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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围绕两大主轴展开：其一是中国近代自我观的转型过程，其二则是现代新儒家的兴起过程。一方面，考察近代自我观的转型过程时，不再采取简单的现代化叙事，将脱离超越性价值与共同体的自我视为进步的终点，以此评判自我的“现代化”程度；相反，更加注重考察自我同超越性价值和共同体的关系，并深入探讨这种关系以及价值本身的演变如何塑造了不同类型的自我观。另一方面，近代自我观的转化过程也是观察现代新儒家兴起的主要切入点，传统自我观转型的过程正是新儒家兴起之历史背景，笔者将这一过程称为“世俗化”或曰“祛魅”，新儒家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尝试通过重构“自我”的方式，寻求与超越性价值的联系，回应时代危机。由于学界公认的第一代新儒家只有梁漱溟、张君劢和熊十力三人，因此分别通过三章考察他们对于自我的论述，最后用一章总结他们三人的自我观如何共同塑造了现代新儒学的整体性特征。当然，不同于纯粹的哲学史研究，笔者将三人分别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与问题意识之下来进行考察，注重他们与同时期学者的对话关系。新儒家更多从自我的生命体验来感知“大我”即中国文化所出现的问题，这就会非常直接地体会到传统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世界图景崩溃后，造成的自我感官主义、功利主义与虚无主义化，因为涉及人生意义、存在价值这些深层次的自我观问题，所以更容易从熟悉的传统儒家思想中汲取抵御虚无主义以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一方面，在新儒家群体的运思过程中，自我观问题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新儒家的兴起过程就是其道德自我的建立过程：这一道德自我尝试在祛魅的世俗化世界中重新寻求超越性价值之可能，尝试给予功利主义的个人以更多精神上的追求，尝试在一个价值崩解的世界中重建道德的基底。另一方面，从新儒家留下的思想资源中，可以总结出两个对治虚无主义的方法：其一，重建一个道德化的宇宙图景，赋予自我以超越性内涵，使得人能在发掘自我的本真性过程中重获生存意义；其二，以自己在人生经历中产生的感受、困惑为出发点向经典发问，汲取经典中的词汇重组自我的人生叙事，在叙事中重新赋予自我存在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