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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中丞，这曾国藩做事，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不久前才从衡永郴桂道任上提拔起来的陶恩培，拿着曾国藩写给他的信，来到骆秉章的签押房。
“什么事？”骆秉章问。
“一个兵痞子，自愿卖老婆，与人讲好了，还盖了手印，第二天翻脸不认账，还打得人家半死。状子告到我这里，情况属实，我把兵痞锁拿到衙门来审问。半路之中，曾国藩把他截走了，说是一个人才，他要留用。骆中丞，你看这办事还有个规矩吗？杀了那么多人，还弄些个什么站笼，惨无人道。杀人抢人，自行其是，全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样下去，湖南一省，只要他曾国藩就行了。”陶恩培越说越有气。
“这曾国藩也是跋扈了些。”骆秉章同情陶恩培，“那十个站笼，倒是经我劝说，又拿出几份状子给他看，总算拆了。可是专断自决，则一点未改。上月他到浏阳剿征义堂，又擅自杀了县团练副总张义山。张义山的副总是我批的，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杀了。回来后我虽不讲他，也给他碰了个冷钉子，平征义堂的事，一句不提。”
“哪还提得！再提，尾巴都会翘到天上去了。”陶恩培把身子往骆秉章跟前凑了凑，说，“中丞，听说鲍提督也讨厌这个姓曾的。”正说着，左宗棠进来，把刚起草的《湖南境内匪患次第肃清》的奏稿送给骆秉章过目。
“中丞，肃清湖南境内土匪，主要靠的是曾涤生的团练，尤其是这次剿平征义堂，厥功甚伟。征义堂闹了好几年，浏阳县对之束手无策，上次江岷樵也只是把他们赶到山中，全赖曾涤生彻底扑灭。但奏稿对此只一笔带过，曾国藩的名字都未提及。我虽然按中丞的意思写了，但终究有点为涤生抱屈。”
“怎么是彻底扑灭？周国虞三兄弟一个都没逮住，难保不死灰复燃。”陶恩培不买曾国藩的账，更看不起连个进士都没中的左宗棠。
左宗棠瞟了陶恩培一眼，权当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对骆秉章说：“添不添，由中丞决定，但有功不赏已不当，现在连在皇上面前一句好话都舍不得说，只怕将来难以服人心。”
说完，抬脚就走。骆秉章连忙叫住：“季高，你看着添几句吧！”把奏稿又塞给了左宗棠。待左宗棠走后，骆秉章对陶恩培说：“曾国藩虽然专断了些，但他勇于任事，也难能可贵。皇上信任他，你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陶恩培说：“我倒无所谓，只是中丞你处于这种地位难以应付。论年龄，论资历，论现在的官位，哪样不在他曾国藩之上？团练就只能做团练的事，不能事事都插手。安徽的吕贤基、江苏的季芝昌，哪个不是在巡抚的管辖下办事？团练大臣几十个，没有哪个像他曾国藩这样！”
骆秉章没有作声。从心里说，他对曾国藩快刀斩乱麻、敢于任事、不避嫌疑的作风，并不反感。他是个老官僚，对官场那种推诿、敷衍、不负责任、办事拖拉的习气看得多了，深知国事就坏在这种风气上。难得曾国藩这几个月来雷厉风行，湖南境内的动乱已渐次肃清，功劳是大的。但曾国藩也太不顾各衙门的面子了，开口闭口总说湖南官员暮气深重，要起用一班书生来代替他们，气势咄咄逼人。办事从不与他们商量，许多超过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也擅自处理。长此以往，弄得各衙门都不痛快，叫他这个巡抚如何当！停了一会，骆秉章问：“你刚才说鲍提督讨厌他，是怎么回事？”
陶恩培说：“听说曾国藩要撤换清德副将，提拔塔齐布。清德到鲍提督那里诉苦。鲍提督大为恼火，这不是清除异己，培植亲信吗？塔齐布还只是早几个月前才授予都司衔，现在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署理抚标中营守备，比起清德来，还差得远呀！”
“呵，呵。”骆秉章漫应着，一连打了两个哈欠。他今年六十岁了，常常感到精力不支，陶恩培见状，便起身告辞了。
