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06—1908年，我受印度政府派遣，前往亚洲腹地开展我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此次探险主要是考古性质的，但很大部分又是地理学的。本书的目的在于为这些考察活动提供一个完整的记录。这些探险活动计划是根据1900—1901年我对中国新疆地区所作第一次考察结果制订的，正好与我关于先锋性探险的详细报告《古代和田》（ Ancient Khotɑn ）一书的完成相衔接。

这次新的探险范围更为广阔，自兴都库什山谷地及阿姆河（Oxus，即新旧《唐书》乌浒水——译者）极上游地区，跨越整个塔里木盆地，直到中国西部省份甘肃。推动我此次新努力的目的是相同的，由于以各种各样的考古学发现、新调查和观察的方式所获得的结果如此广泛地验证了这些目的，以至于要求做这些卷帙浩繁的著作来记录它们，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只需对我的探险事业的总目的作一个最简短的介绍，也许就足够了。

【探险的目的】

人们总怀着一种热望，从那些长久以来废弃在大沙漠中的废墟里寻找到更多的遗迹，以复原那个古老的文明。而这朵文明之花曾盛开在遥远的中亚通道的绿洲沃土之上，受到了佛教印度、中国及希腊化近东诸文化的影响。只有实地调查才能廓清这条曾目睹了印度、西亚及远东诸文明间文化交流的古老道路的历史状况。这条路就是丝绸之路，这条路凭借贸易和宗教使节以及中华帝国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对中亚的不断扩展，虽面临严峻的自然地理障碍，但仍维持了诸多世纪。我一直渴望着有不管什么样的机会，能让我亲临沙漠和山地中那原先未曾被涉足过的地方去考察。这样必有助于阐明在那些沙漠遗址中直接发挥作用的地理学因素，而这些遗址中曾保存的大量古物，一般而言还是中亚物质条件和经济史的承载者。

【探险的范围】

看起来命运正在垂顾我，使我得以完整地实施我的计划，并取得大量有研究价值的成果。对此，本书的研究者可以放心地去形成自己的判断。欲知个中艰辛与努力，读者可从我的个人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墟记》 ^[1] 一书中寻找到那些故事。但是，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探险的范围，我花费了超过两年半的时间在旅途中和田野工作中，而我步行或骑马走过的路程合起来则达到1万多英里。这足以使我有理由为本书选择这样的书名。

【采用“塞林底亚”（Serindia）作书名】

只要看一下我们的考察路线总图，就可看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涵盖了西自帕米尔（Pāmīrs）东至太平洋分水岭之间的全部干旱地区。该地区在一千多年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中印文明交汇地——在中国方面，是由于贸易和政治渗透向西发展所致；在印度则是由于佛教传播的结果。关于“塞林底亚”（“Serindia”一词所指的地域范围，实则相当于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西域”，故本书书名意译作《西域考古图记》——译者）一词，其法文形式是“Sérinde”，最初由法国学者提出，它绝妙地被用来命名这个地区，无论是在自然方面还是在历史联系方面，都非常准确。这个词是由普罗柯庇攸斯（Procopius）自希腊文的 和 ^[2] 组合后译成的当地名称，虽然没有更多的所谓的“有学问的大众语源学”基础，但简洁而富有意义，极有用处。

【探险获印度政府批准】

我的新旅行计划早在1904年即已形成，当时我正羁身于印度西北边省（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和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教育总督察与考古调查员一职的繁重公务之中，一边偷闲挤出时间来完成我的《古代和田》一书的写作工作。受我已故的朋友——我的老上司——上校哈罗德·狄恩爵士（Colonel Sir Harold Deane，他是印度西北纵队的首长）的个人兴趣的鼓励，那年秋天我向印度总督呈交了我的详细建议，并受到了总督喀赞勋爵（Lord Curzon as Viceroy）的支持。喀赞勋爵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以热衷于地理学研究和大力支持印度的文物和历史工作著称，他个人在这方面的兴趣对他接受我的计划是一个最大帮助，我本人对此永存感激。我还得到了一些友善的赞助人和朋友的支持，他们是已故的邓芝·伊贝森爵士（Sir Denzil Ibbetson）和麦克雷根先生（Mr.Maclagan，现在已是爱德华爵士Sir Edward），后者后来做了印度政府税收部秘书，目前任旁遮普邦（Punjab）的副长官，他们为我的建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帮助。

【大英博物馆委托人的合作】

印度政府方面的最后批准，由于有了国务大臣阁下的批示而变得容易。大英博物馆的理事接受了印方的建议，同意提供由我估算的总计36 000卢比（合2 400英镑） ^[3] 考察经费的五分之二，将来按此份额来分文物。大英博物馆对我这一次和第一次探险提供了合作及各种各样的有价值的帮助，是一个尤其令人感到高兴的想法：我成功地带回来的古物，大量的搜集品，包括数百件极富艺术价值的绘画和数以千计的写卷等，此种“考古学收益”，即使从财务角度来考虑，也是一种很有益处的投资。

【延迟出发】

1905年春，我的申请获得最后批准之后，有一件与此相关的官方事务影响着我，加上正在完成的《古代和田》一书的编写工作，使这些计划的实施多耽搁了一年时间。但是由于做了一些努力以及政府方面的慷慨特许，我终于能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在克什米尔度过了六个月的自由时间。我很满意那里的条件，在北方边界以外，我着手开始我的工作，并一直持续到1906年4月。我对那段时间的工作感到满意。

【受印度测量局之助】

对地理学方面工作而言，从一开始我就受到了印度测量局的大力资助，他们为我提供了一笔最有价值的资产。F.B.朗格上校（Colonel F.B.Longe，后来的印度调查长）已答应派一名受过训练的印度测量员随同我一起考察，他还答应提供一笔特别的费用，用于其下属以及我们的地形测量工作的开支。布拉德上校［Colonel Burrard，他现在已是悉尼爵士（Sir Sidney）］最初是三角测量处的主管，后来也做了调查长，他对我的探险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利用每一个机会，根据他自己的经验，鼓励和指导我们的田野工作。他极大简化了三角测量处的制图记录方面的准备工作，这些现已都在包含有94幅图的地图集中作了介绍（1998年版保留了原著94幅地图，本版没有收录这94幅地图，详见再版说明——译者）。

