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英国博物馆的公众化探索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英国因为不与欧洲大陆直接接壤，其宗教、政治、文化都与欧洲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也使得英国自中世纪以来受到天主教的影响明显小于欧洲大陆，且对远洋贸易的探索早于法国、普鲁士等欧洲国家。在种种因素的助力下，工业革命于18世纪中期率先在英国发生。相较于同时期法国启蒙运动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英国人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同样影响着整个世界。本章将把目光转移至18世纪的英国，讨论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博物馆人对博物馆功能的塑造和对博物馆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探索和实践。

“不速之客”

18世纪中期英国毛纺织业的急速发展往往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开端。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材料，英国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土地兼并运动——“圈地运动”，农地被大量收购作为牧场使用，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选择租赁土地、探索新大陆或者成为工厂工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大量的农民开始在城市定居，成为工人和手工业者。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后，英国城市的格局和社会治安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中伦敦的变化尤为明显。伦敦东区因为接收了大量移民，时至今日仍然是“贫民区”和“治安混乱”的代名词，正如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笔下描绘的情景：迷雾笼罩下的伦敦东区居住着靠出卖苦力维生的穷人和外来移民，是伦敦最危险的地方。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一与艺术毫不沾边的人群，后来成为当地博物馆的常客。

英国国家美术馆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方面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教化国民，同时也为了缩小和欧洲大陆在艺术领域的差距（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建立几乎晚于所有西欧传统强国）。尽管担心城郊工厂产生的有害气体对艺术品造成破坏，英国国家美术馆最终还是选址在邻近东区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并于1824年对公众开放。美术馆从建立初期就被寄予了极大期望，英国国家警察系统的创始人罗伯特·皮尔爵士（1788—1850）称其在助力艺术发展的同时，也可以成为“连接富有和贫困阶层的桥梁”。 ^[1] 英国国家美术馆在文学家、艺术家之中广受赞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买账，当时英国的幽默讽刺杂志《重拳》曾这样描述：

……当无法为这些衣不蔽体的人们提供所需要的东西时，至少也应该尝试去遮挡一下。当穷人期待面包的时候，乐善好施的有钱人提供给他们——一个展览。 ^[2]

尽管如此，英国国家美术馆仍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它的使命。自开馆以来，美术馆就备受周围车间工人和小商贩的欢迎，相比维多利亚时期普通工人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工厂、冒着黑烟的烟囱和咆哮的车轮的环境，美术馆的环境显得如此干净和高雅。显然，观众的参观目的和最初规划者的设想存在极大的出入：美术馆似乎成为这一人群休闲放松的场所，而并非接受艺术熏陶的殿堂，有时甚至成为附近居民躲避恶劣天气的避难所。这种现象也一度使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参观环境变得非常糟糕，但工作人员始终不曾将这些“不速之客”拒之门外；相比之下，欧洲多数博物馆都采取了提前预约或者设立着装要求（如干净的皮鞋）等方式来筛选参观群体。 ^[3]

博物馆和手工业者

随着工业革命推动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工业设计和工艺美术对制造业的加持作用也逐渐显露出来。由于设计和美感的不足，英国出口商品的市场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为此英国国会于1835年确立了“着重培养制造业者的美感和设计理念”的方向。 ^[4] 受同时期伦敦和巴黎的商业展览的启发，皇家艺术协会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酝酿策划一场更大的博览会，这也最终促成了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后来又叫“世界博览会”）于1851年在伦敦举办。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内举行，整个建筑只使用了钢架和玻璃，这对于当时的技术而言可谓一场挑战。其庞大的建筑规模承载了设计师和展览委员会的宏大期许，也象征着工业革命的胜利，又似乎在向外界传达着工业和文化的结合，同时喻示着其国家所代表的文明和进步。

万国博览会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在为期5个月的展出时间内，超过10万件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被展出，600万观众付费参观（当时英国人口仅1800万）。 第一届万国博览会举办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参与争夺举办类似博览会的权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著名博物馆的诞生也都和万国博览会的举办有着直接的联系。

同年10月14日，首届万国博览会闭幕。在组委会负责人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的提议下，委员会决定将所获利润分为两部分，分别用来建造博物馆和作为科学艺术奖励基金。委员会最终购买了南肯辛顿地区的87英亩土地，建造了南肯辛顿博物馆（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并一直使用至今。不同于大英博物馆的典藏研究与国家美术馆的高雅艺术，南肯辛顿博物馆在创立之初的定位就是专注于实用的工艺美术与设计。

南肯辛顿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所集中展示应用美术和装饰艺术的博物馆，其根据材料和工艺（金属制品、玻璃、纺织品等）对其展品进行了分类，以便更好地展现工艺品的特点。博物馆被期待在提高观众道德水平的同时，可以提升劳动群体的美学造诣，并借此增强英国制造业的整体市场竞争力。这种兼顾了大众期盼、经济关联性和社会改造功能的博物馆模式，对欧洲和大洋彼岸的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之后，欧洲和美国出现了非常多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复制品”。此类以展示工艺美术和设计产品为主的博物馆一度被誉为“推动现代文明前进和促进社会提升的引擎”。 ^[5]

