，是郑大夫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定叔是共叔嫡嗣，故郑伯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可见，复某大夫，包含了存亡继绝之义。不复，则这位大夫尽失官爵与采邑，沦为平民，而且此人代表的先大夫宗支随即绝嗣，无人祭祀。注意，周王不复周公楚，是使周平公以下历代周公无后，不能血食。至于周公旦，另有鲁国等祭祀，不算绝嗣。这已可谓罚过其当。比照周公黑肩，虽然犯下弑王大罪，尚且罚止己身。周公楚不过是争政失位，居然累及历代周公绝嗣，是极不公平了。《左传》襄公十年载，王叔之宰骂伯舆“筚门圭窦之人”，指其出身低微。伯舆的大夫瑕禽则辩称，伯舆等“七姓”扈从平王东迁，彼时平王赖其备具牲用，赐之骍旄之盟，誓词曰“世世无失职”。恰恰印证了伯舆等七姓是春秋初年随平王东迁而新兴的贵族。可以说，新旧贵族争政与王室嫡子争王位，是周王室彻底衰落的两条主线。
春秋中晚期，周、召、毛等旧族不断被清洗出局。但是，周公对周人的意义超越其他旧族。《左传》昭公七年载，鲁昭公前往楚国之前，梦到鲁襄公祖道，不知吉凶。梓慎想起襄公赴楚国前，“梦周公祖而行”。于是子服惠伯判断此梦吉利，理由是：“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换言之，有周公祖道的鲁襄公获得好运，还会把这层好运转给鲁昭公。周公岂非有福佑之神力？！鲁襄公距周公旦已有五百年，他梦到的是哪个周公呢？值得斟酌。孔子叹自己衰老，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的时代略晚于周公楚，他当然知道周公不复之事。后世都认为孔子梦到的是周公旦，孔子怎么知道周公旦的容貌？会不会是梦到比他稍早的周公楚？这些都是有趣的问题。无论如何，“周公遭变”是春秋中晚期的大事件，周公不复，不只是周公楚个人遭放逐，而且意味着周公旦在王官的一支绝嗣。对周人来说，周公已是文化象征，具有特殊的符号价值。周公之祀不可绝，似乎已成周礼的一部分。所以，后世听来轻轻松松的“周公遭变”四字，在当时相当沉重。两千多年后，尽管文献缺佚严重，但只要仔细体察，还能感受到弥漫于周人族群的悲伤。“周公遭变”在周的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大事件，而且文化的意义远大于政治意义，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周人的悲伤，也无法理解《豳风》。
二、《豳风》与周公遭变
《豳风》七诗写的是“周公遭变”后的悲伤心情。不能把《豳风》七诗拆开讲，否则就失其真味了。以下贯通解释《豳风》七诗的主旨。
《豳风》之首《七月》是一首咏大宰的诗。大宰与周公是有区别的。《左传》定公四年载：“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太宰即大宰。从春秋时期周公任大宰的情况看，周公旦的嗣孙成年之后，先继任周公，不一定马上任大宰。周的官职是有能者居之，并不世袭。这是基本原则，大宰一职也不例外。但事实上却有“世职”的惯例。
大宰由历代周公担任，这一惯例大约在西周时已经形成。不过，若继周公者资历过浅，不会立即出任大宰。一旦周公出任大宰，则成“宰周公”，意味着他既是三公之首，又是六卿之首，唯在周王之下，而在百官之上，相当于后世的首辅。季札赞《豳风》：“其周公之东乎！”所谓“之东”，就是《金縢》的“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季札此语，不但明示《豳风》是赞周公旦之歌，而且暗示《豳风》的创作年代可以上溯至西周初年。现存《豳风》七首唯有《七月》的文辞最古，则季札所谓《豳风》就指《七月》。需要注意的是，季札只说《豳风》让他想到周公旦的形象，并不是说《七月》讲“周公之东”的事情。《七月》是讲一个人终年辛勤劳动，后来有人说是歌咏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实际上，《七月》讲的是大宰率属吏为王宫用度而忙碌，需联系天官的职事才能准确理解。比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司裘在入冬前献良裘，并为周王准备颁赐大臣的功裘。