【反映测绘情况的地图集】

在我的《中国新疆及甘肃考察图注》（ Notes on Mɑps Illustrɑting Explorɑtions in Chinese Turkestɑn ɑnd Kɑnsu ）中，曾详细介绍我们所使用的测量方法，包括规则的平板测量之外的三角测量和天文观测，它们都由我的制图助手或我们两人中的单独一人来完成。可惜那些介绍1911年在皇家地理学会的《杂志》（ Journɑl ）上发表时 ^[4] ，被大量删减了。在我一般性的直接监督下，对于当地名称等的翻译采用了音译法，该方法也同样用在了地图集的最后编辑中。 ^[5] 征得皇家地理学会的同意，在那些被删减的地图中，有一幅反映这次考察全部区域的总图，被作为地图集的索引图，其比例是1∶3 000 000。这幅图还附带可以作为一幅适用的插图，用以表示我的助手们曾做过制图工作的地方。此外该图还可以用作参考，作为一种附加的“路线”用在那些特殊地区的章节中，以介绍地理方面的信息。由此，它还可为那些地理学的学者，在使用我的著作时提供便利。

【测绘工作的助手】

我在制图方面获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拉伊·拉姆·辛格（Rai Rām Singh），他现在是印度测量局的局长助理。他熟悉中亚的山地和沙漠，在测量方面他具备久经考验的能力。1906—1907年，当我们的冬季考察活动因艰苦的条件影响到其健康而迫使他返回印度时，悉尼爵士布拉德特意安排了一位叫拉伊·巴哈杜尔·拉尔·辛格（Rai Bahādur Rāl Singh）的测量员接替他。拉尔·辛格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对艰辛工作具有如此热情的人。在众多的实际工作中，这两人总是我最可依赖的助手。令我感到无比高兴的是，此次探险返回后，皇家地理学会在奖励我“奠基者金牌”时，也奖励了这两位优秀的助手。

【来自坑道工兵的“手艺人”】

还有一小部分工作是由奈克·拉姆·辛格（Naik Rām Singh）完成的，他原是乔治王（King George）亲领的坑道工兵部队的一名军士，J.E.狄奇上校（J.E.Dickie，现在是少将，他后来做了西北边省皇家陆军工兵部队的司令）将他从部队中抽调出来，作我的“手艺人”。他还负责冲印我这次考察带回来的大部分照片，这些照片全部由我拍摄，有一部分选出来做这些书的插图。但考察快结束时，一件悲惨的事情却发生在这位能干诚实的助手身上。关于此事，详见本书第三十三章，在那里我有详细的记载。 ^[6]

【考察结果概括】

考虑到这些书卷浩繁，我在此需得克制自己，以避免对我这次探险的诸考察结果冒昧作任何的概括，也许不这样做也仍能说明其中那些专家合作者曾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们对我的各种重要帮助。但要将我现在的工作作一个合理的概括，也许还是有一定道理。我所走过的路线——自印度—阿富汗边境直到阿姆河极上游地带（第一、二章）——给了我机会，让我得以研究到大量的历史学和人种学问题，如斯瓦特（Swāt）、迪尔（Dīr）、吉德拉尔（Chitrāl）和马斯图吉（Mastūj）等地，尤其是那次值得纪念的中国远征军穿越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Hindukush）的路线（公元747年）。由于阿富汗斯坦（Afghānistān）已故国王哈比布·乌拉（H.M.Habīb-ullah）陛下生前的特别恩准，使我得以穿越瓦罕（Wakhān）谷地的极上游地区和帕米尔高原的阿富汗领土。我在该地以及随后从萨里库勒（Sarīkol）到喀什噶尔（Kāshgar，即今喀什——译者）沿途所做的观察（第三章第一至第三节），为探索早期人类穿越“世界屋脊”的路线提供了特别的证据。

【受乔治爵士麦喀特尼先生之助】

在喀什噶尔稍做停留期间，在驻新疆总领事麦喀特尼（Macartney，现在已是乔治爵士Sir George，汉名马继业——译者）先生的热心照应下，我得以和这位很有助益的老朋友重叙旧谊，他对统治着这片广大地区的中国官方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对我的探险的成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对我的无穷尽的关照使我终生难忘，而我欠他的感谢则太多。同样重要的是，他还为我挑选了一位叫蒋师爷（蒋孝琬） ^[7] 的优秀中文秘书。有了这位极称职且认真的中国学者的帮助，我的考古工作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在我们的考古旅程和田野工作之中，他表现了最大限度的助人为乐品质，甚至准备分担我在科学工作中的艰辛与劳苦。

【受中国官员之助】

蒋师爷的热诚和机智，在我与中国地方官员的合作（这是实施我的探险计划之要素）中起了大作用。没有中国地方官员的充分帮助，我就不能够完成诸如运输、人员和给养等方面的工作，而这些对于在干旱的沙漠里或荒无人烟的山地里的探险必不可少。我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记起，这个古老帝国镇守在大沙漠绿洲中的那些官员，他们一直在关照着我，使这些绿洲变成我的“行动基地”。我发现很多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对我搜集古物的目的和发现物，怀着一种真正的学术兴趣——这些都已记录在我的个人探险记 ^[8] 中。但是，在此我要特别提到我的朋友和田按办潘大人（潘震），在我1900—1901年的探险中他给了我友善的帮助。荣升为阿克苏道台之后，他仍没忘记为我的考察铺平道路。

