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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审阅道州报来的告急文书，一个团丁急匆匆闯进审案局报告：“曾大人，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曾国藩两眼离开告急文书，盯着那团丁问。
“大人，有人抢米行。”团丁急忙回答，紧张的神态还没恢复过来。
“有这样的事？”曾国藩颇感意外。这几个月来，长沙城闹事虽多，抢米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不禁有些急迫：“抢的哪家米行？有多少人？”
曾国藩的凶恶神态，使团丁吓了一跳，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快说！”曾国藩又盯了团丁一眼，心里骂道，“一个不中用的脓包！”
团丁定定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小西门……不，说错了……是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人很多……很多……怕有一两百……也可能有两三百。”
“曾国葆！”国葆急忙来到大哥身边，曾国藩果断地命令，“将你的亲兵队所有团丁集合起来，带着他们立即赶到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个不漏地抓住。有抵抗者，就地处决！”
“是！”国葆答应一声，转身出门。
“停一下！”曾国藩喊住满弟，“叫彭毓橘骑一匹快马，到罗山营里调一百团丁支援你！”
待国葆出去以后，曾国藩换上平民衣服，戴一顶宽边布帽，由康福、蒋益澧保护，悄悄出了审案局，抄小道奔向大西门。审案局离大西门不远，两刻钟后便到了。曾国藩见五谷丰米行前人山人海，除看热闹的外，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或拿着木桶、脸盆等围在米行门前，大部分是老人小孩，有人在给他们发米。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米行四周一片乱糟糟。曾国藩小声骂道：“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岂不是要造反吗？”
这时，曾国葆带领的亲兵队六十多号团丁由北面赶来，彭毓橘带领的罗山营一百号团丁从南面赶来，已将米行团团包围了。人们见此情景，吓得鸡飞鸭走，不少人丢下手中的米袋、木桶，仓皇逃窜。团丁们抓住了几十个背米的老人、小孩，粗暴地喝骂、拳击，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着叫着，呼爹喊娘，情景甚是凄惨。曾国藩命蒋益澧传令：“围观的、背米的，一律不抓；为首的、抢米的，全部抓到审案局来。”
说罢，带着康福悄悄离开现场回衙门。
一个时辰后，国葆前来报告：抓到歹徒十三名。曾国藩指示黄廷瓒立即审讯。过会儿，他又想起一桩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写着：
叔康兄：审讯时请留意，歹徒中是否有会堂分子，或是与会堂有联系者。
写完封好，叫荆七送给黄廷瓒，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深夜，黄廷瓒前来汇报审讯情况。
五谷丰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刻薄、心肠阴毒的商人。多年来，他使用许多不法手腕，挤垮附近几家同行，垄断了从南门到大西门一带的米业，常常抬高市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坑害市民，聚敛了万贯不义之财。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无心肝”。这“无心肝”偏又最会巴结官府，寻找靠山，尽管市民对他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不得。这一向，正是长沙城内缺米的时候，“无心肝”以低价从外地购得一批霉米朽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们受此坑害，莫不破口大骂。这时恼了一个汉子。此人名叫廖仁和，住在大西门外，是个码头上的脚夫，人生得高大魁梧，好打抱不平。他一声吆喝，带着十多条汉子冲进五谷丰米行，把“无心肝”痛打一顿。围观的人拍手称快。有人喊：“廖大哥，干脆把仓库里的米分给百姓，出口怨气！”
