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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给温、沅两弟的信里包含着很丰富的社会信息和文化内涵。
首先，我们可以从信中知道，曾氏家中欠债不少。曾氏自己估计需六百两来还债，但两弟来信说家中负债已过千两。当然，即便有千两债务，曾家人也绝不会缺衣少食无法度日，但至少说明曾氏为官多年后家中依旧不富裕。其次，可知曾家近亲大多日子过得不宽裕：“蕙妹再过数年不能自存活”；岳父夙债甚多，比曾家更苦；大舅陶穴而居；楚善叔为债主逼迫，抢地无门；丹阁叔、宝田表叔境遇窘迫难堪；六弟、九弟岳家皆槁饿无策等等。无论如何，曾家的近亲绝不会是当地的最贫困者。由此可见，当时湘乡、衡阳一带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得是如何的艰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诸弟生我十年以后，见诸戚族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也。”也就是说，曾家的这些亲戚都是近十年间由富而贫，由盛而衰的。这十年正是鸦片战争前后，下距太平军起事也只有五六年。这期间湘乡、衡阳的民生凋敝如此，整个湖南大概也都差不多，推而广之，南方各省大概也差不多。这正是太平军之所以起事，并能迅速形成气候的社会原因之所在。对于近代史的研究者来说，这封家书是了解当时社情民意值得重视的第一手材料。
先前家书中，我们感受的都是大哥的权威、诸弟的敬悌，但在这封信中，我们却看到了曾氏兄弟之间分歧的一面。分歧之处正是在银钱的支配上。对于大哥要将四百两银子馈赠亲族的想法，两个弟弟言辞尖刻地予以批评。一个说，此事没有先和家里商量，这样做近于哗众取宠。一个说，就你知道要接济穷乏，难道家里人都小气，不会为此慷慨之举吗？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弟弟简直是无理取闹！寄往家里的钱不是全家的公款而是大哥独自赚的，他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你们凭什么说东道西，而且出言如此不逊！但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对于一个没有分家的家庭来说，家中每一个成员的所得都是家庭的公产，故而做弟弟的有权发表意见。当然，有许多人也并不一定把自己的所得交出，当家的也不能拿他怎样。但曾氏既要做孝子，又要做贤兄，故对两弟的如此指责并没有愤怒之态，在作了一句不至于如此鄙奸的表白后，予以谆谆开导。先谈被救济诸亲的可怜：通十舅是“言已泣下”，岳母是“涕泣而道”，伯祖母“泣言之”，其子是“夜来泪注地”，彭王姑是“见我辄泣”，而这些眼泪，无非都是为着一桩事：缺银钱！即便丹阁叔送八千钱是作“钓饵”，但穷家出此下策，亦为可怜。
叙述这些苦况后，曾氏给两弟讲了一番似虚似实、似有似无的“盈虚消息之理”。
曾氏认为：天有孤虚，地阙东南，天地都有不足，何况人？故人有所缺陷才是真实的。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日月都不能追求圆满，何况人？故人应当有所欠缺才好。
这种宇宙间的自然现象，先哲早就看到了。在《易经》这部书里，就贯穿着这种智慧的认识。《剥》卦是一个凶卦，卦中演示的多是不吉利的现象，但紧接其后便是《复》卦。《复》卦是一个吉卦。相反地，对于和乐的《夬》卦之后含有遇象的《姤》卦，有识者认为宜具危机感。《易经》将卦这样安排的用意，在于启示它的读者：人在吉顺时，常常会因此而得意忘形以至于招致灾难；人在困逆时，又往往会因警惕自守而带来吉顺。所以，明白盈虚消息之理的人要将自己时时处在不完美而有所缺欠的状态中，才不至于因盈而虚，因息而消。
曾氏还认为，正因为世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也正因为世人都追求圆满完整，从而难免存在着怨愤之心、忌妒之心。若看到身边有人什么都得到的话，便会认为天道不公平，怨愤、忌妒便会向他发泄。此人将有可能面临无妄之灾。眼下他家中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两代高堂都健在，此为人间最不易得到的椿萱重庆，大大的美事；而且兄弟姊妹俱全，又加之他官运亨通。人世间的好事，他曾家占了太多。如果还一味追求更多的好处，将会因此而损害现有的美满。故而，他有意求阙。曾氏以此开导两弟：即便家中尚有负债，先拿出四百金来赠人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求阙”。
这种“求阙”的观念一直支配着曾氏后半生，他在面对诸如名利地位财物这些世人渴求的东西时，常会以“求阙”的态度来处置。
曾氏也知道家中父祖兄弟们不一定都理解他的这种处世态度，故将此事交给家中去办：减半亦可，不赠亦可。
信后所附的“五箴”“养身要言”“求阙斋课程”，既是向家里汇报他在京师修身养性的状态，也是借此诱导诸弟，但信中决不言及要诸弟照他所开示的办。
除开在家求学的诸弟不具备京师翰苑的外在条件外，或许在曾氏看来，他的弟弟们尤其是温、沅两位大概也不是“修诚”的料子。寄来的目的是让他们开开眼界，能学几分是几分，能到哪步是哪步。这种属于心性的修炼，是来不得半点强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