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北美博物馆业的发展

在19、20世纪相交之际，欧洲和美国作为最先享有工业革命福利的两个地区，先后成为博物馆和文化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然而不同的文化土壤最终也导致两地博物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这种差异形成的连锁反应在20世纪初虽然还不明显，却已初现端倪。本章将主要关注两个世纪相交之际美国博物馆产业的发展，探索其高速发展的原因，其呈现出的不同于欧洲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及其对后来博物馆产生的巨大影响。

古德与“展览复合体”

总体而言，美国博物馆的起步晚于欧洲，而其在19世纪末呈现出了高速追赶的态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博物馆建设在其起步阶段就与当时推行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紧密结合，而承办世界博览会无疑成为助推这一政策施行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世界博览会起源于1851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取得的巨大成功引领了西方世界的一股博览会热潮。到了20世纪初，世界博览会已经先后在包括巴黎、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布鲁塞尔在内的诸多欧洲大型城市成功举办。世界博览会描绘出的“文明”和“进步”景象，每一次都会吸引数百万观众前往；据统计，在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举办的6个月时间内，超过50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到场馆参观。与此同时，美国的大量城市也开始努力争取世界博览会主办权，试图利用其强大的影响力，助力刚刚结束南北战争的美国进行文化重建。

正如许多学者证明的那样，这个盛大的博览会展现出来的文化塑造力是全方位的，它见证了实验性建筑、人类学的高速发展，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为各种新兴思想，甚至看似“乌托邦”“明日之城”的城市规划项目提供了试验田。同时，世界博览会也间接促进了承办国博物馆业的发展，包括位于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巴黎的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原名法国海外博物馆，1960年更名）在内的欧美博物馆的诞生，都与世界博览会在当地的举办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不少博物馆的雏形都是主办方出于节省运费的考虑，最终选择将展品与展览材料进行就地整合而成。在这个过程中，对承办国博物馆以及文化产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的史密森学会及其下辖博物馆。得益于各国世博会的举办，史密森学会在19世纪末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从1816年成立时仅专注于研究工作的哥伦比亚艺术与科学促进研究所，最终逐渐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集群。其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其展品和规模的不断丰富和扩大，还源于以乔治·布朗·古德（1851—1896）为代表的博物馆研究员率先就美国博物馆形态和展览技术展开的探索。

古德出生于1851年，同年英国举办了万国博览会，此后世界博览会的风靡也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在完成哈佛的学业后开始担任斯宾塞·富勒顿·贝尔德（1823—1887，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位策展人）的助理。当古德于1896年过世时，当时美国各大科学文化组织都对其表示了哀悼，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博物馆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鱼类学家、科学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

古德自费城百年国际展（纪念费城独立100周年，是美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开始，将生物学的分类和排序方式运用在博物馆展品的陈列上。这一方式很快就得到了博览会组织者的认可，19世纪80年代初他便受邀为参加柏林国际渔业展览会的美国参展方构建分类体系；到1893年芝加哥举办世界哥伦布博览会时，古德已经成为一名展品管理专家，被组委会邀请为计划在博览会上展出的数百万件展品设计一个分类管理体系。除了藏品的分类和管理，古德还专注于展出技术的升级和改良，例如在费城世博会上，他开发了可以用运输箱材料组装而成的预制展览箱和展台。同样在那次世博会中，他还尝试将印刷展签和彩色编码技术应用在展览筹备中，这些技术随后在全球各地的世界博览会和博物馆中普及，彻底改变了当时文化机构的典藏系统。 ^[1]

不同于同时期的许多欧洲博物馆工作者，古德不赞同将博物馆视为单纯的文化机构，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展览复合体”，即新兴的世界博览会和博物馆网络的结合。这种复合体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当时正处于发展阶段的美国提供了文化基础。正如文化社会学家托尼·贝内特（1926—2023）描述的那样，“展览复合体”的核心在于说服公众正视其中权力的作用，即便其起到的可能只是间接作用，它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统治集团”监管和引导的力量，但其目的是为所有人争取利益：这种展览复合体中的权力并不是通过直接的强权展现的，而是通过其组织和协调事物秩序的能力，以及为公众创造一个与此秩序相关的场所的能力来展现的。 ^[2]

