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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以来，《周官》在群经中享有崇高地位。《汉书·艺文志》是删修刘向、歆父子的《七略》而成，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周官》的目录学记载。它奉六种文献为“经”，一是《易经》，二是《尚书经》，三是《诗经》，四是《礼古经》（《仪礼》），五是《周官经》，六是《春秋》。这就有了“六经”之说。其中，礼类之经两种，即《仪礼》和《周官》。《仪礼》所载不过是士礼，欲知上古王制，唯有读《周官》，故自来称《周官》为“周礼”，《仪礼》不能冠以“周”字。
《周官》遭人非难已久，主要源于其中窜入大量晚出文字。廖平说：“古今疑《周礼》，删《周礼》者，不知凡几。”
所谓“删”，指一些学者试图删去窜入的文字。廖平著有《周礼删刘》，也属此类作品。廖平还认为：一、该书记载的制度不成体系，无法施行
；二、该书与五经的记载多相矛盾，尤其与《春秋》及“三传”抵牾处甚多。
并断定此书是刘歆根据一些残篇拼凑。廖平之说影响了近代学界对《周官》的基本判断，至今不能脱出窠臼。
一、职文与《叙官》
今本《周官》中的确有大量的窜入文字。然而，说《周官》是汉儒伪纂，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大冤案！
要为《周官》正名，首先应明确，该书是否如廖平所说的没有体系？答案是肯定有体系。那就是职文！职文在今本《周官》中的气息非常微弱，似断实续，似亡实存。唯有不带成见，平心静气地研读，才能感受到。职文是什么？职文是阐述王官职事的篇章。通常，大夫官职文的首句句式是：“某官之职，掌……。”
其中，“职”表示职事。“掌”字以后则解释该官的职事。据此，东汉以来，凡称引《周官》的职文，规范称引法是“官名”＋“职”字。如，大宰的职文称为《大宰职》，而不能简称《大宰》。本书无论正文和注释，均采用这种称引法。士官的职文首句，通常省略“之职”二字，但既然知道那是省略，在校点士官职文的首句时，官名之后应点断为佳。现存职文的数量：天官六十三篇，地官七十八篇，春官七十篇，夏官七十篇，秋官六十六篇。共三百四十七篇。若有《冬官》，其职文当不少于六十篇。原本《周官》的职文应在四百篇以上。说《周官》中有大量窜入的文字，主要出现在职文中。
六经的文本结构各有特点，《周官》也不例外。《周官》的经文分为两部分，一是《叙官》，二是职文。二者均按六官，即天、地、春、夏、秋、冬，分为六篇。其中，《冬官》亡佚，以《考工记》代替，实际止存五篇《叙官》和五官职文。每篇《叙官》分两部分：一是简短的叙言，阐述建立官署的必要性；二是罗列官署名、官吏名、官吏员额等。通常，《叙官》载有王官的名称，后面才有职文，无官名则无职文。也有例外，《地官·叙官》有“乡老”，官位是上公，但没有乡老的职文。五篇《叙官》非常干净，没有窜入外来文字。仅此一点，已可判断《周官》有完整的体系。
二、职文的特点
要辨识窜入职文的文字，必须了解职文的特点。职文的规律是：随官等而有繁简，等级越高，职文越繁；等级越低，职文越简。官等最高的是上大夫，尊称为卿。卿的职文是最完整的，分析卿的职文，可知最完整的职文必定阐述三种内容：1．王官的综合职事；2．王官的具体职事；3．王官的礼仪职事。
通常，大夫官才有综合职事。综合职事其实是由大夫官所代表，而由下级官吏配合执行。以地官之卿大司徒为例，综合职事之一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这一职事不是大司徒一人去完成，而是由地官序列里的许多官吏配合完成。本书介绍图籍制时，另有专论，此处不赘。再举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大司徒职》说：“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表示封树疆界是大司徒的职事。但是，实际执行封树疆界的是封人
，它有独立的官署，不在大司徒官署之内。按《地官·叙官》，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率领胥徒六十六人。为王国、诸侯、采邑等封树疆界，这些人手肯定不够。可见，封人也只是指导，使疆界符合制度。由此反推，所谓大司徒的封疆界之职，不过是命令和监督的职权。
具体职事是王官必须亲力亲为的事。无论职爵高低，王官必有亲为之事。大多数士官只有具体职事，无综合职事。仍以《大司徒职》为例，它的最后一句是：“正岁，令于教官曰：‘各共尔职，修乃事，以听王命。其有不正，则国有常刑。’”这是大司徒训诫属官的诫辞，是典型的具体职事。新年时，大司徒必须按照职文所载，召集所有属官来训诫。这段话就是戒辞。中大夫职文里也有类似戒辞，如《职方氏职》：“王将巡守，则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职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刑！’”自“各修平乃守”以下是职方氏的诫辞。训诫的对象不一样，诫辞也不一样。大夫必须亲自训诫，否则是失职。
