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亲爱的妈妈：

你去了纽约！过上了属于你自己的小日子！妈，我简直太为你骄傲了。你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奇迹和灵感……当然，这话是讽刺。但无论如何，我真的为你骄傲，你终于能放个假了，哪怕不是真的度假，还得不停忙管理图书的工作。但为了让你迈出这一步，我们只能牺牲自己宝贵的一周时间，让我把话说清楚：跟我爸待一周其实不是我们的首选。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凑到了一起。我爸就像个快活的拉拉队长，出于负罪感，他什么都愿意给我们买，假如我不趁机要一辆新车，还真是对不起我和我的国家。至少得要一辆新车。乔打算参加航天夏令营。你知道吗？我非常为他骄傲。我不知道他还有这个志向。而你只需要傻傻地在纽约待上一周。我猜，你八成会在扬克斯的“速8”酒店里整晚躺着看书。

你应该带我一块儿去的，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度假。我们会去水疗中心（不是人均消费十二块钱的美甲沙龙，而是摇滚明星喜欢的豪华温泉）给你改头换面，然后去巴尔萨泽餐厅吃饭，接着去看《汉密尔顿》。我们得去尝尝那种卷起来吃的比萨，还要逛美术馆，你必须得让我喝白葡萄酒。

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吗？跟你在家时没啥两样：因为某人给了我爸一份暑假教育计划，所以我现在被禁足了。他顿顿都给我们吃沙拉。还有，我们第一次走进他的公寓时，发现到处都是健怡可乐，我可太开心了。然后，等我从浴室洗完头出来，那些健怡可乐突然都不见了。你是不是给我爸发过消息，不让他给我们喝健怡可乐？你为什么讨厌健怡可乐呢，妈妈？健怡可乐可是美国的根本！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个国家？

我爸说，我可以每天中午之前喝一罐健怡可乐，但必须先参加训练，同时还得喝一杯小麦草汁。我说：“这小麦草汁是从哪儿来的？雄鹿县公共泳池的小卖部吗？是不是就在思乐冰的机器旁边？”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你们队是不是没有榨汁机？”我没开玩笑，妈妈。（我原本打算说“我没在胡扯”，但我正在学习暑期救生员礼貌用语，所以我只能说“我没在开玩笑”。）我跟我爸说：“嘿，你怕不是个傻子吧？哪个星球上的社区日间学校会给运动队配备榨汁机？”他就打开《哈佛商业评论》的链接（他平时常看这些东西），给我看了个故事，说是一家果汁吧公司让美国橄榄球联盟双日训练的成效有了巨大提升，然后又打开他的亚马逊应用（我没在胡扯）给我们队买了一台小麦草榨汁机。

他绝对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妈妈。土豪星。不过这也不坏，因为现在我们队有了榨汁机。我订了一份《哈佛商业评论》。我敢肯定，刚才我说的“成效有了巨大提升”这个短句用词非常恰当。所以这是个三赢的结果！我爸买到了我们的爱，我增加了词汇量，我们队有了榨汁机。我猜你是唯一的输家——我必须提醒你这点，因为这是我从自己看过的所有青少年电影里总结出来的经验。

为了让你感觉好一点儿，我要说，每次你给我发消息，告诉我该读下一本书时，我都觉得你就好像还在家里一样，还是那么让我心烦。松开你的丁字裤吧，我会永远支持你的。要是你能碰上参议员的老婆和她的土豪已婚男友那样的艳遇，一定要讲给我听啊。

接下来，按你的指示，我该读《偷书贼》了。我读了第一章。告诉你吧，感觉太压抑了。给你点专家提示：妈妈，放暑假的时候，千万别让孩子读旁白角色其实是死神化身的书。不管什么杂志的夏日海滩休闲读物推荐里，都不会出现死神当主角的书。要是有，麻烦你告诉我。读完《偷书贼》第一章之后，我立刻又读了一遍《暮光之城》，因为假如我命中注定要成为暗黑系女孩，至少得走性感路线。

你还想说什么？至少我是在读书呢。

爱你。

你不缺维生素的女儿，科莉

纽约和我上次离开时完全一样——又似乎截然不同。中央车站一如既往是个集肮脏与光鲜于一身的矛盾体，生蚝餐厅丝毫没变，拥挤吵闹，一切如常。但人们的衣饰跟过去不同，周围店铺看起来也很陌生，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却又找不到路的感觉笼罩着我。