【1906年在和田的考察】

从喀什噶尔出发时，我选择的是昆仑山（ ）山前地带，经叶尔羌（Yārkand）前往和田（Khotan）（第三章第四、五节）。那年夏季快结束的时候，我到达了南部的冰山，完成了那些尚未考察地区的测量工作，并在和田这个古老的绿洲文化古都中，搜集到丰富的古物。之后，我又前往东北方的沙漠中，寻找到先前未涉足过的一系列风蚀的遗址，收获颇丰（第四章）。接下来是在东面的达玛沟（Domoko）一带被沙子掩埋的遗址中的发掘，搜集到了大量古物，还有一些梵文、于阗文和汉文写卷，时代是在唐代末期以后（第五章）。最近对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垦殖地的系列变化的研究，带来了诸如“干化”问题一类的地理学研究课题。10月下半月我在尼雅遗址（Niya Site，公元3世纪废弃在沙漠之中）重做的发掘收获颇丰，除了汉文文书和各种各样反映早期塔里木盆地绿洲生活和文明状况的遗物之外，还意外地发掘出一些用佉卢文（ ）和印度俗语（Prākrit）书写的木质简牍（第六章）。

【自安迪尔河到若羌】

之后我继续我的旅程，向东到达了安迪尔河（Endere R.）尾闾地带，这是我1900—1901年探察过的最远地区。在唐代城堡所做的新发掘，显示出了更早期的聚落遗迹，对揭示该沙漠遗址的历史带来了光明（第七章）。从安迪尔向东的漫长的沙漠之旅，我经且末（Charchan）和瓦石峡（Vāsh-shahri）直至若羌（Charkhlik）（第八章），并弄清了这条联系和田与中原的古代要道的历史地理状况。从中可以看出，自玄奘（Hsüan-tsang）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以来，这条古道的地理状况实际上并未有多大改变。

【罗布地区的历史】

在若羌，我们到达了目前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该地处在一个荒凉的由流沙、风蚀地和盐渍土构成的地区，在罗布淖尔（Lop-nōr）的边缘，地形裸露，周围是塔里木（Tārīm）河尾闾的沼泽地，还有大面积的干枯湖床。罗布泊地区即古代汉文中的楼兰（Lou-lan）或鄯善（Shan-shan）自西汉王朝以来，在中国向中亚扩张的最早期路线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楼兰古代遗存的探察，是我第一个冬季工作的首要目标。为此，对早期那些有关罗布、鄯善和楼兰的大量历史记载作一个分析，显然很有必要（第九章）。

【考察楼兰遗址】

我的直接目标是位于罗布淖尔以北干旱的荒原上的古代聚落，它最早由赫定（Hedin）博士发现。这块风蚀地具有地理学和考古学的魅力。在向遗址进发的途中，从地表上可以看到大量的石器时代的遗物，以及明确的古代三角洲的痕迹（第十章）。在遗址区所做的系统发掘现在可以明确地认定是楼兰一处有墙的中国驿站，以及一处外围较小的居址，此中出土了大量汉文文书和佉卢文文书（其时代主要是公元3世纪）。此外还有很多属于那一时期的建筑物遗迹及工艺品（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九节）。我第三次旅行期间所做的补充考察，证明了“楼兰遗址”之所在，实乃中国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最早路线（第十一章第十、十一节）。

【在米兰遗址的发掘】

在穿过塔里木河尚未探察过的高大沙丘区并考察尾闾附近的一些小型遗址之后，我发掘了米兰（Mīrān）的废墟。该废墟是鄯善的一处早期聚落，位于罗布淖尔以南。在一座荒废的城堡中，我发掘出了数百件用吐蕃文书写的木简和纸文书，共出者尚有一些“如尼”突厥文（Turkish‘Runic’）的文书残片，以及大量的其他种类遗物（第十二章）。这证明了遗址被占据的时代是在公元8—9世纪，然远较古老且具艺术价值者，当属某些佛寺之遗迹（第十三章）。其所装饰的优美壁画，连同佉卢文题记，证明了自近东（Near East）移植入犍陀罗（Gandhāra）的希腊艺术（Hellenistic art）的影响，即在中国境内亦曾开过花结过果。

【通往敦煌的沙漠路】

1907年2—3月，穿过罗布荒原东北行，循着马可·波罗当年以及之前中国西行者的足迹，我沿途观察了那些将当今的塔里木盆地与疏勒河（Su-lo Ho）分隔开来的地带的自然地理状况，同时还考察了这条中国最早连接中亚之道路的历史地望（第十四章）。在抵达我在敦煌的新营地之前，我发现自己正受到上天的嘉奖——发现了汉武帝（Wu-ti）在公元前2世纪末为警戒其新开发的通往中亚的贸易和政治扩张路线、抵御匈奴人（Huns）的劫掠而修建的长城的极西部分。

【对中国古长城的探察】

在本书第十五至十九章中，记述了我在敦煌（Tun-huang）的为时两个半月的调查。一方面是循古长城遗迹调查（这些城墙保存较好，其总长度超过140英里）；另一方面则是寻找所有烽燧和驿站遗迹，包括著名的玉门关（Jade Gate）遗迹。由于地处荒无人烟的戈壁荒原，这些遗址尚未遭到人为盗扰，因此我从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用汉文书写的文书，它们主要是木简。此外，我还发掘出了很多生活用品，反映了公元前后时期这个荒凉边境地区的生活。汉文文书的大部分，由于有沙畹（Chavannes）先生所作的阐释 ^[9] ，使得研究变得大为便利，同时亦使我得以在本书第二十章中，根据这些亭障提供的历史和文物方面的信息，对其一般组织的状况及文物意义来展开探讨。

