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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翰林在读书、作诗文等正业外的杂务：为人写对联条幅，款待前来借钱的进京应试举人，请酒拜客，接见门生。这些杂务多得使他无法办正事。翰林是闲官，无权，俸禄亦不多，闲官的应酬都这样多，那些权力在握、收入丰盈的京官，该是如何地忙于应对四方嘉宾八面来客，他们还有工夫和精力料理国家大事吗？
信的前后部分，曾氏对诸弟谈了两件事：一为作文，二为读书。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在曾氏看来，诸弟“此时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作为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又言“以后务求才情横溢，气势充畅，切不可挑剔敷衍，安于庸陋”。曾氏这些议论，体现了他的审美观念。
曾氏赞赏桐城派大师姚鼐的看法，认为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又仿效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形式，对阳刚之美的四个主要方面——雄、直、怪、丽——作了描摹：“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对阴柔之美的四个主要方面：茹、远、洁、适，他也作了描绘：“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美，曾氏都喜欢，但他更偏爱阳刚之美，他的诗文创作大多体现的是雄奇壮丽的风格。他认为人在青少年时尤其要为阳刚之文，因为阳刚通常表现的是一种进取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此种精神对于青少年来说至关重要。故而对于四个十多二十来岁的弟弟，曾氏鼓励他们作如火如荼之文，不必过于求稳求全，汩没了锋芒棱角。到了晩年，曾氏在欣赏刘墉的书法上悟到了一个新境界：“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这的确是一个极高的美学境地。曾氏的审美观念到了这一层，可谓一种质的飞跃。这不仅是他在学术上的迈进，更是他在人生修养上的迈进。当然，此刻，三十三岁的曾氏只不过是一个书斋中的勤奋词臣而已，利与害的激烈冲撞、血与火的生死搏斗等，都还没有到来，他还不可能有《易经》中所说的“阴阳合德，刚柔有体”的切己体验。自己尚且没有领悟到的学问，当然不可能对诸弟言及了。
在谈到读书的时候，曾氏希望才气过人的六弟应当“尽弃前功，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再不要为应付考试而读书作文，他明确地告诉诸弟“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曾氏自己是一个靠科举而出人头地的人，但他能看出科举误人的弊端，这说明他进京之后，确实在见识上和学问上大有进步。他能将自己的这个认识及时告诉诸弟，也体现了他对诸弟的真正关爱。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几个弟弟也大致接受了大哥的劝告，在读闱墨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先辈大家之文”，否则，不可能在十余年后，有华字营、吉字营的统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