“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以及“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等句，是大宰视察甸师的农功，并督促其为王宫送去谷物瓜果。
到了冬月，要安排凿冰，由凌人纳冰于凌阴
，次日则要为周王大祭准备羔、韭等物品。《七月》与周公的关系如下，周公旦是第一代大宰，《七月》歌咏大宰尽心尽力地侍奉周王，一旦奏演，周人无不知是在歌咏宰周公。
《七月》在春秋中晚期是否修改过？或者说，季札听到的《七月》是否西周初年的原词？可以肯定，《七月》已非旧词，其中窜入了“周公遭变”后的改词。改动的主要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等句。“公子”喻周王，这是《诗经》中常见的譬喻。原词本当类似“取彼狐狸，为公子裘”，或如“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讲的是为公子劳作之事。现在看到的是改成公子抛弃了侍女，暗示“周公遭变”。又如第一章末句“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比喻失去采邑的大夫，犹如无衣御寒之人。凡此种种寓意，与后来六首无不呼应。换言之，西周时的《七月》本是赞咏“宰周公”尽职尽责，至周公遭变后，原来的主旨不合时宜，于是有人改了原词，变为“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以下六首，取譬虽不同，主旨与改后的《七月》一致。
《豳风》之二《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借周公旦之口，希望周王怜惜其子孙。“我子”，周公旦的嫡子孙皆可称为“我子”。“我室”，指周公这一支族。某个嗣孙废为庶民犹可，但不要让我这一族从此覆亡，劝周王复立周公。第二章以后是失位周公自道，俱是沉痛哀号，如“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未有家室”；等等。
《豳风》之三《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东山”，当是周公楚出奔所居的地名，在洛阳的西边。我怀疑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晋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的东山。诗中称“西悲”，又说思念东方，称东方为“曰归”，又说“我来自东”，唯恐读者不明作者的故地在东山以东。历代经师不明此诗讲周公失位，非要说是周公旦之东平定管蔡之乱，遂有各种曲解。此诗有“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明确出奔时间已三年，与周公阅短暂失位的情况不同。又有“之子于归，皇驳其马”，用新娘出嫁的盛大场面，表达光耀复位的殷切期望。此诗应是周公楚及其从臣所作。
《豳风》之四《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以兵器破损起兴，比喻周公及其随从家臣曾经为王国浴血奋战。“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等句，是赞美周公旦平定叛乱，安定四境，有大功。全诗寓意周公旦不当绝嗣。
《豳风》之五《伐柯》，毛《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堂之不知也。”郑《笺》：“欲迎周公，而朝堂群臣犹惑于管、蔡之言。”此诗历代争议不大。伐柯需斧斤，娶妻需媒人，喻意治国需得人。大概周王欲复周公，而朝堂中有人阻挠，故周大夫写诗讽谏。