【在千佛洞的发现】

然而，敦煌还给我保留了另一个很具特色的大发现。在敦煌绿洲东南一座沙丘覆盖的山冈脚下，有一处名叫“千佛洞”（ ）的圣地。公元4世纪以来，虔诚的佛教徒们在这里的石崖上凿出了数百座蜂窝状的洞窟。我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些礼拜物（第二十一章）。洞窟中装饰大量的壁画和拉毛泥土做的塑像，其中有很多唐代精美作品（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这些极珍贵的古物证明了像我这样的西方考古学者对它的朝觐是值得的。1907年5月，我非常幸运地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进入一个隐藏在一座洞窟之中的藏有巨量的各种写卷、艺术品宝物的洞室中的欧洲人，这些东西已隐藏了大约900年。关于我在这个洞窟中如何获得那些古代写卷和艺术品的故事，在本书第二十二章中有详细叙述。藏经洞的遗物中绝大部分都是写卷，其中大部分是汉文写卷，此外还有很多写卷用梵文（Sanskrit）、于阗文（Khotanese）、龟兹文（Kuchean）、粟特文（Sogdian）、摩尼文的（Manichaean）和“如尼”突厥文、回鹘文（Uigur）及吐蕃文（Tibetan）书写；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绘画、刺绣、精美的织物以及其他艺术品贡献物。

【发现古代佛教绘画】

数百件精美的丝绸绘画（Paintings on silk，亦包括绢画——译者），可以说揭开了佛教绘画艺术的新篇章。这种艺术形式首在中亚及中国地区发展起来，同时又广泛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对它们的研究由彼得鲁奇（Petrucci，已故）先生和宾勇（L.Binyon）先生合作完成，他们的研究成果收录在本书的附录之中（附录E）。这些研究尚需延续下去。在本书第二十三章中，我只能尝试对所有的绘画遗物做一个系统的分类，并对它们的肖像画法和艺术效果的基本特征作一评论。现在我倒是希望，在本书第二十五章第二节中所提供的那些特别完整的描述加上和《千佛洞》（ Thousɑnd Buddhɑs ）一书中收录的代表作所提供的大量图版，将能促进资深的专家们对其做更深入的研究。

【对织物的分析】

本书第二十四章第一至第三节所收录的大量有趣的纺织遗物，其技术尤其是装饰图案，亦具有同样重要的分析价值。至于那些自藏经洞中获得的数以千计的各种语言的文书和写卷等遗物，本书第二十四章（第四至第五节）仅记录为对它们进行初步检查和分类所做的整理，以及快速检查其中任何具【对发现物的研究】有准古物性质的迹象，诸如关于这个古老的寺院图书馆的来源等问题，我那些才华横溢的合作者已做过的工作或许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此处如同所有其他同类情况那样，对这些文献遗物的系统分析，并不属本报告的范围，需留待其他资深专家的研究并在著作中去发表。

【在南山及甘肃的考察】

1907年6月，我从千佛洞出发，动身前往安西（An-hsi）绿洲。我在那一带调查了很多城墙（Limes）遗迹之后，又探察了桥子（ ）的废址，还有一小组以“万佛”著称的石窟寺，位于极西部南山的外侧山冈中（第二十六章）。7月，我沿着这条高大荒芜的山脉一路到了嘉峪关（Chia-yü-kuan），此乃中国中世纪长城之西部门户，极著名。虽时代较晚近，然仍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在南山中部雪线地区，我做了广泛的测量，获得了丰富的地形资料。 ^[10] 在沿着通过甘、肃二州（Kan-chou and Su-chou）的古道上，我一路做了大量的古物搜集工作，这些几乎是我在甘肃的全部工作（第二十七章）。之后又是秋季的长途跋涉，循着当年玄奘西行冒险穿过的北山（Pei-shan）的沙漠之路，随后又简单探访了哈密（Hāmi）和吐鲁番（Turfān）的遗迹（第二十八章）。接下来在焉耆（Kara-shahr）的佛教遗迹的发掘中，出土了丰富的希腊化佛教艺术风格的雕塑（第二十九章），收获颇丰。

【1907年的塔里木盆地冬季之旅】

我的第二个冬季塔里木盆地之旅，包括一次成功穿越号称“沙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冒险，并以走访喀拉墩（Kara-dong）遗址而结束（第三十章）。此外，我随后又在和田以东和以北的沙漠遗址中，做了很多发掘工作（第三十一章）。1908年春，我继续向北穿行，在麻扎塔格（Māzar-tāgh）一座城堡废址中，发掘出用于阗文、吐蕃文及汉文书写的大量文书。从那里起，我路过阿克苏（Ak-su）和乌什（Uch-Turfān）以及天山南麓未测绘过的山地，踏勘了通往喀什噶尔的中国官道沿线的古迹（第三十二章）。最后，在返回和田之后我又利用尚余下【在昆仑山主要山区的调查】的时间（这时已是1908年的夏秋季节），在和田河水源与青藏高原极西北地区之间的昆仑山中，做了一些地理学工作，该地区以前几乎不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第三十三章）。 ^[11] 此时，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在即将完成我的考察工作之际，我的脚部被冻伤了，我不得不返回印度去疗伤。然而至此我的搜集古物的工作已大功告成：100多箱满载文物的箱子，到1909年1月底，已被安全地运达大英博物馆。

【1909年被委派回英国】

从此次探险中所带回来的数量庞大的考察结果，变成了压在我肩上的沉重担子。所以，当我从印度政府那里获得一个特别任务——可以返回英国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为我对这些搜集品的整理工作创造条件时，我心中感到万分的高兴。明陀勋爵（Lord Minto，后来的总督，已故）出于其个人之谊，在征得国务大臣先生的允准一事上帮了我的大忙。由于所获新材料的详尽研究可能需要经年的努力，因此对我来说，首要的是寻找一些专业合作者。

【个人行记的出版】

但是同等重要的还在于，我需得形成自己的大致观点和结论，这对学者们抑或更广泛地对地理学工作感兴趣的公众都同样有益。在印度官方的热情允准及帮助下，1911年末，我的个人旅行记《沙漠契丹废虚记》得以出版。这部两卷本的有大量插图的书，除了可以减少因延迟出版而造成的不便外，还可以被看作本报告的一曲前奏，或者某种程度上是本报告的必要补充。