人群中一片附和声。廖仁和平时吃了“无心肝”不少苦头，想想这不义之财，百姓取之何妨，遂应了大家的请求。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分米，闹成了一场大事！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黄廷瓒的审讯报告，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中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桩案子。这明摆着是百姓对奸商的惩罚。像五谷丰老板这样的奸商，比比皆是，用不着再取什么旁证，曾国藩相信审讯报告是真实的。但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弄得长沙城人心浮动，如果不严加惩处，不法之徒便会蜂起效尤，抢米行、抢商店、抢钱庄，那不翻了天？要彻底断绝效尤者的念头，非严惩不可！打定了主意，曾国藩问黄廷瓒：“叔康兄，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黄廷瓒想了想，说：“吴新刚为商奸诈，百姓自发起来惩处，于情理来说，百姓无罪；从律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依卑职之见，这十三名闹事者，为头的廖仁和，杖责一百棍，游街三日，其余的人各杖责五十棍，释放回家。”
黄廷瓒的处理，按通常民众起哄闹事而言，完全符合朝廷律令。不过，现在是乱世，乱世办案，不能循常规。这个书呆子办事，就是迂了点。曾国藩在心里说。
黄廷瓒为人的确迂直。这一点，曾国藩与他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就已深知。正因为迂直，他在官场上混得不顺利。在江苏候补知州，一候就是三年，后来的早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老娘死了，连回籍奔丧的路费都没有。也正因为迂直，而被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喜欢这种不会使乖弄巧、心地踏实的人。他认为当今官场腐败，就是巧佞之徒太多、迂直之人太少的缘故。曾国藩将审案局的日常事务委托黄廷瓒负责，其他委员办的事，也要黄廷瓒审查。黄廷瓒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办事。一般案件，曾国藩都依黄廷瓒的处理意见，但这件事，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曾国藩把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瓒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瓒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协同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瓒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不对黄廷瓒的方案置以可否，却提出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首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夫，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破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过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也不过分。”
“杀头？”黄廷瓒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曾国藩看时，是个信套。他用力扯开，只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从里面笔直掉下来，刀尖插进地板中，刀把在微微摆动。黄廷瓒吓得脸色变白，曾国藩也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强笑道：“谁给我送来这样锋利的短刀！”
说着从信套里抽出一张纸来，黄廷瓒凑过脸去看，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不认人。”旁边用红、蓝、黑三色笔画了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黄廷瓒惊叫道：“这是串子会的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曾国藩问。
“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会的标记。”黄廷瓒这几个月亲自审讯过不少案件，懂得一些会堂黑幕。“想以死来威吓我？哼！”曾国藩鄙夷地冷笑，“本部堂兼过兵部堂官，还怕这几个草寇！”
“听说串子会有两三百号人。”黄廷瓒的心还在跳。