我穿过回声喧嚣的走廊，故作镇定地寻找通往地铁的楼梯，然后我的随身行李箱就被旋转栅门卡住了，打破了我冷静的外表。哈，纽约，又到了你把新来的乡巴佬嚼碎再吐出来的时候了！

上周，我含蓄地向塔莉亚表示自己将前往纽约。她说，她的公寓离“哥大”很远，还试图劝我不去参加会议，留在她的公寓里“懒洋洋地喝酒闲荡”。可在只喝酒却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我绝不会看起来“懒洋洋”的，所以我坚持执行自己的计划，哪怕每天都要坐两小时地铁往返“哥大”，因为我相信还有远比这更糟的事。再说我可以在车上读书打发时间，心情会变得平和。

然而现在是高峰时段，因为刚才已经开过去两趟人满为患的地铁（车厢里太挤，连我的手提箱都容不下，更别说我的身体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第三趟，并奋力挤进本地人之间。车厢里的状况一点儿都没法让人平和：一大群人紧紧贴在一起，不用拉扶手都能站住，我行李箱的轮子虽然能在机场大厅以飞快的转速协助我赶飞机（顺便一说，我没干过这种事），到了地铁上却成了凶器。每次停站（路上约有四百多站），我的箱子都会演示一遍“运动中的物体倾向于保持运动状态”这个原理，撞向我旁边乘客的小腿。我试图把箱子拽回来，可我后面那个刚健完身的健身狂魔一直用力把我往前挤。他背了个大健身包，每次向前移动几厘米，这个包就会撞到我的后腰。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连锁反应：我的行李箱专门伤人小腿，他的健身包又来报复我的后腰。离我不远的地方，八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舒服地坐在长椅上，两条腿跟劈叉似的大大分开，仿佛每个人的屁股底下都有一张宽大的皮沙发。他们一只手里是整齐四折过的报纸，另一只手则下意识紧握着手机。由此可见，在此时的地铁上找到座位，不啻于一个小小的奇迹。正当我因为做不到这件小事而倍感痛苦的时候，一个肚子足有小型中子星那么大的孕妇上车了，车厢中的人性瞬间觉醒。孕妇满头大汗、肥胖臃肿，跟健美壮硕的生育女神毫无相似之处，但一连有三个西装男站起来给她让座。他们的态度与其说是殷勤，更像是惊慌失措，每个人嘴里都喊着：“女士，你想坐下吗？”于是她坐下了，其中一个不幸没能让出座位的男人收起了手机，把她巨大的BBBY家居店的包接过来，放在大腿上，直到旅程结束。

噢，我的心被暖到了，这样的小插曲几乎每天都会重演上千次。纽约，你真是个不会永远霸占座位的城市。

列车抵达布鲁克林高地，门一开，我就像香槟瓶上的软木塞那样弹出车厢。在好几条歪七扭八、纵横交错的街道上，我有好几次都走反了方向，只能举着手机，跟随导航蹒跚地探路。幸好这里是纽约，不存在任何值得路人注意的人或事物——我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并没有人在旁边笑我。

最后，我找到了塔莉亚的公寓楼，可它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记忆中的塔莉亚可是个非常张扬高调的耀眼人物，这一点也能从她在个人主页上更新的内容看出来，但这座建筑却毫不起眼，红砖结构，绝不是什么高楼大厦，反而很像老掉牙的机构办公楼。没有富人区常见的褐砂石墙，没有可爱的锻铁大门，也没有闪亮通透、配了一横排电梯、直入云霄的玻璃走廊。它看起来约有十层，设计风格实用，大门紧闭，似乎并不欢迎我的进入。

即便如此，我还是抓住门把手，用力一拉。

门是锁着的。

我歪歪脑袋，再次拉动门把手。不行，肯定是锁着的。我两手拢住脸，趴在玻璃门上往里看，发现玻璃门后面又有一排门，旁边是门厅，摆了一张桌子，像是门卫的服务台。按理说，这样的服务台后面都会有人值班，假如看到我拖着行李艰难地和锁着的大门较劲，这个人应该过来放我进去。

然而桌子后面没人，门厅的其他地方也没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曾经有人，也无从判断这座建筑究竟是一栋公寓楼还是个废弃的制衣厂。这儿似乎也没有信箱，反正我没看到门厅里有。这儿既然有门卫，为什么不在门厅里设置信箱呢？

