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咸丰六年九月,曾氏在江西战场上写给次子纪鸿的信。纪鸿此时不过八九岁,对他谈学做圣贤一类的话,从今天教育学的理论看来,未免太早。放开这一层不说,单从这段话本身来讲,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但这段话中有一个费解之处,曾氏说富贵功名皆由命定,倘若命里缺乏,人再努力,不也是白搭吗?如此,则“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作何解?笔者现在来一番强作解人,不知能探到边际否。
在笔者看来,曾氏的意思是,与自我意向相比较,“功名富贵”这一类东西乃诸多因素综合下的产物。凡超出个人意志之外由诸多因素相配合来决定的,就叫作命定。至于在互相配合的诸多因素中,人的努力起着一半的作用,其他因素合起来也起一半的作用。由此看来,人力依旧是关键。把握住“人力”这一半,再去竭力配合“天事”的那一半,则有可能获取功名富贵。“天事”那一半很不好配合,因此,功名富贵的获得是很难的事。故而古往今来的达人,都不以此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只是顺其自然:能有当然好,没有也算了。
【原文】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译文】大凡富贵功名,都由命运来决定,一半由于人的努力,一半由于天意的安排。唯有学习做圣贤,则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联系。我有志学习做圣贤,少年时候欠缺居敬的功夫,至今尚且不免偶尔有不庄重的言行。你应该举止端庄,言语不随便出口,则是迈进有德者行列的基础。
笔者与曾氏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发现曾氏有一个特别过人的长处,即善于提炼。他的提炼功力表现在,一是他能把复杂的对象用简单的文字予以表述,二是他能把艰深的对象用浅白的文字予以表述,三是他能把庞大的对象用简约的文字予以表述。这种提炼功力来之不易。他既需要将对象真正研究深透,又得有由博返约的归纳能力,还需要文字上的运用自如。这段话便是一个例子。他从圣贤的千言万语中挑出敬、恕两个字来,实际上是对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的一种提炼。
【原文】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
【译文】做人的道理,圣贤说过千言万语,大致不外乎敬与恕两个字。“仲弓问仁”一篇中谈敬与恕最为亲切。这一篇之外,如站立时则见它显现在面前,坐在车子里则见它靠在前面的横木上。不管人多少,不管势力大小,君子都不敢怠慢它们,这就叫作虽安泰矜持却不骄傲。衣冠整齐,庄严得使人望着便生发敬畏,这就叫作虽威严而不凶猛。这些都是谈论敬字的最好着眼点。孔子说自己想立起来也要让别人立起来,自己想显达也要让别人显达;孟子说实行时得不到预期效果,要反躬自问,将仁存于心中,将礼存于心中,有一辈子的忧虑,则无一日的祸患。这些都是谈论恕字的最好着眼点。
曾氏晚期的人生态度是尽心尽力地做事,至于结果怎样,则不去多考虑,与早期“功可强立,名可强成”的处世作风有很大的不同。其指导思想,出于道家的顺其自然。他于养生,同样也持这种态度。
【原文】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检约,不使太过。余八本匾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祇,皆妄想也。吾于医药、祷祀等事,皆记星冈公之遗训,而稍加推阐,教示后辈。
【译文】我对于每件事,都守定“尽自己的力量去办,结果如何则听从天意”这样两句话,即便养生上也这样。体格强壮者好比有钱人,因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体格单弱者好比贫穷人,因节制爱惜而能自我保全。节制爱惜,不仅仅在食色这种本性上,即便是读书用心思,也宜于约束,不使得太过头。我的“八本”篇中说养生以减少烦恼愤怒为本,又曾经教导你们胸中不宜有太多的苦恼,要活泼泼地培育出一股生机,这也是去掉恼怒的办法。既戒掉恼怒,又懂得节制爱惜,如此,养生的规律便都在我自己的手里了。这些之外,诸如寿命的长短,疾病的有无,一概听其自然,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凡是多服补药,拜求神灵赐予等等,都是妄想。我对于医药、祈祷、祭祀这些事,都谨记星冈公的遗训,而稍稍加以说明推衍,教导你们后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