礼仪职事，指王官参与祭祀、丧纪、宾客等大礼仪上的职事，也需本官亲力亲为。大致说来，天、春二官的属官均要参与周王祭祀和丧纪。若职文中没有明示，也默认于其中。如天官的女史，职文中没有丧祭职事，但女史是王后近侍，《女史职》说“凡后之事，以礼从”。所以，凡是王后参与丧祭之事，女史一律随从服事，不必细说。但地、夏、秋三官的大夫有礼仪职事，士则没有。参与大礼仪，体现了大夫官的尊贵身份。以大司徒为例，他在大祭祀的职事是：“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指在祭祀五帝时，大司徒为周王传递宰好的牛牲。大司马的祭祀职事：“大祭祀、享食，羞鱼牲，授其祭。”指在大祭祀和享食礼上，大司马为周王传递鱼牲。二者虽有小异，均表示大夫们有资格参与大礼仪，有幸分享神祇的福佑。史载，诸侯朝觐，周王命其助祭，《左传》称为“命之宥”。宥者，佑也。是极荣耀之事，虢公、晋侯等姬姓诸侯曾与焉
，他人不及。这与大夫官职文中记载的礼仪职事，可以相互印证。职文与五经、传、记之间相互印证之处很多，详见本书各章，不赘。
能否掌握职文的特点，决定了能否辨别窜入文字。只有把握职文的体系，理解职文的性质，熟悉职文的气息，才能辨别出窜入文字。另外，只有熟悉职文的特点，才能识别出职文的缺佚部分。如，大行人是秋官的中大夫，分析《大行人职》，发现只剩下具体职事和礼仪职事，说明综合职事已遗失。又如，职方氏是夏官的中大夫，分析《职方氏职》，发现有综合职事和具体职事，没有礼仪职事。中大夫有资格参与大礼仪，可知礼仪职事已缺失。
廖平等经师说《周官》与其他经传相抵牾，是只看到了窜入的文字。究竟抵牾与否，在没有剥离窜入文字之前，无法定论。下面就为窜入文字定性，并介绍辨别窜入文字的方法。
一、辨别的依据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复原《周官》的职文。复原职文与辨别窜入文字是一回事。辨别出《周官》中的窜入文字，将其剥离出来，剩下的就是职文。实际上，从最终校出的窜入文字看，窜入文字主要是解释职文，也就是经文的注疏。只是因为失了前辈经师的讲解，后世经师不能识别经文与注文，所以在传抄中，把注文当成经文，粘抄在一起。
众所周知，印刷术流行之后，先秦经籍通常采用经注合刻的排版方式，也即注疏紧随着经文，一般不会采用页下注或尾注。由于注疏紧随着经文，为免二者粘连不辨，排版时必须把经文排成大字，注疏排成小字。凡阅读过十三经注疏影印本的学者都熟悉这种格式。这种版式也常见于古代法典，即律文用大字，疏议或律注用小字，凡阅读过这些法典影印本的学者，也无不熟悉这一格式。其实，在简牍时代就采用注疏随经的版式，印刷术普及后的经注版式只是继承了手抄经注的传统，并非新创。早期经文本没有注，全凭经师口授。口授讲经无需在经文上加注，也就避免了经注混淆。后来，早期经师的讲解也成了重要知识，为防遗忘，后代经师开始在经文上添加注释，这些注释用小字写成，以免与经文粘连。但是，终归是手写，经文和注文的字体都不规范，就产生了经注混淆的问题。所以，在手抄经籍的时代，强调跟随专攻某经的师傅读经，也即师徒亲授。明乎此，今本《周官》的形成原因也就清楚了。简单地说，《周官》原本在手抄时代已成绝学！这个“绝”，不是指经文亡佚，而是指讲解此经的经师全部亡故，没有人传承其学，经与注无法分辨，粘连在一起，失去了正确的断读，最终经文湮灭于注文之间，也就等于此经失传。像《逸周书》《司马法》等上古经籍的失传，大致就是这个缘故。印刷术发明之后，刻印本用规范的大小号字体严格区分经注，经注不再混淆，这种意义上的“绝学”已经无法想象。今本《周官》等于是郑玄注本，后世学者奉郑注为圭臬，以为郑玄受马融亲传，而马融或上承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等人，再与刘向、刘歆等西汉经师的学统连贯，可谓传承有序。现在看来，此经很可能在东汉早期已失师说，传到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等人手上的就是一部经注混淆的囫囵本。郑玄再为这个囫囵本出注，形成了今本《周官》。
职文是阐述王官的职事。所以，辨别注文的主要依据，一是看是否阐述官制，二是看是否阐述王官。大量的注文并不讲制度，而是在解释职文中涉及的器物。如果明确职文的特点，断不会将其视为职文。有些注文虽然是讲重要的制度，却不是官制。如果知道《周官》只讲官制，断不会将其视为职文。还有的注文阐述诸侯及其官吏的职事，但并不是阐述王官。如果知道《周官》只讲王官，也断不会将其视为职文。从最终复原的职文看，《周官》一书只偶尔涉及诸侯，基本不阐述诸侯制度。凡大量阐述诸侯的文字，一概是注文。
值得注意的是，注文的字数远多于职文。各种迹象显示，增添注文的次数不止一次，也即注上再添注，枝蔓不断。若阅读者带有成见，一上来就认定今本《周官》是一部伪书，再被杂七杂八的注文牵引，忘了职文的主旨，也就谈不上辨别注文。须知，今本《周官》中仍然保存着一些干净的职文。一些不重要的士官，其职文多是干净的，没有注文窜入，或者有也较少。这些干净的士官职文，特点是直陈职事，文辞简约，全篇只有二三十字，绝不拖泥带水。大夫官的职文，大部分有注文窜入。越是重要的大夫官（如上大夫的职文），注文越多。但仍有一些大夫官的职文较干净，特点仍是文辞简约，通篇不过一二百字，如《州长职》《大史职》《遂大夫职》等。更少的只有数十字，如《司门职》《县正职》等，可作为校点大夫官职文的标本。由此反观，那些动辄八百字以上，甚至千余字的职文，如《大宰职》《大司徒职》《小宰职》等，必定窜入了大量注文。
以上只是总论辨别注文的依据和基本方法，下面稍加详述。
二、辨别方法之一
辨别注文的第一条方法：凡非职文，都是窜入文字。所谓“非职文”，指不阐述职事。这是校出注文的第一项标准，也是最核心的标准。它是一把锋利的剃刀，90%以上的注文在它面前无可遁形。“非职文”分为：1．与官制无关，主要是阐述某种器物，如车、玉、服饰、铜器等，又或者虽然阐述某种制度，如田亩制度、乐器制度、旌旗制度等，但与官制无关；2．与周王官制无关，比如诸侯国的制度；3．与本官的职事无关。
（一）与官制无关
阐述器物的文字一概非职文。今本《周官》的职文中，掺杂了大量阐述器物的注文，它们与官署职事无关，占的篇幅比例却很大。这是职文涉及某种器物而引发了注释。下面找一个字数少的例子，分析注文如何扭曲职文。《春官·小胥职》：