【受F.H.安德鲁斯先生之助】

我不能尝试在分配给我的在英国停留的时间内，去做所有有关搜集品的整理和描述工作，尽管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工作所需。我亦不能再次去烦扰我的那位富于经验及极具奉献精神的老友——艺术家拉合尔艺术学校原校长、现任克什米尔工艺研究所所长弗雷德·H.安德鲁斯（Fred H.Andrews）先生。此前我曾多次介绍他为我提供了巨大帮助。 ^[12] 他在东方艺术和手工艺方面的卓越知识，他对中亚文物的深入研究，以及他个人的艺术创作，都足以使他能胜任自我初次中亚探险以来的各种工作。我对安德鲁斯先生所付出的不倦努力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对我搜集的古物以及现在这部报告的编写，他工作甚多，作出了重大牺牲。

【大英博物馆的助手】

最重要也最紧迫的工作是，按照遗址情况将诸出土物分类，编写一个完整的器物表。如果没有印度官方提供的便利以及几个训练有素的年轻考古学家——J.P.德鲁普（J.P.Droop）先生、F.M.G.洛里默（F.M.G.Lorimer）小姐、G.L.伍利（G.L.Woolley）先生，以及起初一段时间还有H.G.埃韦林·怀特（H.G.Evelyn-White）先生——他连续充当我的助手有两年多时间——的帮助，我要完成这些工作是不可能的。在此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特别是对洛里默小姐和伍利先生。后者凭借其在埃及所获得的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承担了对所有出土物叙录（Descriptive Lists）的审阅工作。直至1911年底，我返回印度复职时，他们仍在对这些文物进行整理。

洛里默小姐继续其繁重的工作，帮助大英博物馆在其北廊新开辟了一个临时性的展览，以向大众介绍我的全部搜集品的一部分。 ^[13] 对洛里默小姐我尤其感激她对我的帮助，因为此外她还整理了千佛洞中出土的绘画品的详尽描述。 ^[14] 同时从千佛洞、藏经洞中所得的纺织品遗物，大部分都是由安德鲁斯先生负责整理。

【搜集品的分配】

关于全部搜集品在印度政府与大英博物馆之间的分配问题，在此我想顺便稍作解释。这些分配现已开始 ^[15] ，其无可辩驳的分配条件和理由，一开始就在叙录中作了详细的说明。因为印度政府方面五分之三的份额将被陈列在新的德里帝国博物馆中 ^[16] ，所以要想在相距如此遥远的两个地方（伦敦与德里）中的各种文物间，为研究目的而进行必要的比较，则必须借助现在这份报告中的图录以及尽可能收录的图版 ^[17] 。鉴于叙录的重要性，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尽管经过了众人之手，我对那些我本人觉得尚需检查之处，还是做了严格的检查。

【回印度复职】

上述大部分的工作，到1911年底我返回印度边省考古调查局复职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器物插图已安排好，附录中涉及的材料亦已从合作者那里得到。《西域》（ Serindiɑ ）一书的文字工作，花去我1912年野外工作季节在犍陀罗遗址调查返【1913—1916年，第三次中亚探险】回之后的大部分时间。直至1913年夏天，由于印度政府以及后来的总督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 as Viceroy）的鼎力相助，使我得以开展我的第三次探险。这次探险取得了大量的考古学与地理学成果 ^[18] ，加上影响这个遥远地区的、如同亚洲其他地区一样的政治状况的发展，证明这个长期渴望的计划的实施非常适时。但是关于本书正文的准备，至1913年7月底我开始出发北上时才完成四分之一。这次新探险持续到1916年2月，延误了本书的完成。

【恢复探险所带来的益处】

幸运的是，这种耽搁得到了补偿。1914—1915年在罗布荒原及甘肃极西部地区所做的新考察，为解决有关中国最早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以及古代长城的东部范围等大量问题带来了曙光。从本书众多章节中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我对那些地区的历史学和地形学考察，从新考察中获益匪浅。

【1916—1917年，前往英国】

1916年我的第三次探险结束后，我受印度政府的善意委派重返英国。这段时间对我的剩余工作大有裨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得以重新直接接触那些仍堆置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搜集品。这对写作于这个时期的《西域》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很有益处（第十至二十章）。最后的但不是最小的一件事是：我对返回英国一事感到高兴，因它使我获得了尊敬的奥斯汀·张伯伦先生（Mr.Austen Chamberlain）——他后来做了印度国务大臣——慷慨支持的《西域》出版补助。此外我感到高兴的是《西域》一书的补充文章的出版——我指的是《千佛洞》一书，其意在著录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绘画中最具代表性者，以及不属于这部报告范围之内者。 ^[19]

【《西域》一书的完成】

1917年秋，我返回克什米尔，被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职务。接下来我开始继续《西域》一书余下的编写工作，同时一边着手整理第三次探险所获得的遗物，并准备编需要的中亚测绘图。我的正文手稿完成于1918年9月，大约10个月后，我很满意地看到它被投入印刷。这部书曾经由我的第三次中亚探险以及战争状态所带来的艰难而延搁下来，现在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继续下去。这浩繁巨著的完成得益于我离开印度前往英国的那段日子，那时是1920年，印度政府特意眷顾我，派我返回英国。

【与沙畹先生的合作】

对我而言，我在此尚需提及我对那些学者的感激，他们给我提供了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帮助，使我冗长的工作得以完满结束。他们之中，我特别要感谢已故的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先生，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西方汉学家，也是我最有益的帮助者。1909年春，他已准备好对我发掘出的汉文文书进行深入研究并出版。尽管这些文书中有很多辨认和翻译难度很大，且数量庞大，但他本人所具备的快速而又深入的研究能力，使他在一年后即对其中近千件文书作了诠释转译。这对我的《沙漠契丹废墟记》一书来说是一个及时的大帮助。该书由沙畹先生审阅，并提供了一篇清晰、精美的导言之后，以一卷独立的四开本形式出版，这为现在这部出版物提供了范本。 ^[20] 若细读《沙漠契丹废墟记》一书中有关出土文书的古遗址的几乎每一章节，将会证明在什么程度上我对文书的过去所作的解释得到了沙畹先生的工作指导，但是它们丝毫没有使他对我从他那里优先得到的帮助感到厌倦。

