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对诸弟谈到他的终身大规模,即立身的大宗旨:不存做官发财之念。信上说他三十岁,即刚进京为官时,便认识到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三十岁时就已立下此志,但为何过去从未说过呢?估计是因为那时官小禄薄,尚不够说这些话的资格,现在位居侍郎,已到向诸弟交底的时候了。
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各级官员本是社会有序存在的管理者及保护者,与“发财”是不相干的,想发财者应去经商做买卖。但是,既是管理者便有权力,权力则有可能为自己及他人谋私利,于是“做官”与“发财”便这样连在一起了,以至于不可分割。据专家考证,古代中国两千年官场,真正的一丝分外之财不要的清官,不过四五十人而已,其他无法数计的官员都说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清廉,差别之处只在程度上而已。曾氏也不在这四五十人之列。当然,综其一生来看,他还是较为廉洁的。
且放下人性中的贪欲一面不说,在中国,要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难的。难就难在这个官员身上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太多太重,尤其是清寒家庭出身的官员。当初是整个家庭(甚至还包括族戚)为你付出,现在你出头了,理所当然地要回馈。如果家庭成员们期望过高,非他的俸禄所能满足,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分外的金钱,几乎便不可避免了,贪污、中饱等也便由此而生。所以,一个人要想做清官,必须要得到家庭的支持和配合。现在的家庭都只是小家庭,曾氏那个时代,富贵之家多是大家庭,尤其是曾氏这种四世同堂之家,自然是不能分开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眼下及今后年代里,扮演重要角色的显然是他的四个弟弟。所以,这封家信,与其说是曾氏在向诸弟说明自己做清官的志向,不如说是曾氏希望诸弟断绝非分的期待,请他们予以支持和配合。
他从两个方面来表明自己的公心:一,自己小家的主要财产即衣服、书籍,卸任回籍后便交与大家处理;二,不留财富给儿孙。
笔者以为,曾氏此信所说的“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这番话,凡做父母者,都可书之于绅。
疼爱子女,乃天下父母之心,而中国父母由于深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于此更甚。自己可以省吃俭用,却要让子女吃好穿好,还得为他们留下丰厚财产,不少父母甚至一辈子做牛做马地为子女服务。冷静地想一想,这样做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做牛做马”,则更是可悲。
自古奋斗出英雄,从来纨绔少伟男。清贫,常能激励人去追求向上;过多的金钱,反而诱惑人走向堕落。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世间许许多多的痴心父母就是看不到这一层。曾氏家教严格,亦不留财产给子孙,其家人才辈出,余庆绵绵。而另外许多“中兴将帅”的子孙,由于勋爵和财富的坑害,重蹈八旗子弟的覆辙,结果抽大烟、进赌场、逛窑子,很快便把父祖辈的家业败落得一干二净。今天,当我们重温曾氏不蓄银钱给儿孙的话时,不仅仅感悟到一种深远的历史智慧,更从中感受到一个长者对后辈的真爱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