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
现存的职文中，有两句话与小胥的职事无关。第一句是“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它是“正乐县之位”的注文。“正乐县之位”的意思是，小胥必须摆正乐器悬挂的方位。这句话是阐述小胥的职责，是职文。小胥是王官，只负责王宫内的乐器悬挂，诸侯、大夫士的乐悬，他虽然知道，但不是他的职事。第二句是“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仍然是“正乐县之位”的注文，解释半悬称为“堵”，全悬称为“肆”。第一个注释重在解释不同等级的悬钟磬制度，应该是先出的注文。第二句是出注者不知道已有注，又在末尾添注，出注时间较晚。这两句话都不阐述小胥的职事，但阐述的乐器称谓和乐悬制度是对的，所以汉儒不敢怀疑。需要强调的是，上古的乐器知识和制度，对小胥来说是常识。这些常识出现在乐器专官的职文中，可谓不伦不类。下面将这篇职文重排，把注文排为小两号字体，以便真切感受职文与旧注的关系：
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
用大号字表示经文，小号字表示注文，是印刷术普及之后才能显示的效果。而《小胥职》的原文是手抄于简牍上，一旦简牍断错，经文与注文无法分辨是很正常的。注文窜入职文之后，原义遭到极大扭曲，让人误以为小胥负责监督诸侯和卿大夫士的乐悬，其实这些事与小胥无关。由此可见，注文窜成职文后，不但会截断上下文联系，还会扭曲原义。
（二）与王官制度无关
职文绝不阐述诸侯和卿大夫礼制。《周官》的主旨是阐述王国官制，诸侯国和卿大夫的官爵、祭祀、丧制、宾客等，非此书欲道，恐也非此书所能详道。封建之初，诸侯国的制度各有所因，不尽相同。按《左传》定公四年，封卫康叔于殷虚，“皆启以商政”。封唐叔于夏虚，“启以夏政”。卫与晋皆叔，其政在初始期已有不同。其后数百年，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若无诸侯国的官档，各国制度非外人能详。但是，诸侯国制度与周制有相似处，于是注家拉来作注。比如《司裘职》：“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皆设其鹄。卿大夫则共麋侯。”可以断言，自“诸侯”以下皆是注文。司裘是大宰属官，举行大射礼时，为周王设置皮侯是其职责。诸侯和卿大夫的皮侯等级，非该官之职。
再如，《掌次职》：“凡丧，王则张帟三重。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这句话自“三重”二字以下皆注文。用小字还原注文，应为：“凡丧，王则张帟。三重。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掌次乃大宰属官，爵止下士，是周王的低级近侍官。此官员额止四人，在诸侯、卿大夫之丧时，无力为他们服务。三重、再重、不重的张帟制度，即使真有，也不该出在此官职文里。关键是，“凡丧”的“丧”，仅指王室之丧，又包括大丧和小丧。若大丧是“三重”，小丧则必不是。对掌次及其考核官吏来说，各自应张帟几重是常识，无需写在职文里。“三重”二字显然是出注者为诸侯制度张本而作。
再以《司仪职》为例。司仪负责周王接待诸侯的“摈相之礼”。《司仪职》自“凡诸公相为宾”以下，洋洋洒洒，六百余字，详述公国之间相互朝聘时，主国应尽之礼。又述侯、伯、子、男各等，参照公国礼仪递减。又述公国的卿大夫聘问，主人应尽之礼，以及随官爵降低而礼仪递减，等等。且不论周的诸侯制度中没有上公之爵，司仪是大行人官署内的官吏，共有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无独立官署，不能脱离大行人官署独立行动。他们的职责是随时为周王接待诸侯。要他们奔波于诸侯国之间，帮助各国接待诸侯“相为宾”之事，绝无可能。这五百余字必是窜入的注文。
（三）与本官无关
某官的职文，不会阐述其他王官的职事。
以《占人职》为例，中有“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一句，涉及“君”“大夫”“史”“卜人”四种身份，均与占人无关。尤其是，“君”乃诸侯国君的尊称，职文不会轻易把国君作为一种职官列入，也印证了这段话绝非职文。
又如《掌讶职》中有一段：“凡宾客，诸侯有卿讶，卿有大夫讶，大夫有士讶，士皆有讶。”这是叙述诸侯来朝时，由卿出迎，以示对等。再视宾客等级，逐级递降。这都越出了掌讶的职事范围。掌讶只是中士，他的职文中不会叙述卿大夫出讶。
再举一个容易漏校的例子。《司民职》最后两句是：“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司民的职文不会去叙述大司寇的职事。大司寇如何向王汇报与司民无关。内史、司会、大宰三官制作副本的事，也与司民无关。如果知道职文不会阐述其他王官的职事，看到《司民职》中出现“司寇”“天府”“内史、司会、冢宰”等其他王官的称谓，就会意识到是注文。
对这条原则稍稍延伸，凡解释本官与他官的关系的，也不是职文。如《司书职》中提到职币和司会，校出注文如下：“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财。使入于职币。凡上之用财，必考于司会。”职币是司书的同僚，与司书的职事有关联。职文的通例是不叙述官吏之间的关联事务。司会是司书的顶头上司，司书受司会监督。但接受监督并非职事，此句当是知情者添注。
三、辨别方法之二
