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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斯基泰治下的乌仗那】
现存涉及印度西北边疆史漫长而令人疑惑时期的史籍中，尚未有明确涉及乌仗那的记载。在那个时期，喀布尔河谷地连同周围地区经历了自亚历山大的直接继承者——来自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希腊国王们的大帝国治下，以及源于斯基泰（Scythian）或安息（Parthian）的短命王朝，直至最后变为由大月氏（Great Yüeh-chih）人中的一支贵霜人（
）或印度—斯基泰人建立的强大王国的主要领土。人们有理由相信，斯瓦特河谷像犍陀罗一样保存下来的大量佛教遗迹（其中有很多希腊化佛教艺术品）的时代，可上溯到公元初几个世纪，当时在贵霜统治的地方，佛教曾盛极一时。然而在考古发现中，却没有反映当时曾盛行于乌仗那的佛教的特别情况方面的资料。
【法显对乌仗那的访问】
正是在贵霜统治末期，我们第一次得到了有关乌仗那的信息。这一信息是关于古代印度西北地区地理志的最可信资料，来自一名中国西行取经的佛教徒。根据法显（Fa-hsien）的游记记载，公元403年前后，他到达了乌苌国（
），走的是帕米尔一侧的路线。法显及其随行者所走的路线确实引人关注。幸运的是，由于沙畹先生后来对“竭叉”（
）令人信服的考证，所有关于法显出发地点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54]
“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葱岭冬夏有雪……”
[55]
之后法显指出了旅行者在此所遭遇到的危险：“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
[56]
法显告诉我们：“彼土人即名为雪山也。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
或
），亦有众僧，皆小乘学。”
【法显所说的陀历或达丽尔】
毫无疑问，旅行者们的路线经过了帕米尔，中国自汉代以来即将该地称为“葱岭”（
）。
[57]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此处法显所提及的“陀历”与玄奘所说的“达丽罗（Ta-li-lo）川”为同一地。孔宁汉早就推定其为今之达丽尔（Darēl），位于印度河右岸，奇拉斯（Chilās）的对面。
[58]
陀历与达丽罗的确定，是根据这两位西行者在其行纪中，都明确提到该地崇拜一尊木雕的弥勒佛（Maitreya）像。
[59]
汉语中的“达丽罗”，当是“达丽尔”一名的准确转译。
【玄奘经行路线：自斯瓦特至达丽尔】
在玄奘关于乌仗那首都瞢揭釐（相当于现今斯瓦特河畔的门格劳尔）以后路线的描述中，也准确地指出了这条山径。“瞢揭釐城东北，逾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险，山谷杳冥，或履絚索，或牵铁
。栈道虚临，飞梁危构，椽杙蹑蹬，行千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国旧都也。”
[60]
跨边界调查报告表明，此路线是从斯瓦特河上游首府之门格劳尔，东北行翻越古尔班德（Ghūrband）和根达（Kānda）的山地至印度河，然后再沿其曲折、狭窄的山口到达达丽尔。这条经过以印度河之科希斯坦（Indus Kōhistān）著称的路线从未被专门调查过，其部族领地对欧洲人完全关闭。然而，通过当地来源所获得的信息表明，玄奘以及法显所详细描述的情况是这条路自然存在的巨大困难所致。玄奘对旅途里程所做的估算与有效的地图上的里程相一致。