“两三百号人怎么样？我们有一千多号团丁，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曾国藩突然略带兴奋地说，“叔康兄，你刚才还说廖仁和与会堂的联系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送上门来了。倘若廖仁和这批家伙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怎会送这封恐吓信？”
黄廷瓒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里的人。”
“是串子会里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瓒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为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曾国藩的态度如此坚定，黄廷瓒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一次杀十多个人，审案局成立以来，在长沙城里还没有过，最好先跟骆中丞打个招呼，请来王旗再杀人，省得以后招致口舌。”
“你说的有道理，倘若没有这封恐吓信，是应该先告诉骆中丞，请来王旗。但现在却不能按常规办事了，早杀早安宁。万一明天夜里串子会冲进审案局抢人，怎么办？杀这种会堂匪徒，骆中丞不会不同意的。”
“我看，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也要抓起来，不抓不能平民愤。”黄廷瓒又提出一个问题。曾国藩沉吟良久，默不作声。黄廷瓒似乎得到了鼓舞，颇为激动地说：“大人，骚乱要镇压，但贪官污吏、奸商恶棍也要惩办。”
曾国藩点点头，说：“叔康兄，你的话说中了要害，但眼下我无权办这种事啊！我不过一在籍侍郎，暂时奉命帮办团练，只能镇压匪乱，无权惩办腐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呀！”
曾国藩抚着黄廷瓒的背，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景，略停片刻，轻轻地说：“叔康兄，有朝一日国藩能任一方督抚，一定请你前去襄助，我们齐心合力，清除贪官污吏，打击奸商恶棍，先从自己做起，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皇上办事，做全省官吏的榜样，整顿纲纪秩序，扭转不良风气，做一番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伟大事业，方不负我们当初在岳麓书院的寒窗苦读。”
黄廷瓒浑身热血奔腾，他紧紧握着曾国藩的手，激动地说：“好！到那时，廷瓒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廷瓒走后，曾国藩从地上抽出那把短刀，细细地看看摸摸，然后放进信套，一起锁进柜子。这一夜，曾国藩不住原来的卧室，拣了一处衙门中最不起眼的小房间睡下，叫康福、蒋益澧等人睡在他的旁边。
第二天，当天色尚未全亮的时候，曾国藩命国葆带领一百五十号团丁，押解廖仁和等十三名抢米行的犯人前往红牌楼。国葆不解：“大哥，天尚未亮，不可以晚一点吗？”
曾国藩严肃地对满弟说：“你还年轻，不懂得世界的复杂。这些人既然与串子会有联系，难保串子会不中途拦抢，还要提防他们劫法场，所以要愈早愈好。你一到红牌楼，就命团丁将四方路口堵好，不能放一人进来，一交卯正，便发令行刑。”
国葆押解犯人走后不久，荆七便慌慌张张进来禀报：“大人，衙门外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人，口口声声要见大人。”
“是些什么人？”曾国藩警觉起来，心想：难道是串子会的人来了不成？
“大半是老头老太婆，看来不像是歹人。”荆七回答，“要么，大人下令，叫康福带团丁轰走算了。”见曾国藩在犹豫，荆七自作主张地说：“我这就去叫康福。”说完扭头便走。
“回来！”曾国藩吼道。他对荆七这个行动甚为恼火，荆七惶恐地站在原地，等候训斥，但曾国藩并未训斥他，只是吩咐：“叫康福带着蒋益澧、萧启江等人跟着我，我要亲自见他们。”
曾国藩整了整衣冠，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出衙门外，果然见外面跪着几十个头发斑白的老翁老妪。那些人见曾国藩一出来，便乱哄哄地喊着：“曾大人，曾大人。”头不停地叩着。曾国藩和颜悦色地说：“诸位父老乡亲，不知唤鄙人出来有何赐教？”
一个须发皆白，身穿旧布长袍的老者，拄着拐杖站起，说：“曾大人，各位公推老朽说几句话。”
老者刚一开口，便咳嗽起来。曾国藩高喊：“荆七，拿条凳子来，让老伯坐下说话。”
老者连称不敢，见荆七真的搬了凳子来，也便坐下。康福也为曾国藩搬了把太师椅，但他并不坐。