辨别注文的第二个方法：职文不解释，解释非职文。
（一）不解释概念
有大量的注文只为解释某个概念。若不明确“职文不解释”，不能校出这些注文。比如，《大宰职》是全书的首篇职文，开篇即展开十大概念，“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每个之后都跟有大段解释。自此，每个《周官》的读者都熟悉解释模式，再不怀疑它们是注文。这是先入为主的威力，让人误把他乡认故乡。
或许会问：“职文不解释”有什么证据呢？证据就是那些有概念而没人为其出注的职文。以《天官》为例，至少漏掉了《庖人职》的“六畜”“六兽”“六禽”，《食医职》的“六食”“六饮”“六膳”，《酒正职》的“八尊”，《宫人职》的“六寝”。有的是出注者觉得太简单，不值得出注。也有无法出注的情况，比如“八尊”。在同属《天官》的《幂人职》中，“八尊”与“六彝”相对，说明“八尊”一词并非误写。未出注的原因很简单，在《春官》中，《小宗伯职》和《司尊彝职》两篇都是“六尊”。《司尊彝职》自“春祠夏禴”以下百余字，是从其他文献中截移而来的注文，内有“六尊”的称谓，分别是献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等，两两成对。《司尊彝职》的“六尊”注文虽已失了出处，但汉儒必知其权威性，也就没人敢为“八尊”出注。
也有夹注窜成职文的情况，很难识别。但是，夹注窜入后，破坏了原句的结构。比如，《司书职》的首句：“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其中，“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十四字原是夹注，窜成职文后，这句话中出现两个“邦”字，读起来不顺。用小号字标示注文如下：“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
（二）不重复
重复也是一种解释。发现重复的词或句子，必定是注文。
1．词语重复
先来看词语重复的例子。《乡士职》：“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这一句话共19字，却出现了两个“狱讼”。古人用语简洁，没有“复制”和“粘贴”功能，重复用词不符合当时的书写习惯。何况职文简练，即使经过润色，也不至于重复用词。看见重复用词，需注意后一句是否重复前一句的意思，“察其辞，辨其狱讼”与“听其狱讼”是一个意思，说明后者是解释前者。用小字还原注文：“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2．句义重复
词语重复较易察觉。另有一种注释并无重复的词，但意思与前一句相同，需要仔细推敲才能识别。通常，前后两句话讲同一件事或同一个意思，今天俗称为“车轱辘话”。古人造句简明，若有意义重复的两句话，不注意也校不出来。比如《讶士职》：“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前一句中，“四方之有治于士者”，就是“四方有乱狱”。“造焉”，主语缺，凡职文叙述本官之事，皆省略本官之名。故“造焉”即讶士往四方造访，也即“往而成之”。可见，前后两句话是同一个意思，为什么要说两次？因为后一句是为了疏解前一句。还原为注文小字的格式：“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
所谓重复，不是单纯的词字重复，而是意义重复，这是添加疏文的重要标志，为的是疏解经文。凡见到重复的两句，后一句多是疏。上引《乡士职》《讶士职》的注文，句法平实，不用排比，不矫揉造作，我推测是战国或秦时的注疏。
3．主语重复
还有一种隐性的重复。如《职岁职》：“职岁，掌邦之赋出，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以待会计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受式法于职岁。”自“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受式法于职岁”，是解释“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一句。因为，注文中罕见地出现了本官名，这是没有必要的。凡职文叙述本官职事，本官名默认为主语，一律省略，例见上引《讶士职》。一旦职文中出现本官名，意味着与省略的主语重复，不符合编纂者的语法。将注文用小两号字标示：“职岁，掌邦之赋出，以贰官府、都鄙之财。出赐之数，以待会计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财用，受式法于职岁。”
窜入职文中的旧注，长短不一，短的数字，长的数百字，都有极强的迷惑性。若没有简便实用的判断标准，很容易迷惑。以上两项是校出注文时掌握的基本标准。可以凭它们校出大部分注文。
四、辅助的办法
还有一些辅助辨别的办法，略述于下。
第一，排比句。职文朴质无华，少用排比句。若发现连续使用排比句，且用词浮华，多是汉儒注疏。这种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排比句只是参考指标，不是绝对的。职文也有少量排比句，注文不用排比的也很多。
第二，与其他传世文献对校。比如，《典瑞职》《大行人职》《小行人职》《司仪职》等，都含有《大戴礼记·朝事篇》中的段落，以前视它们为《周官》伪作的证据，其实恰恰是《周官》不伪的明证。若有人要伪造《周官》，何必用《礼记》去冒充？！当时的出注者喜欢截取其他名篇名句，放在需注的词句之下。幸好《朝事篇》保存在《大戴记》中，能够发现这批注文的出处。
