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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为曾氏的戒烟。据说曾氏年轻时有两大嗜好：下围棋和吸水烟。下围棋太耗时，影响读书，曾氏曾下决心要戒掉。其咸丰八年的日记里尚有“四月二十三，戒棋立誓”的记载。但我们知道，此嗜好，他不但没戒掉，反而在日后的战争年代里愈演愈烈，几乎每日一局，即便战事极不顺利，他也照下不误。围棋为何没戒掉？笔者揣摩这可能是曾氏一生中唯一的一项娱乐活动。他这一辈子实在活得太累，倘若这一项娱乐都要取消，他的生命就很有可能难以维持，故戒过一段时间后又死灰复燃。至于水烟，则的确是戒掉了。这多半缘于他的健康状态。
曾氏其实是个不健康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病号。他在道光二十年六月，也就是刚进京参加散馆考试的半年后，便肺病大作，几至不救。肺病在当时为不治之症，他幸而遇到了一位名医，才度过这一劫。这一病三个月，住在客栈里，家眷并未来京，全靠一位名叫欧阳兆熊的同乡好友照料。
曾氏家信中屡次提到“耳鸣”，此病源于肝和肾上。这说明曾氏的肝、肾亦有毛病。咸丰七年在家中守父丧时，他自言眼睛模糊，寸大的字都看不清。那时还不到五十，已衰老如此。这封信里也说他身体甚弱，不能苦思久坐。不久后还吐过血。所有这些，足见曾氏一生身体状况不佳。吸烟有害健康，尤其于肺不利。戒烟多半出自医生的劝告，曾氏做到了。
至于他“誓终身不间断”的三事：茶余偶谈、读史十页、写日记，后因环境大变也有变化。茶余偶谈、读史十页都没有坚持下去。现存曾氏日记中，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至咸丰七年十二月这一大段时间里只保留下来一些零散的记录。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曾氏第二次出山。从这天起，他恢复写日记的习惯，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即去世的前一天。曾氏的日记虽未一贯坚持，然做到这个地步，亦不容易。
曾氏在谈到自己结交朋友时说，都是别人先来拜他，他不先拜别人，怕招“标榜以盗虚名”之讥。这里说的结交之道，似与我们今天所奉行的方式有所不同。或许当时京师风气如此，且不去管它，但下面的一句话值得我们重视：“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此语颇有点辩证眼光，乃曾氏的阅历所得。
曾氏虽赞赏奇才，但不希望诸弟走“奇”一路。曾氏一生信奉“拙诚”，主张踏踏实实，下苦功，用笨劲。他对诸弟提出的“有志”“有识”“有恒”的要求，亦可以作为所有年轻人的座右铭。
这封信后，曾氏为诸弟附了一张课程表，上列十三项功课，并对这十三项功课逐一作了说明。生在今日，要像曾氏那样事事处处都如此苛刻地约束自己，恐怕是一桩绝不能做到的事，但作为研究当年理学信徒如何修身养性的资料，此课程却颇有一些价值。值得一说的是，在后来，湘军攻打江宁最关键的时候，曾氏曾以“静坐”来安定自己的心绪。
同治三年五六月间，曾国荃率领吉字营五万人马，在围攻江宁两年后已进入最后见分晓的时候。双方都豁出去了，战争打得十分残酷，吉字营能否取胜，并无把握。当时各方对曾国荃指责甚多，并波及曾氏本人，故此事不仅仅是“公事”，更变成他曾氏家族的“私事”。曾氏的一颗心被江宁战事悬系着，烦躁不安，无法宁静。这时他想起了早期京师的“静坐”功课，于是在安庆江督衙门的三楼上，特辟一静室。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静室里坐一个小时：摒去一切思念、凝神枯坐。这招果然起作用：上楼时心乱如麻，下楼时心闲气定。就这样连续静坐一个多月，直到老九的捷报传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