[61]
【法显自帕米尔至达丽尔经行路线】
尽管达丽尔本身仍不对欧洲人开放，但从当地渠道所获信息可以了解到，“该河谷极其肥沃和易于垦殖” [62] 。居住在那里的操史那（Shina）语的山民公社，有3 000多名士兵。和印度河科希斯坦其他地区的状况一样，该地直至最近以来仍保持着一种小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在古代它即与那些控制着亚辛（Yasīn）和番亚尔（Punyāl）的头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地形学方面也有同样的证据能够解释这些联系，这些证据表明了法显可能走过的自帕米尔至达丽尔的路线。在戛库契（Gākuch）与吉泽尔（Ghizar）之间，有若干相对易行的山道将达丽尔北部与吉尔吉特河（Gilgit R.）上游联系在了一起。 [63] 这些翻越道达戛里山口（Dodargali Pass）的通道中最短且便捷的是自亚辛河口直抵古比斯（Gūpis）的路，而且它仍是目前联系印度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的主要路线，人们一旦置身于此，就如同一下子回到古代。
【法显翻越的德尔果德山口】
我曾在《古代和田》一书中指出，这条自亚辛河谷至德尔果德（Darkōt）山口，并由巴罗吉尔鞍形山部翻越兴都库什山主脉到达阿姆河上的萨尔哈德（Sarhad）的道路，曾于公元747年中国唐朝将军高仙芝率军翻越帕米尔到达吉尔吉特的成功远征时被使用过。 [64] 在下文中，我将据个人的观察讨论该路线的北部分。1895年，这条路线被用作“帕米尔边界委员会”英国方面的视察路线，此事实已充分证明其重要性。
【法显的路线】
法显的行纪中有一些文字可以明确支持这种猜测，即他和他的同伴曾经行此路，自竭叉或喀什噶尔出发，“得度葱岭”，即达达丽尔，“在道一月”。我个人沿着那条古代贸易路——自喀什噶尔过塔格都木巴什的帕米尔（Tāghdumbāsh Pāmīr）至萨尔哈德，再经巴罗吉尔和德尔果德山口到达亚辛河源头——全程旅行之后，我可以确证的是，正如当地旅行条件所表明的那样，此次旅行共包括24个或25个普通段落或站，而其旅行条件自古以来都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变化。 [65] 除了这些，从地图上来判断，尚需在德尔果德和曼奇亚尔（Mankiāl）之间增加五站里程，这样我们才能走完法显所述路线的全部。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在法显行程的两端之间没有第二条同样短或实际的路线。 [66]
【法显对印度河谷小道的记载】
从达丽尔起，法显沿着狭窄的印度河谷的崎岖小道前往乌仗那。其行纪中所作的描述与现在这些峡谷的状况相比，既写实又协调一致：
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絚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渡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是正北天竺也…… [67]
虽然达丽尔以下印度河部分尚未被一个欧洲人访问过，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大河南流，山脉横隔阻断通道及其所形成的一连串深谷大壑形成的障碍，与旅行者在介于奇拉斯与司喀多（Skardo）之间的印度河谷大部分路途中所面对的困难一样大。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香客们所指的“梯”，实则指那种狭窄的岩壁可用来作路径，或者是那种桦树枝做的绳桥，自河此岸搭到河彼岸。 [68] 法显特别提及他在抵达乌仗那境内之前所经过的绳桥。这表明沿印度河的路径，自达丽尔下方至左岸，而且直至米拉巴德（Mirabat）方重新返回右岸，此地距属于斯瓦特的根达河谷一侧以上大约8英里。 [69]