两个月前，曾国藩把大团三营勇丁整顿好后，便与提督鲍起豹商量，这三营团丁和驻长沙的绿营兵平时分开操练，五日一会操，由他亲自来检阅。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外省奉调来的兵勇已全部回防，本省一部分士兵随张亮基去了湖北，长沙还有三千本省兵。鲍起豹把他们全部留在长沙，合长沙协左营五百兵（右营五百兵驻湘潭）在内，还有三千五百人，一旦有事，以资防守。鲍起豹同意曾国藩的建议。军队吃皇粮，战时打仗，平日操练，这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自己懒得吃那个苦，不想到操场去督促。现在曾国藩自愿领这份苦差，何乐而不为呢？
在操练过程中，曾国藩发现绿营中几个尖子。一个是署抚标中营守备塔齐布。他带的营每次会操都按时到齐，自己短衣紧裤，脚穿草鞋，为兵士做示范。曾国藩见塔齐布是上三旗中的人，对他格外亲切。为了今后办事方便，曾国藩要把这个满人推上来，因此特别把他去年守城时的功劳提出，向朝廷保奏他为游击。另一个是提标二营的千总诸殿元。他是武举出身，技艺精熟，训练士兵有方。还有一个把总周凤山，是镇筸兵中的小头目。此人不仅武艺好，且熟悉兵法，在镇筸兵中很有威信。大团中的三营，带队的几乎都是书生，虽然热情很高，有的武艺也很不错，但毕竟缺乏行伍经验。近来虽有杨载福、鲍超做教师，但两个人究竟不够，于是曾国藩将塔齐布、诸殿元、周凤山请来当大团勇丁的教师，给他们双份饷。大团勇丁的武艺在一天天进步，绿营的训练也有起色。但不久，麻烦事来了。
原来，那些绿营兵平素懒散惯了，一个月难得有一两次操练。就这一两次，去的人也不多，大多数人用几个钱雇个人代替，本人则睡觉、上馆子、下妓院。操练也有名无实，集个合，点个名，走走步伐，各自拿刀枪挥舞几下，就算完了。三伏天、三九天照例是不操练的。但曾国藩练兵，作风却大不一般。
大团一天的操练总在四个时辰以上，事事讲认真过硬，一丝也不许马虎。他自己一天到操场去几次，严格督促。这样一来，绿营兵也只能陪在那里。到了逢三、逢八会操这一天，天还没亮，就得集合上操场。那些绿营兵油子擦着惺忪的眼睛，胡乱穿上号褂，昏昏沉沉地跟着走，个个嘀嘀咕咕。曾国藩整天一刻也不离开练兵场。将士们无奈，只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一天下来，浑身骨架都散了。不仅如此，他还要训话，喋喋不休地聒噪个把时辰，讲军纪，讲作风，讲吃苦耐劳，讲精忠报国，等等，讲得那些绿营兵腻烦极了，个个昏昏欲睡，一回到营里，便骂开了：
“这个曾剃头，早点死了好！”
“曾国藩不过是个团练大臣罢了，他有什么资格管我们！”
“跟那些作田佬一起操练，脸都丢尽了。”
一个湘乡籍的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们知道吗？曾国藩是个蛇皮癞，他每天都痒不可当，死命地抓，抓下的癣皮有一饭碗，血流不止。”
“活该！这是天报应。”
“让他一天痒到晚，上不了操场就好。”
士兵们在一阵笑骂中放出满肚皮怨气。
个把月后，除塔齐布的抚标中营外，其他营的士兵常常缺席。最近一段时期，上操场的绿营兵越来越少了，抚标中营也受到影响。曾国藩对此很恼火。尤使他难堪的是，长沙协副将清德，几个月来，凡会操一概不参加，派人请也请不动。这两次会操，长沙协缺席的又特别多。经打听，原来是清德对曾国藩重用塔齐布很嫉妒。塔齐布还是火器营的护军时，清德便已是副将了。曾国藩一来，便保奏塔齐布为游击，最近又保奏为参将，眼看就要与他平起平坐了。清德如何能服气！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明显地在结党营私，培植亲信。因此，清德不但自己不会操，而且对不会操的长沙协士兵也暗中支持。对于清德明目张胆的对抗，曾国藩十分恼怒。他听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有一次清德竟摘去顶戴，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查实以后，便决定拿清德开刀。
机会来了。六月初八日，是清德最宠爱的四姨太二十五岁寿辰。早在五天前，清德就大发请柬，准备为四姨太热闹一天。而这天，又恰恰是逢八的会操期。
初七日上午，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了一个告示，晓谕全体绿营和团丁，明早在南门外大操场会操，要对半年来的操练做一番全面大检查，不管是谁，不管任何原因，一律不得请假。
当晚，长沙协中被清德安排为酒席服务的兵士，公推几个代表到副将衙门，把曾国藩的告示给清德看。清德看完，把告示揉成一团丢到脚下，冷冷一笑：“不要理他，他神气得几天？长毛一平，他就得滚蛋。”