如果用福柯的方式来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古德对文明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正因此，他深知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在刚刚结束南北战争、对重塑文化有迫切需求的美国可以发挥的作用。在同时期的部分学者试图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神圣化时，古德并不认为让普通民众走进博物馆有什么问题。他在他的论文《博物馆与良好公民身份》中强调：相较大学和学术社群，博物馆更应该扮演类似于公共图书馆的角色，与当地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 ^[3] 且博物馆所需要关注的问题不应该是能否让公众进入，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展览场所促进观众提升心智和塑造精神，并将他们转变为更优秀的好公民。 ^[4]

同时他也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博物馆不仅需要“聪明、进步、训练有素的策展人”，还需要对展出方式进行彻底的修改。古德着重强调了“可视化”在博物馆和公众之间扮演的角色，他坚持认为“博物馆想要教授的思想只能通过展签和介绍文本来传达”。这一见解反过来又让古德得出了另一个警句式的断言：“一次高效的博物馆教育可以被描述为一组有指导意义的标签，每个标签都对应一个精心挑选的展品。” ^[5] 在此之前的博物馆展览中，参观者必须依赖专业讲师的讲解来获取有关展品的信息，且经常会涉及大量专业词汇；即便如此，普通民众获得讲解的机会也少之又少。古德认为，公众更多是从娱乐而非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藏品，博物馆却很少尝试从公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也正是之前的欧洲博物馆所忽略的。古德认为美国博物馆可以借鉴这一点，利用一种新式的、由展签和介绍文本组成的系统来指导展品陈列。介绍性文字和展签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方式使博物馆观众受到约束，同时也会给他们一种代入感，实际地与博物馆展品发生互动。

公众化还是精英化？

从史密森学会的角度来看，1876年费城百年国际展举办得正是时候；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响应当时美国政府文化重建的号召，意欲将学会从一个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的文化机构转变成为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史密森学会需要更多的展品、更新的展出空间和更庞大的展览团队（当时学会工作人员仅13人）。事实上，虽然史密森学会在成立初期和世界博览会并没有什么交集，但在费城百年国际展后，学会和博览会发展出了一种共生的合作关系：史密森学会作为研究机构，在从187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里，参加了数十场包括世界博览会在内的国际展览筹备工作；而作为回报，世博会管理人员向学会捐赠了大量的展品，这些展品最终也助力学会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建造了两座新博物馆（1881年的艺术与工业博物馆、1911年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座博物馆都是仿照美国政府为世界博览会设计的建筑来建造的）。到了1914年，史密森学会工作人员从13人增加到200多人，藏品从20万件增加到300多万件。 ^[6]

除此之外，美国各地的博物馆也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景象。波士顿（1870）、纽约（1870）、费城（1876）和辛辛那提（1881）等城市先后建立了城市博物馆；除了费城，芝加哥（1893）和圣路易斯（1904）等城市也先后在筹办博览会期间拥有了自己的博物馆，并试图将南肯辛顿博物馆的产业实践与法国卢浮宫、英国国家美术馆的美学功利主义相融合。不同于欧洲古老的城市，建国不久的美国和广袤的土地为博物馆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许多博物馆在规划时就已被设定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的一部分。例如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其规模远超以往任何一届，芝加哥政府将其视为一次扩大城市基础建设的大好机会，在筹办博览会期间，就将博物馆、公园和城市水利工程都涵盖其中了，芝加哥艺术宫（1894年对外开放，后更名为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就是这次博览会留给芝加哥的宝贵遗产。

由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倡导的社会价值观的差异，尽管美国博物馆起步较晚，美国博物馆从业者却率先意识到了维多利亚式的功利主义并不完全适用于美国博物馆的发展。1894年，效仿南肯辛顿博物馆而建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率先关闭了附属设计学院，聘请英国艺术家、艺评人罗杰·弗莱（1866—1934）为博物馆规划未来的艺术品收藏路线。自此之后，大都会博物馆开始致力于收藏“非凡而壮观的作品”，并将这一收藏策略延续至今。 ^[7]