【法显对乌仗那的记载】
法显对乌仗那的总体描述很简要，但鲜明地显示出了当他访问时佛教在当地的繁荣境况。“（其民）尽作中天竺语”中之“中天竺”（Central India），我们也许应称作“中国”（Middle Kingdom）为好（《法显传》记“中天竺所谓中国”——译者）。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在乌苌，佛法甚盛，人们称众僧住址处曰“僧伽蓝”（Saṅghârâmas），凡此计有五百僧伽蓝；而僧侣所修习者皆小乘学（Hīnayāna）。 [70] 法显提及的几个圣址，在玄奘有关乌仗那的记载中亦被提及。由于斯瓦特河谷境内大部分地区仍未曾做过考古学调查，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对其地望情况做系统地整理。为此，像在玄奘记载中提到的情况那样，我将满足于仅仅提及那些已经有可靠证据确证的遗址。
【法显所述的佛迹】
幸运的是，关于法显提到的最初的圣迹一事，佛陀曾来到乌仗那：“佛遗足迹于此，迹或长或短，在人心念。” [71] 玄奘亦提及：“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来足所履迹，随人福力，量有短长。”他将此地定位在斯瓦特河北岸，阿波逻罗龙泉（Nāga Apalāla）西南30余里，该泉据说是斯瓦特河水源。佛迹在瞢揭釐或门格劳尔东北250里许。 [72] 如狄恩上校最初认识到的那样，后一种情况清楚地指出了现今格拉姆（Kalām）附近斯瓦特河的源头 [73] ；而且还可以确认的是，所谓佛迹即是斯瓦特科希斯坦边界处一个叫“蒂勒特”（Tīrath）的村子附近刻有字的石头。它显示的是两只大鞋（pādukās），其下是一行简要的佉卢文题记，使用的是公元前1世纪时的字体，指称此即佛祖释迦牟尼的足迹。1897年狄恩上校曾对该题记做过拓片，随后由布赫勒教授（Bühler）做了校订。 [74] 蒂勒特的位置与格拉姆有关，从勘察中得知，它与玄奘描述的情况极其接近。正是在此地附近，极可能正是“如来濯衣石”之处，因为玄奘述其址为自佛迹所在“顺流而下三十余里，至如来濯衣石，袈裟之文焕焉如镂”。 [75]
【法显关于“宿呵多”的记载】
自乌苌国起，《佛国记》告诉我们，法显及其随行者“坐讫南下到宿呵多国”。“宿呵多”一名是斯瓦特的较古老形式，很久以前即受到猜测。这可由以下事实佐证：法显在此提及的唯一佛迹——此乃佛前生中，菩萨为了拯救一只被鹰追赶的鸽子，愿意“割肉贸鸽”——被玄奘定位在门格劳尔西南的山中。 [76] 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对地形的准确描述指导下，以及1898年1月我随行布内尔野战军时所做的快速考古调查，我得以确证位于吉拉莱（Girārai）村附近有一座大佛塔遗址。该村地处布内尔最西端，在与斯瓦特河的分水岭的山脚下。 [77] 布内尔在佛教时期曾是乌仗那的一部分，这一点可由宋云和玄奘所记载过的乌仗那南部的一系列佛迹来证明，我亦曾在布内尔循迹调查过。 [78] 为什么法显要用一个独立的名称“宿呵多”来指称布内尔以示区别呢？这个问题看来不可能有答案了。 [79]
【宋云的斯瓦特之旅】
有关乌仗那接下来的更为详尽的记述，来自宋云和惠生。公元518年，他们受北魏王朝胡太后派遣，前往印度西北地区。关于他们自和田至萨里库勒的旅程，我已在其他地方探讨过。
[80]