可我为什么要假设这是一座有门卫的建筑？我为什么要给塔莉亚强行加上有求必应的人设？几周前，我问她家里有没有给我住的空房间，她回答我了吗？没有。然而在当时的我看来，不回答似乎就代表着肯定。假如她的公寓只有一个单间，我必须得睡沙发怎么办？好吧，我想我会在沙发上凑合一下，但沮丧与失望在所难免，因为我本以为自己至少可以睡在一张床上的。

好吧，作为一名老大不小的成年女性，在离厨房一米多远的沙发上窝一周虽然并不舒服，但总比付一千美元的酒店账单好多了。另外，塔莉亚是个有趣的人，她总是住在一些非常好玩的社区，想想我过来的一路上看到的无数或时髦或可爱的地方吧：一家手作糖果店，出售自制的士力架和奶油薄荷糖；一家法式蛋糕店，显眼的位置摆了个婚礼蛋糕，完全由柠檬黄色的马卡龙制作而成；一间酒吧，看起来想走复古路线，但灯光太亮，暴露了它年轻的本质；一块黑板招牌，上面用老式字体潦草地手写着“无论远近，我们都喝布拉茨啤酒”；招牌旁有家不起眼的棉质运动服商店，店里卖的却是紧身衣和美国制造的廉价T恤，而且尺码很怪，恐怕只有身高一米二的儿童穿起来才合适。

由此可见，我不需要床就能在年轻又美丽的布鲁克林度过一周，这丝毫不妨碍我和朋友享受美好时光。于是我给塔莉亚发消息：怎么才能进你的公寓？

她没有马上回复。好吧，等待回复时，我可以去享用一杯由环保方式种植、手工烘焙、毛刺研磨的有机咖啡豆制作的手冲咖啡。幸好我只带了一个非常小的行李箱，逛起街来真是太方便了。

两杯价值七美元五十美分的咖啡下肚，塔莉亚的消息还是没来。喝咖啡时，为了打发时间，我还给许多人发了消息，其中几个也没回复我。我知道，孩子们没回复是因为科莉要参加跳水比赛，看到我的消息，约翰倒是给我发了“赞”和“游泳”的表情，就好像他也要下水似的。莉娜什么都没给我发，因为她完全没理由终日捧着手机等待取悦她孤独、暂时无家可归的朋友。当我问起“你们那边怎么样”时，我的邻居杰琪倒是回复了，但她说的是：“一切都很好。希望你玩得开心！”这似乎不是个愿意继续聊的信号。

我带了电子阅读器。喝咖啡的间隙，我已经打开又关了好几本青少年题材的作品。我总是在寻找我认为无懈可击、能吸引那些比我还狡猾的小读者的书。我已经查看了好几百遍塔莉亚上次发给我的地址，还有近期的天气预报、图书管理员大会的主页以及我能想到的任何能用来打发时间的东西。现在大会正在进行日间议程，两小时后会举行一个鸡尾酒会兼欢迎会，而赶过去需要整整一个小时……想到这里，我开始紧张了。

我再次给塔莉亚发消息，把她发给我的地址粘贴给她，然后写道：

你给我的地址对吗？我可能没弄清关键信息，我以为你住的地方有门卫。

等了五分钟后，我给她打电话，无人应答。我用最冷静的语气给她的语音信箱留了言。挂掉电话后，我不由自主地大声说：“啊，糟糕。”

但这里是纽约，没人会多看你一眼。

我收拾东西，回到刚才那座建筑前面，依然没看到门卫的影子，也没发现信箱、门铃和没上锁的侧门之类的东西。

我更仔细地四下寻觅门铃，也做好了找邻居问一下的准备。这儿可能根本没有门铃。什么样的公寓楼会没有门卫也没有门铃？我又把塔莉亚给我的地址和公寓楼的门牌号码对照了三遍，完全正确。一个人会把自己家的地址弄错吗？她会写错街道名称吗？

谁会这么干呢？

我已经是第十次重看塔莉亚和我的聊天记录了。她说让我来纽约之前给她发消息，我发了。她让我直接到公寓来，她会“让楼下的人招呼”我，我猜这个人应该是指门卫，除此之外，还会有谁是“楼下的人”呢？也许是房东或者管理员？可这座楼似乎没有地下室，找不到管理员的办公处所，也看不到后门，只有一扇锁住的侧门，门上没窗，我猜这是用来清运垃圾的。