此外，波士顿美术馆的公众化尝试也是当时美国博物馆行业尝试摆脱这种理想化功利主义的有力实证。与古德所持有的公众化理念截然不同，波士顿美术馆的副馆长马修·普里查德（1865—1936）和干事（博物馆日常运营的负责人）本杰明·艾维斯·吉尔曼（1852—1933）选择的风格是高度唯美主义，博物馆内的石膏模具、工艺品和应用艺术也让位给最初的高级艺术。吉尔曼坚持认为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价值上，博物馆都不应该是一个直接面对受众的教育机构。他认为博物馆的价值并不能像南肯辛顿博物馆那样仅以实际效用来衡量，更重要的是看其如何提高全社会美学修养，进而改善社会形态。 ^[8]

吉尔曼所持的观点像是一种对维多利亚时期博物馆理想化功利主义探索的全盘否定；南肯辛顿博物馆失败的尝试也部分支持了他的观点。吉尔曼和波士顿美术馆成为那个时代倡导艺术与公共事业和商业分离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吉尔曼认为艺术和金钱就像水和油，本质上就是相互排斥的；且艺术不应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应该是目的本身。同时他还表示艺术品在产生之初确实不可避免地会和金钱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在其进入博物馆后就不存在了。吉尔曼甚至认为大众媒体的宣传对博物馆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会使博物馆看起来像是一家企业，他表示大众媒体的宣传固然会增加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但是这些群体并非都是博物馆的理想对象，有些人可能反而会对其他观看者的审美体验造成不好的影响。 ^[9]

然而功利主义并没有随着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失败而彻底消失，只是改变了关注焦点。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末的欧洲普遍对美国抱有很深的文化偏见，这种偏见部分源于对美国人“野蛮和危险的西部文化”的刻板印象，更多则来自美国日渐成熟的大众文化对“自居文化中心”的欧洲古老精英文化构成的威胁。但也正是大众文化的滋养，使得美国的博物馆文化在萌芽之初就带着全民色彩，有学者将这种基于大众文化的博物馆探索称为“美式功利主义”。

古德于1889年发表的《博物馆的未来》一文就是这种“美式功利主义”的绝佳体现。文中提到：“……过去的博物馆必须被重建，从一个精美的墓地转变为思想的苗圃。未来的博物馆势必会和图书馆、实验室一样，作为启蒙人民思想的主要机构之一……在满足休闲人群的艺术追求之外，也需要满足技工、工厂工人、销售员和小职员的需求。” ^[10] 这种思想后来被纽瓦克博物馆的主理人约翰·科顿·达纳（1856—1929）有效地应用在博物馆的运营中，该馆于1909年在纽瓦克这个工业发达、移民众多的城市中心对外开放。达纳给出了自己的博物馆评判标准：立足改造世界的博物馆应该拥抱这个机械时代，通过进步的科技让更多普通人可以走进来。同时他认为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位于社区中心的主动学习空间，而不是孤立在公园里的被动文化容器。与吉尔曼截然相反，古德积极采用各种形式的媒介宣传博物馆，以使更多的地方企业、工人参与进来。达纳还非常挑衅地承认纽瓦克博物馆具有“坦率的商业性”，并无情地嘲弄传统博物馆的谨小慎微。

达纳将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传统博物馆称为“凝视博物馆”，并尖锐地称这类博物馆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某些特权阶级的“文化恋物癖”。 ^[11] 受美国社会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仑（1857—1929）的著作《有闲阶级论》的影响，达纳认为像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宫这类被公园绿地环绕的博物馆、艺术收藏和美术馆所获得的赞助就是富人铺张浪费的证明。 ^[12] 达纳主理的纽瓦克博物馆旨在满足社区特定的需求，拒绝收购昂贵的欧洲艺术品，因为他认为这些艺术品的实用性被大大高估，成本与价值不成比例。他认为博物馆应该展示那些“与他的支持者日常息息相关的物品”，“从鞋子到路标，从桌刀到帽针”，并认为博物馆可以发挥和百货商场一样的作用。他甚至挑衅般地在纽瓦克博物馆展出了当地特价商店里出售的标价不到50美分的“精美”日常用品。 ^[13]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无法完全与商业脱钩。然而在20世纪初，因维多利亚式功利主义的失败造成的影响，吉尔曼所持的“博物馆应该创造出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环境，参观者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而获得思考和远离外界喧嚣的机会，并从中有所收获” ^[14] 的观点更容易为其他文化机构所认同。许多博物馆也试图通过拒绝实用性、与商业性割裂来强调自身的文化纯粹性，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博物馆。