公元519年早秋时节，他们启程翻越帕米尔前往瓦罕（Wakhān）以及位于现今巴达克山（Badakhshān）中之嚈哒国（Yeh-tas或Hephthalites）。
[81]
在那里稍作停留之后，正如宋云的行纪和惠生在《魏书》中保存的宋云的行纪和惠生的注记所告诉我们的，这些朝圣者通过波斯（Po-chih）境内的一条小山路，进入了赊弥（Shê-mi）国内。他们逐渐出现在葱岭山区，然后到达位于赊弥以南的乌仗那。
[82]
在《古代和田》一书中，我已经借机提到了赊弥国。在《唐书》（
）中，也有一段记载提到了它，云其西境和南境毗邻竭师（Chieh-shih）或吉德拉尔，与“兴都库什大雪山南部自中世纪以来即被泛称作卡菲尔斯坦的谷地”有关。
[83]
我还在《古代和田》一书中指出，我相信宋云及其同伴所走的路线，是经过卡菲尔斯坦最东部的一条河谷，下行至库纳尔河，再由此穿过迪尔（或巴焦尔）进入斯瓦特谷地。但是，由于获得了其他一些信息以及其他原因，我很有必要在此更详尽地追寻僧侣们的道路。
【宋云之经行“波斯”追寻】
从宋云的行纪中我们知道，他在离开嚈哒国王的驻地之后（时间是中国历十月，约公元519年11月），进入波斯境内。 [84] 嚈哒王的驻地，可能在法扎巴德（Faizābād）邻近或更靠下的地方。其地很有限，穿行只需七日。住在那里的山民们，只有极稀少的资源，性情恶劣蛮横，不尊重其国王。该国有一条溪流，原先很浅，之后由于山体滑坡阻断水流，将其变成了两个湖泊。有一条毒龙住在湖中，制造了很多灾异事件。夏季它带来大暴雨，冬季则是积雪，行人由此遭遇到诸多艰难。此地的雪闪着白芒，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在这样糟糕的视野里，行人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为此他们祭祀了龙王，然后一切才平复下来。
【波斯与泽巴克的对应】
在《北史》（ Pei Shih ）中，惠生的注记也提供了关于该地风物的相同记载。它被称作“波知”（Po-chih），位于“钵和”（Po-ho）或瓦罕西南。 [85] 马迦特教授据此定位，考证波斯或波知即介于泽巴克（Zebak）和兴都库什山趋向吉德拉尔的分水岭之间的辽阔地区。 [86] 而对宋云及其随行者经行路线的检查，证明此种考证是正确的。因为对那些来自巴达克山并希望到达斯瓦特的行人来说，最便捷可能也是最容易通过兴都库什山的道路，就是从泽巴克以南渐进入桑里奇（Sanglich）河谷。从泽巴克河源头有两个重要的山口可以翻过兴都库什山分水岭：一个是多拉赫（Dorāh）山口，海拔14 800英尺，可通到卢特阔（Lutkhō）河谷，下至吉德拉尔首府，这一山口常被商队频繁使用。 [87] 另一个是曼达尔（Mandal）山口，海拔15 300英尺，东北距多拉赫山口直线6英里，由这一山口可通到卡菲尔斯坦最东部主要河谷的巴什郭勒（Bashgol）。自北面两个山口下来的道路，在豪兹·伊·多拉赫（Hauz-i-Dorāh）或杜斐林湖（L.Dufferin）处相会合。杜斐林湖是一处湖泊，长近2英里，宽0.5英里，其两头是悬崖峭壁，仅在东侧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从此再向泽巴克方向走大约1.5英里，路边还有第二个更小的湖泊。 [88]
【宋云所记的杜斐林湖】
宋云所记有毒龙传说的双湖，可以被认作是确实的。原因是我被准许进行商讨的可靠信息 [89] 大量地显示出，在从喀廷札（Khatinza）到喀马尔比达（Kamarbida）（该地区可能与宋云经行路线有关）的兴都库什山任何其他山口北侧，均未发现有这种双湖存在。那种朝圣者们曾循泽巴克道路至杜斐林湖的结论，也被他指出的在波知的七程行程所证实。因为在今天自多拉赫至海拉巴德［Khairābād，此地是包括泽巴克和桑里奇在内的瓦独吉（Warduj）河的终点］的路程，也正好总计共七站。