彻底陷入困境的我走到街对面，抬头往楼上看。因为这是个令人惊叹的大城市，几点上班的人都有，所以肯定有一部分人现在待在家里。

然而楼上的窗户都是黑的，只把城市的倒影反射给我。在这个晴朗的日子，我看不出哪间屋子里有人，甚至连屋子里住没住人都无从判断，更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又给塔莉亚打电话。这次的语音留言略带恐慌。挂断时，我意识到是时候放弃这座公寓楼，启动备用计划了。

可备用计划到底是什么？

约翰离开后，有那么一瞬间，我短暂而真切地觉得，自己就要死了。

是钱在作祟。钱、断掉的牙和尿床。

乔那时只有八岁，方方面面都很晚熟，跟科莉截然不同——在祖母家的农场，科莉能跟来自没有室内厕所的邻近农场的大孩子们玩上一天，然后问他们，为什么要顺着“那个月亮形状的小洞”钻进“那座奇怪的小房子”。人们说（我认为解释得非常清楚），婴儿只能在自己的尿布里给家长制造麻烦。而自从科莉学会了在便盆里撒尿，为免麻烦，我就只能把便盆放在门外，并在底下垫一张防水布，但我不确定到了冬天该怎么办。几周后，她学会了爬到真正的马桶上便便，每次拉完都会跟我要一块饼干，这显然是如厕训练的后遗症。

乔就差远了。为了培养他的如厕习惯，我尝试了所有人类文明认可的方法，比如让他光着屁股在家里闲荡，结果他学会了在厕所外的每个房间里撒尿。通过用玩具火车贿赂他的办法，我取得过一些不错的成就，然而到了晚上就必须给他穿上拉拉裤。这个习惯被迫保持了一年，超过了许多妈妈的容忍限度，尤其是我妈，她已经到了谈尿布色变的程度，我记得她每次过来看我们时都会哭。尽管得到了如此多的宽容，当乔终于穿上“大男孩穿的内裤”，能在白天完美地约束自己时，假如生病、做噩梦或者睡前喝了太多水，他还是会尿床，直到快五岁时才有所改观。

三年后，他爸失踪了，乔再次把愤怒发泄在了他的床垫上。

我已经累了。那一阵子，科莉整天发脾气，骂我丑，说这就是她爸离开的原因；她还觉得自己丑，认为这也是她爸跑路的理由。她说希望他死在外面。哪怕遇到任何一点儿正常的小挫折，比如鞋子找不到了、考试有点儿难，她都会哭个不停，哭上二十分钟之后，她才会允许我抱她。每天凌晨四点左右，乔会偷偷溜到我的床上睡觉，在睡梦中不停翻身，对我又踢又打，我只好去睡他的双层床，或者蜷缩在沙发上等太阳出来。我们用光了钱，但我不想卖房子。我拿日间学校发的工资偿还旧账单，用三张借贷利率低的信用卡支付新账单。当时我还没想明白该如何做一个单身职场母亲。我深陷混乱与痛苦之中，又绝不肯屈服于现状，过于执着地相信一切都只是暂时的，认为约翰迟早会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所以我们还活着，但也仅仅是活着而已。

后来有一次，我感冒了。虽然只是普通的感冒，可足以破坏家里宝贵的平衡。上了一天班的我没力气做饭，只能点比萨外卖，由此产生了更多账单，一张信用卡被我刷爆了。在感冒药的作用下，我整天浑身僵硬、迷迷糊糊，结果在工作中受到了批评，被科莉发现我在车里哭。接着我发现科莉偷了商店的口红。乔开始尿床，我每天晚上又要少睡半小时，为他换床单，哄他继续睡，然后一连几小时睁着眼，忧心忡忡地回想自己这一天。后来我带乔去看儿童心理医生治疗尿床，费用高得我负担不起。同一天，科莉从朋友的长滑板上摔下来，一颗门牙断成两半。那个朋友的妈妈蠢到了家，她打了911却没打给我，导致我不得不支付天价救护车出车费，而这件事本来开车十分钟去个牙科诊所就能解决，根本没必要出动救护车。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科莉被收进急诊科住院前成功地赶到了医院，力挽狂澜。我拽着科莉转了好几个圈，检查她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伤，又拿了一本介绍脑震荡症状的小册子，在他们抢走我的信用卡前带着科莉逃出了医院。就这样，科莉的牙修复了，儿童心理医生对乔的治疗也颇见成效，我成功避开了差点儿砸到头上的巨额急诊账单。危机解除。然而，次日凌晨两点左右，我还是经历了惊恐发作，这是我之前从未体验过的。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非常肯定。我知道，假如我再往生活这个泥潭里跨上一步，下一秒就会没顶。我必须叫停一切。我坐在床上大口喘息，整个房间变得漆黑一片，而我置身于一条光明的通道。空气不再涌入鼻腔。我在呼吸，但气流无法抵达我的肺。我用力抽动鼻翼，却只感觉到光。我想我要死了，可我并不害怕——既然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不如一了百了。在惊恐发作的过程中，为了摆脱折磨，所有能够想到的打算争先恐后地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我要卖掉房子，让我妈过来照顾孩子们，直到约翰回来……也许我该鼓起勇气自杀，换取保险金——深不见底的恐慌竟然让这样的念头看起来像是最好的计划——抑或是丢下这一切，尽可能逃得远远的，孤独地过完余生，再也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那一刻，我相信自杀和逃跑是仅存的两个选项。感谢上帝，那天晚上我极度缺乏睡眠，终于疲惫地昏睡过去（为了确保自己入睡，我还加大了安眠药的服用量），战胜了致命的惊恐发作。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莉娜。我没把每件事都告诉她——那时已没这个必要，我只是说：“太难了，我承受不了。”

