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我没回自己家，早就讲好的，要跟着檀生和他父母回潮汕。

檀生妈妈是那里人，虽然很早来北京，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口音还是跟昨晚刚到的一样。她常常是话到嘴边了还没找好发音位置，同时又不忍心看我费解吃力，所以格外慢条斯理，仿佛字字珠玑。但越是如此我头越大，像重回听力考场，刚开始就一败涂地了。我跟未来的婆母大人很难背着人说几句私房话，也是没办法，因为总不得不叫檀生过来做同声传译。

檀生爸爸应该算老派北京人，吐字归音可以录作教科书的。我留神听过，他的舌头卷得既松弛又有力，儿化音并不频繁，但说一次就非常透，把这个字的一辈子都说尽了。现在回忆，檀生爸爸的声气与袁阔成好有一比，很平常的闲话经他说起来都有沧海桑田的意味，像含着一段悠久的古都正史。

照理这家子的口音真可谓南拳和北腿了，奇怪的是他们老夫妇一点语言障碍也没有，常常飞快地对话，急了还能拌嘴。有时他们吵完，我都没法说软话和稀泥，因为拿不准要点，更辨不清风向。檀生说根本也不用掺和，他们晚饭前就好了，而且好也听不明白是怎么好的——都多少年了。

檀生说这话带着一种不屑，不屑里是无奈，但最终还是得意，幸福家庭的孩子知道自己幸福。他说父亲当年跟着部队所谓“南下”潮汕，在母亲家乡与她相识，然后母亲跟着他一起来北京，然后他们结婚，然后就有了他。说得相当乏味，似乎他们一切都是为了“然后有了他”。檀生并不能算“妈宝男”，还是很独立的，只是有一点过头的骄矜，认为自己是家庭乃至家族的“硕果”，是这棵树上最大最红的桃子。我倒也赞同他这骄矜，觉得可不是吗，他高大英俊朝气蓬勃，骄矜一点很有道理——当然还是因为那时很爱他。

檀生身上没有太多潮汕的痕迹，母亲的家乡话一句不会，能做同传只是因为熟悉母亲的表述规律。甚至学舌也没有一丝天分，北京话似乎是种排他的语言。他跟那些无忧无虑的北京大男孩一样，虽然高大却早早地有点发福，在胸肌和大长腿之间鼓着个胃，里面都是他喜欢的各种面食。檀生的面孔真是英俊，他常笑着不耐烦：怎么老有人说我像老外？都说他至少像混血。我国幅员辽阔，从华北到华南那么远的路，人种恐怕会有些变化了吧？或者将变未变、眼看要变，檀生的英俊大概就是这个微妙变化的体现。

我们认识时他三十多一点，虽然大我不少，但还是跟那些无忧无虑的北京大男孩一样，他的岁数就是个摆设。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急着结婚，不是不够相爱，而是暗地里都不太愿意成年，都想能拖就拖，最好拖到中年再成年。这一点檀生妈妈最看不得。尽管妈妈在北京的大机关供职多年，自诩开明现代，但对儿女婚姻的态度可以说是，呃，很潮汕。她希望儿子“负起责来”“像个三十岁的样子”，要给女孩子“一个保障”，成为“一个依靠”，同时我也要“尽快地成熟”，对檀生要“既照顾又管理”，要“把生活的方方面面处理好”。这番话我记得很清楚，虽然过去了二十几年，那种庄严的压力好像仍然在我头上。我跟檀生毕竟都是乖孩子，对长辈的语重心长总是本能地心悦诚服痛改前非。听完这番话之后的事我记得也很清楚，从他妈妈家出来我们就直奔新街口那家碟店，买了几十张新出的D9，当天夜里看了三部电影，其中有部西班牙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相当地好，我们激动得握手拥抱，互相劝着吃了很多薯片、可乐，到天亮才睡。大概每一个乖孩子都是阳奉阴违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要举家回潮汕。我们理解是“回潮汕玩儿”，但妈妈的定义是——回潮汕。一次巡礼，一个成就展，一个奠基仪式。

回潮汕。

去潮汕的真谛是回潮汕。

我那时再愚顽，也知道自己戏份重，一定要演好，下了决心。带的衣服鞋子都是最好的，头发去店里搞过。上飞机前檀生妈妈望着我，笑赞：“金气绳。”檀生附耳译道：“夸你有精气神儿。”

然而真到了那边，从下飞机起，到进家，到与亲戚们一一厮见，我发现我哪里吃重了，根本是个小角色。真正的主角还是檀生妈妈。因为老太太健在，所以檀生妈妈仍算是归宁的女儿，带着女婿，及子女。老太太端坐在堂屋正中间，一条胳膊搭在八仙桌左边，不起身，等着女儿女婿来行礼。其实大概也没有严格的礼仪，檀生爸妈笑着嚷着，俯身拉手大声问候，亲戚们轰轰烈烈地围上去，这个就算是礼成了。檀生和我在后面，过了一分钟，大概是里面问起了，听见爸爸叫道：“在呢在呢，也来了也来了！”众人又推推搡搡把我们挤到前面，檀生大喊：“阿嬷，给您请安啦。”故意学戏里念京白，又学清宫剧里打千儿，好逗他阿嬷开心。

我们管阿嬷不叫外嫲也是在北京就想好的，一是檀生奶奶早已过世，二是揣摩潮汕那边的情感风俗，外嫲似乎终究没有阿嬷亲，叫阿嬷的话外嫲肯定更乐意。果然乐意，她颤巍巍说了一个长句，众人安静听完立刻哄然抢着翻译：“檀生听见没有，叫你们住到元宵，有好东西给你们！”

阿嬷看了我一两下，她似乎还有一点害羞，不好意思多看，只再三叫他们招待我。檀生旋即拉着我退出去，他要到门口去抽口烟，趁着他妈顾不上说他。我走到门外，转身再看潮汕的这户人家，傍晚紫蓝色空气里一窗杏黄的灯光，忽然就依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