【宋云所言之“赊弥”与卡菲尔斯坦的对应】
从杜斐林湖起，如前文所述，有两条道路向朝圣者开放。我们感到清楚的是，他们选择的是曼达尔山口通道而非多拉赫，这可以由其随后行程记载的细节上得到证实。11月的后半月，他们进入了赊弥国，在那里，他们翻过了葱岭山脉。赊弥国土地贫瘠，人民穷苦。其道路险峻狭窄，仅可容一人一骑通行，异常艰难。 [90] 在惠生的注记中，除了提到赊弥国在波知国以南，他还说该国人民并不信仰佛法，而是崇仰各种神祇。 [91] 我在前文中曾经提到，《唐书》中有一段记载说赊弥在竭师或吉德拉尔以西和以南。参照地图可以看出，这段记载与吉德拉尔的相对位置和卡菲尔的属地准确一致，甚至在很近一个时期内，它们曾到达阿纳瓦依（Arnawai）附近的库纳尔河两侧。从地图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巴什郭勒河谷地连同其众多的大型聚落（图8），占据了波知以南或泽巴克—瓦独吉河谷的位置，而其东部或东南部分则是吉德拉尔。置身于吉德拉尔那些高峻荒芜的山坡上，行人很难相信自己刚从葱岭过来。而那些描述，更适合更加宽敞、肥沃的卡菲尔斯坦谷地。最后，是关于不存在佛教信仰的声明并不适合吉德拉尔，此地保存下来的遗迹表明了在宋云时代前后佛教信仰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卡菲尔斯坦谷地所谓的“各种神祇崇拜”一直持续到今天，没有一丝佛教曾存在于此的痕迹。
【通过曼达尔山口的路】
尽管翻越曼达尔山口的路未被系统地调查过，但有值得相信的信息指出，对于负载货物的牲畜来说，可能在很像多拉赫山口那样的情况下，这条路在夏秋季节是宜于通行的。 [92] 自从阿富汗占领卡菲尔斯坦以来，一条规则的商贸路线实际上已开放到巴什郭勒河谷的源头，并通达山口一带。在此之前即曾有大量的商旅从巴达克山一侧寻路至此，这在乔治·罗伯特森爵士的文章中有清楚的记载，他曾于1892年到达巴什郭勒河谷。 [93]
【马可·波罗关于尼古达入侵的记载】
为复原早时期状况，在此很值得追述一下马可·波罗旅行记中的路线。在他的游记中，蒙古团伙的首领尼古达（Nigūdar）“与一大帮骑手，残忍的、毫无顾忌的家伙一道”，从巴达克山“通过一个叫作‘帕塞迪尔’（Pashai-Dir）的行省，之后又通过另一个叫作‘阿里奥拉凯什木尔’（Ariora-keshemur）的行省”到达印度。上述这条线路必定通到了巴什郭勒河谷一带。 [94] 显然，“帕塞”（Pashai）一名是指卡菲尔，这个部落名称一直保存到今天 [95] ；而“迪尔”则指此次著名入侵所发生的方位。而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据加在“凯什木尔”或“克什米尔”前的名称可以推测出，后面更远的路程必是经过斯瓦特。至于难解的“阿里奥拉”（Ariora），我以为可以理解为现在的“阿格罗尔”（Agrōr），这是一处位于赫扎拉（Hazāra）边界的著名山区，从印度河左岸面对着布内尔。 [96] 从这些地区的任何一幅精密地图上都很容易看出，对一支游动的骑兵部队来说，要从巴达克山到克什米尔强行军，选择经由巴什郭勒河谷、迪尔、塔拉什、斯瓦特、布内尔、阿格罗尔并抵达杰赫勒姆（Jhelum）河谷这样一条路线，即使在今天来说也是最便捷、最实际的入侵路线。 [97]
【宋云对印度河路线的描述】
在宋云的行纪中，也提及乌苌或乌仗那的一条二者择一的路线。该路经过“钵卢勒”（Po-lu-le），宋云描述了沿途的艰难险阻：铁索作桥，高悬空中，可作通道；下临深渊，深不见底，两侧无物可作扶持；若有闪失，行者肉躯将跌入万丈深渊。在这种情况下，宋云和惠生意识到这些地区的状况，避开了这条路。 [98] 《北史》中也提及此路，将它放在了东面不同的方位，但所记更简略。这一事实，连同宋云的“钵卢勒”与玄奘的“钵露罗”（Po-lu-lo） [99] 在发音上的接近，也证实了这条路经过亚辛和达丽尔，直达印度河峡谷。此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还证明了法显所经行的也正是此路。 [100]