南肯辛顿博物馆于1857年开馆，亨利·柯尔爵士（1808—1882）担任首任馆长，他也是首届万国博览会的发起人之一，还是圣诞节贺卡的发明者。在他的管理下，南肯辛顿博物馆在履行收藏和展示功能之外，也展出可供售卖的设计类产品。同时，南肯辛顿博物馆还成为首个于周日及工作日夜晚对外开放并提供配套餐厅的博物馆，旨在更好地服务于工人和手工匠人。柯尔对此表示：“南肯辛顿博物馆给劳动群体提供了一个下班后恢复活力的场所，而不是让他们沉浸在赌场和酒馆里。” ^[6]

不尽如人意的是，尽管在大西洋两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南肯辛顿博物馆却因在提高设计水准或公众品位方面未能取得最初设想的成果而受到抨击，渐渐地，前往该博物馆参观学习的设计师和手工业者数量越来越少。 在这些抨击声中，以约翰·拉斯金（1819—1900）和威廉·莫里斯（1834—1896）为代表的社会活动家和艺术相关从业者的言论最为尖锐。他们对博物馆试图通过“一系列过去的收藏去激发新的艺术灵感”这一构想提出了质疑。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否认工业生产可以产生精美艺术和设计的观点，同时提倡取消通过媒介对艺术品进行区分的等级制度，主张将工匠提升到艺术家的地位，引导他们创造出价格合理的手工艺术品。

事实上，当时英国画家休伯特·冯·赫科默（1849—1914）就曾指出，在推广装饰艺术方面，南肯辛顿博物馆几十年间取得的成果似乎还比不上莫里斯几年的努力。 社会活动家托马斯·格林伍德（1790—1871）针对南肯辛顿博物馆访客肖像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非常现实的结论：来参观博物馆的群体主要由家境优渥的访问者组成。这一点也不难想象，就如同位于特拉法尔加的国家美术馆受到劳动群体的欢迎一样，位于伦敦西区的南肯辛顿博物馆，单从出行难度考虑就足以劝退大多数居住在伦敦东区的手工业者和设计师。

博物馆附属的设计学院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学院因为定位不明确，招收的学员多是那些不足以被专业艺术院校录取却怀有抱负的艺术家，他们往往都怀揣着向往高雅艺术的梦想，而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工业产品的设计师。最终，设计学院逐渐发展成为一所保守的二流艺术学院。

无论是参观者数量的减少，还是威廉·莫里斯对英国工艺美术领域的巨大影响，都似乎表明了亨利·柯尔爵士“手工业者在下班后精心打扮，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博物馆参观学习，他可以通过参观制作出更精良的商品”这一美好构想的破灭。1899年，南肯辛顿博物馆被更名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并将业务重点转移至应用和装饰艺术品的收藏上。

19世纪末，正如南肯辛顿博物馆证明了应用性艺术博物馆无法满足工业设计对美学的实际需求，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了建馆初期理想的崩溃。那个时代的博物馆就像欧洲文明的缩影，19世纪初人们还将博物馆视为艺术的殿堂，倾注着设计者们对知识、理性的美好憧憬，然而随后的发展却在不断证明现实与理想的相去甚远。正如史蒂文·康（1965—）所说，早期科学和人文博物馆建立在完美假设情境下的、静态的认识论研究，被证明无法随着自然和人文科学向理论、实验以及情境分析的变化而与时俱进；而后这些学科的知识生产重镇被转移到了大学。 ^[7]

我们很难简单地将19世纪英国公共博物馆的尝试定义为成功或者失败。后世社会学家将这些尝试归纳为那个时代政客和精英阶层的理想投影，即更注重博物馆的目标功能而非其他实际的作用；这也反映了这些“博物馆设计师”们的初衷虽然是尝试将艺术和文化的益处惠及全体民众，却忽略了民众的实际需求。这种模式也被称为“理想化的功利主义”。

艺术的力量？

除了由精英阶层主导的公共博物馆，同时期英国的不少社会活动家也在尝试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博物馆的发展之路。尽管位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英国国家美术馆已经邻近当时的伦敦城郊，居住在伦敦东区白教堂地区的巴奈特夫妇（塞缪尔·巴奈特，1844—1913；汉丽艾塔·巴奈特，1851—1936）仍然认为逛展离伦敦东区普通人的生活太遥远：穷人从来没有受过艺术鉴赏相关的教育，为什么还要从他们本就不多的收入中抽取一部分前往市区，去看那些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东西？