【沙畹先生的最后贡献】

然而他自己亦有属于自己的大量工作要做，他一度准备把那些与汉学研究有关的部分转让给他人。参照附录A可以看出，他曾经凭其不知疲倦的双手，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贡献。从千佛洞中所得的有题记绘画，最后那些复写工作，本身即具有一种令人感伤的价值。 ^[21] 这份工作是给那些遗物配上插图，他曾建议在碑铭研究院的《东亚东方研究纪念文集》（ Mémoires concernɑnt l ̓ Asie orientɑle ）中专门出版一卷，以纪念他已逝的学生及朋友彼得鲁奇先生。在写了那些信后不久，沙畹先生自己亦遭受了一场严重疾病的打击。三个月以后，他撒手人寰，对我们的研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尚记得1917年10月那个明媚的下午，我在返回印度的途中，在他那个位于玫瑰泉的花园家里向他道别，并承蒙他的眷顾，答应为拙作《西域》写一段献辞……此情此景，永志不忘。啊，我对他的高贵品质的回忆，将永不减退！

【受霍恩雷博士之助】

我还遭受了失去另一位最有价值的合作者的打击，他是已故的A.F.鲁道夫·霍恩雷博士（Dr.A.F.Rudolf Hoernle），哲学领域里中亚研究的真正先驱。他曾尽其所能帮助我的第一次探险计划，之后又精心研究那次探险的结果。他倾其同样杰出的能力，为我第二次探险携回的大量婆罗谜文献的分类、初步分析以及部分发表，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他的关于梵文、于阗文和龟兹文文书的《细目》（ Inventory List ）一文（收录在附录F中）证明了他虽年事已高，但对此种烦琐工作仍充满不倦的热情。在一系列文章中，他探讨了他对敦煌千佛洞藏经洞所得于阗文文书研究的初步结果，随后他又将其中的一部分收入其著作《佛教文献残卷》（ MS.Remɑins of Buddhist Literɑture ）中予以发表，该书部分受到斯滕·科诺教授（Prof. Sten Konow）之助。 ^[22] 命运垂顾这位已退休的学者，使他得以继续其繁重工作，直至其漫长而硕果累累的生命终点——那一天正是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11月11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从他那里得到持续的帮助，他对我的永恒不变的友谊，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佉卢文文书的合作研究】

我对另外一些同样杰出的学者——E.J.拉普森（E.J.Rapson）教授、埃米尔·塞纳尔（Émile Senart）先生以及阿贝·博耶（Abbé Boyer）先生——一直非常满意，他们承担了我第一次探险中发现的佉卢文木质或皮质文书的解读和发表工作。 ^[23] 他们还情愿涉难，来承担我第二次探险所获相关遗物的艰辛释读工作。拉普森教授直接辅助我编写了本书，他对尼雅和楼兰遗址出土的部分佉卢文木简作了有价值的注释。 ^[24] 而与此同时，阿贝·博耶先生则更使我获益匪浅，他成功地释读了米兰和敦煌烽燧中出土的一些重要的佉卢文及早期婆罗谜文书。 ^[25] 至于我所发现的梵文文书，则得到了L.D.巴尼特博士（Dr.L.D.Barnett）及L.德·拉·瓦莱·普桑教授（Prof.L.De La Vallée Poussin）极有助益的指导。

【对吐蕃文文书的检索】

我从敦煌千佛洞所携回的吐蕃文文书，现收藏在印度官方图书馆，原由该馆资深图书管理员F.W.托马斯博士（Dr.F.W.Thomas）指导C.M.里德·丁小姐（Miss C.M.Rid Ding）开始着手分类编目；之后全由L.德·拉·瓦莱·普桑教授分类编目。鉴于里德·丁小姐与托马斯博士的雅意，我谨选其大作之精粹，收入本书附录I中。对我的考古工作记录有直接且重要益处的是米兰和麻扎塔格城堡遗址出土的吐蕃文文书（主要是一些准官方文件）编写一份详细、完整的目录，该工作由摩拉维亚教派牧师A.H.弗兰克博士（Rev.Dr.A.H.Francke，已故）来完成。 ^[26] 我的这位资深的合作者牧师先生还为那些著录发表了一篇一般性的有价值的注释——这也收入本书附录G中。此外，L.D.巴尼特博士还对千佛洞某些壁画上的吐蕃文题记做了精确的转译，此亦收录入本书附录K中。

【千佛洞汉文文书的编目】

从敦煌千佛洞中携回的数千件汉文文书，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其编目工作一直在循序渐进地开展，由这方面的专家李约内·吉尔斯博士（Dr.Lionel Giles）以及P.伯希和教授（Prof.P.Pelliot）负责。两人一开始即承担此工作，然而在战争期间，由于军事义务及其他责任，此工作受到了影响。 ^[27] 除了发表这些收藏品中涉及敦煌历史及地理的两件有趣的汉文文书之外，吉尔斯博士尚答允帮我处理《西域》一书中涉及的有关汉学方面的问题。

【粟特文文书的合作】

在伊朗文方面，我应该感谢我的朋友A.E.考利博士（Dr.A.E.Cowley），他现在是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管理员（Bodley’s Librarian，Oxford），他为释读一组用以前尚未知的笔迹书写的文书铺平了道路。后来这一工作由已故的R.戈蒂奥（R.Gauthiot）先生接续，他杰出的工作成果证实了此组文书中包括有最早期的粟特语文献。 ^[28] 1916年，戈蒂奥先生为国捐躯，他的猝然辞世延迟了这些文书的进一步释读，他亦未及亲睹我从千佛洞中所获晚期粟特文文书以这位杰出学者的名义发表。晚期粟特文文书中的一部分，此前亦曾由F.W.K.穆勒教授（Prof.F.W.K.Müller）做过检索和考证。穆勒先生曾是自吐鲁番出土的此种语言文件的最早破译者。 ^[29]

