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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出自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给诸弟的家书。后世论者常说曾氏入京后不久便立下了澄清天下之志，这段话应是此说的一个佐证。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以社会为主要活动舞台的男人，几乎都会对自己的人生活动领域有所选择，对自己在此领域内能达到的目标有所期许，对社会将可能给予自己的关注和回报有所盼望，这就是所谓的志向。人的志向有大有小，对所立志向的追求过程有长有短，这中间的差异源于天赋、教育、胸襟、能力和环境等等。曾氏进京不久后便能立下这种“澄清天下之志”，除天赋和胸襟等因素外，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由湖南变为京师。这种变化首先意味着他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变为国家官员，而且是出身清贵的天子近臣，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条通向锦绣前程的宽阔大道。他既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又会很自然地加大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个变化的另一点是他的周围有一个很优秀的师友圈。这个师友圈让他通过对《朱子全书》的研读，真正明白程朱理学的精粹，即养民胞物与之量、成内圣外王之业。
在当时读这段话的曾氏的几个弟弟看来，大哥未免有点矫情：难道你就对自己一身的屈伸、得失、贵贱、毁誉，真的没有时间去忧虑吗？真的就这样无私吗？事实上，曾氏也不是这样的纯粹。他对大考、迁升等关系一己伸屈的事也看得很重。解读曾氏所说的这段话，宜从方向着眼、从大处着眼。所谓从方向着眼，即立下君子大志后，今后努力的方向便是修炼人格，关怀众生。以百姓社稷为怀，不再一切都从一身一家的利益出发。从大处着眼，即国事、家事、天下事，尽管是事事都关心，但得有个先后主次，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精力应放在国事和天下事上，家事宜往后挪。这就是所谓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人的意识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后，其境界就大为提升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倡青年应当立志，而且不妨将志向立得高远些。立下一个高远的志向后，人生的努力方向便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鲜明突出。精力和时间的分配也便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轻重得宜。一个人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这样生活，他的事业岂能不成？他的生命品质岂能不高档？
【原文】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君子的立志，当立下民胞物与的气度、内圣外王的功业。有这样的志向后，才不愧为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间的完人。所以，君子的忧虑，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那样的人作为忧虑，以道德没有修炼、学问没有讲求作为忧虑。故而，有愚顽百姓不从教化的事发生则忧虑，有野蛮的外族侵犯华夏民族的事发生则忧虑，有小人占据要位、贤才受到压抑的事发生则忧虑，有普通老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惠泽的事发生则忧虑。这就是所谓对天命不顺的悲叹和对世人困厄的怜悯，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自己一身的屈与伸，一家的饥与饱，世俗对自己所加的荣与辱、得与失、贵与贱、毁与誉，这些事情，君子则没有时间去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