坦率地说，不论是纽瓦克博物馆的展品，还是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都不足以使之成为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值得深入研究的博物馆。而吉尔曼的理论不管是在20世纪还是现在，都被证明了更具有实践的优势。这种优势部分在于他为富人的收藏和慈善事业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同时也满足了中产阶级向上流社会生活方式靠拢的需求，而这些恰恰是达纳不屑一顾的。

而且，虽然吉尔曼宣扬博物馆应该超越世俗，但并不代表他主张将穷人拒之门外，如他主理的波士顿美术馆专门为普通人开设了艺术相关的公共教育项目。吉尔曼知道艺术普及的全民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相比英国的功利主义者试图使服务范围覆盖所有人，他力求为博物馆找到真正的支持者。事实证明，吉尔曼关于艺术和美的理论确实在受过教育的中产家庭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些群体在满足了物质需求后对精神提升的渴望及暂时“逃离现实生活”的需求，也促使他们成为20世纪初美国博物馆最有力的支持者。而博物馆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吉尔曼开创的博物馆模式相较同时代其他欧洲博物馆体系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愿意接受文化行业内的跨学科交流，达纳和他极具前瞻性的“社区博物馆”框架也重新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

回顾18世纪到20世纪初两百多年里西方博物馆及文化艺术的发展，博物馆已经从最初单纯的知识、理性崇拜转向多元的功能性探索。尽管经历了许多失败的尝试，最后还是逐渐摸索出了博物馆的前进之路。关于策展理念，博物馆的商业化、社会角色等一系列核心问题的探讨，在这个时期都已经展开——现代博物馆的雏形已经基本确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大陆的割裂也在与日俱增。拥挤的大陆让一个个新老帝国都觉得日渐无法喘息，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不满于现状，这种不满逐渐将欧洲大陆推向了战争。起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会像以前一样局限于小范围内，并在十几个月内结束，孰料战火越烧越旺，最终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为了躲避战火，大量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文化学者、艺术家前往美国避难。这些学者和艺术家最终在这片与欧洲文化同源却又不尽相同的土地上，将博物馆和文化艺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方向。

[1] Langley, S. P.(1897). Memoir of George Brown Goode：1851-1896：Read Before the National Academy, April 21, 1897 . Judd & Detweiler.

[2] Bennett, T.(2013). 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 Theory, Politics , pp. 59-88. Routledge.

[3] Goode, G. B.(1894). “Museums and Good Citizenship.” Public Opinion , 17(31).

[4] Goode, G. B.(1897). “The Beginnings of American Science：The Third Century.”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30, 1897 .

[5] Goode, G. B.(2005). “The Principles of Museum Administration.” Museum Provision and Professionalism . pp. 53-59. Routledge.

[6] Rydell, R. W.(2006). “World Fairs and Museums.”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 pp. 135-151. Wiley-Blackwell.

[7] Conn, S.(1998). Museums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876-1926 , pp. 192-23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Gilman, B. I.(1918). Museum Ideals of Purpose and Method . Riverside Press.

[9] Gilman, B. I.(1918). Museum Ideals of Purpose and Method . Riverside Press.

[10] Goode, G. B.(1891). The Museums of the Future . Nabu Press.

[11] Dana, J. C.(1920). A Plan for A New Museum, the Kind of Museum It Will Prof i t a City to Maintain . Elm Tree Press.

[12] Dana, J. C.(2004). “The Gloom of the Museum.” Reinventing the Museum：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Paradigm Shift , pp. 13-29. AltaMira Press.

[13] Dana, J. C.(2016). “The New Museum.” Museum Origins , pp. 137-142. Routledge.

[14] Gilman, B. I.(2016). “Museum Ideals of Purpose and Method.” Museum Origins , pp. 129-136. Routledge. Kt5DFyIJXlZbWaWTKROjQ37QC4zm0zHpcvx6hYnE/dP28zl3T1HE905XmEN19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