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癸卯第一天（公历2023年1月22日），早晨五点刚过，手机声响把我惊醒。拿起手机一看，是俞江发来的拜年短信。十多分钟后，又接到他的短信，告诉我《<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已经杀青，正在联系出版。同时把该书的目录和前言发了过来，要我看完书稿作序。

看了他的微信，我很兴奋，但不惊怪。

不惊怪，是因为我有预感。前几年我读王夫之《读通鉴论》，读到他论西汉赵广汉说：“小民之无知也，贫疾富，弱疾强，忌人之盈而乐其祸，古者谓之罢民。”据此，“罢民”应非罪人而是老百姓。但是《周礼·秋官》有“以圜土聚教罢民”。“罢民”若为老百姓，那“圜土”是什么呢，是狱吗？为此我用微信与他商讨。他在几小时之内，反复向我发来经典中的说法。因此，我就猜测他已把研究重心转向先秦。不然无法那么快回复。而且研究的应该是礼类题目。去年二月他发微信说，初稿大体已经形成，完稿还要半年到一年。一年到了，看到这样的书名，我当然不奇怪了！

兴奋，那就要说到本师张国华教授。他就读于西南联大，是国内公认的先秦政治法律思想史权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招收博士生起，他就物色研究先秦三礼的青年才俊。未能如愿即驾鹤西去。本书杀青，本师之愿偿矣！他代我完成本师之愿，怎么能不兴奋呢！

《周官》（又称《周礼》）自西汉起就有真伪之争。近代以来，笃信《周官》为真书者非沈家本先生莫属。俞江在本书《后记》说，他写作这本书，源起于他对沈氏《历代刑法考》的研读。这是大实话。早在十九周岁（1859年）的青年时期，沈氏写出的第一本书，就叫《周官书名考古偶纂》。稍后的《日南读书记》还有专门的读《周官》笔记。《汉律摭遗》是他死前的最后之作，他在自序中认为，李悝之法中仍存有“三代先王之法”，而李悝之法到商鞅秦法再到汉法，一脉相承。“汉法亦本于李悝而参之以秦法，非取秦法而全袭之也。今试以《周官》考之：先请原于八议，决事本于八成，受狱即士师之受中，案比即司徒之大比，……其他之合于周法者，难偻指数。”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推誉《周官》。

特别是他的《历代刑官考》，在考证三代先王之制时，唐、虞、夏和殷，都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唯独周，详引《周官》，并加上好几段长长的按语。如引“大司徒”后按语说：“先王之世，以教为先，而刑其后焉者也。大司徒十二教，而刑仅居其一，必教之不从而后刑之，则民之附于刑者而少矣。不教而诛，先王所不忍也。国家设官，本以教养斯民，而后世之官，皆不识教养二字。非无贤者勤求民隐，勉作循良，而权力之所限，往往无可展布。其余则漠视斯民者居其多数。下焉者则逞其刑威，肆其贪虐，而民生可知矣。教养云乎哉？！三复陈编，为之太息。居今日而治斯民，刑其后者也，其惟以教为先乎！”又引“山虞”后按云：“成周官制，政刑权分。……其职守不相侵越，故能各尽所长，政平讼理，风俗休美，夫岂偶然。后世政刑丛于一人之身，虽兼人之资，常有不及之势，况乎人各有能有不能。长于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长于治狱者未必为政事之才，一心兼营，转致两无成就。吏治之日下，固非一朝夕故也。近日欧洲制度，政刑分离，颇与周官相合。今人侈谈西政，辄谓旷古无畴，其墨守旧闻者则又极口菲薄，其亦即遗经而一考之乎！”再引“大司寇”后按云：“三代以前刑官之制，周室为详。以大司寇为之长，而小司寇掌禁以副之。乡士主六乡之狱，遂士主六遂之狱，县士主县之狱，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狱。此主王畿以内之官也。讶士主四方诸侯之狱讼。此主王畿以外之官也。……前人谓用刑则掌戮居后，用禁则禁杀戮居先，圣人之意，欲申禁以止杀也。至冥氏诸官，其所以保卫民生，且无所不至。观于设官之次第，其旨微矣。自秦以后，密于用刑，而疏于用禁，卫生之事，并无专官，此治之所以不古若也。方今欧洲之政，严于警察而宽于刑罚，卫生之事尤为讲求，颇与古法相合。”不但肯定《周官》是真经典，而且拿它和欧制相比较，这是他区别于过去经师之处。

陈寅恪先生在审核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的报告中说：“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

我今老病交加，因之，俞江书稿发来后，断断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直至四月才读完。读完掩卷，不禁拍案叫绝。本人读书不多，对先秦经典，虽然读过一些，但是大多不求甚解。20世纪80年代初，购得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的林尹先生的《周礼今注今译》。即使这样的“今注今译”，当时也没有读懂。俞江之作，用“职文”和“注文”解读《周官》，还原《周官》，《周官》于是豁然开朗。一千多年来，皓首穷经的经师们谁都没有这样想过、做过。这是千年《周官》版本中的独创版。仅此创举，足使地下经师无法平静。依据这一还原本，加上考古发掘材料，作者继续对周制作了全方位描述，从而使读者对周制有了一个新认识，这就是本书的价值。

甲骨、钟鼎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标志，但它只是单一个人或事的记录。而制度则不同，它是文明体组织的整体规划和管理规则。三代是历代文人向往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对于夏代文明，我们所知的大多是传说，考古发现甚少，无法详说。商代有大量的甲骨文字、青铜铭文。文字的出现，使中华文明有了确切的记录。但无法使我们详细了解当时社会国家的建构。周代不同，文字的成熟，加上《周官》和《左传》等著作的传世，使周代的制度有了文字留存和传递。但是由于传本《周官》难读费解，因而有真伪之争。本书对《周官》及相关经典进行了考查，用大量经现代技术鉴定的地下发掘物，与之交互论证，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将周制呈现在世人面前。

姬周历时八百多年，在八百多年的岁月中，特别到春秋战国，社会巨变，制度虽然随之大变大革，但不可能完全消失。我赞同沈家本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认知，《周官》遗意，一直存留于我国周以后的国家社会生活之中。俞江继先贤之后，闭关四年，筑就这一前无古人的工程，其间或有需要商讨之处，但它一定是一本值得称许的传世之作。是为序。

七八老叟李贵连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