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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家书之精华在于与诸弟书及训子书，其为世所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曾氏的这两类家书，绝非世人所常见的报平安道家常的书信，作书者乃抱着极大的责任心和殷殷企盼之情，以书信为函授教材，将自己的学问识见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子弟。元好问诗：“鸳鸯绣取从头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曾氏恰恰是在把“金针”度与子弟。世人在阅读这些书信的同时，也便轻易地获得了“金针”。二，曾氏的子弟几乎个个成才成器，日后或成为其事业的得力助手，或成为其家族的薪火传人。他们以自己的业绩验证了曾氏所传“金针”的效用。正如良师的光彩要靠高徒来衬托一样，父兄的家教也要靠子弟的成就来增添说服力。
在这两类书信中，数量多内容丰富的部分又数与弟书。它不仅展示了曾氏望弟成才的苦心，更表现了其儒家文化忠实继承者的道德风范。
在中国的家庭伦理中，长兄是负有保护教育弟妹的重大责任的，故历来有“长兄当父”之说。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长兄并非如此。他们爱子亲子，却对弟妹缺少关爱之心。因为儿女不仅是其财产事业的继承人，也是其生命的延续，亲与爱，是发自内心的，并不需要伦理的约束。而弟妹长大后，将自立门户，关系和情感只会越来越疏远。曾氏在大量的与弟书中所溢流出的兄弟之情，恰为世人所淡漠而为伦理所提倡，故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他的这些书信便成了极好的教材。
曾氏有四个弟弟，依祖父辈的序列排，分别为四弟国潢（字澄侯）、六弟国华（字温甫）、九弟国荃（字沅甫）、季弟国葆（字贞干），与长兄相比，分别小九岁、十一岁、十三岁、十七岁。在后来的岁月里，除四弟在湘乡原籍经营家业外，其余三弟均投笔从戎。六弟在三河之役中战死，季弟在围南京时染瘟疫病死，九弟则成为打下南京的首功之人。从现存的照片来看，曾氏与其九弟面相极为相似，都是瘦削的长脸、鼻翼两边的法令既深又长、三角眼、扫帚眉。两兄弟同日封爵开府，又都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事实属独一无二。
这封信写在道光二十二年秋天，是曾氏全集中所收与弟书的第一封。此时曾氏依旧在翰林院供职，兼任国史馆协修，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京官。
来到京师三年半了，曾氏的官位虽没多大迁升，长进却甚大，这长进主要体现在学问和见识上，而促成这种长进的，一来自师友间的启迪切磋，二靠个人的自觉自律。
中国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读的几乎全是八股试帖等闱墨文字，与真正的学问无甚关联。考取后便去做官，依仗的是手中的权力，腹中有无真才实学并不重要。所以那时的官员，尽管绝大部分都经历过十年寒窗，但有真本事的人却微乎其微。李鸿章曾经这样评价过他的一个下属：“此人连官都不会做，可见无用。”虽说得刻薄了点，却是大实话。
曾氏中式后有幸在翰林院做官，给了他读书再学习的宝贵时间，也因为他较为明智，能够清醒地知道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读书人所固有的这种弊病，从而自觉地加以深造。在朋友们的引荐下，他拜了两位老师。
一是湖南善化人唐鉴，即信中所说的镜海先生，此人当时官居太常寺卿。唐鉴给曾氏最重要的指导有两点：第一，如何读书。唐鉴告诉曾氏，读经当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又说，文章、义理、考据三门学问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中。第二，唐鉴向曾氏指出，“静”字功夫最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唐鉴又将所著《畿辅水利志》送给曾氏。这书属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即实实在在的于国计民生有用的真正学问。
曾氏服膺这位同乡前辈，虚心向他请教。据说，咸丰二年，唐鉴由金陵书院内召进京，年轻的咸丰皇帝在一个月内接连召见他十五次，咨询治国之道。此时，曾氏正在湖南老家守母丧。太平军已打到湖南，朝廷欲在湖南组建团练来对抗，苦于无合适人牵头。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氏，并特为指出：曾氏书生出身，久为京官，既不懂军旅，又疏于民政，初时可能会不顺，但要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可见，唐鉴对曾氏知之甚深，对其一生事业的影响也很大。
另一个是有理学大师之称的倭仁（字艮峰）。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幾。幾乃幾微之意。研幾，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将它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有点类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狠斗私字一闪念。”研幾，既然是自己对自己的整治，故最佳的方式是记日记，在日记中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
倭仁后来官做到大学士，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一个顽固守旧派的不好名声。同治六年，执政的恭王拟筹建同文馆，倭仁带头反对，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话的确迂腐得很。
“理学”在近代是一门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旧学问，倭仁的迂腐不通又为“理学该批”增加一个极好的例子。但作为主宰中国思想界数百年之久的这门学说，也并非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它至少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操守等方面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曾氏在日后组建湘军之初注重其血性精神方面的教育，他本人大权在握时能清廉自守、军情危难时能适时调整心态、大功告成时能谦退自抑等等，无疑都得力于早期的“研幾”功夫。
这种以读书再学习为主课的翰苑闲官生涯，便是曾氏京师与弟书的背景。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七年出任礼部侍郎时为止，历时七八年。在这封信里，曾氏与诸弟谈自己读经史、拜师交友等情形，即为当时的真实写照。他要诸弟以“专”字法读书，便是转授唐鉴的指教。
这封信在谈到为学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猛火煮慢火温”法。这是子思、朱熹等人从熬肉中得到的启发：肉必须经过这样的熬，味道才会全部出来。读书亦是如此：先在短期内集中精力阅读，掌握所读之书的概貌；然后再对其中的章章节节乃至字字句句慢慢细细地咀嚼，读熟读透，以求探到书中的精义奥赜。对于必读的经典书籍，这种“猛火煮慢火温”的方法值得借鉴。
二是谈乾坤礼乐之道。以书法为例，乾为神，坤为形，真力弥漫为乐，丝丝入扣为礼。这种将对立融为一体的思维方法，颇有点辩证统一的味道，值得把玩摩挲。
曾氏这封信中提到的京师朋友，笔者将在以后的相关评点中再说及。这次先介绍两个人。一为吴竹如。竹如名廷栋，江苏人，此时为翰林院官员，以后一直在京师做闲官，晩年回籍主讲金陵书院。而曾氏恰在此时做两江总督，彼此过从较密。曾氏死前一个月，两人还见了面。曾氏年谱记载：“正月初二日，公访吴公廷栋宅，畅谈学业，语及邸抄倭文端公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因语及昔年故交零落殆尽，黯然而别。”三十年前京师谈学论道的朋友，曾氏在晩年所能见到的仅此一人。曾吴之交，亦可谓全始全终。第二个是谢果堂。谢为湖南湘乡人，亦为翰苑官员。他本人无甚特别业绩，但他的父亲谢芗泉则有一个名震京师的壮举，多少年来一直为人所称道。乾隆年间，正是和坤当道、炙手可热的时候，京师上下谁也不敢得罪他。和坤家里的仆人也仗势胡作非为，人们敢怒不敢言。一次，和坤仆人坐着大员才可乘坐的大红障泥车招摇过市，遇到时为御史的谢芗泉。他怒不可遏，命人拿下和仆，亲自放火烧掉这辆车，替众人出了一口气。大家叫他为“烧车御史”，对他的正气和胆量钦佩不已。和坤恼怒至极，但又发作不得，过两年后还是借故将谢削了职，直到和坤倒台后谢才起复。
曾氏对这位同乡前辈甚是佩服，在信中所说的送别诗中他还提到了谢家这段光荣历史：“一朝烧车震都市，骢马御史真人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