“各位乡亲都说，曾大人这几个月来，严厉镇压匪乱，长沙风气大为好转，这是曾大人的功劳。不过，”老者又咳起来，吐了一口痰说，“昨天，大西门内抢米之事，实乃奸商吴新刚逼出来的。廖仁和等为受害四邻打抱不平，开仓放粮，也是应百姓所求。且吴新刚仓中堆积的谷米，完全是这几年盘剥市民所得，现将它还给市民，亦不能称之为犯法。老汉今年八十了，年轻时也读过几年书，《礼》曰：‘贼贤害民则伐之。’吴新刚一贯害民，廖仁和等施以惩罚，亦合古训。望大人怜抢米者事出有因，宽恕其举措不当，释放廖仁和等十三人，以孚众望。另外，昨日数百名得米者亦惶惶不可终日，一并求大人开恩。”
老者说完，跪着的人一起喊：“求大人开恩！”
曾国藩冷冷地扫视着人群，心里狠狠地骂道：一群糊涂人！他强压恼怒，仍旧用平缓的口气说：“各位乡亲父老，鄙人奉圣旨办团练，目的在镇压骚乱，保境安民。刚才这位老伯说的，几个月来长沙风气有所好转。鄙人深谢各位的支持。五谷丰老板吴新刚贪婪害民，鄙人亦有所闻。倘若昨日抢米者果真出自义愤，尽管举措不当，造成骚乱，鄙人亦可考虑从宽处理。但是，乡亲们，”说到这里，曾国藩提高嗓门，语气变得冷峻起来：“你们都受欺骗了，廖仁和等十三名罪犯，根本不是见义勇为的豪杰，而是会堂匪徒！他们都是一批狼心狗肺的土匪！”
阶下人群莫不惊愕万分，纷纷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
“本部堂有铁证在此。”曾国藩转脸对荆七说，“将昨夜串子会送来的恐吓信和短刀拿出来，让这些好心的父老们见识见识。”
荆七将刀和信拿了出来。曾国藩将刀一扬：“这就是串子会昨夜送来，扬言要刺杀本部堂的短刀。”又拿起信说：“这就是他们的恐吓信，大家不妨看看。”
信在人群中传阅，有的叹息，有的点头，有的摇首。大家都被这封信给镇住了。
“各位父老乡亲，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都是串子会的骨干，借百姓对五谷丰米行的怨恨，乘机行此不法之事，妄图扰乱人心，破坏秩序，以便乱中起事，附逆长毛。这等会匪，不杀何以平民愤，何以护纲纪？至于昨日不明真相，贪图小利的百姓，”曾国藩停下来，换成较为和缓的语气说，“烦各位父老转告，请他们放宽心，本部堂一概不追究。大家回去吧！”
见阶下人并无起身的样子，曾国藩突然大声说：“诸位到红牌楼看热闹去吧，十三名会匪的头颅已挂在那里半天了！”
众人惊惶不已，这才纷纷起身，向红牌楼奔去。刚才说话的老者边走边摇头，自言自语：“事情真蹊跷，怎么都成串子会了？先前从没听说过呀！”
旁边一个老妇人说：“阿弥陀佛，造孽呀，造孽，一下子砍掉十三个脑壳，这杀人就跟剃头一样。”
另一个老婆婆气愤地说：“么子曾大人，曾剃头！”
老妪无意间给曾国藩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从那天起，“曾剃头”一词，便在长沙城里四处传开。
过了几天，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买了几丈黄绫，做了一把硕大的万民伞，带着米行十几个伙计来到审案局，要面谒曾大人，谢谢他救了米行，并请他下令收缴那天被分出去的米。当王荆七将吴新刚的来意禀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扫帚眉倒竖，三角眼冒火，恶狠狠地说：“这个奸商，本部堂暂不动他，他倒翘起了狗尾巴！本部堂要他什么万民伞！你去正告他，今后若不改恶从善，老实经商，再有不法情事出现，本部堂将查封米行，严惩不贷！”
吴新刚听完王荆七疾言厉色的正告，吓得万民伞也顾不得拿，带着伙计们抱头鼠窜。曾国藩吩咐，就在门外将万民伞烧掉。
又是杀头，又是烧万民伞，长沙市民都摸不透这位团练大臣——曾剃头的心思。
审案局的委员们过了半个月的安静日子后，忽然又报抓了一个勾结串子会谋反的人，此人还是个秀才。黄廷瓒知曾国藩最恨串子会，又见犯人是个有功名的人，怕做不得主，请曾国藩亲自审理。曾国藩说：“一个秀才有多大的功名？何况他身为黉门中人，竟串通会匪，更是罪加一等。”他略微翻了翻黄廷瓒送来的案卷，吩咐升堂。待犯人押上来，曾国藩将特制的惊堂木往案桌上重重一拍，厉声喝道：“林明光，你这个衣冠败类，快将如何与串子会匪首魏逵勾结的事，在本部堂面前如实招来！”
两旁团丁扶着水火棍，凶神恶煞般地吆喝一声：“招！”
案桌下那个长得白白净净、年约二十四五岁的秀才吓得叩头不止，连忙说：“大人明鉴，这完全是一桩诬陷案。学生是圣人门徒，岂肯与会匪往来，玷污清白？”
“这是怎么回事？”曾国藩一脸杀气地问站在旁边的善化县平塘都团总郭家虎，林明光就是被郭家虎押到审案局来的。郭家虎忙上前一步，低头说：“现有林明光的同里熊秉国为证。”
“带熊秉国！”
熊秉国被带上堂来，也是个二十多岁、穿着大袖宽袍的读书人。熊秉国靠着林明光的身边跪下。曾国藩又将茶木条重重一拍，声色俱厉地问：“熊秉国，林明光如何勾结会匪，你须实事求是讲来，不可在本部堂面前有半句假话！”
“是。”熊秉国磕了一个头，神气十足地说，“这有串子会大龙头魏逵的令牌为证。”说着，从怀中抽出一支上红下黑约一寸宽、六寸长的竹牌，站起来，双手递给曾国藩，自己又跪在原地。曾国藩看那令牌正面写着“串子会大龙头魏逵”一行字，背面画着红、蓝、黑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与半个月前收到的恐吓信上的标记一模一样。他心头火起，暗骂道：这串子会果然猖狂！于是绷着脸问：“这块牌子从哪里得来的？”
熊秉国答：“今早从林明光的书房里搜得。”