第三，习惯用词。职文中的固定用词，很可能是战国时期洛阳一带的用词习惯，通常贯穿在全书之中。若发现同义而使用不同的字词，可作为重要线索。举例来说，《周官》习惯用“宪”字表示公布成文法。
如果有一篇职文讲到公布成文法，却不用“宪”字。如《士师职》讲“五禁之法”，用的是“书而县于门闾”。“县”即悬，意思与“宪”字相同，但不用“宪”。又如，《周官》习惯用“诏”字表示告知。《讶士职》和《掌交职》皆用“谕”字表示告知，不用“诏”。均值得怀疑。
第四，经例用字。《周官》是古文经。汉儒把他们看到的古文一概说成是“蝌蚪文”，大约包含了战国时期的各国小篆。《周官》原书当由流行于洛阳一带的书体写成，汉儒根据原书隶定，得到的字形与当时通行的不同。前辈学者常用“经例用字”来称呼这些字。如在今本《周官》中，“征”和“徵”，“于”和“於”，均是混用。通过此次校订，发现职文用徵，注文用征。可以肯定徵是经例用字。这也是今本《周官》是经注囫囵本的又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但是，经过辗转传抄，经例用字也经历过不为人知的变化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只能作参考。比如，“于”“於”二字混用，就已经看不出规律。
按照以上方法，我将今本《周官》中的旧注校出。复按这些旧注，发现它们明显遵循某些法度，有规律可循。这让我对注文的渊源产生了兴趣。由于相关信息残缺，只能从文本本身进行推测。现将自己的看法提出，不作定论，仅供参考。
一、纂者注
例1：《夏官·槁人职》
《夏官·槁人职》的最后一句：“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缮人。凡赍财与其出入，皆在槁人，以待会而考之。亡者阙之。”
按职文不解释、不重复的标准，职文中不必出现本官名和上司官名，所以，此句必是注文。出注者想解释槁人与司弓矢、缮人的关系。司弓矢是下大夫，缮人和槁人是司弓矢的属官，一个是中士，另一个是上士。通过这个注，知道槁人还掌管着司弓矢官署的财物。寥寥两句，阐明司弓矢序列中的重要细节，表明出注者深谙周的军事后勤制度。
例2：《司勋职》
《司勋职》：“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大功，司勋藏其贰。”
注文分为两层。第一层，“王功曰勋”至“战功曰多”共六句，四字排比，为“勋”“功”二字出注，不及其他。第二层，自“凡有功者”至“司勋藏其贰”，是“等其功”的注文，解释制度而非器物，且两次重复“司勋”官名，属于重复解释。该注紧扣“等其功”三字，把功勋分为二等。下等是“有功”，奖励办法是在周王大旗上书写有功者之名，且有功者死后，有资格陪祀周王。上等称“大功”，另写副本，藏在司勋之府，以备将来赏功时查询。两层注文的异同如下。首先，修辞不同。第二层注文古雅朴质，“铭”“大常”“贰”等词，与职文用词之例一致，显示与职文同期的特征。第一层注文则是四字排比句，既有师说在其间，又似有演绎成分，让人感觉不可深信。其次，第二层注文是解释制度，功臣铭于王之大常，讲得细。非深谙周的功勋制度，不敢说。功臣陪祀的制度，与赐胙齐侯事
，相互印证。齐侯非姬姓，周王祭祀文、武王，同时祭祀齐侯始祖姜大公，并赐胙于齐桓公。可见姜大公以功臣名义陪祀于文武庙中。第二层注文可作功臣陪祀制度的权威证据。
例3：《士师职》
《秋官·士师职》：“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
其中，“合州、党、族、闾、比”六个字显然是夹注，后来与职文不分，抄成“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这就等于是改变了句法。再后来，又有人加了“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一句。为什么判断它是添注？周军制只有“卒伍”，没有“什伍”。乡里编制的第一级为五家，第二级为二十五家，没有十家的一级。“什伍”出自《地官·族师职》，也是注文。“相受”制度，周是有的，出自《大司徒职》《族师职》《比长职》《邻长职》等。但它是地官的职事，与秋官无关。须知，“合州党族闾比”对“乡之联”的解释是准确的，一语道破“乡之联”是怎么回事，指出士师在“比追胥”中，可以调动六乡各级官吏。但是，“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一句是误注，是不懂周制的人，把地官职事硬套到秋官上。因此，从形式和内容都可断定两条注文不出于同时代。
很多迹象显示，旧注至少有两个形成期，第二期已经不能识别前期的注，于是重复出注，形成后注压前注、后注跟前注等现象。这说明在第二期时，《周官》已成绝学。这里关心的是，第一期注文出于何时？我认为，第一期注文就是《周官》编纂者的注。理由是，这批注文简练精准，非深谙周制者不办，而且词例、笔法等与职文相同，暗示它与《周官》编纂者是同一批人。旧注中存在纂者注，说明《周官》成书时是经与注兼备的格式。
我判断《周官》的编纂时代在战国末期，理由详下章。纂者注的形成时间也是战国末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校出的旧注中，也有引用的文献是战国时期的，还有早至春秋时期的，这些大概是汉儒把当时尚能看到的先秦文献，截引出来作为注文。从《周官》注文的形成年代说，这些注疏晚于纂者注。《周官》的纂者注，文献价值与职文相当，远高于汉儒注疏。
二、职文原注
校出的注文中有没有比纂者注更权威的？下面选取一些例子，注文用小号字排版。
1．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天官·追师职》）
