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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观”与“自我观”是两个十分接近的概念，实质上很多研究并没有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分，笔者之所以选取后者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三点理由：
（1）“个人”体现了一种第三人称视角，“自我”是典型的第一人称视角，现代新儒家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时往往从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我”出发。
（2）“个人”的出现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在传统中国，个人往往依附于家族共同体存在，没有明确的个人与集体之分别。“个人观”研究很容易突出这一现代性特点，而采取一种单线进化论的现代化叙事，将个人从共同体中分离出来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笔者不赞同这一现代化叙事，同时质疑“解放”话语背后的价值预设，因此采取“自我观”的提法，以示区别。
（3）现代化叙事的个人观研究中，抽象的权利主体、独立于共同体自存而且绝缘于特定价值的“个人”往往被置于进化论的终点，这种叙述方式简单地将传统自我中所蕴含的价值贬低为“枷锁”，又难以观察到类似新儒家的现代思想家给自我重新赋予价值与意义的历史过程，因此，笔者采取内涵更加丰富的“自我观”概念。
1932年5月，冯友兰《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一文刊于《清华周刊》，首次使用“新儒家”一词。
然此“新儒家”指的是包括程朱陆王的“宋明新儒家”，非笔者所考察的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第一次进入研究者视野是在1978年，该年9月张灏发表《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
一文；1982年，台北《中国论坛》杂志社召开了题为“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的座谈会，从现代化角度对现代新儒家进行了探讨。
若采纳目前学界的看法，将梁漱溟于1920年进行的题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一系列演讲（后结集成书，于1921年出版）视为现代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那么这时距此群体为学界所命名已相隔近一甲子。由于此群体乃后来研究者所命名，而早期代表人物并没有以新儒家自居者，这就造成了目前学界对此群体包含哪些人员这一问题并无定论的现实。
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一文探讨了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思想；1982年的“当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座谈会则将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七人划入新儒家范围；
1987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召开的第一次研讨会则将新儒家代表人物扩充为十人，除以上七人又增添了冯友兰、贺麟和方东美三人；
后来“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接受了海外学者的意见，将马一浮纳入新儒家范围；
刘述先总结各种意见，提出了一个十五人名单，并将其整理为一个“三代四群”的架构：“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第二群：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
在这份现代新儒家名单不断扩大的同时，另一些研究者则质疑名单中一些人物是否称得上“现代新儒家”。刘乐恒《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家》一文认为，马一浮思想与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梁漱溟存在较大差异，故不能列入新儒家。
李明辉反对将方东美列入新儒家，认为方先生只是“欣赏儒家思想的某些侧面，却不宜说：他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胡军、蒋国保、余秉颐三人则就方东美是否属于新儒家进行了论战。
颜炳罡认为冯友兰和贺麟在早期虽从事过儒学现代化运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马列主义改造，因此不能被列入新儒家行列。
早在1991年余英时便撰文《钱穆与新儒家》，力辩钱穆不属于现代新儒家，并提出了关于新儒家的三种划分方法：“第一种主要在中国大陆流行，其涵义也最宽广，几乎任何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凡是对儒学不存偏见，并认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第二种比较具体，即以哲学为取舍的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有资格取得‘新儒家’的称号。”“第三种是海外流行的本义，即熊十力学派中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
综合以上各家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范围较小但争议最小的现代新儒家名单：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实际上这六人正是张灏于《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一文中讨论的对象。这并非巧合，张灏此文抓住了这六人群体的内在联系，即都以传统儒家作为资源来解决现代中国的思想危机问题。梁漱溟、张君劢的思想均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反应，而熊十力将这一批判提升到体系化哲学的高度，牟、唐、徐三人作为熊十力的弟子，进一步将其老师的思想在台湾地区进行拓展、深化。笔者重点研究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即梁漱溟、张君劢和熊十力三人，将时间限定在1920—1944年。之所以选取1920年作为研究起点，是因为学界普遍将梁漱溟在这一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系列演讲视为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当然，为了勾勒出现代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笔者将会简要梳理出中国古代自我观的特点，并较为详细地厘清中国古代自我观在近代，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的剧烈转型过程。1944年熊十力的代表作《新唯识论》的语体文版本正式出版，此著作奠定了新儒家自我观的本体论基础，开启了超越性道德自我的建构历程。另一方面，新儒家第二代唐君毅的代表作《道德自我之建立》于次年（1945年）出版。由此书之名即可看出，第二代新儒家继承了前代对于“自我”问题的省思传统，因此可将1945年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1944年作为本研究考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