【突厥学家之助】

在突厥语方面，V.汤姆森教授（Prof.V.Thomson）——著名的鄂尔浑（Orkhon）碑铭的释读者——就米兰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所出土的古代文献，以及保存良好且完整的“如尼”突厥文写卷，帮我做了很好的编辑及说明工作。 ^[30] A.冯·勒柯克（A.Von Lecoq）教授，大名鼎鼎的突厥学家和在新疆的考古发掘者，则负责我在敦煌发现的摩尼字母（Manichaean script）书写的突厥语《摩尼教徒忏悔词》（ Khuɑstuɑnift ）的审定工作。 ^[31] 最后，我在此特别感谢E.丹尼森·罗斯博士（Dr.E.Denison Ross），他现在已是爵士，我在同一遗址中所得的回鹘文佛教经卷的初步检索和细目工作是都由他来完成。 ^[32]

【佛教绘画方面的合作】

在叙述完一长串我在语文学方面的合作者之后，接下来我想转而感谢对大量艺术品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这方面第一位助我工作的人，是我的老朋友A.富歇先生。我特别感谢他对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一些有意义的壁画所作的佛教造像学的正确阐释 ^[33] ；此外，他还就这些壁画的分类等，作了极有益的指导 ^[34] 。至于这些壁画艺术方面的问题，我则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劳伦斯·宾勇先生（Mr.Laurence Binyon）的相助。宾勇先生是远东绘画艺术的权威，现在负责大英博物馆东方印刷及绘画品分部的工作。他的专业才干及关照，极大地帮助大英博物馆完成了对那些原先处于恶劣环境中的丝绸绘画品的成功保藏；而且他还帮助完成了这些绘画在《千佛洞》一书中的图版复制工作。

正是出于宾勇先生的雅意，我才得以将我搜集品中的这个重要部分，找到一个无比杰出的合作者——他就是已故的拉斐尔·彼得鲁奇先生。对于他在1911—1916年间对从敦煌千佛洞所获绘画及其题记的研究中长时期付出的辛苦劳动，在此我不可能去作一个全面的评述，也不必去这样做，因为诸君会从本书第二十三章有关千佛洞绘画部分中，读到详尽的内容。 ^[35]

【受彼得鲁奇先生之助】

彼得鲁奇的英年早逝，是对他所涉及的诸研究领域的沉重打击，正如我在附录E中指出的那样，他原拟为那些绘画写一篇大部头的文章，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在最后一次病前所著的两章，尽管细节上尚未全部完成，但我仍将之收录到附录E中。1917年2月彼得鲁奇先生仙逝后，他的朋友沙畹、富歇及西尔文·烈维诸人出于友情，自愿承担了就“曼荼罗”（ ）的组成问题为出版社写一篇大型论文的工作。 ^[36] 这同一工作还得到了A.D.怀利先生的关照，他负责有关供奉题记一章的写作。 ^[37]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章节都不能代表作者们曾设想过的最后轮廓。有关佛教艺术的最后一位研究者，是劳伦斯·宾勇先生，他出于对朋友的纪念，已同意用他自己的论文——《论敦煌绘画艺术》（ Essɑy on the Art of the Tun-huɑng Pɑintings ）来代替彼得鲁奇原计划中的结论一章。 ^[38]

【其他类艺术品的合作】

关于其他种类的艺术品，很多学者亦为此贡献了各自的专业知识。已故的教授阿瑟·丘奇爵士（Sir Arthur Church，皇家学会会员），对不同遗址中出土的拉毛泥塑和壁画所使用的材料，做了长期的分析研究，其成果收录在本书附录D中。珀西·加德纳教授（Prof.Percy Gardner）凭其渊博的考古学知识，帮助我们鉴定了凹雕及印章等物。对于J.史特拉兹高斯基教授（Prof.J.Strzygowski）来说，在关于内陆亚洲古代艺术与近东希腊艺术的联系问题上，我受其指教颇多，他亦非常客气地指点过敦煌千佛洞中发现的纺织品上的一些图案的临摹。施莱辛格小姐（Miss Schlesinger）具有乐器方面的专门知识，她为本书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注释（附录H）。我对大英博物馆的李吉纳德·A.史密斯（Reginald A.Smith）先生怀有深深的谢意，是他对罗布沙漠中发现的石器时代的工具做了详细鉴定。 ^[39] 我亦对R.L.霍布森（R.L.Hobson）先生表示感谢，他是中国瓷器的权威，对我考察所获陶器遗物给予了极有益的帮助。

【对工业遗物等的分析】

J.冯·威斯纳（Prof.J.von Wiesner，已故）教授是杰出的植物生理学家，他关于中亚造纸业发展的研究，是根据我第一次探险发现的纸文书遗物来开展。他对出土的早期粟特文文书在显微镜下做了认真的分析。非常有趣的发现，是关于最早的破布制纸张的引进。 ^[40] 正是通过冯·威斯纳教授的善意引介，其高足兼工作助手T.F.哈诺塞克博士（Dr.T.F.Hanausek）对不同遗址所出的富有特征的标本，做了显微镜分析，其结论已被收录在叙录中，这对于未来有关纺织史以及棉花种植业传播等的调查，具有不小的价值。然而令人哀痛的是，由于L.德·洛齐（L.de Lóczy）教授的谢世，再加上战争环境，在此已不可能介绍那些沙子及其他地质学标本的分析结果。这些标本由我采集，中国最西部地区的那位地质学权威曾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工作。正是洛齐教授第一次把我的注意力引导入敦煌千佛洞艺术品中，他在1879年访问了千佛洞，在此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述及我对他的由衷怀念。