《豳风》之六《九罭》，“鳟鲂”，名贵的鱼，与小鱼混杂。鸿，大鸟。“鸿飞遵渚”，大鸟落在狭窄的河滩上，与小鸟杂处。衮衣，祭祀之首服，周王以下，唯公卿与侯爵可服。“我觏之子，衮衣绣裳”，周公出奔在外，平时穿常服，遇祭祀之日，着衮衣走出来。从臣见此情景，不禁哀叹“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这首诗第四章说“公归不复，于女信宿”，断定周公不复的结局，显是周公楚的从臣所作。
《豳风》之七《狼跋》，称周公为“公孙”，描述周公楚的相貌和处境。毛《传》：“老狼有胡，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有难，然而不失其猛。”王先谦引胡承珙：“周公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正跋前疐后之状。”
均值参考。此诗有盖棺定论之义。鲁襄公、孔子梦到的周公，或是此诗描述之貌。
总之，《豳风》专为周公所设，后六首都出在春秋时期，也即“周公遭变”之后。“周公遭变”四字中的周公，不指初代周公，而是周公楚，也即春秋中晚期失位的末代周公。
三、《七月》与“宰周公”
《七月》与历代周公的地位大有关系，再赘数语。
《诗经》中的《国风》诸篇，均是王官采自诸侯国或大夫的采邑，无一例外。豳近宗周，是周人的发源地之一，周之旧族多自此出，其地或有先公陵墓，非普通的诸侯国可比，故《豳风》具有特殊的地位。所谓“不登大雅之堂”，指《国风》不在天地、先王等大祭祀的场合中演奏。《豳风》则不同，《春官·籥章职》说《诗经》中有《豳雅》和《豳颂》，让历代经师大惑不解。方玉润说：“唯《周礼·籥章》‘豳雅’‘豳颂’之说，一诗而分三体，无人能言。”又说：“天下岂有此文义，亦岂有此‘籥章’？无文义则无音节，无音节则不成‘籥章’。”说到这个地步，就是承认无解了。凡上古之事，无解则存疑，不必强解。但他接着说：“总以误读《周礼》之过。《周礼》伪书，本不足信。诸儒又泥其辞而不敢辩，至谓本有是诗而亡之，则无中生有，滋人以疑，谬孰甚焉？”
明明是不通《周官》，却批评旧说“无中生有”。《诗》之义多在《诗》外，需依周史或周制才能解。方氏不然，自己不通，却大言炎炎，随意指斥《周官》为伪书。这都是因为清儒离上古太远，又以通一经为能，不及他经。汉儒离上古近，信师说，又以通数经为常，不敢如此冒失。
我来解释为何《诗经》中原有《豳雅》和《豳颂》。雅和颂都是周王祭祀时所奏，其中又有等级差别。按《大宗伯职》，周王祭祀的神祇有大、中、小三等。大祭祀是祭昊天上帝、社稷、五祀、五岳、先王（含先公）等；中祭祀有日月星辰、山林川泽等；小祭祀则有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四方百物等。大祭祀是周王亲祭，大宰与诸卿助祭，奏六乐。按《大司乐职》，祭祀必奏金钟和大鼓（“令奏钟鼓”），也即“金奏”。金鼓齐鸣，盛大至极。但是，六乐对应的是大、中二等祭祀，小祭祀所奏乐歌已失载。按《春官·乐师职》：“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小事”当含小祭祀，可见小祭祀仍有金奏。按《地官·舞师职》：“凡小祭祀，则不兴舞。”则小祭祀无舞，无舞也就无乐。为什么两篇职文矛盾？“凡小祭祀则不兴舞”一句是注文，原本为前一句“凡野舞，则皆教之”一句出注。野外祭祀分大小，祭五岳就是大祭。出注者想说，野外大祭仪上的舞是野舞，但野外的小祭祀则不兴舞。而且，舞师是地官的属吏，负责祭祀地方神祇（山林川泽或四方百物）时兴舞，主祭者不是周王，故小祭祀不舞。乐师是春官的属吏，也即宫廷乐师，负责为周王祭祀时奏乐，故小祭祀也有金奏。宫内的小祭祀通常由大宰代替，周王并不参与。即使大、中祭祀，若周王有故，也可由大宰代祭，称为“宰祭”。
乐舞的等级，以金奏为上，吹乐器为下。记录乐器之官主要是《磬师职》《钟师职》《笙师职》《镈师职》四篇。其中，磬、钟、镈三师皆主金奏，唯有笙师教奏吹乐，如竽、笙、埙、籥、箫等。吹乐与今天交响乐团的管乐相当，但其中的埙不是管乐器，所以不能称管乐，统称“吹乐”更合适。祭祀乐舞虽以金奏为主，其实仍有吹乐配合。宫廷舞师则排在乐器官之后，职事是在周王祭祀、宾客等仪式上兴舞，有别于地官的舞师。宫廷舞师的职文顺序，依次是《
师职》《旄人职》《籥师职》《籥章职》四篇。
师是大祭祀时的舞师，
就是皮袜，
师的字面意思是穿皮袜跳舞的舞师。郑玄以为