曾国藩以怀疑的眼光审视熊秉国良久，猛然大声问：“熊秉国，你如何知道林家有串子会的令牌？”
熊秉国被曾国藩的如电目光、如雷吼声吓得两腿发抖，全身冒出虚汗，好半天才战战兢兢地回答：“是本都颜癞子告诉我的。”
“颜癞子又是如何知道的？”曾国藩追问。
“大人，”熊秉国终于镇静下来，“颜癞子也一起来了，他可以当堂做证。”
团丁带上颜癞子。曾国藩见此人三十余岁年纪，一头癞子，鼻勾腮尖，贼眉贼眼的，心中已先讨厌。那颜癞子跪在熊秉国后面，不待审讯，就主动地说：“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是亲眼看到林明光与串子会大龙头魏逵勾勾搭搭的。前天夜里，小人因赌输急了，想到林家捞几个钱。刚爬上林家屋梁，就看见书房里灯火明亮，林明光与一个头扎黑布、身穿夜行服的人在悄悄说话。只听见那人说：‘这一百两银子是魏龙头的心意。魏龙头说，当初若不是老太太的恩德，他也没有今天。滴水之恩，尚且要涌泉相报，何况老太太的大恩大德。请您老千万收下。’我心想，好哇！你林秀才表面装得一本正经，看不起我颜癞子，原来背地里却与串子会偷偷来往，看我不告发你！曾大人，听说您老的告示上写明，捉一个匪徒，赏银五两，有这事吗？”
颜癞子抬起头来，挤弄鼠眼望着曾国藩。见曾国藩铁青着面孔，眼光凶恶，颜癞子魂都吓掉了，赶紧低下头。曾国藩用力拍了一下茶木条，凛然喝道：“你还看见了什么？”
“是，是。小人在梁上还看见他们推来推去。最后，那人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牌子说：‘这块牌子是魏龙头的令牌，他要我送给您老。魏龙头讲，只要这块令牌在身，方圆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您老一根毫毛。’林明光接过令牌。我心里想，这不就是他勾结串子会的铁证吗？趁着林明光送那人出门的时候，我从梁上溜了下来。昨天一早，我到镇上酒店里喝酒，心里高兴，对老板说：‘给我打二两老白酒，一碟牛肉，记到账上，过两天就还钱！’我见老板还在犹豫，就高声说：‘你放心，你大爷要发财了，还能欠你这几个钱！’不想熊二爷这时也在店里喝酒。”
熊秉国点点头说：“治下当时正在那里……”
“不许多嘴！”茶木条重重地响了一下，熊秉国吓得赶紧缩口。曾国藩冷冷地望了颜癞子一眼：“你继续说下去！”
“是！”颜癞子继续说，“我心里想，熊二爷是个有脸面的人，凭我这副模样，又没有抓到林明光，这五两银子怕是领不到，不如把它卖给熊二爷。打定了主意，我便附着熊二爷的耳边说：‘二爷，有个串子会的头目，被我发现了，您老要抓吗？’熊二爷一听，忙说：‘到我家里详说。’到了熊二爷的家，我把昨夜看到的都对他说了。熊二爷说：‘你也不必到曾大人那里去讨赏，我给你五两银子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再说出去。’今日早上，熊二爷带着郭团总把林明光抓了起来。大人在上，小人说的句句是实。”
颜癞子说完，又在公堂上磕了几个响头。
这是个痞子！曾国藩心里骂道，对颜癞子说：“你下去吧！”
待到颜癞子下堂去后，曾国藩问林明光：“刚才此人说的是实话吗？”
林明光答：“大人，颜癞子所说的，有的是事实，有的不对。前夜的确有个人来我家，说是奉魏逵之令送银子来，也的确拿出了一百两纹银，但我分文未收。”
“你跟魏逵是什么关系？他为何要送你这么多银子？”
“大人，”林明光答，“这魏逵与我家非亲非故。五年前的一天，有一汉子突然晕倒在我家屋门边。家母信佛，一向乐善好施，见此情景，叫人将他抬进屋，又喊太爷给他诊治。原来此人得了乌痧症，太爷给他放痧。此人醒过来后，家母又留他住了一天，见他贫寒，临走时，又打发一点旧衣和钱。那人自称名叫魏逵，说今生今世不忘家母救命之恩，日后富贵了，要重重报答。从那以后，我们一家再也没有见过魏逵，也不记得此事了。前几个月，风言说串子会的大龙头名叫魏逵，我们也没有将两个魏逵联系起来。前夜，来人自称是串子会大龙头魏逵派来的，又拿出一百两银子，说是谢家母恩德。我这才知道，原来串子会的大龙头，就是当年倒在我家门口的那个人。大人，我是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家里世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从来是安分守法的，我怎么愿意跟造反谋乱的串子会拉扯上？我坚决不受银子，那人见我一定不要，又从怀里拿出魏逵的一块令牌，说是可以护身，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我丝毫。我想目前世道这样乱，危急之间，有这道护身符在身也好，便收下了。大人明鉴，学生一时糊涂，不该收下魏逵的令牌，但学生决不想与魏逵有往来，更不愿参与他们谋乱的事。大人，学生再蠢，也是个秀才，懂得国法，岂敢做这杀头灭门的事！”说罢，磕头不止。
熊秉国说：“大人，林明光在当面扯谎，欺蒙大人。若不是想投匪，要什么魏逵的令牌？世道虽乱，还有朝廷的绿营和大人统率的团练在，岂容得匪徒们无法无天！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魏逵的令牌，难道就不能保家护身？林明光说他未收银子，谁人可以做证？银子又无记号，谁分得出姓魏姓林？只有这令牌，他无可抵赖，才不得不承认。大人，林明光私通串子会铁证如山，岂容狡辩！”