2．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医、酏，入于酒府。共宾客之稍礼。共夫人致饮于宾客之礼：清、醴、医、酏、糟，而奉之。（《天官·浆人职》）
3．廛人，掌敛市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地官·廛人职》）
4．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凡盟诅，各以其地域之众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则为司盟共祈酒脯。（《秋官·司盟职》）
先看第3例，它是在原词“市布”中夹注。“市布”是一个完整的词，出注者用“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共九字，夹注于二字之间。最后一个“廛”字，与职文的“布”字自然连接起来。夹注的九字本是小字，传抄者不辨，将其抄成职文。辨认它的标志，是“市絘布”三字不通，不知者以为是“市之絘布”少抄了“之”字，其实是添注的证据。只有《周官》的编纂者，才能用这种添注办法，也即预先在“市布”之间留出空白。这个夹注无疑是纂者注。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若是职文原注，也会提前留出空白，再添注其间。
所谓职文原注，是《周官》编纂者看到官档底本时，底本中已经存在的注。职文原注与职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比如，《廛人职》的“市布”注，等于明确规定廛人收取的市布种类。注文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授权，承认絘、总、质、罚、廛等五种布属于市布；二是禁止，五种以外的布，不可作为市布。若如此，这个注不但是注释，而且像《唐律疏义》的“疏义”，具有法定约束力。它可能基于下面这种历史背景，最早的“市布”只是一种，后来放宽限制，扩张到注文中的五种。为免误解，又作为考核职官的依据，在职文中添加了五种“市布”名称，避免执法时产生不合法的解释。到编纂《周官》时，编纂者直接把此注抄入书中。从上下文的意思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但因文本外的信息丧失殆尽，我只作为假设提出来，不敢定论。可以肯定，这个注与职文无缝衔接，出注时间早，至少是纂者注。西汉儒生已不辨经文与注文，绝不能在字词之间做出如此精准的夹注，质量也达不到这种精准度。
再看第1、2例，在短句之间添注，同样精准简练，显示注者深谙周制与周的器物。这些注的特征是，它们并不局限在解释器物。比如，《追师职》注中，“副、编、次，追衡、笄”是解释王后的“首服”，但六字之前多了一个“为”字。“为”是制造的意思。加个“为”字的情况，在校出的注文中非常少见。一字之差，使这句话看上去更像命令，而不是简单的解释。《浆人职》注中，“水、浆、醴、凉、医、酏”六字是解释“王之六饮”，后面跟了“入于酒府”四字。合起来理解，是强调浆人须将饮料送至酒府备用，也有命令的意味。后文又规定“夫人致饮于宾客”的“清、醴、医、酏、糟”五种组合，比“王之六饮”的等级要低，含有不得逾制的意思。
再看第4例，司盟的职责是主持诉讼双方的盟诅，但盟誓时需要“坎牲”，这是一笔不菲的开销，由谁负担？依注文，由“其地域之众庶”负责缴纳。质言之，这是明确规定由本地居民共同负担费用，不由诉讼双方承担。它们不是简单地解释职文，而是规定一种地方公共开支，相当于今天的地方税费，具有法定的强制性，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论。这显然超越了注释的范畴，也超出了司盟的职权，不能明文写在职文中，于是采用注的方式写出，相当于以附注形式完善诉讼盟誓制度。
《周官》的编纂者对职文只能亦步亦趋，不会去扮演立法者的角色。上举四例，出注者胸有成竹、一锤定音。如果为所有旧注分出等级，这类旧注无疑是最高等级，可以把它们当作职文的一部分，具有相当于职文的法律效力，或者说，它们是周制的一部分。
三、汉儒注疏
分析实例时已经提到，今本《周官》中保留的旧注至少分为两期。第二期的注文中存在明显的误注，说明注释者不明周制，只能通过经传推测。这批注文定为西汉儒生所为，应无大碍。有疑问的是，有可能存在第三期或第四期吗？比如，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从西汉至东汉早期，一直有人不断地为《周官》加注，而这些注释均已窜入今本《周官》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现在下结论还过早，以下不区分西汉和东汉，只笼统称汉儒注疏。
汉儒为《周官》出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自注，另一种是引注。自注，是以己之意为经文出注。典型的例子，如上文提到的用“什伍”和“相受”为《士师职》出注，是臆测，也是误注，说明出注者与职文已有隔膜。当然，并不是说汉儒注疏都是误注，精当的也不少。只是拿误注的例子更能说明是自注。引注，是汉儒引用当时尚能见到的秦以前的文献。廖平在《<周礼>删文》中举的例子，不少是引注。