师所舞是“东夷之舞”。误。其说既违旧注，也非经旨。旄人才是从四方选拔而来，专门在祭祀、宾客的场合上跳四方之舞，旄人之舞又称“燕乐”，是比较轻松的乐舞。籥，是一种有簧供按奏的管乐器，不同于无簧的笛、箫等。籥师的专职则是“舞羽吹籥”，又称“羽籥之舞”或“羽舞”。所谓“舞羽吹籥”，据说是一手持羽，一手持籥按簧吹奏。但我怀疑是头戴翎羽，用绳子将籥悬挂在身上，再双手持籥，边吹边舞。羽籥之舞的特点是轻盈，属于文舞的一种，与武舞有别。羽舞也出现在祭祀、燕享中，以籥奏出旋律，辅以钟磬和鼓点，适用于中、小祭祀。总之，最高等级的金奏，是磬、钟、镈三师合奏，参与的乐器有编钟、编磬、金奏之鼓与镈钟等四大类
，金奏与
师合作的乐舞，对应庄严隆重的大祭祀。钟鼓的成分越少，等级越低。不同等级中又有细分，大约以磬鼓配合的称为“缦乐”
，以吹乐为主的又称“祴乐”（《笙师职》）。在宾客燕乐的场合，还有单为旄人舞蹈而伴奏的“散乐”或“夷乐”，或单用笙师和籥师等。
籥章则完全不同。籥章不是诗歌名，而是专职野舞的乐官的名字。《籥章职》：“掌土鼓、豳籥。”也就是说，籥章的舞蹈只用土鼓与豳籥伴奏。土鼓是陶土烧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土鼓原物（现藏山西博物院，通高80.4厘米，上口径25.6厘米，最大腹径41厘米），就是土鼓的祖宗。庙堂上击奏的金奏之鼓是大型鼓，不易拆卸搬动。土鼓的身上有系绳用的耳，可悬挂在乐师腰间，用于野外击奏。豳籥，形制不详，《礼记·明堂位》说伊耆氏以土鼓和苇籥为乐，苇籥的材质当是芦苇秆，其余形制与普通的籥相近。《籥章职》强调“豳籥”，是想指出其形制与常籥不同。而《明堂位》说“苇籥”与土鼓相配，也是强调苇籥与常籥不同。若常籥之外有两种特殊形制的籥，不会一用地名，一用材质名。况且《籥章职》与《明堂位》的渊源明显不同，却一致认为土鼓与籥为祭蜡的必备乐器，所以，我判断豳籥就是苇籥。籥章与籥师分为二官，籥师只负责宫廷内舞乐的演奏，籥章则专职野舞之乐。野外舞乐，不能搬动笨重的编钟、编磬和建鼓等，土鼓与豳籥轻便，便于随身携带。籥章用豳籥吹奏旋律，用土鼓打出节奏，二者配合就能完成野舞之乐。籥章的职事又分三项，第一是在中春和中秋歌舞《豳诗》，是为了迎寒暑节气。
《豳诗》即《豳风·七月》的原诗。迎节气并非祭祀，而是周人的旧俗，当源于豳地，故《豳诗》是从豳地采风而来。第二是在王国祈年和祭祀田祖时，歌舞《豳雅》。现存的《七月》已遭改编，但有“以乐田畯”“田畯至喜”等句，是从《豳雅》中截取的句子。第三是在祭蜡时，歌舞《豳颂》。
郑玄说蜡祭在季冬十二月，现存《七月》的末章有“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等，是对周王的颂辞，当是从《豳颂》中截取的旧句。总之，未经删改的《豳诗》，原有《豳风》《豳雅》《豳颂》三首，《豳风》是迎节气的野舞之歌，《豳雅》是祭祀田祖的舞乐，《豳颂》是季冬祭蜡的舞乐。
按《司服职》，周王祭祀“群小祀”，穿的祭服是玄冕。群小祀，就是《大宗伯职》所谓“四方百物”。《籥章职》所载的祭田祖和祭蜡，比群小祀更小。祭蜡之俗为秦所人继承，平王东迁后仍保留在关中，成为腊八节的源头。祭田祖开启了后世的祭田社。迎节气则成了节气风俗的源头之一。不赘。三者虽细，但周朝专门为其设立籥章一职，又在《诗经》中保留三首歌，予以尊重。野祭无金奏。显然，这些祭祀是大宰的专职，而非大宰代周王祭祀。又因大宰是周公的世职，年深日久，人们一看到这三首诗，就会想到“宰周公”。这是三《豳》成为专赞周公之诗的缘由。
今本《诗经》中的《七月》，是春秋时期改编三《豳》的结果。平王东迁，豳地旧俗不行于成周一带，“宰周公”也早已不主持祭蜡和祭田祖，《豳诗》《豳雅》和《豳颂》当在春秋早期已完成删并，合为《七月》一首。季札观周乐于鲁，是周景王即位之年（前544年）。前一年，周灵王崩。此时鲁国乐官演奏的《国风》顺序是：《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豳》《魏》《唐》《陈》。自《郐》以下无讥焉。此时，《豳风》排在第九。现在看到的《诗经》，《豳风》缀于末尾，而且在《七月》之外出现了创作于春秋时期歌咏周公失位的六首诗作，显然是纪念“周公遭变”，同时为此事画上了句号。要把《豳风》移至《国风》之末，且整齐地加上《鸱鸮》以下六首诗，这不是孔子能定的。从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一定存在一个修订《诗经》的权威机构，它只能是周的大司乐及其所属的王官。至于修订时间，应在季札观乐于鲁之年后不久，那一年距周公楚失位已35年，他不能复位基本确定了。
