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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在深圳举办的市民讲坛上讲曾国藩。讲座完后，有听众向我提问题：曾国藩最喜欢做什么事？他最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曾国藩最喜欢做的事是吟诗作文，他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优秀作家。话音刚落，全场哄堂大笑，随即鼓起掌来。我想我的这个回答一定出乎大家的意外。可能他们以为曾国藩的人生理想是做圣贤，退一步也要做大政治家。有的听众也许以为我是在玩幽默，因为我是个作家。当然，其中也会有不少文学爱好者，他们为这个回答而兴奋。不管出自何种原因而大笑，我能感觉到这个回答给大家带来了快乐，因为跟圣贤比起来，作家毕竟与芸芸众生贴近亲切。
其实，我的回答是很认真的，也自认为符合曾氏的本意。这有大量的证据可以作为支撑。
我们从曾氏最喜欢读的书来看。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开列一张他平日的熟读书目：《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以及杜诗韩文。八种书中诗文占了一半，《史记》半是历史半是文学，《庄子》则半是哲学半是文学。如果将这层因素考虑进去，则诗文的分量就更重。
他说人生有三乐，第一乐是“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哪些书让他读时声出金石呢？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由此可知让他读出声音来的书都是文学作品。这个“乐”到底有多大，我们听听他的回答：“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因具有诗人那种高淡胸襟所获得的精神快乐，虽南面为王也不可取代。
我们从他所编的书来看。
他一生编了两部大书。一部曰《十八家诗钞》，一部曰《经史百家杂钞》。这两部书皆起念于翰林院，完成于军营，耗时达十余年。他在政务丛杂、戎马倥偬之际，为何要花费极大心血与精力来编前人的诗文？答案只有一个：他从心里喜欢文学！
最有力的支撑当然是他本人留下的文字。他留下的文字虽然很多，但绝大部分是奏折、批牍以及其与官场士林联系的信函，这些都是公务文书，属于私人著述的只有一部诗文集。当时不少大吏都喜欢从事经学、史学研究，因为经史之学才是正经学问。遗憾的是，曾氏没有这些方面的专著。说曾氏忙，没有时间为之，固然也是理由，但关键的原因不在这里。他在翰林院七八年，为时并不短，如果要写，完全可以写出一两部书来。这说明曾氏的心不在此。他说早年在京师时读《易经》昏昏欲睡，而读李白的诗则意气飞扬，足见他的心思不在哲学上。他的心思在哪里呢？他说：“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原来，他艰难探索、刻苦力行的，是诗和古文的研究与创作。他的确是在孜孜以求做一个作家！
他要做一个什么级别的作家呢？
咸丰十一年八月，胡林翼去世。此事引发湘军集团的集体悲哀，湘军高层纷纷以诗文挽联来寄托哀思。左宗棠写了一篇《祭润帅文》，寄给曾氏看。曾氏在这年十月二十九日给左氏复信，说：读你的这篇文章，是愈读愈妙，哀婉之情、雄深之气，再加上诙诡之趣，差不多可与韩昌黎、曾文节鼎足而三。一个月后，他给李续宜写信，又说李的奏稿将刚劲寓于和平之中，可与曾文节并驾齐驱。同时又告诉李，他给左宗棠的信里也提到曾文节，而且说这是给左的极高待遇。最有趣的是，他还要问李：你道曾文节是谁？
清制，有翰林功名且官居二品以上者，死后可得“文”之谥，至于“文”后的那个字则要依本人生前的事迹定。因战事而死，通常可得一个“节”字。如咸丰十年因太平军攻打杭州而投水自杀的戴熙，死后被谥为文节。曾氏是做好死于战事准备的。曾文节，显然是他的夫子自道。这位老夫子要明白地告诉世人：曾文节就是今天的韩愈，谁能与曾文节相提并论，那就是极好的文章。
这诚然是曾氏的风趣，但曾氏渴望做今世韩愈之心，不也昭然若揭了吗？
这位以当世韩愈自命的曾文节，为后人留下三百二十余首诗、一百四十余篇文章、一百七十余副联语。他的诗作被称为开拓了晚清的宋诗运动。他的文章，被公认为代表晚清桐城文派的最高成就，他本人则成为湘乡文派的开宗立派者。最有意思的是，当代著名学者南怀瑾认为清代的联语可以与唐诗宋词并列，而清联的代表人物则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如果南氏此说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那么，曾氏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曾氏喜为联语，但并没有把它看得很重。一百多年后，居然能得到后人的这等评价，这大概是曾氏生时绝没有料到的事。
笔者从新版曾氏全集中选取诗一百三十五首、词两阕、联语四十四副、文章四十七篇，着重在写作背景与笔者自己的浅薄理解两个方面，给读者一些评点，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曾氏诗文的阅读与欣赏。
乙未盛夏于长沙静远楼