比如，《大司马职》的“九畿”和《职方氏职》的“九服”，虽一字之差，其中隐含着完全不同的著述年代、政治思潮或学术门派，显然是从不同的书中引出，而非仅仅相互抄袭。“王畿”和“国畿”两个概念，蕴含的政治抱负更有天壤之别。这些文字沉淀到汉代时，其中的观念差别或政治抱负已经抹平，汉儒无法分辨。但汉儒仍照录他们看到的文字，不敢擅改一字，为战汉之际的政治观念史提供了上佳标本。廖平看出了这些引文不属《周官》，但经注关系的复杂性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断定刘歆篡改经传，骂刘歆“臆撰误读”“丧心病狂”。真是冤枉刘歆！刘歆若写出“国畿”一词，在那时也属于其心可诛。他绝写不出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时代已经过去了。“九服”和“九畿”的原著一定出自秦以前，而且形成于不同时代，很可能出自不同国家。这在王畿一章还有讨论，此处不赘。有没有人擅改经文？有。推敲过经文和注文，能察觉到某些地方有擅改痕迹。但真正有把握的只有一处，即《大宰职》的“立其监”。详论见后文。这一处偏偏还是注文，而非经文。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篡改的人看到的《周官》，已经是一种经注混淆的版本，他分辨不出注文，于是把注文当经文篡改。二是此人从其他文献截引文字时，篡改了截引的文字。这个人是不是刘歆，也不敢断言。
汉儒的引注究竟牵涉哪些著述？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我的粗浅的看法是，引注涉及的原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礼经佚文；二是“礼记”诸篇；三是《周官传》。
所谓礼经，指周大夫士忠实记录的周礼，且写作时间在春秋以前。《仪礼》就是传世的礼经。但《仪礼》是士礼，秦火之前，应该有王礼、诸侯礼和大夫礼的记录，只是没能保存下来。校出的《周官》注文中，可能有礼经的佚文。比较有把握的例子，是《大司马职》所引仲冬之田的记载，我认为原篇成书时间至少在春秋晚期，渊源或更早。详见本书第十八章论述大田礼的小节。此处不赘。
汉儒又从当时看到的“礼记”中截引了不少文字，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今本《周官》中校出了《大戴礼记·朝事篇》。相信还有一些注文出自汉儒能看到的“礼记”诸篇，只是这些篇章已经亡佚。王文锦认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都是贴牌产品，在西汉流传下来的“记”的删辑本上，贴上二戴的名字。
我同意他的观点，尤其认同他说二“记”的前身不出于一个时期，作者不是一人，学派不是一家。这对认识《周官》的旧注也有启发，今本《周官》的旧注中，截引的篇章不出于一国的大夫士。比如，注文中保留五等爵制，主张二王之后为公爵，且公爵高于侯爵一等。显然不是周制。对此，本书第五章有专论，可参看。五等爵制很可能产生于春秋晚期，大概是宋国大夫士发明。入战国，那些暂时不敢称王，又不愿屈居于姬姜旧侯国之下的大国，如秦国，才会对公爵感兴趣，五等爵制才有市场。仅此一端，可见西汉礼学家继承的学说，不止源自周大夫士。另外，现在校出的旧注中，有大量解释诸侯、卿大夫礼制的文字，拿它们注王制，本来是文不对题。只不过王制已阙，不得不滥竽充数。我仿照王先生的句例，总结《周官》截引的“礼记”的特点：1．形成不止于一时；2．作者不止于一国的大夫士；3．内容不止于王制。
按《艺文志》，《周官传》四篇，已佚。既然有独立的《周官传》，当有经传合并的版本，就像《春秋》与“三传”的关系。校出的注文中，很可能大部分属于《周官传》，甚至就以《周官传》为主体。但要分辨哪些注文属于《周官传》，已非易事。有一些线索，如《小行人职》末尾，自“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以下150余字。按旧说，它有一段与《朝事篇》相同，是《朝事篇》的片段窜入《周官》。此说疑点甚多。首先，《朝事篇》讲诸侯朝觐周王之礼，而这段注文不属于朝觐礼，不该出现在《朝事篇》。其次，它的气息与《周官》的职文接近，尤其是“五物”一词。职文也常用“物”，较为特殊的是，实物以外的事皆可称为“物”。如《大司徒职》的“乡三物”，指德、行、艺。又如《乡大夫职》的“乡射之礼五物”，指仪容。此注称五事为“五物”，用词习惯与职文相近。我怀疑它是《周官传》的佚篇。若如此，则其经历与以前设想的不同。原来以为是《大戴礼记》的残篇窜入《周官》，实际可能复杂得多。它是先从《周官传》中截取出来，独立成一篇“记”，和其他“礼记”篇章混在一起，在一些经师中讲授流传，再在编辑《大戴礼记》时选入。可简化为：《周官传》→“记”→《大戴礼记》。这倒暗合王文锦的说法。
综上，《周官》旧注中可能含有：1．职文原注；2．纂者注；3．礼经佚篇；4．“礼记”佚篇；5．《周官传》。
一、恢复经旨
既然知道今本《周官》是一部经注混淆的囫囵本，研究《周官》的第一步，必须先校出其中的旧注。若不把注文校出，经文的断读必误，经旨的解读必误。从现在校出的注文看，经注混淆导致的最大危害是割裂经文。一段经文割裂为两三段之后，或发生原义扭曲，或增加原来没有的意思，甚至导致经义湮灭。这样的例子很多，为免烦碎，只举一个例子。
《司市职》一段，未校出注文前：“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校出注文，重新断读：“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
原话是“凡市伪饰之禁，市刑”。只有8个字。经注混淆后，一句截为两段，把司市的刑罚权分成了两种职权，不但割裂经文，且湮灭经义。