“大人，是不是让他点了名以后再来？”一个外委把总试探地问。
清德眼睛一瞪：“你们的饷是谁管的？长沙协归谁管？曾国藩的一张告示，你们就这样怕得要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副将！明天，操办喜事的人一个不能少。另外，有事有病的兄弟都可以不去。你们就说是我清德讲的，看他曾国藩能奈何我个屌！”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穿戴利索，骑马上南门外练兵场。
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一丝风都没有，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口烧红了的大锅。而南门外练兵场，无一株树，无一堵墙，灰尘扑面，沙石烫脚，更如同这口大锅的锅底正中，无情地折磨穿着号褂舞刀弄棒的兵丁们。
点名时，曾国藩知道长沙协缺了不少人，但他没有发作。到了巳正时分，曾国藩特意来到长沙协操练地。本来应到五百人的长沙协左营，现在不到三百人了。曾国藩顿时火起，下令全场停止操练，声色俱厉地问长沙协带队的都司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司吓得结结巴巴地禀告：“有五十多号人在清德将军家办喜事，有七十多号人因病请假，有八十多号人半途溜走了。”
曾国藩听后，对全场兵丁大声说：“各位弟兄们，你们看看，究竟是国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自己不来会操，还要弟兄们为他办私事。国家出钱招兵，是为他个人招的吗？大家都还只二三十来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长沙协就有那么多人吃不了苦，不来的不来，溜走的溜走，这还像个军队吗？眼前这点苦都不能吃，日后两军搏斗，生死存亡之际，岂不当逃兵吗？本部堂四十多岁了，还和大家一起操练，所为何来？为的是练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为的是保湖南全境不被长毛占领。今天天气是热了点，这样的天练兵确是一桩苦事，但比起流血杀头，这个苦就小多了。各位兄弟要体谅本部堂的苦心。常言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再热再冷，都不能不练兵。今天缺席的，每人记大过一次。”
曾国藩讲完后，要李续宾带一营湘勇到城里各处去寻找长沙协的兵，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天晚上，李续宾汇报：“长沙协昨天有五十八人为清德办酒席服务，有四十六人在营房里乘凉、赌牌、聊天，有三十三人在酒店里喝酒，有十二人在妓院里胡闹，还有五十一人在城里逛街，真正生病卧床的只有六人。”
曾国藩把这些情况写了一封长信，连夜打发人送到武昌张亮基处。按制度，各省绿营受总督节制，巡抚除兼有提督衔外，不得干预兵事。湖南绿营由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管辖。张亮基对湖南绿营的腐败本极为不满，曾国藩又是他一再请出来的，看了曾国藩的信后，也很气愤，立即复信，交来人带回，请曾国藩按军纪国法处置。
于是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本，亲笔写道：
奏为特参庸劣武员，请旨革职，以肃军纪而儆疲玩事。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而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其原故，在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臣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亲往校阅。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养习花木。六月初八日为其小妾过生，竟令五十余士兵为其办酒服役，并公开支持怕苦不愿上操之兵。该副将对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现当军务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
