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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云为曾氏的同乡同年兼儿女亲家，但他进京后运气并不好。一是欠账颇多：京中欠九百，家中亦欠九百，数目不小，难以还清。二是儿子刚满月，夫人便病逝。三是升官迟缓。现在突然外放江西去任从四品的知府，是少见的超擢。但此人真的是命薄。六七年后，太平军攻打安徽庐州府。此时陈正做庐州府的知府，府城被攻破，陈与知县等人都死于刀兵之中，时年不到四十。
此刻，曾氏已进入仕途上的顺境。先年九月，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为从四品，距五月的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不过四个月。迁升之频，令同侪羡慕。
朝廷有封赠制度，凡九品以上文武官员，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封阶，也鼓励官员将本身的封赠送给父母、祖父母。曾氏一向崇仰祖父，升官后即向朝廷请封，虽尚未用玺，但这是定制，一定可以得到准许的，于是趁着同乡南归之便托带回四品官的蓝顶子两个、补服四副。他的祖父星冈公也便俨然是个四品衔大夫了。这种大夫虽无印无权，但有脸面有地位，在邻里街坊之间是相当荣耀的。中国的传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中出了一个大官，家人个个都能得其好处；即便本人远在京师或外省，地方官员仍会对其家属优礼有加，更不要说附近的小老百姓对其府上的诚惶诚恐了。
于是便有许多这样的官亲，仗势胡作非为，勾结官府，称霸乡里，令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有的略微好一点，只为自己及家人谋非分之利，尚不至于武断乡曲，鱼肉小民，然世人对此亦多不满。只有极少数人能自守本分，不插手地方事务。曾氏希望他的家人做这种人。在上年十月间给叔父的信中，他要叔父劝说父亲不要去省城县上干预公事，“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父亲接受儿子的规谏，来信说“杜门谢客”，故曾氏深为庆幸父亲的这一决定。
身为官亲，不与闻地方事务，实乃最明智的举措。人之常情都鄙薄仗势行为。仗势而作歹，固然极坏，即便不做歹事，也干扰了地方当局，也易招致是非。须知人人都不喜欢别人的干扰，你手中并无钳制的实权，遇到不买账的地方官员，不理睬你那一套，岂不自取其辱？
曾氏洞悉人情世故，目光深远。他在京中做官，巴望的是家中清吉平安，不想看到家人仗他的官势而招来舆情腾怨。倘若湘中对他家人的口碑不好，自然也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不利的影响。此时的曾氏，不过一清散闲官而已，并没有实力可言，若遇到参劾，他是无力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