【宋云对乌仗那的记载】
宋云于公元519年花了一整个冬天，还有次年春季的一部分时间在乌苌。他写了大量热情洋溢的文字来描述这个国家。他发现，在那里佛教依然高度繁荣。 [101] 他记载道，该国北接葱岭，南连天竺（印度），气候暖和宜人，人民众多，物产丰饶。当地遵从一种敬老的风俗，国王置自身于对佛法的严格遵守，虔诚事佛，素食禁欲，昼夜礼佛。宋云还详细记载了国王的虔诚愿望，愿来世再生于“天国”之中。
乌苌国的人民如有犯死罪者，并不立即执行死刑，而是被解送到荒山中，在那里他们凭自己的造化来维持生命。 [102] 当遇到可疑情况时，则靠一种服用药物的神裁法来裁决。其土地被描述为肥沃丰饶，人民众多，物产殷富，五谷丰登，百果繁熟。在夜晚，寺庙里的钟声响彻全国。有大量美丽的花朵，从冬天到夏天一直盛开着。僧人和信徒们采摘这种花朵，敬献佛祖。 [103]
【宋云提到的佛迹】
自乌苌以下是“乾陀罗国”，这是朝圣者们西行取经的主要目的地，大部分重要佛迹皆在他们的这段行程中被提及。但是，尽管有很多详细记载，准确的地理方面的信息却很少。更有甚者，在保存下来的宋云和玄奘的行纪中尚有某些混乱。 [104] 上述佛迹的位置，只有在参照玄奘的更加系统和精确的记载之后，才有可能确定。因此，我应该限制自己，只简要指明一下那些目前我认为能够确定的遗址即可。
在离开“城”（此应即玄奘所指的“瞢揭釐”即门格劳尔）之后，取经者们——如法显等辈引导着我们到了佛陀晾衣遗迹之处——那是一块石头，此外还有佛陀留下神奇足迹的岩石。 [105] 前者的遗址在河东面，后者则位于王城以北80里（据另一种读法是18里）。此里程明显比玄奘所记载的要少，而蒂勒特的岩刻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此两处遗址之间，他们还提到了一个湖，在河以西，因据传是一个能制造奇迹的龙王（Nāga King）居处而受人膜拜。此应即著名的“阿波逻罗龙泉”，该“龙王”可能是乌仗那的保护神。玄奘曾详细提到龙泉的传说，认为与斯瓦特河的源泉有关。 [106] 城北有一座名为“陀罗”（To-Lo）的大寺院，取经者把它描述成具有重大意义的场所，也是王室特别关注的地方。此处遗址，也许可以到大量存在的、据说是与瞢揭釐（门格劳尔）有关的遗址中去寻找。 [107]
【布内尔的佛迹】
王城向南的路线中被记述的佛迹，有佛陀前生曾剥自己的皮做纸、折自己的骨为笔以书写经典之处。该遗址据《宋云行纪》在瞢揭釐以南百里，它亦被玄奘提及，并为之冠以“摩愉伽蓝”（
）一名，意谓“扁豆寺”（the convent of the lentils）。
[108]
据我考证，其遗址当即突尔萨克（Tursak）一带的古木巴台（Gumbatai）废墟。突尔萨克是布内尔的首府。
[109]
最后，关于山上的佛迹还有一段富于激情的记载。此地距王城东南八日行程，佛陀前生曾在此舍身饲虎。关于这个著名的遗址，玄奘在从印度河东部的呾叉始罗（
）返回时曾访问了它，而法显在行纪“四大塔”
[110]
中亦有提及。据我考证，这个遗址应为班吉山（Mount Banj）发现的废墟，位置靠近自玛哈班（Mahāban）东南向印度河伸展的崎岖支脉的末端。
[111]
这个著名庙宇占据了分水岭以南一个孤立的位置，该分水岭将古代乌仗那（包括布内尔）与犍陀罗分隔开来。这一情况可以用来解释，玄奘和法显为什么都没把该佛寺与乌仗那相提并论，而是与呾叉始罗地方相关联，原因是后者正隔着印度河与寺庙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