写毕，尚不解恨，又附一片：
再，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见贼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请旨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作士气。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酿成今日之大变，是以为此激切之情。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撤掉清德，换谁来当长沙协副将呢？论才能，杨载福最合适。但他仅只一外委把总，小小的九品顶戴，与从二品的副将相差太远了。诸殿元也可胜任，但也只是个从六品的千总，骤升副将，也嫌太快。从官阶来看，塔齐布是参将，从三品，最高，从才具方面来说，固然不及杨、诸，但塔齐布老实恭顺，此外尚有杨、诸天生不及之处，那便是塔齐布为镶黄旗人。曾国藩深知皇上对汉人猜忌甚多，今后要建曾家军，从皇上到朝野满人都会不放心。倘若有人参一本，随便加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立刻就可满门抄斩。必须推个满人出来！名义上还要把这个满人摆在自己之上，才可能消除皇上及朝野满人的顾虑。若是推个才大心大的出来，今后驾驭不了，那就更麻烦。塔齐布虽无大才，但听话，又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想必日后不会有意为难。主意定了，曾国藩又补一片：
查署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臣今在省操练，常倚该参将整顿营务。现将塔齐布履历开单进呈，伏乞皇上天恩，破格超擢。
为使皇上采纳他的建议，并表示自己对满人的绝对信赖，他在片后着重补了一句：“如塔齐布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曾国藩参劾清德和保奏塔齐布的事很快传到清德的耳中，他又急又恨，跑到鲍起豹那里，先不提参劾自己的事，而把营兵对曾国藩酷暑操练的怨气，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番。他有意挑拨说：“鲍提督，兄弟们都在说，我们到底是受提督指挥，还是受团练大臣指挥？兄弟们跟曾国藩讲，鲍提督爱兵如子，三伏、三九天都不在营外操练，只在营内讲兵法。曾国藩不但不听，反而说您老治军不严，姑息放纵，养了一批老爷兵。”
鲍起豹本是一个骄悍昏庸的武夫，一向看不起文官，听了清德的话，勃然大怒：“曾国藩是个舞弄笔墨的文吏，他懂什么带兵练兵！朝廷尽用一批文官当团练大臣，真是笑话！曾国藩竟敢讥笑我治军不严，他懂不懂，哪有酷暑练兵的道理？六月天牛尚不用，何况人？这哪里是练兵，这分明是虐待士卒。”
清德见鲍起豹支持他，暗自得意，于是提起参劾的事：“六月初八日是贱妾的生日，又正是会操的日子，卑职想天这般热，有心让士兵们休息一天，在家躲躲热。曾国藩居然叫他的团丁到我这里清点人数，几个人上街，几个人在营，几个人帮我办酒席。上了一本给朝廷，要撤我的职，让塔齐布来当长沙协的副将。”
“岂有此理！参劾军中大员，事先不经过我，就上奏朝廷。他曾国藩读没读过大清军律？张制军不在这里，就是骆中丞也不干预营中之事，何况这撤换二品大员的大事。真是欺人太甚！”鲍起豹愤怒起来。
“都是塔齐布谄媚曾国藩，坏了咱们绿营的规矩。”
“传我的命令，从明天起，营兵一律不再与团丁会操，塔齐布也不准再到大团那里去教练。谁敢违背我的命令，先打他五十军棍！”
“鲍大人，卑职这个委屈实在受不了。”清德担心朝廷一旦接受曾国藩的参劾，他的二品顶戴就会被摘除。
“你放心，我这就向朝廷申述，不能让曾国藩为所欲为。”
从那以后，绿营士兵再也不来会操，塔齐布也不敢再来教练团丁了。大团勇丁无故遭长沙协士兵的袭击、唾骂之事屡屡发生，甚至曾国葆在街上都无缘无故地挨了他们一顿拳击。曾国藩心里窝着一团火，但他强忍着，也劝告曾国葆和其他受辱的团丁，天天照旧训练。他在等待着朝廷的批复，心里想：若朝廷支持，则不怕他鲍起豹嚣张；若朝廷不支持，马上辞职回荷叶塘守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