她没说：“你能承受。”更妙的是，她也没说：“可是你必须承受。”她只说：“我十分钟后到。”她没食言。来到我家，她给我吃了半片苯海拉明，让我睡觉，告诉我能睡多久就睡多久。当时我正在大声对孩子们下命令。她帮我盖好被子，坚定地说：“够了。”我累极了，她一关灯我就睡着了。

所以当选项变成睡觉或者去死，我选择了睡觉。两天后，我醒了。孩子们得到的解释是“妈妈很累”，莉娜给他们安排了全新的家务分担模式，把他们视为三口之家中地位平等的两名成员，分给他们的活既没有未成年人那么少，也不像成年人那么多。在老师讲课用的那种记事板上，莉娜列出了普通家庭需要完成的所有家务的清单，让乔和科莉在自己能做的每一项后面打钩。最前面两项是“赚钱”和“开车”。孩子们很快意识到，既然他们无法完成这两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剩余的大量琐事最好还是由他们承担。尽管他们需要被人督促，且收到指令后不到时间截止前的最后两小时绝对不会开始做事，但从那时起，他们就尽到了自己的本分。莉娜拿伪造的低收入工资单帮我申请到了营养补助（食品券），还给我上了一堂“何为自尊”的哲学课。州里开始每个月给我寄将近三百五十美元的生活用品购置费。我还清了账单，把车库租给一个想在冬天找地方放船的人，取消了我们订阅的流媒体服务，卖掉闲置物品，收拾了我的烂摊子，用愤怒战术迫使保险公司为乔付了医疗费，按部就班地解决每个问题，直到危机真正解除——那一天，我告诫自己，再也不能像我依赖约翰那样依赖任何人了。

我永远都不会这样了。

既然如此，我最好考虑一下今天该在纽约的什么地方过夜。

事实证明，备用计划是忘记如何回地铁站。

我再次拖着行李，跟着手机导航穿过了六个街区，尝试原路折回。当我抵达车站，终于能收起手机、重新找回自信时，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变得友善和温柔了一点儿的纽约略感失望：刚才竟然没有一个人试图打劫我这个移动缓慢的白痴乡巴佬。然后我开始等地铁……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后，终于，又一趟开往曼哈顿的满员地铁停在了站台上。然而就在此刻，我意识到自己搞错了站台。更糟的是，车站似乎也不对。“哥大”应该在反方向。反正最后我是推着手提箱、穿着弹力裤走进会场的。一路上，我想不出要在哪里换上参加鸡尾酒会的衣服。虽然可以进星巴克点杯咖啡，趁机借用他们的厕所，但在那儿没法安全地换衣服，脱鞋时会踩到地上的病菌甚至蟑螂。

我可以搜索塔莉亚办公室的位置，去那边找她，但没有迹象表明她在那里（甚至看不出她是不是还活着），而且她供职的杂志社是某个跨国多媒体集团的一部分，位于曼哈顿中城，门卫是不会让我一个人穿过前厅的。