《周官》依据的底本相当于当时的法律，每篇职文相当于一个法条，虽经编纂者润色，文字依然简练，修辞依旧朴质。注文一旦窜成正文，等于篡改了周制，也改变了上古国家的面貌。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大行人职》关于宾客之礼的注文，《小司寇职》“八辟”的注文，等等。借助《周官》，它们成了于经有考的古制。而在尊古的学者，它们却是掺入眼中的巨沙，必灭之而后快。西汉以来，围绕《周官》的争论屡屡引发“海啸巨浪”，这是根本缘故。如今，搬开这些注文，才能平心静气地研究《周官》。
二、压扁的多层蛋糕
校出注文之后，不能一删了事。以前的学者认为，与经传抵牾的文字应该一概删除。他们以为《周官》是多国旧制的杂辑，全无体系，只需辨别真伪，保留真周制，删除伪周制即可。现在知道《周官》是经注混淆的版本，就绝不是删除那么简单。
旧注的来源相当复杂，大致说来，一是写作群体复杂。职文原注和纂者注的作者群是周大夫士。《周官传》的作者即使不是周大夫士，也是深谙周制的人。还有一批旧注出自经、记佚篇，作者是当时的名师，或是孔门嫡传，或是周与旧侯国的世家大族，其中不乏西汉诸家经师的祖师爷。二是写作时间跨度极大。职文原注和礼经佚篇，撰写时期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晚则成型于春秋晚期。“礼记”和《周官传》可能形成于战国至秦。再加上西汉时期的不断添注，仅计算西周晚期到西汉末年，时间跨度也在八百年上下，中经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等五大时期。
《周官》记载的官制，本身就像压扁的多层蛋糕。而它的旧注也适合这个比喻。不过，同样是多层蛋糕挤压在一层，职文是统一的体系，它的多层性是由旧制度的淘汰和沉淀而形成。旧注则是历代文献的汇集，是不同时期的单个材料累积在一起。分析二者的方法也有极大区别，职文必须用体系的眼光看待，旧注则必须一条条单独对待。职文和注文又分别对应两条主线，一条是周制，另一条是非周制。所谓“非周制”，一是战国时期七国的制度，如《士师职》注的“什伍”，说齐制和秦制都不错，然而断不是周制。二是有的注文纯属理论，找不到现实对应的制度，大约是归纳了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的制度，如《小司寇职》注的“八议”。将它们一并辑出，可以勾勒出非周制的早期形态。凡是春秋以来产生的非周制，本应看成王制以外的异端，最初可能是单独的、个别的，当它们以注的形式汇聚到了《周官》之内，因经注混淆，被东汉以后的儒生当作经文看待，从而变成了事实上的整体。再由历代儒生为其注疏，消弭其间的内在矛盾，最终变成内在自洽的制度体系。
某种程度上，西汉以来的制度史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不断地向周制回归，另一条是非周制的逻辑自洽与自我开展。两条主线配合起来看，就是中古制度变迁的全貌。周制和非周制，各自指引了后世的制度改革，明明宗旨不同，却都打着《周官》的旗号。围绕周制和非周制的制度改革，贯穿一千三四百年的时间。所谓制度烂熟的时期，换个角度看，就是《周官》中的周制和非周制融为一体，不再排异的时期。
《周官》旧注的研究刚刚开始，若将来有“《周官》学”，则旧注研究必成为独立而重要的一支。
三、《〈周官>职文复原》
注文原就是附属于职文的，没有独立地位。在经注混淆之前，不管是从其他文献中截引的，还是专门为职文创作的注文，都处于从属于职文的地位。因此，《周官》注文不但不能删除，而且不能独立成篇，必须保留在紧随职文之后的位置。研究经文可以不看注文，但研究《周官》的注文必须先看经文。
现在，我试着校出今本《周官》中的职文和旧注，定名为《<周官>职文复原》，作为本书的附录。它分五个部分，按现存的天、地、春、夏、秋等五官分类。虽然称为附录，却是本书的基础。失去它，本书所有的阐述和结论都会坍塌。它采用旧刻本的经注合刻版式，大号字是职文，小号字是注文，自然都是繁体字。它一定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希望其中的错误可在将来不断地纠正。
庆幸的是，校出注文之后，会发现职文保存得基本完整。这得感谢郑玄，他相信当时看到的文本就是经文原貌，不敢删改。后来固然有经师说《周官》是假的，但严守郑玄读法的经师仍是大多数，断不敢轻易删改郑注本。否则，此经很可能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就看不到全本了。当然，郑注也带来一些弊病。郑注为囫囵本背书，以后的经师很少敢于往经注混淆的方向去想。此经自然万分难读，原本简短平易的句子变得冗长不通。有的虽能大致猜到意思，却错综复杂，不得其解。近代，孙诒让为郑注本疏解，成就《周礼正义》这一鸿篇巨制，被章太炎先生推崇为今古文经学之集大成者。但是，这个大部头加剧了前一个副作用，即《周官》太难读。我制作《<周官>职文复原》，一是为了恢复经注的旧貌，二是要借此展示《周官》并不难读。《周官》的纂定时间在战国末期，文字虽有先秦遗风，却经过刻意的浅白化。稍有古文基础，能读《史记》的高中生，阅读此经就没问题。不至于还没看就被吓死，也不会认为“经学”二字难到无法接近。
需要说明的是，《<周官>职文复原》仍是讨论稿。为慎重起见，也是为避免烦碎，本书凡引用《周官》的职文，除非特别申明，一律与今本《周官》保持一致，并不采用《<周官>职文复原》。至于我认为哪些是职文，哪些是注文，请读者查阅《<周官>职文复原》。还要说明的是，《<周官>职文复原》采用王文锦、陈玉霞点校的《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为工作底本，异俗字尽可能与该版一致。但注文与职文分离之后，断读不同，标点改动很大，恕不能一一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