熊秉国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心里舒服，案子审到此时，才见他脸色略为放松。曾国藩问林明光：“你还有何话说？”
林明光大叫道：“大人，熊秉国是个无赖，学生就是平日得罪了他父子的缘故，今日才蒙受这等耻辱。”
曾国藩颇感意外，怒目喝问：“你与熊家有何隙，仔细说来！”
“怪只怪学生平日不懂世故，恃才傲物。”林明光懊丧地说，“熊秉国是我的同里，其父熊固基是平塘镇的大富翁，仗着家里有钱，又有远房亲戚在外做官，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大人，您老别看熊秉国穿戴得斯斯文文，他实际上是个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诗文不通，却又偏爱附庸风雅。学生心里十分讨厌，常常在乡间奚落熊氏父子，于是与他家结下怨仇。今日，熊秉国便以公报私。至于颜癞子，他不过是平塘镇上一只癞皮狗而已，学生从来不把他当人看，故他也恨学生。”
“大人，”熊秉国在下面抢着说，“林明光刚才的话全是诬蔑。”
审到这里，当过多年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他吩咐一声“退堂”，便回到书房。
曾国藩细细地思索案件审讯的全部过程，以及原告、被告的身份、说话、表情、神态。从当堂审讯来看，林明光所说的多为实话，而熊秉国很可能是挟嫌报复。但林明光收下了串子会的令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保他没有二心。为慎重起见，曾国藩叫审案局委员、安徽候补知县曹克勤到平塘镇去走一遭，实地了解一下。
过两天，曹克勤回来说，林明光的确与串子会有往来，又递给曾国藩一个小册子，说是从林明光书房里抄出来的。曾国藩看那册子封面上题作《太平天国天王御制原道醒世训》，随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把书往地下一摔，骂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可笑得很！难道父与子也是兄弟之辈？母与女也是姊妹之群？看来这林明光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二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呢？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做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倘若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曾国藩便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他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钩。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起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
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身为巡抚的骆秉章，虽然也默认了，但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遗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账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唯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国家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堂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吁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作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之师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做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毓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做一番秘密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