前面花了许多笔墨讨论周公，都是为了锁定《周官》的编纂者和纂定时间。汉代经师与史家皆说《周官》是周公主持编纂，未必全是凭空捏造。应该先在他们划定的范围里去找，若能找到印证，即从其说。否则存疑。跳出这个范围自创新说，漫无依归，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通过上节发现，“周公”的历史非常复杂。中古经师熟读经史，却囿于“周公”等于“周公旦”的观念，对经传里明确记载的周公失位一事，熟视无睹。可见，历史研究中，史事的删改歪曲还在其次，最大的障碍是执念。
关于《周官》的编纂者，从来就有人说是六国国君之一。
不可信。非不欲，而不能也。至于汉儒伪造之说，也违背基本史事。汉初因袭秦官制，全无周官制的知识。始皇称帝，系统性地销毁了周朝旧籍，历代史家对此再三叙述，毋庸置疑。《周官》面世之后，才能逐步剔除秦官制。若汉儒伪造职文，必须先掌握周的簿籍，这是秦火之后万万不能的。
那么，“宰周公”已在春秋晚期失位出奔，失位前后的周公是否编纂了《周官》？不会。若《周官》编纂于公元前6世纪中晚期，那是文化界的大事，孔子晚年删定“五经”，岂能只字不提。即或孔子偶尔遗忘，他的高足多闻广见，岂能无一语提及？！又或消息晚出，总不至于孟子也不知此书。以博学闻名的孟子，回答周爵制时居然说“其详不可得闻”，仅“尝闻其略”，全无统系。
孟子推崇王制，生前却无法与闻，足见《周官》一书非诸侯国出身的人所能著。世传孟子当周赧王之世，这是说他的去世时间。钱穆先生以孟子寿高85岁为限，将其生卒年框定在前390年至前305年，约周安王至赧王早期。
据此，《周官》成书年代在赧王中期以后，又不晚于始皇焚书。在此期间，有“周公”吗？有！按《史记·周本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
周考王（前440—前426年）再封周公，距周公楚失位已近一个半世纪。这一代周桓公不是周公旦的嫡嗣。《周本纪》并未叙述战国时期周公的职位，从“续周公之官职”，表明延续了“宰周公”的传统，重掌大宰官署。周桓公以后，经周威公，至周惠公时封少子于巩，这是东周公的由来。原居河南王城的周惠公长子，称西周公。所谓“奉王”，当以祝祈、祭祀、卜筮、记录起居等为主，祝、宗、卜、史四官从大宰分出，当在此时。至王赧（前314—前256年）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所谓“西周”，就是河南王城。后来东、西二周公相征伐，有人说：“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可见周王官署及簿籍尽在西周公。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秦攻西周，西周君奔秦，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周本纪》说：“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
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又据《六国年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吕不韦相，灭东周。《括地志》说，迁东周公居阳人聚。
阳人与
狐相邻，均在河南郡南境的梁县（今临汝）附近，邻近颍川郡，但当时颍川尚未属秦，二地就是秦国的边疆。迁，流放刑，也有禁锢之义。自此，东、西二周公俱废为庶民，迁去边疆安置。按《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也就是说，前249年，成周旧地为吕不韦封地。此后，“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又使客人著所闻，成二十余万言的《吕氏春秋》。秦王十年（前237年），免相国吕不韦，就国河南。前235年，吕不韦自尽。