但后来我想起了我和塔莉亚在圣瑞吉斯酒店玩过的小花招，我是不是可以把当年的经验运用在某个酒店的服务员身上呢？

我想，只有一种方式能够验证这个想法。

约翰和我唯一一起来纽约的那次，我们住在上西区的一家可爱的三星级精品酒店，酒店恰好在我前往“哥大”的路上。那儿有个漂亮的法国小酒馆，是我去过的最漂亮、最干净、阳光最充足的餐厅，用一大排玻璃门代替墙壁。每逢温暖的下午，玻璃门会悉数敞开，将就餐区延伸到人行道，盛满白葡萄酒的高脚杯在日光下熠熠生辉。

那里每晚的房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可能是我以前住过的最好的酒店的两倍。如今作为单身母亲，我更是无法负担这笔费用，但我不需要真的付钱就能达到目的，这是我大学期间从塔莉亚那儿学到的技巧。

前往上西区的地铁上，我一直在给自己打气，鼓励自己勇于尝试，绝不能露怯。为了确保成功，在换过两趟地铁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座位，得以坐下来仔细地在行李箱里翻找口红、睫毛膏和约翰在科莉出生后给我买的一条十分昂贵的金项链。一通打扮之后，我终于有了自信。我穿上了科莉的黑色露跟鞋，把我的邓肯牌洞洞鞋塞进包里，收好我的黑色尼龙旅行袋，拿出我的王牌行头——莉娜为这次旅行专门送我的一只货真价实的思琳牌手袋：美丽华贵的黑色皮革包身、小羊皮衬里、金色链条和标志性的折叠侧面，正面加盖徽标。如果我成功了，一定是因为这个包。

我从第七十九街的地铁口钻出来。尽管这儿的高层建筑多于布鲁克林高地，街道更密集，导致投射到地表的光线更少，但外面依然阳光明媚。我戴上我的塔吉特墨镜，希望别人没那么容易看出它是从“小塔百货”买的。我感觉那家酒店应该就在两个街区之外，但愿我多年前的记忆不会有错。

它果然就在那里，小酒馆也还在，看上去没有变化。门是开着的，几个早到的食客坐在摆在人行道上的餐桌旁享受傍晚的天光。这里回荡着一种令人愉快的嗡嗡声。进出酒店的人络绎不绝，正合我意。我开始实施计划。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模仿电影《一条名叫旺达的鱼》里面的杰米·李·柯蒂斯（女骗子的精神偶像）。我推开店门，迅速扫了一眼大堂的情况。

嗯，很好，前台只有一个服务员，一群人正在那边排队办理入住。情况比我预想的简单。我来到队尾，假装也要办入住，然后看了看表——其实我根本没戴表。我大声叹了口气，环顾四周，发现一个行李员已经在看我，我决定抓住机会。

“对不起，”我用葡萄牙语说，“你能帮个忙吗？”

他飞快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显然上了我的当，以为我是个懂英语的外国游客，我可以顺水推舟。

我温柔地微笑着说：“我在等办理入住，但是排队的人太多了。我已经和我丈夫约好，再过五分钟去酒吧跟他碰面。你能帮我先寄存一下行李吗？我随后再办入住？”

“当然，女士。”他用英语回答，“您贵姓？”

担心他可能根据姓名信息查找预订的房号，我连忙岔开话题：“老实说，我想先去卫生间补个妆，很快就好，然后把行李交给你，你能为我指个路吗？”

这个乐于助人的伙计给我指了路。我冲进女厕所，那儿当然干净漂亮，还有各种可爱的盥洗用品。在没法淋浴的情况下，我尽量把自己捯饬得整洁体面，穿上了短裙和一件好看的包袖人造丝上衣，哪怕遭遇雪崩，这衣服也不会起皱，外面还套了件轻便的羊毛西装外套。我终于感觉自己像个人了，虽然再怎么看也还是个管理图书的人，不过总归是个人。今天早晨幸好没忘记剃腿毛，我真是太高兴了。

五分钟后，我走出厕所，找到那个乐于助人的家伙，把我的包给他，表现得非常着急——这很简单，因为我这时候确实非常着急。我给了他十美元小费，当他又问我姓什么时，我回头叫道：“你就写‘桑德拉’吧！谢谢！”然后便在他提出更多问题之前冲出门去。我对他自称“桑德拉”，是因为我觉得“桑德拉”是世界上最优雅的名字，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旅行，都会住在这样一个美丽的酒店。又一次沐浴在室外的阳光中，我在心里和自己击了个掌，对这座城市说：“看见了吗，纽约？我现在依然能搞定你。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