如果我在文章的最后才提及大英博物馆的两位特别有价值的合作者——J.阿兰先生（Mr.J.Allan）和T.A.乔伊斯先生（Mr.T.A.Joyce），也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对遗物分类所作的重要贡献。这两人为钱币名录做了精确的注释，此已收录在本书附录B中；他们亦负责为图版CXL和CXLI的复制选定钱币标本。在此无须对考古学家们指出，J.阿兰先生的注释对确定诸遗址的年代学序列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另一个领域，乔伊斯先生对我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考察中所采集的人体骨骼标本，做了繁重的人体测量工作，在本书附录C中，收录了其大作《中国新疆及帕米尔地区体质人类学研究笺注》（ Notes on the Physicɑ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Turkestɑn ɑnd the Pɑmirs ）。在考古学和语言学两方面研究结果所显示的一致性，看起来正把我们引导向一个关于塔里木盆地人口种族成分的问题之中。

【受大英博物馆之助】

除大英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特别帮助外，我还应当特别感谢该馆对我工作的积极推动。馆长弗雷德里克·凯尼恩爵士（Sir Frederick Kenyon）是巴士高级勋位爵士（K.C.B.）；相关的各部保管人、L.D.巴尼特博士（Barnett）、悉尼·科尔文爵士（Sir Sidney Colvin）、赫尔克里士·里德爵士（Sir Hercules Read）等，都尽其所能为我提供了方便、周到的安排以及忠告。

我的探险成果得以出版，实含有巨大而持久的努力在内。我在此向所有帮助过我、使我得以克服困难的人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其中我尤其要感谢国务大臣阁下，由于他的惠允，才使这部介绍田野工作结果的书的出版成为可能。而且，即使在经济情况发生大变化的1914年，尽管出版费用激增，但出书的计划仍坚持了下来。我始终没有机会向威廉·福斯特先生（Mr.William Foster）表达我的敬意，我一直仰赖其友谊和关照。他是印度官方档案馆主管，直接负责本书的出版。

【《西域》的出版】

当克拉伦登出版社的委员会同意承担本书的出版，以及所有图版（彩片除外）的准备工作之时，我感到很欣慰，尽管将会不断出现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技术难题；此外由于我和出版社之间相距遥远，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我对著名的《官方》（ Officinɑ ）杂志资料的信赖，已受到过经验的全面验证，虽然前文提及的变化对它们施加了比能够预见到的远为巨大的压力。对已故的C.坎南先生（Mr.C.Cannan，出版社委员会秘书）及其继任者R.W.查普曼（R.W.Chapman），我欠情太多。至于彩色图版，我要特别感谢班伯里的梅瑟斯亨利·斯通父子公司（Messrs.Henry Stone and Son，of Banbury），他们对选出的一些古代艺术品标本所做的三色过程复制，以及出版技艺和关照，使图片的制作获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关于《西域》一书的出版，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考古学家朋友J.德·M.约翰逊（J.de M.Johnson）先生。1912年，他由印度事务部安排，负责审阅和帮助校阅我的手稿。1918年被任命为委员会助理秘书时，他被迫将这份精细工作的大部分委托给C.E.弗里曼先生（Mr.C.E.Freeman），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尽各种力量，以保证制图工作的精确和平稳进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与出版社之间远隔重洋，对于1913年期间印刷的第一至第七章，我都无法见到一章以上的校样；而1919年秋季时印刷的第八章情况亦如此。即使对那仅有的一章校样，我亦缺乏足够的时间；而工作条件——它们主要在营地中完成——亦不能使它做到完全准确，这就解释了像在下文《补遗与勘误》中所频繁出现的错误的问题。

【校样工作】

从第八章开始，本书的印刷形式得到了C.E.弗里曼先生的热忱关注，我要感谢他以他长期的文字经验所作的忠告，以及他对这件连我都感到万分辛苦的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由于我在汉文名称和术语的转译［据《H.A.吉尔斯教授大辞典》（ Professor.H.A . Giles's Greɑt Dictionɑry ）中所采用的韦德氏体系（Wade's system）］中所确保的一致性以及在引用汉语参考文献时所确保的普遍的正确性，为我的汉学家资格增色不少。沙畹先生早在1913年即帮我做过此工作；随后的L.C.霍普金斯先生（Mr.L.C.Hopkins），杰出的汉学家，出于友情也参与了我的工作。他接替了沙畹先生的工作，既费时又劳心。对霍普金斯先生在汉文古文字学方面的特殊造诣以及助我释读某些古文古印，我早已经铭感于心。L.吉尔斯博士帮我通读了有关中国亭障章节的校样；西尔文·烈维教授——一部分由A.D.怀利先生帮助——则帮助通读了我们已故的共同朋友沙畹先生和彼得鲁奇先生所著附录文章的校样。J.阿兰先生帮助审阅了本书有关非专门中国地区探险部分章节的校样，他用渊博的东方学才识，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校正。由于其他紧迫工作的压力，我自己做索引工作已变得不切实际，故而牛津大学出版社R.H.纽先生（Mr.R.H.New）被委托在我的一般性指导下，负责此项麻烦的工作。对他付出的辛苦劳累，我在此深表谢意。

在结束记录在这部书中的漫长工作之时，我发现我正远离我心爱的大沙漠和山地。而我自年轻时即心仪已久的目的地——阿姆河之旅，依然希望渺茫。然而，当我想起还有一项大工作伴随我以及我的那些好友对我的中亚探险自始至终所赋予的至爱时，心中充满了希望，也受到了鼓舞。正是在他们的庇护之下，这部关于过去发现的成果的书，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奥雷尔·斯坦因 B4BCQJF69b3dkJsVYgw1V2602HYhXqmGwfGTF0KJKCPv0A2oBroM7NYmw49/5G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