吕不韦食封河南到自杀之间约十四年。我认为，《周官》就出在这十四年间。周的覆亡太突然，赧王、西周公没想到要编纂周官制。周亡，九鼎宝器入咸阳。周官署簿籍废弃无用，无需搬去咸阳，秦昭王又未烧书，所以，周之旧籍就在洛阳的秦官署内，也就在文信侯的封地内。文信侯“厚遇”之人中，很可能就有成周王族。而且，编纂《吕氏春秋》在洛阳，而非咸阳，这从后来食客们窃葬吕不韦于芒砀山，已可概见。《吕氏春秋》的水平，不但远超当时秦国的文化积累，也远超六国的文化水平，为战国晚期学问集大成者。原因有二，一是编辑成员以姬周旧族为主，二是参考文献皆成周旧籍。
编辑《吕氏春秋》的同时，已经在系统整理周的官署簿籍。《吕氏春秋》以季节为主线阐述祭仪、王制等，这十二篇与《周官》以官制为主线，有异曲同工之妙。周人并无以“六”为数的传统，但《周官》分为六编，有意附和秦人的“数以六为纪”。
《周官》以大宰居百官之首，统百官，与吕不韦的地位相符。又，《冬官》亡佚，或许并非亡佚，而是吕不韦败，《冬官》未完稿。《周官》的文字中，并不说周制，若非书名冠以“周”，任何王朝以此书为蓝本，建立官制，皆无不可。现存的五篇《叙官》皆称“惟王建国”等，不像回顾过去，倒像展望未来，这个“王”可以是任何王者，比如秦王或吕王。综合看来，传说中编纂《周官》的“周公”，要么是遭迁刑的东、西周公已迎回，就在吕不韦的食客中；要么暗指身份地位与周公相当的吕不韦。还有一种可能是二者兼指。若如此，汉以后献书的“李氏”，以及河间献王、莽、向、歆等人，异口同声咬定“周公”所作，就容易理解了。他们既没有说谎，又隐瞒了部分真相。若说出此书乃吕不韦所主，恐有人借题发挥。其实，假如吕不韦不败，也不会有周公编纂《周官》的传说，而是文信侯主持编纂的又一巨著问世。前235年，文信侯事败，周之旧籍再次没入秦官府。前213年，丞相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这中间有22年，专门解释《周官》的《周官传》是否成于这段时间，我觉得可以讨论。至于烧书之后，即使成周旧族仍在，也无法编纂。总之，编纂者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战国以后重封的周公，二是以洛阳为封地的吕不韦。可以肯定，此书的编写群体以周大夫士为主，且有大宰官署内所藏旧档为底本，非如此不能办。
最后，交代成周旧族的下落。《秦始皇本纪》说，前235年，凡哭临吕不韦葬仪的秦舍人，爵在六百石以上，夺爵，迁。爵在五百石以下，本无哭临的资格，仍迁。《正义》说，迁地是房陵。房陵即湖北房县，那时还包括神农架、保康等，皆为高山地区。传说此次迁去上万家，主要是河南郡的原住户。按一家平均五口，万家就是五万口左右。前238年，嫪毐舍人四千家已迁房陵。此年秋赦回。而吕不韦舍人迁去，再不赦回。后来，汉武帝找了个名叫姬嘉的人，据说为卫国旁支，立为周子南君，承周祀。元帝又将其后嗣晋爵为周承休侯，封地在颍川郡。无论如何，说西汉时还能在河南、颍川二郡找到周王室贵胄，固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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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辀人》“马不契需”郑司农注：“需读为‘畏需’之需。”段玉裁改需为耎，云：“耎，今本作需。”读作乃乱反。孙诒让：“云乃乱反，则当是耎字。”又，《鲍人》“欲其柔滑而腛脂之，则需”。郑注：“故书需作
”。郑司农注：“
读为‘柔需’之需，谓厚脂之韦革柔需。”《弓人》“薄其帤则需。”郑注：“需谓不充满。”段玉裁校改作“耎”：“耎，《释文》人兖反，今经注《释文》皆伪‘需’。此等皆唐以后转写伪乱。”孙诒让云：“段说是也。需、耎二字声义并异。”又曰：“注云‘需谓不充满’者，需亦当作‘耎’，不充满谓缩减也。《大玄经·耎》云：‘见难而缩’。”又曰：“此经（《弓人》）需与坚，文相对，坚谓坚强，需亦即谓柔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