作为白教堂地区的教士，塞缪尔·巴奈特称当地约95%的人从未去过教堂，教会也正在失去它的道德教化力量；同时随着图像印刷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阅读宗教典籍。 ^[8] 为了填补这一空缺，巴奈特夫妇自1881年起，每年都会在复活节（英国法定节假日）前后以教会的名义举办一场为期半个月的展览。展览最初的举办地是巴奈特从教会学校租借来的三间教室，展品也都是巴奈特夫妇从当时的艺术家和收藏家手中借得的作品，主题都是基于道德、爱国教育和基础美育而设计。展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年便吸引了超过10 000名游客；十年后（1891年）参观人数达到了73 000人。随着展览影响力的扩散，其原有的展出场所逐渐变得不堪重负。自1893年起，巴奈特夫妇便有意为展览寻找一处永久场所，在与教会多次沟通失败后，他们最终决定创建自己的展览场所——白教堂画廊，并于1901年对外开放。

作为当时了不起的教育家，汉丽艾塔·巴奈特也是最早提出“社区美术馆”概念的改革者，并且首次提出“女性观众可以通过博物馆的美术教育将美带回家，以使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更美好”的观点。在她看来，更重要的是普通女性还可以通过美术教育获得工作机会，重新投身到社会教育事业中去。 ^[9] 巴奈特夫人提出的“社区美术馆”概念比亨利·柯尔更具前瞻性和实践性，很快就被很多地方博物馆采纳，也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除了白教堂画廊，约翰·拉斯金创立的圣乔治博物馆（1875年成立并对外开放）也是同时代另一种博物馆形态的成功尝试。拉斯金作为亨利·柯尔爵士的反对者，并不认为工业制品的展出可以刺激新的设计灵感；他认为工业制品本身即可以作为展品展出，因为它们承担着记录城市人民生活的职能，同时也更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将博物馆建在工业城市谢菲尔德的钢铁厂附近的山顶上，由当地工人管理，展出的也都是当地生产的金属器皿等工业制品。当地的参观者们也很快领会了约翰·拉斯金的意图，将这里当作工作之余的休闲放松场所。这种“接地气”的展出方式得到了当时媒体的认可，它们盛赞这样的展览可以有效抵抗现代工业文明的无情和冷漠，这种工业博物馆也很快为欧洲其他很多工业城市所效仿。 ^[10]

回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博物馆的发展，尽管有不少博物馆从业者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与探索，但仍旧无法改变绝大多数博物馆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的事实。在一个由精英阶级主导的社会中——艺术和知识仍然作为精英商品而流通，博物馆依赖富人的支持——期望艺术不再作为特权的象征发挥作用，显然与当时欧洲的现实格格不入。

在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的开幕晚宴上，筹备委员会负责人阿尔伯特亲王曾盛赞这场博览会将促进国际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并称“人类联盟”即将到来。而半个世纪后，工业和贸易的扩张反而被认为是物质主义、国际竞争和冲突等兴起的罪魁祸首。正如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人和评论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在《文化与自由》一书中强调的，要警惕从内部威胁社会、日益蔓延的物质主义：“快速致富和在世界上崭露头角的诱惑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一股腐蚀性力量，而文化教育是减少资产阶级倡导的物质主义的必经之路，这对所有社会阶层都至关重要。” ^[11]

不过正如柯尔爵士相信可以通过博物馆提升人们的知识和道德水平，工业革命后期的英国建造的大量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确实在改善伦敦社会治安、降低犯罪率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社会学家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博物馆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米歇尔·福柯的制度批判学说，即博物馆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其目的是培养有秩序和爱国的公民。 ^[12] 然而博物馆毕竟不同于监狱、收容所等福柯描述的典型“权力机构”，如何使文化和艺术作为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作用于目标群体，成为后世博物馆学研究绕不开的一个主题。

[1] Whitehead, C.(2017). The Public Art Museum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 p. 5. Routledge.

[2] Victorianweb(n. d.). “Substance and Shadow.” Punch , 1843. Available at：https://victorianweb.org/art/illustration/leech/101.html(Accessed：5 July 2023).

[3] Sheehan, J. J.(2000). Museums in the German Art World：From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to the Rise of Modern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Pointon, M. R.(1994). Art Apart ：Art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y Across England and North America , p 42.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5] Cole, H.(1884). Fifty Years of Public Work of Sir Henry Cole, KCB, Accounted for in His Deeds, Speeches and Writings (Vol. 2). G. Bell.

[6] Cole, H.(1884). Fifty Years of Public Work of Sir Henry Cole, KCB, Accounted for in His Deeds, Speeches and Writings (Vol. 2). G. Bell.

[7] Conn, S.(1998). Museums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876-1926 , pp. 192-23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Koven, S.(2004). “The White Chapel Picture Exhibi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Seeing.” Museum Culture , pp. 42-58. Routledge.

[9] Barnett, H., & Stanton, T.(1884). “Women as Philanthropists.” The Woman Question in Europe：A Series Of Original Essays , pp. 108-138.

[10] Bradbury, E.(1880). “A Visit to Ruskin’s Museum.” The Magazine of Art , pp. 57-60.

[11] Arnold, M.(2018). Culture & Anarchy . E-Artnow.

[12] Foucault, M.(2000). “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Posthumanism, pp. 27-29. Palgrave. oeBF/4DrR0KUsCrpICxligpYc7hnQ+lWMIgZxxjjzblS8WLTLCNkDhE9LFMI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